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里斯·哈曼 -> 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四章　亚洲帝国最后的繁盛


↘中华文明绚烂的日落
↘莫卧儿王朝的印度


　　今天回望历史，我们可以说，16世纪和17世纪欧洲发生的一切改变了整个世界。它令欧洲几大强权创立了不同的帝国，这些帝国横跨亚非两大洲，引领整个世界都卷入一种全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工业资本主义。
　　但对生活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六分之五的人口而言，历史并未静止不前。墨西哥和秘鲁帝国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沦入欧洲殖民者手中。不过美洲其他地区的情况就并非如此。在美洲北部，到17世纪末，只有几处狭窄的东部沿海地区被殖民。至于非洲和亚洲，在这些大陆上的欧洲殖民者，比起“三十年战争”时期流连在贸易点的欧洲人并没多多少，其后也几乎一直保持这个规模。荷兰殖民者征服非洲最南端克瓦桑的狩猎采集社会的人民（被称为霍屯督族或布须曼人）的行动则以失败告终。但这几乎是发生在欧洲人击败农耕者（欧洲人掌握的制铁技术为他们提供了极高效的武器）终于能够开始向北移动的二百年之前。葡萄牙人于16世纪夺取了果阿（印度西南海岸边一块被包围的领土），并在那里建起了一座城市[1]，以欧洲当时的标准来看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同时还在靠近中国南部海岸的澳门岛经营一座贸易城镇。但是，他们的努力与邻近的帝国相比显得微不足道。第一个拜访印度南部四大王国之一都城的葡萄牙人维查耶纳伽尔[2]于1522年写道，这座城市如同罗马那样庞大，拥有十万座房屋，就其食物供给体系而言，“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城市”[3]。当然，这里的城市覆盖范围比16世纪早期欧洲任何一座城市的规模都要大得多。更北方的莫卧儿王朝皇帝于1525年开始征服次大陆，建起或重建了一系列城市：拉合尔、德里和阿格拉，欧洲人简直无法想象这些城市的规模。中国皇帝则几乎忽略了身处南部海岸的欧洲人。对他们的巨大城市而言，唯一的威胁来自北方游牧部落民族。在此期间，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成为活跃在西欧门阶上的一支伟大力量。在1453年征服了君士坦丁堡之后，奥斯曼土耳其于1517年继续占领了开罗，1528年占领了阿尔及尔，1526年占领了匈牙利，1529年围困维也纳，并于1683年再次围困维也纳。奥斯曼帝国是宗教改革时期欧洲外交游戏和军事连横中持久且重要的角色之一，当时的文学非常崇拜奥斯曼文化。在奥斯曼帝国和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之间坐落着伊朗萨法维帝国，该帝国以新首都伊斯法罕为中心，这座都城以其壮阔华美震惊了欧洲来者。日本岛位于亚洲东部海岸，这个小岛国从中华文明那里借鉴良多，利用中华文化和技术建立起发达的文明，具有部分欧洲封建主义的特征，贵族领主之间经常爆发战争，利用铁质武器和火药互相厮杀，试图征服对方建立霸权。[4]即使在欧洲，在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和宗教战争影响之外的地区也出现了强大的国家。在欧洲东部，承前继后的统治者开始将古老的莫斯科公国转变为中央集权的俄罗斯国家，继而发展成为绵延整个亚洲北部、西部直抵波兰的庞大帝国。
　　与19世纪末的欧洲相比，这些帝国并未呈现出经济发展滞后状态。有些曾经推动欧洲从10世纪的封建社会发展到16世纪迥然不同的新社会的技术进步，在这些帝国都能找到。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使用火药武器——1526年莫卧儿王朝的第一位皇帝巴布尔在印度北部击溃了规模比其军队大得多的军事力量，就是依靠大炮来补充极度高效的骑兵部队。这些社会彼此借鉴建筑技术和手工产业技能，以至于例如整个亚洲和欧洲的工匠都前来为莫卧儿皇帝沙贾汗建造泰姬陵。在所有这些帝国中，伴随着美洲新作物的广泛传播，农业和饮食也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印度开始种植辣椒、灯笼椒、马铃薯、烟草和玉米；中国则开始种植地瓜、花生、玉米和烟草。

中华文明绚烂的日落


　　到了15世纪初，中国已经从14世纪的危机中复苏，其中一个证据便是展开了一系列波澜壮阔的海上冒险。大型舰队搭载两万多名船员驶向印度西海岸、亚丁，继而抵达非洲东部海岸，更曾无须靠岸补给一次航行九千公里。这一切都发生在西班牙或葡萄牙舰队挑战类似航程七十五年之前。
　　谢和耐将16世纪称为“新时代的开始”[5]。他写道，在农业方面，耕地、灌溉、播种和处理农产品都采用了新机械，更伴随着改良土壤和挑选新品种的新方法。在工业方面，带有三四个卷筒的丝织机普遍应用，棉织机也得到了改进，印刷术也从能印刷三种到四种颜色的木块字模，发展为使用铅铜合金铸造出活字字模，更有制造白糖和冰糖的新方法。[6]17世纪初“出版的科技著作甚多”，这些书中讨论的问题十分广泛，从农艺、纺织、陶瓷、冶铸、河运、兵器、纸墨到水力设施等。[7]这显然不是一段技术发展的停滞期，也不是从过往历史中简单重复知识和经验的阶段。谢和耐讲述了曾经做过制盐工人的王艮经过自我教育成为思想家的故事，王艮对历史人物的著名观点提出质疑，挑战时代和传统道德的伪善，并为“较低的社会阶层、妇女和少数民族”进行辩护。[8]
　　谢和耐继而说道：

　　16世纪末和17世纪前半段，是戏剧、短篇故事和小说繁荣发展的时期，随着城市中产阶层对严肃阅读和娱乐阅读的渴求，半经院半市井性质的文化兴起了。图书业从未如此繁盛，其作品也从未展现出如此之高的品质。[9]

　　“消遣文学获得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这种文学运用更接近口语方言的语言而距离古文较远。它面向都市大众，此类读者追求娱乐，文化修养不高，但不受传统教育所灌输的思想约束”。[10]如果谢和耐的描述是准确的话，那么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技术上和思想上的复兴，而这则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恰好处于同一时期。[11]
　　此时发生的社会变化也与欧洲十分类似。国家逐渐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旧有劳役转化为金钱税负。农产品商业化导致民众广泛耕种经济作物，如棉花、靛蓝、植物油、甘蔗和烟草等。被地主剥夺土地的贫困农民只能通过其他方式寻找生计，如参与走私活动和海盗活动，移居矿山，或者在城镇里搜寻工作机会。贸易和手工业繁荣起来，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地带。与欧洲的情况一样，大部分产品仍然出自手工业者的小作坊。但偶尔也有一些近似于完全的工业资本主义例证出现。小工场发展成为大手工企业，其中有些企业甚至雇用了好几百名工人。在上海西南面的松江，农妇受雇于棉纺工厂。[12]16世纪末，江西三十家造纸厂雇用了五万名工人。[13]若干手工业部门已经开始为世界市场而非仅限于本地市场生产产品。丝绸和瓷器大批出口日本。[14]过了不久，“在京都和利马的街头就能看到人们穿着中国丝绸，菲律宾和墨西哥市场上出售中国制造的棉制品，从酒井到伦敦，时髦的家庭都拥有并摆放着中国瓷器”[15]。
　　这是一段经济增长的时期，尽管较低下的社会阶层依然持续贫困。14世纪的中国人口跌至此前人口总数的一半，只有七千万人；但到16世纪晚期，人口就增长到了一亿三千万人；到了1650年代，更是飙升到一亿七千万人。[16]中华帝国此后遭遇了具有毁灭性的危机，在许多方面与4世纪和14世纪时面临的危机十分类似——与17世纪欧洲同步发生的大部分危机也几乎相同。一连串的传染病、洪水、干旱和其他灾难接连不断。饥荒摧毁了整个地区。人口不再增长，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人口下降的情况。[17]曾经繁荣的工业如今关门倒闭。到了1640年代，来自浙江北部的报告中谈及“巨大的饥荒，乞丐成群，还出现了杀婴和吃人的现象”[18]。

　　到了1642年，长江下游地区的大城市苏州明显衰落，许多房屋空置无人，沦为废墟，曾经富裕的乡间地区成为荒芜的无主土地，只有武装者才敢进入。[19]

　　历史学家经常以与之前危机一样的原因来解释这一次的危机：由于人口过度膨胀，或是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粮食歉收。[20]但“即使在1640年代初‘饥荒’最严重的时期，长江三角洲收获的稻米也不少……人们只是没有钱去买”[21]。
　　实际上，危机的根源在于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在14世纪发生的危机过后，国家和垄断了官员位置的官僚阶层便鼓励扩张经济规模。但是他们很快就开始害怕由此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尤其是商人影响力的壮大。1433年，前往印度和非洲的伟大航行突然终结（终止的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是欧洲的航船“发现”了中国，而不是中国的航船“发现”了欧洲）[22]。“明朝政府的主要担忧在于如何控制海岸贸易，使其不会打扰农耕社会的生活。”[23]但是统治者却无法阻止所有的跨海贸易。今天所称的“黑市经济”在沿海地区迅速发展起来，政府军队还与控制这些地区的“海盗”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但是，国家政策打击了这种新生产形式的发展。
　　在此期间，国家非生产性的开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增长，成为耗尽国家财力的重要原因。例如，明朝万历年间，四十五位一等王公每人一年的收入就等于六百吨谷物，除此之外，还有次一等的两万三千名贵族从国库领取俸禄。山西省和湖南省年税收的一多半都被用来支付这些年金。为了争夺朝鲜而与日本爆发的战争，虽以得胜而结束，“但国库却为之耗尽”[24]。
　　民生面临严峻的挑战，导致普遍的社会不满。1596—1626年间，在国内大多数经济发达地区，几乎每年都会爆发“工人”的城市暴动。[25]1603年，煤矿工人从私人矿厂向北京进发；1620年代，西南地区爆发了少数民族暴乱；1630年代，中国北部地区又爆发了农民起义。在居于社会金字塔顶层的帝国知识分子和朝中失势的达官贵人中也出现了一种反抗情绪，但是被秘密警察系统所镇压。[26]
　　1644年，明朝政权崩塌。明朝末代皇帝吊死了自己，前农民军领袖宣称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然而，一个月后，来自北方的满族人就攻克了北京。
　　这段时期的中国在政治经济上遭遇的危机，与同时期的欧洲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两者之间依然存在许多差异。商人和手工业者阶层并没有摒弃旧秩序，作出自己的选择。他们甚至都没有作出任何加尔文教商人和法国市民在对不满政局的贵族施加影响时的举措。他们从来没有过以自己的图景重塑社会的想法，如同尼德兰北部的商人资本家和英格兰的“中间阶层”所做的那样。与中国社会之前遭遇巨大危机时一样，贸易和手工业者阶层始终都太过依赖国家官僚来提供选择。
　　混乱只持续了几年。掌握了形势的满族人在很久之前就已在全方位吸收中华文明，通过重建帝国金融的和平与稳定，他们为经济复苏创建了基础结构——不过是在一段时期之内。清朝出现了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因为美洲作物充分发挥了作用，经济作物也得到广泛种植。农民的“总体状况比路易十五治下的法国农民要更好也更幸福”，条件较好的农民甚至能让其子女接受正规教育。[27]贸易和手工业生产复苏，后来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速发展。上海西南地区出现了二十万全职纺织工人，数万名从事瓷器生产的手工业者为朝廷及出口欧洲市场制作精美的瓷器。茶叶产量迅速增长，出现了无数雇用数百名工资劳工的工厂处理茶叶，并通过海运出口。粗略估计，1571—1821年间由拉美输入欧洲的白银有一半最终都支付给了中国，用以购买各种精美商品。此时中国的人口大幅增长，民众似乎看到了未来的希望，有可能1812年的人口就达到了两亿六千万人。[28]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29]。
　　帝国的强大力量孕育了统治阶层圈子内的自满情绪，这种自满情绪导致知识和文化的停滞发展。清朝初期，对思想的探寻十分热烈，掀起了一波“自由思想及对专制主义帝国的制度和思想基础进行激进批判和质疑”[30]的运动。这一时期的艺术、文学、哲学和历史，都遍布着这种活力的烙印。对中国这段时期的描述，令人想起欧洲的“启蒙运动”[31]。但是，其中的核心精神仍然是“受过教化的阶层竞争新政权”[32]。面向城市中产阶层的通俗文学衰落了[33]，政府颁布禁令，禁止一切对政权哪怕是温和的批判。1774—1789年，一万本著作被列为禁书，两千三百二十本被毁。不同政见作者及其亲属面临着流放、强行劳役、财产充公甚至被处决的惩罚。[34]知识分子若想飞黄腾达，只能避免碰触实际问题。繁荣的文学“以人们难以读懂的经典方式写就，充满了文学上的怀旧和种种暗指……小说变得充满微妙的嘲讽、心理上的暗示……或者典故”[35]。
　　造成17世纪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从来没有得到处理，旧日衰败的特征很快就再次出现：帝国朝廷的巨额开销、整个政府的腐败、边界战争的巨大花费、遭受地方行政官员和税收官员不断压榨的农民、维持堤坝和日常水渠管理的失败，以及不断卷土重来的洪水大灾难。[36]新一波农民起义随着1795年的“白莲教”崛起再次展开，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间，将会出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起义之一。

莫卧儿王朝的印度


　　莫卧儿王朝治下的印度与中国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它没有大型的运河和灌溉渠道[37]，没有拥有两千年历史传统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和大地主阶层，也没有在当地市场上购买和销售产品的农民。
　　从13世纪开始，接连不断的伊斯兰教统治者掌控着印度北方大部分地区，对印度中世纪时期的地方农民经济施加中央集中管理。莫卧儿王朝的皇帝发展了这一体制，通过等级制的官员来进行管理，这些官员在特定地区有权征收土地税，并必须以此维持对国家军事功能而言十分重要的骑兵建制。他们并不是地主，然而他们却从盘剥农民中致富。印度社会还存在另一个地主阶层（柴明达尔），该阶层在每个地区都有。他们通常是来自前莫卧儿王朝协助政府征税并从中攫取好处的剥削阶级、居于种姓制度上层的印度教徒。[38]
　　乡间民众依然生活在自给自足的乡村中。世代传承的农民为村庄中世代传承的铁匠、木匠、织工和理发师供应食物，以食物换取某种形式的劳动，这里并不涉及金钱交易。中世纪种姓制度的所有因素在这里依然牢固。
　　但是农民的确需要金钱来上缴税款，因此不得不将其生产的三分之一至一半的粮食拿出去售卖以换取钱财。1620年代的一位观察者记载，未能支付税款者会“被抓走，拷上沉重的锁链，被带到各种市场和集市”卖身为奴，“跟在他们身后的是其穷苦愁苦的妻子们，怀里还抱着年幼的孩子，高声哭喊悲叹遭受的不幸劫掠”。[39]
　　通过这种方式从农民身上汲取的剩余价值流入了帝国朝廷、国家官僚机构和军队中。就像印度历史学家伊尔·凡哈比解释的那样，国家“不仅为剥削阶层提供保护，而且其本身就是剥削的主要工具”[40]。这些收入几乎不曾回流到乡村。国家将这些钱都投到了帝国的城市和城镇中。
　　结果促进了贸易和城市手工业的发展，这种体制绝非经济僵化。莫卧儿王朝时期见证了“工业和商业史无前例的繁荣，整体上反映出城市化的发展”[41]。“手工业表现出强化、扩散和增加”的趋势，国内和国际贸易都是如此。“出现了二十个大型城市”[42]，“拉合尔、德里和阿格拉的人口、生产和消费高度集中，勒克瑙、贝那拉斯和阿拉哈巴德相比之下略显逊色”[43]。当时的观察者将拉合尔视为“东部最伟大的城市”[44]。一位欧洲造访者估计阿格拉的人口为六十五万人[45]，德里据说与欧洲最大的城市巴黎一样大[46]。
　　最大的工业是棉纺业，直至17世纪一直在向欧洲输出产品：“多达三十二座城市专注于大量生产棉纺织品”[47]；“似乎没有哪座城市、城镇或乡村不从事这一行业”[48]；“几乎每座村庄的每间房屋里都有纺车”[49]。与此同时，“商业信用、保险和初级抵押贷款等体系也令我们想起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状况”[50]。
　　但是，维持经济持续发展却缺少一个因素——在城镇如此发达的工业却没有回馈乡村。当时的观察家写道：“农民的烦恼和痛苦如此之多，就连干面包也很少能够留下，可以用来填饱他们的胃。”[51]他们根本负担不起购买改进后的劳动工具。“没有证据显示，乡村以任何一种形式依靠城市工业”[52]，因此在城市贸易规模不断增长的同时，伴随而来的却是乡村的贫困和发展停滞。总体而言，城市“不是生产为社会所用的商品的城市，而是吞噬地方生产、摧毁乡间的城市”[53]。
　　这样做的长期效应便是摧毁了实为帝国根基的农民生产力。[54]在沙贾汗利用税收财富为拉合尔、德里和阿格拉铸就举世荣光、大肆修建泰姬陵的同时，当时的目击者声称：“通过贿赂和农业税收得来的土地荒芜废弃，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农民被洗劫一空。”[55]大量农民开始逃离土地。伊尔·哈比布讲述道：“饥荒逼迫人口大批流动……但是，人为体制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加是导致流民问题的根源所在。”[56]
　　城市发展的部分原因在于无地劳工蜂拥而至，绝望地寻找工作机会。但这根本无法治愈对乡村过度征税造成的毁灭性效应。就像帝国看似处于辉煌的巅峰，实则却正在步入衰退，并最终被证明是帝国的终结。
　　在沙贾汗的儿子奥朗则布（他将他的父亲关了起来）的治下，衰退变得日益明显。[57]将奥朗则布治下的莫卧儿王朝伊斯兰狂热主义、反印度教的行径及永无休止的战争，与一个世纪之前阿克巴显然更加开明的统治相比较，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后者胜在宗教宽容和对地方官员贪婪的有效控制上。毫无疑问，这些差异与这两位皇帝的个性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面对的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一个是在无须损害农耕基础的前提下，帝国依然能够扩张的时代；另一个则是想要推行这种避免损害根基的做法已无任何可能的时代。
　　最终，城市工业和城镇发展因农业衰落而受到巨大影响，可能只有孟加拉除外。1712年后的阿格拉，“只有被废弃的城市及其残存的旧日光辉”[58]。
　　起初，很少有农民敢于挑战莫卧儿王朝至高无上的权力。“人们耐心地忍受着生活的痛苦，表示他们不愿妄想得到更好的东西”，一位欧洲造访者在1620年代的笔记中记录道。[59]此时的不满在新兴的宗教教派中找到了表达的出口。它们使用大众方言而非死语言梵语，它们的先知和僧侣主要来自下层阶层，包括一名织工、一名梳绵工、一名奴隶，以及谷物商人、锡克教的创建者古鲁·那纳克。[60]新教派挑战了传统的以婆罗门为基础的宗教意识形态，以“不妥协的一神教、抛弃崇拜形式的仪式、否认种姓屏障及社会差异”为特点。[61]但是，它们也避免使用直接的叛乱语言。它们教诲人们要讲求“人性与顺从”，而非进行“军事上或实质上的争斗”。[62]
　　随着信徒自身状况的不断恶化，这些观点也开始发生改变：“新教派不能永远躲在古老的神秘主义保护壳内……它们为反抗莫卧儿王朝的两次最重大的起义提供了精神动力，那就是萨特纳姆教起义和锡克教起义”[63]。到了奥朗则布统治末期，“几被粉碎的锡克教暴乱”已经成为拉合尔内地的一个重要问题。[64]在阿格拉和德里之间的地区，爆发了贾特农民起义（当时有人夸张地记录，一次镇压起义就屠杀了“一万名看起来像人一样的野兽”）[65]，1709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锡克教起义[66]，更有规模宏大的马拉塔族起义，这是对“帝国覆灭起到最大作用的一次起义”[67]。
　　正是农民的痛苦为这些起义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战斗力。但是，起义领袖通常来自柴明达尔或其他地方剥削阶级，他们痛恨收入中的绝大部分不得不填入莫卧儿王朝统治阶级的血盆大口中。“被压迫阶级的崛起”与“两个压迫阶级之间的战争”相互融合。[68]
　　商人和手工业者并未在这些起义中占据重要角色。他们需要依靠莫卧儿王朝统治者带来的奢侈品市场才能存活，而且缺乏那种欧洲部分地区的城市阶层能够影响农民的本地市场网络。旧社会处于危机之中，但“资产阶级”却还未做好准备，在转变社会的战斗中扮演好独立的角色。[69]这令柴明达尔得以放开手脚利用农民起义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他们的目的显然不是带领社会向前发展。
　　正如伊尔·凡哈比总结的那样：

　　莫卧儿帝国就这样被摧毁了。然而，击溃旧秩序的力量却没有、也没有能力缔造新秩序……大门向无穷无尽的劫掠、混乱和对外征服敞开。可以说，莫卧儿帝国是它自己的掘墓人。[70]

　　西欧军队在印度建立帝国的道路就此敞开，而且在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还得到了印度资产阶级商人的支持。



[1] 今天这座城被称为“老果阿”。

[2] 靠近今天的汉比城（Hampi）。

[3] 文森特·史密斯（Vincent Smith），《牛津印度史》（The Oxford History of India, Oxford, 1985），第312页。

[4] 黑泽明的电影《乱》（Ran）刻画了这些战疫。

[5] 谢和耐，《中国社会文化史》，第424页。亦参《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1988）第七卷第508-509页“引言”。

[6] 谢和耐，《中国社会文化史》，第426页。

[7] 谢和耐，《中国社会文化史》，第442页。就像中世纪欧洲向中国学习一样，中国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如今从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身上汲取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先进知识。参见李约瑟原著，柯林·罗南改编《中华科学文明史》第四卷第220-221页。

[8] 谢和耐，《中国社会文化史》，第440页。

[9] 同上书，第437页。

[10] 同上书，第446页。[引文出自中文版第401页。]

[11] 尽管柯林·罗南和李约瑟认为欧洲文艺复兴对17世纪的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参见李约瑟原著，柯林·罗南改编《中华科学文明史》第四卷第1、34页）

[12] 谢和耐，《中国社会文化史》，第425页。

[13] 同上书，第426页。

[14] 同上书，第426页。

[15] 《剑桥中国史》第七卷，第587页。

[16] 数字引自谢和耐，《中国社会文化史》，第429页；《剑桥中国史》第七卷，第586页。

[17] 《剑桥中国史》第七卷，第586页。

[18] 同上书，第631页。

[19] 同上书，第632页。

[20] 这是杰弗里·帕克的观点，参见他所著《陷入危机中的欧洲》第17-22页。

[21] 《剑桥中国史》第七卷，第587页。

[22] 中国结束远洋航线，不仅仅是为了抵抗商业影响力的增长。远洋航行本身开销昂贵，而且中国实际上并不需要印度洋国家生产的种种商品，也不需要欧洲的商品。在19世纪鸦片贸易兴起之前，中华帝国的出口远远超出进口。

[23] 《剑桥中国史》第七卷，第518页。

[24] 谢和耐，《中国社会文化史》，第431页。

[25] 同上书，第432页。

[26] 同上书，第532-433页。

[27] 同上书，第483页。

[28] 同上书，第489页。

[29] 同上书，第464页。

[30] 同上书，第497页。

[31] 同上书，第497-505页。虽然谢和耐本人出于某些原因，也使用“启蒙”一词来描述接受满族统治后的中华文化。

[32] 谢和耐，《中国社会文化史》，第505页。

[33] 同上书，第507页。

[34] 同上书，第508页。

[35] 同上书，第509页。

[36] 关于危机的详细描述，参加谢和耐的《中国社会文化史》。

[37] 马克思关于印度的论著中犯下的一个错误，就是过分强调运河和灌溉渠道的重要性。伊凡·哈比布（Irfan Hjabib）虽然非常推崇马克思的论著，但也坚称，“尽管马克思如此说，但是很难想象国家对灌溉水渠的建设和控制，是莫卧儿印度农业生活的突出特征”。参见他所著的《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土地制度》（The Agrarian System of Mughal India, 1963）第256页。

[38] 关于莫卧儿王朝官员与柴明达尔地主之间关系的详细论述，参见伊凡·哈比布，《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土地制度》，第66、153-185页。

[39] 同上书，第322-323页。

[40] 伊凡·哈比布，《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土地制度》，第250页。国家拿走的生产盈余远比柴明达尔地主多。伊凡·哈比布，《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土地制度》，第153页。

[41] Hameeda Khatoon Naqui，《莫卧儿印度斯坦：1556-1803年间的城市和工业》（Mughal Hindustan: Cities and Industries, 1556-1803, Karachi, 1974）。

[42] 依据S. Maqvi的文章“马克思论英国人到来之前的印度社会”（Marx and Pre-British Indian Society），收入高善必纪念委员会编《纪念高善必论文选：科学与人类进步》。

[43] Hameeda Khatoon Naqui，《莫卧儿印度斯坦：1556-1803年间的城市和工业》，第2页。

[44] 同上书，第18页。

[45] 同上书，第22页；伊凡·哈比布，《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土地制度》，第75页。

[46] 伊凡·哈比布，《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土地制度》，第76页。

[47] 伊凡·哈比布，“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中的问题”（Problems in Marxist Historical Analysis），收入高善必纪念委员会编《纪念高善必论文选：科学与人类进步》第73页。

[48] Hameeda Khatoon Naqui，《莫卧儿印度斯坦：1556-1803年间的城市和工业》，第155页。

[49] 同上书，第171页。

[50] 伊凡·哈比布，“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中的问题”，收入高善必纪念委员会编《纪念高善必论文选：科学与人类进步》第46页。

[51] 参见Pelsaert，引自伊凡·哈比布《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土地制度》第190页。

[52] 伊凡·哈比布，《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土地制度》，第77页。

[53] 参见《纪念高善必论文选：科学与人类进步》第387页。高善必用“封建主义”来描述这一阶段的社会。哈比布则否认印度此时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由于此时的印度缺少农奴制和真正的地主阶层，大量生产盈余还无法通过赋税转换成金钱，因此至少在公元1200年后才称得上进入封建社会。参见伊凡·哈比布，“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中的问题”，收入高善必纪念委员会编《纪念高善必论文选：科学与人类进步》第46页。

[54] 伊凡·哈比布，《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土地制度》，第320页。

[55] 同上书，第321页。

[56] 同上书，第328页。

[57] 奥朗则布将他的父亲锁在阿格拉城堡的塔楼中，他的父亲透过塔楼的窗户可以看到泰姬陵。

[58] Hameeda Khatoon Naqui，《莫卧儿印度斯坦：1556-1803年间的城市和工业》，第23页。

[59] 伊凡·哈比布，《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土地制度》，第330页。

[60] 同上书，第333页。

[61] 同上书，第333页。

[62] 同上书，第333页。

[63] 同上书，第333页。

[64] Hameeda Khatoon Naqui，《莫卧儿印度斯坦：1556-1803年间的城市和工业》，第18页。

[65] 伊凡·哈比布，《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土地制度》，第339页。

[66] 同上书，第344-345页。

[67] 同上书，第346页。

[68] 同上书，第333页。

[69] 印度历史学家始终就资产阶级为什么没有坚持维护自己的权利争论颇多。有些人认为由于经济发展停滞，导致印度资产阶级力量太过虚弱；另一些人则认为资产阶级没有独立战斗的原因，在于将东印度公司视为谋得利益、达成目标的工具。我在这方面掌握的知识还不足以令我对上述争论作出评论。不过无论如何，这并没有改变基础层面上的事实——那就是资产阶级并没有独立行动起来，继而由于东印度公司按照伦敦的意愿，而非印度的意愿行事而遭受了重大打击。

[70] 伊凡·哈比布，《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土地制度》，第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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