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欧洲封建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里斯·哈曼 -> 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六章　欧洲封建主义

　　一千年前，来自开罗和科尔多瓦等大型伊斯兰城市的坐贾行商周游世界。^[1]每一位克服了沿途恶劣的自然条件、历尽千辛万苦最终觐见北欧皇室的商人，都会为眼中所见的景象大吃一惊。
　　土地被厮杀不停的爵爷们分割得七零八落，每位贵族通常都会以防卫的森林或沼泽地作为屏障，彼此隔绝。一个地区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人民几乎全部依靠自己土地上的所出。对农民而言，这意味着每天的食物就以面包和燕麦粥为主，穿着自家由粗羊毛和亚麻纺织而成的衣服。同时这也意味着，农民要将五分之二的精力花在为领主免费劳作上，或者将实物粮食上缴领主。耕种土地的农民实际上是一种农奴，他们没有离开土地或领主的自由。
　　与农民相比，领主家的生活水平要高得多，但也不得不受限于农民的产量。领主的城堡十分粗糙原始，用木头建造而成，周边围绕着茂密的树林和尖桩栅栏，对恶劣天气和自然环境毫无防御能力。领主家族的衣着品质当然高于农民，不过质料也谈不上丝滑精致，而且领主几乎没有什么文化。他们需要掌握骑马和使用武器的技艺，来保卫土地免于落入其他领主之手，惩罚桀骜不驯的农民；他们根本不需要能读会写，因此，大多数领主根本不屑费力去学习如何读写。当拥有大规模土地的领主希望保存书写记录时，他们就会转向一小群依然掌握读写知识和技能的人：为数不多的僧侣和书记官。
　　有些产品来自商人，如盐、犁尖上的铁、刀子和领主的武器等。但此时的欧洲商人与东部文明富裕的商人阶层迥然不同，他们类似于小商贩或修理匠，穿越蹒跚难行的森林小道，踏过几乎无法辨认的泥泞小路。
　　中世纪欧洲几乎没有几座城镇，“整个国家，例如英格兰和几乎所有德意志人的土地上都看不到一座城镇”^[2]。仅有的几座城镇也不过是大领主的行政中心或宗教机构的所在地，几乎只是由一座城堡、修道院或大型教堂组成，周边简单围着几栋房屋。
　　然而，在这片发展步伐极端落后的欧亚大陆上，将会诞生最终统治全世界的新文明。
　　关于欧洲文明发生的巨大转变，历史学家已经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包括各种不可思议、荒诞不经甚至骇人听闻的理由。有些人将其归结为犹太-基督教传统，虽然在罗马帝国最后的岁月、“黑暗时代”的欧洲或拜占庭帝国的发展停滞中，所谓的犹太-基督教传统显然没有发挥多少作用。还有些人认为这一转变源于气候，声称是气候激发了人们努力“工作”的“进取心”^[3]；不过，这种观点不禁令人疑惑，最初的伟大文明是如何兴盛起来的。关于欧洲文明发生转变最骇人听闻的解释是，欧洲人这一“种族”比其他人种更具优越性——这一观点显然完全站不住脚，否则如何解释欧洲在黑暗的中世纪挣扎良久？另一条回答欧洲转变问题的线索将其崛起归结于“依情况而定”的因素；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意外。传统主流史学认为，是偶然间出现的一系列伟大人物促成了欧洲文明的巨变；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则指出，加尔文主义和新教伦理的兴起十分幸运；某些北美历史学家也认定，在15世纪的英格兰，由于农民与领主之间的冲突碰巧导致双方都沦为失败者，新的文明契机才露出了曙光。^[4]

倒退的文明开始前行

　　所有这些分析和解释都忽略了非常明显的一点。社会的倒退激励欧洲人从他处借鉴采纳新的谋生方式。经过数个世纪的漫长发展，他们开始应用起在中国、印度、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西班牙南部早已非常成熟的技术。社会关系作为一个整体也在缓慢地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就像中国的宋朝或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国家，这种变化日积月累就会发生质变。但是，这次转变无需背负古老帝国上层建筑的重负，这种压力已经数次令持续的社会发展窒息在摇篮中。极速后退的欧洲终于如同蛙跳般，在伟大帝国的头顶一跃而过。
　　经济发展和技术发展并非自行发生或通行无阻。旧制度一次次地阻碍、有时甚至是粉碎了新的生产方式。与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欧洲也爆发了许多伟大的起义和暴动（最后都被镇压粉碎），但那些许诺一个新社会的运动，最终却不过是复制了旧社会。土地肥沃的地区最终陷入一片荒芜，繁荣的城市成为荒凉的废墟。这段历史中遍布令人胆寒且毫无意义的战争、野蛮的折磨和对大众的奴役。然而，最后，终于涌现出一种生产和社会的新组织形式，与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任何文明都大为不同。
　　变化首先出现在农耕领域。“黑暗时代”以土地维生的农民或许没有什么文化，满心迷信，对更加宽广的世界一无所知，但他们却深知赖以维生的土地的重要性，慢慢做好了准备，迎接采纳新的生产方法——如果运用得当，他们就可以更容易填饱肚子。6世纪时，农民发明了一种新型犁：“沉重的轮式犁”，这种犁可以翻起难耕但却肥沃的土地，它首先出现在东欧斯拉夫人的庄稼地，继而在接下来三百年间逐渐向西传播。^[5]随之而来的还有新的畜牧方法，可以利用牲畜的粪便给耕地施肥。通过将这些方法结合到一起使用，每户农民的年产量都增加了50%，“这种农业运作方式能比以往带来更多的肉类、乳制品、兽皮和羊毛，与此同时还促进了谷物丰收”^[6]。一位经济历史学家声称：“就投入的人力而言，这种农牧结合的生产方法被证明是到那时为止世界上出现过的最高效的农业耕作方法。”^[7]
　　在接下来的数个世纪中，欧洲农业还涌现出更多的新技术，例如模仿中亚地区给马匹带上了挽具：带上挽具的马匹取代了速度缓慢得多的牛，成为牵引犁的主要动力；以及使用豆子和其他豆类植物来恢复地力。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乔治·杜比专门研究中世纪时期的农民，他认为这些创新举措的效果积累到12世纪，终于使得谷物的产量翻了倍。^[8]
　　这样的变化非常缓慢。美国中世纪史教授西尔维娅·瑟拉普指出：“中世纪时期最佳的总体经济增长率……或许能够达到0.5%。”^[9]不过，经过三百年到四百年的缓慢积累，这些增长终于改变了社会的经济生活。
　　这样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生产者的聪明才智。但它同时也需要一些其他方面的支持：为了提升和改善农业，封建领主允许投入部分生产盈余，而不是将其尽数收入私囊。领主们都是粗野之徒，而且胆大妄为。他们通过武力夺取土地，并同样以武力守护着它。他们的财富来自直接强迫和压榨他人，而非通过贸易积累；他们还在奢侈品消费和发动战争上大肆铺张。但是，欧洲封建领主依然居住在自己的庄园中，他们与罗马共和国晚期或阿巴斯哈里发王朝最后岁月中的不在地地主显然不同。就连最愚蠢的欧洲地主都明白，如果继续从农民那里偷走更多收成，明年就没人会去播种庄稼，他们也就无以维生，更别提供养军队去打仗。德国经济历史学家彼得·克里特指出，“领主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农民租种的土地”，“因此……在收成不好或其他危机来临时，领主必须帮助农民”。^[10]鉴于农民使用改良的犁意味着可以产出更多的生产盈余，也就意味着增加了可用于奢侈消费和战争的支出，有些领主“将铁制农具、尤其是犁，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11]。在整个中世纪封建时代，个体封建领主组织并资助新土地的开垦和清理。他们是最早也是长期推广水车这一中世纪农业最重要机械装置的最大动力。
　　与其他统治阶层一样，封建领主最关心的还是如何进行剥削。他们驱使农民免费付出劳力来建造磨坊，强迫农民在磨坊中碾磨玉米并借此向他们收取费用。但在历史上某些特定时期，由于剥削日益加重，某些领主也会鼓励改善生产方式的努力。
　　封建统治阶层并不仅仅包括武士贵族。许多土地都落入宗教机构手中，如修道院和大教堂。“就财富、权力和领导力而言……修道院院长、主教和大主教……与那些从事军事征服的伟大贵族一样。……主教们或修道院院长拥有巨大的财富。”^[12]有文化的教士常能从古希腊罗马文明及拜占庭和阿拉伯帝国流传下来的著作中找到技术进步的灵感：“如果找寻最早的磨坊、水车风车或者任何农业技术进步，我们常能在这些技术先锋中看到带有宗教身份的色彩。”^[13]
　　新技术被完全采纳还得益于贵族领主（不管是武士集团还是宗教集团）与农民之间关系的变化。拥有广袤土地的欧洲大领主，最终不得不放弃罗马帝国时期常见的奴隶劳工——直到10世纪，奴隶劳工才慢慢绝迹。领主们继而开始发现“农奴制”的好处：可以将土地划分成小块出租给农户，农户必须上缴部分生产盈余作为回报。农奴耕种庄稼非常有动力，他们还可以在自己负责的土地上使用新的农耕技术。随着总产量得到提升，领主的收入也大大增加，尤其是考虑到他们很可能还会动用武力迫使原本的自由农民沦为农奴。法国中世纪史学家居伊·布瓦口中“公元1000年的转变”，就是意指农业奴隶劳工最后的终结，而这也意味着封建农奴制的最终确立，这是一种比古罗马农业体系更有活力的生产方式。^[14]
　　作为早已习惯从超市购买食物的现代人，我们恐怕严重低估了公元1000—1300年间乡村发生之事的重要性。每家农户生产的食物都翻了倍，这完全改变了整个欧洲生活的可能性。不论是谁控制着多余的食物，都会用它们来交换游走四方的商人手中的其他货物，或者工匠生产出来的其他商品。
　　谷物可以通过交换变成供领主家族享用的丝绸华服、制造武器的铁、装饰城堡的精美家具，或者是令领主的每一餐变得更加完美的葡萄酒和香料。这些生产盈余还能改善耕种工具，提升生产力，例如，配上铁质犁尖的木质犁、刀、镰刀，有时还包括装备好鞍具、嚼子和马蹄铁的马匹。
　　通过在普通市场上提供这些商品，卑微的小贩也能很快变成令人尊敬的买卖人，而令人尊敬的买卖人无疑更可摇身一变，晋升为富甲一方的大商人。城镇繁荣起来，手工业者和商人都开始在城中定居，他们在城堡和教堂附近开设商店和工场。贸易网络不断扩大成熟，将城镇外围原本孤立的村庄紧紧联系在一起，从而在更广阔的地域范围内影响着人们的生活。^[15]为了获取购买奢侈品和武器的财富，领主们鼓励农奴种植市场利润高的作物，用现金地租取代了农户的无偿劳务和实物地租。有些领主还发现了额外的生财之道：向在其土地上进行贸易的商人征收税费。
　　城镇生活与乡村生活大相径庭。商人和工匠是自由人，不受任何领主的直接管辖。有句德意志谚语说得好，“城镇的空气令人自由”。城镇阶层越来越难以忍受贵族阶层的高压统治。需要额外劳动力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也乐于雇用从附近土地上逃脱地租束缚来到城中的农奴。随着城镇的规模和财富日益升级，城镇阶层掌握了保卫独立和自由的方式，他们建起城墙，武装起城市军队。

13世纪的文明

　　此时，社会的每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对欧洲封建主义作出了经典评述，他将其称为“第二个封建时代”，在这个时代，封建领主的内部关系经历着转型和变化。国王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能够正式将权力置于封建贵族等级金字塔的最顶端。通过在城市设立各种自治政府，国王可以利用它们来制约武士贵族。国王还试图建立起覆盖全国的司法网络，由法官们而非贵族们管理评判社会“公平”——虽然贵族们在与土地相关的事情上总是试图掌握所有权力。
　　文化生活也发生了巨变。出于生意考虑，商人需要以一种此前封建领主不曾用过的方式记账和签订合同。他们非常希望能够颁布正式的书面法律，而不是村中流传的领主们的特定判决。有些人开始努力学习读写，并以他们的方言进行读写。文化不再局限于教士阶层，拉丁文也不再是唯一的书面语言。知识从教士阶层流向巴黎、牛津、布拉格等城市新建的大学，学者可以通过教书谋生，远离教会权威的直接控制。他们对古希腊罗马世界非宗教作品的严肃研究展现出新的兴趣，不惜长途跋涉到西西里岛、摩尔人的西班牙或叙利亚，以获得阿拉伯语译本的古希腊罗马著作。^[16]他们开始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论点孰优孰劣进行辩论，并热衷于探讨伊斯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阿维洛伊的贡献。
　　我们知道，中世纪思想经常与“经院哲学”（对思想基于文本上的毫厘之差进行争辩）联系紧密。但实际上，新思想在最初阶段远远不是这样墨守成规的死板学问，而是试图利用长久被人遗忘的文字来产生新思想。因此在12世纪早期主宰巴黎大学思想生活的阿伯拉尔坚持认为：“富有学识的人，是有能力掌握并深思事物背后隐藏因缘的人。所谓隐藏的因缘，是指事物真正的起源，应该通过理性而非感性经验进行调查研究。”^[17]但是，阿伯拉尔受到了神秘主义者【光明谷】修道院的圣伯纳德的攻击，后者认为：“仅凭人类的理性就能完全理解上帝的意图”纯属无稽之谈。^[18]
　　对理性的依赖并不意味着新的学问必须远离实践活动。正是学者罗吉尔·培根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写下了火药的方程式，探索了用于放大的镜面和透镜的多种用法。另一位学者，马里孔特的彼得则研究了磁铁的属性，并在此基础上发明了磁力装置。^[19]
　　随着翻译文本的传入，一千多年前古希腊罗马或亚历山大城的各种技术发明，以及地中海和中亚地区的伊斯兰社会从中国获取的技术信息，全都涌入了欧洲社会。这些引进的技术，加上当地磨坊技师、铁匠和石瓦匠在工具和设备方面已经作出的改进，大大提升了生产力，带来了“任何人类文明都不曾见过的对工业机械化的激情”^[20]。
　　水磨开始为铁匠手中怒吼的巨锤和往复的缩绒织布机提供动力。曲柄和复合曲柄上下翻动，进行旋转运动（反之亦然），飞轮则始终以匀速旋转。纺车和指南针于12世纪从远东地区传来，到了13世纪，船舵取代了舵桨，极大地提升了海洋运输的安全性。眼镜的发明延长了视力日益下降的书记员和学者的职业生涯。马刺、盔甲制造上的进步、弓箭、投石器，以及接下来的火药和大炮（最初于1320年使用），彻底改变了战争的面貌。最谦卑的独轮手推车，不起眼得几乎没有人注意，却大大缓解了累断背、累折腰的陆地运输工作重负。
　　这些技术进步撑起了13世纪晚期和14世纪早期中世纪欧洲社会和文化的全面繁荣。到那时为止，“自治城市国家”主宰着意大利北部和佛兰德斯的政洽地貌。^[21]薄伽丘、乔叟及最重要的但丁等作家，通过用本地方言写就的世俗文学而声名大噪——在此过程中，这些方言也开始荣耀地向着“全国性”语言转变。在中世纪城镇天际线上出现的塔楼（默然耸立的巨大天主教教堂）是其文化的纪念碑。如果没有此前在农业、技术和思想方面数个世纪的积累带来的转变，这些建筑和艺术方面的杰作根本无法想象。

14世纪的危机

　　然而，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这一时期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它依然发生在一个由封建领主阶级统治的社会里，他们的生活始终都是以奢侈消费、疯狂备战、追逐军功荣耀为中心，随着时间推移，统治者的热望成为社会进步的排水沟，而非一种激励。非常典型的事实是，在中世纪时期的传奇中，英王“狮心查理”或法王“圣人”路易十五等国王被称为“好国王”，他们都不吝花费巨资，指挥狂暴勇猛的骑兵队伍踏过欧洲和小亚细亚，试图在“十字军东征”中取代耶路撒冷的穆斯林。铁蹄践踏过的土地上，留下了一片荒芜和黑烟升腾的废墟，场面犹如诺曼国王尝试征服苏格兰、威尔士及大部分法国、爱尔兰和英格兰而发起的战争，或如13世纪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们与法王及教皇联盟在意大利进行的战争。^[22]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多只有1%或2%的收入投到了提升生产力中。^[23]
　　贵族领主们离生产他们所挥霍财富的实践活动越来越遥远。曾经住在简陋堡垒的武士子孙们，如今栖身精致华美的城堡中，身着昂贵奢侈的丝绸衣服，遵循繁复的宫廷和骑士礼仪，并以此彰显自己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加优越的社会地位。领主们自视与众不同，神圣的宗教仪式赋予他们合法的世袭权力。在这一阶层中，细致复杂的等级制度将伟大的贵族与普通的骑士区分开来，骑士通常在法律上依附于贵族。但是，所有等级都越来越厌恶和鄙视亲身参与实际产生财富活动的人，不论他们是富裕的商人、卑微的手工艺人还是贫苦不堪的农民。
　　教皇、修道院院长和主教们也是统治阶层的一部分，其思想态度与统治贵族如出一辙，同时还拥有自己独特的利益需求。11世纪晚期，一系列“改革派”教皇试图将修道院与主教辖区的网络集中起来，继而凌驾整个欧洲，缔造出一个接近于实施神权政治的权威机构。此举的结果之一便是，教会试图在彼此厮杀的领主之间缔结和平，进而在社会层面发挥决定性影响。另一结果则是“十字军东征”带来的荒芜、废弃和毁灭。教皇利用从“异教徒”穆斯林（他们从未停止过对基督徒的劫掠）手中“解放”耶路撒冷的号召和丰富战利品的诱惑，吸引国王、贵族领主及骑士们加入了挥舞着教会旗帜的十字军大军。十字军残忍地突袭城市，屠杀妇女儿童，烧杀奸淫，抢劫屠杀犹太人、穆斯林和非天主教基督徒，并于1204年征服君士坦丁堡，将这座伟大城市洗劫一空，而这一切并未给他们带来任何宗教情感上的心理负担。^[24]教皇（与法王结成同盟）与皇帝之间的连年战乱，使得13世纪的意大利沦为一片废墟，这也是教皇野心的另一个结果。
　　教皇、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们支持与贵族领主们共同分享广泛的价值观。大教堂及这一时期伟大的艺术创造，都是统治阶级权力的无上象征，突出强调社会的神定属性；宗教中天使、圣人和人类的等级，分别对应着地上的国王、贵族、修道院院长、主教，以及骑士和普通人。
　　教会掌握民众的思想，凭借的是民众对神圣遗址或奇迹信仰的迷信，而这种迷信通常只有在人的寿命很短、生活极度不安全的社会中才会繁盛起来。因此，教会领袖非常恐惧新思想在城市中传播。阿伯拉尔和培根等理性宣传者的信仰会逐渐瓦解迷信的基础；四处游走宣讲贫穷和卑微福音的教士会鼓励“异端”思想；“神圣的穷人”可能会向“腐败的富人”发起战争。教会越来越强行压制新思想的传播。教会认可了温和派的方济各会，但对“极端主义”的弗拉泰利派则毫不留情地进行迫害。1277年，教会宣布学者宣讲中严禁219处“极为恶劣的谬误”（其中不少观点都来自中世纪晚期伟大的教义辩护文作者托马斯·阿奎那）。罗吉尔·培根形同被软禁，阿维洛伊的追随者被迫离开巴黎，前往帕多瓦。最后，终于于14世纪出现了宗教裁判所，它不断作出烧死异教徒的裁决。在新的形势和氛围下，学者们开始远离“危险的讨论”。当托马斯·阿奎那在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基础上重铸了基督教神学理论后——在此过程中为贵族、骑士、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的等级社会体制正名，论证了等级社会的合理合法——中世纪思想进入了彻底经院哲学、教条贫瘠的时期，对教会信条的根基或者在其解释下的物质世界的基本原理不再提出任何质疑。
　　1300年，在欧洲社会的中心，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冲突。物质和文化生活抵达了发展的巅峰，就是与古罗马文明的极盛时期相比也毫不逊色。社会在缓慢地进步，虽然步履蹒跚，但却似乎逐渐摆脱了贫困、缺乏安全和迷信。然而，社会中的上层阶级实际上日益僵化，封建贵族领主在身边设下越来越严苛的屏障，将贵族阶层与社会上其他群体严格区分开来；与此同时，教会也越发严厉地打击持有不同意见者和理性思想，而规模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盈余则被用来购置奢侈品、发动战争和举办各种仪式。
　　冲突终于显现出来，饥荒开始在欧陆大部分地区蔓延，瘟疫也强力抬头，更因人民普遍营养不良而更显猖獗。在14世纪这场前所未有的大危机面前，半数人口被消灭，无数村庄被废弃，百万公顷良田沦为荒地。就像居伊·布瓦所说：“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人口大范围锐减，生产力大踏步衰退。这场危机的规模和持久时间，在历史上绝无仅有。这场人类的大灾难发生在这样的氛围下：无穷无尽的时疫、地区性战争及其带来的一连串毁灭、精神失序，以及社会和政治上的不安。”^[25]
　　当这些危机将人类文明拖入“黑暗时代”时，有人试图从自然的角度来解释这一切发生的原因。有些历史学家将其归咎于假想中的欧洲气候变冷。但这却无法解释为什么人们没有通过数十年的生活来调整适应新气候，转而耕种更加耐寒的新型作物；例如，在原本种植小麦的地方改种大麦，在原本盘架葡萄藤的地方改为栽培小麦。还有些人认为，人口的增长用光了所有能够开发的土地。但有证据表明，当时的民众并未利用所有废弃的耕地，实际上，无论如何，都很难解释为什么庄稼的产量不再如同之前几个世纪那样一再增长。
　　危机真正的原因来自为了满足封建统治阶级奢侈腐化的生活方式而变得日益沉重的社会负担。另一方面，就像乔治·杜比指出的那样：“在最先进的国家……由于贵族和城市生活标准的逐渐提升，以及对奢侈品需求的日益增长，农业谷物集中制开始变得无法应对。” ^[26]另一方面，社会对技术革新的投入也是少之又少。罗德尼·希尔顿指出：“社会结构和土地贵族的生活习惯，根本不许可人们进行生产投资方面的累积。”^[27]

阶级斗争和千年运动

　　危机的巨大规模撼动了整个社会，就连统治阶级也面临困境。从行将饿死的农民那里继续压榨生产盈余而未果，引爆了“庄园领主的收入危机”^[28]，继而饥荒和瘟疫导致的农业劳动力锐减，更是令这场危机雪上加霜。经济形势恶化使领主变得更加好斗，时刻准备着彼此搏杀；例如，英国和法国的贵族就在此时进行了一场看似没有尽头的“百年战争”。他们还试图通过进一步压榨比他们低下的社会阶层：农夫和市民，来补充收入。经济危机导致更加激烈的阶级斗争。
　　贵族领主与农民之间的战争并不新鲜。例如，对被迫贬为农奴的激烈反抗，导致10世纪时在法国北部出现了规模巨大的社会暴动。后来的一首诗这样描述道：

　　农奴和农民……
　　建起了几个议会。
　　他们把命令传扬：
　　那些高贵的人，就是敌人……
　　其中有些人发誓
　　他们永不会承认
　　有个领主或主人。^[29]

　　一旦封建主义成熟地确立起来，农民就会发觉，要想挑战领主的权威变得越发困难。领主的武装远胜农民，农民还不得不依靠领主供应部分生产工具，遇上庄稼歉收还需领主提供养家糊口的粮食，而且领主身后还有来自教会力量的强大支持。但是，如果领主的需求超越了能够忍受的水平，依然会激起农民的抵抗。农民的信心源自每片大庄园土地上数目远超领主及其仆人的一股力量：同一村庄中由于世代居住和通婚而建立起的紧密纽带的强大力量。
　　在许多地区，长久以来饱受的痛苦突然以前所未有的程度爆发出来。1325年，西佛兰德斯的自由农民拿起了武器，拒绝向教会支付什一税和向封建领主上缴赋税。直至1328年法王出手干预，这场农民起义才被镇压下去。1358年，爆发了伟大的扎克雷起义，这场在法国北部塞纳河谷地区发生的乡间农民暴动，向贵族发起攻击，焚烧了城堡庄园。1381年6月爆发了英国农民起义，在瓦特·泰勒的领导下，手持武器的起义村民占领了伦敦；不过由于误信了国王，起义者最终都被吊死。这场起义见证了整个农民阶层开始团结起来，反抗封建领主的压迫，发出自由的呼声：“废除封建束缚和农奴制，是农民设计的社会体制的首要原则。”^[30]深受人民欢迎的前牧师约翰·鲍尔激励了这次起义，他在布道中无情地攻击了贵族的特权：“当亚当在耕地、夏娃在纺织的时候，谁是绅士？”
　　部分城市民众也积极支持1320年的佛兰德斯农民起义，以及1381年的英国农民起义。正是城镇人民为起义农民打开了伦敦的大门，伦敦市内的穷人还加入了起义军的行列。14世纪，城市贫民自己掀起的反叛旧秩序的暴动也非常普遍，可谓层出不穷。
　　有些暴动代表之前城镇市民反抗当地领主、争取独立权益斗争的延续。在佛兰德斯，这样的斗争反复上演。1350年代末，巴黎一些富裕市民利用英国人监禁了国王的机会，试图夺取城市的控制权。埃蒂安·马塞尔出身富有的商人家庭，带领三千名手工工匠前往皇宫，强迫国王的继承人王太子支持暴动。在意大利北部的佛罗伦萨，暴动于1378年更上一层楼，毛纺行业的普通手工艺人掀起了梳毛工起义，掉头反抗统治性的商业行会领袖，有效地控制了城市达两个月之久。^[31]
　　这样直接的阶级斗争并非人们对生活被毁的唯一反应和表达。在中世纪欧洲，“千年运动”的历史十分漫长，充分体现出穷苦民众与富人之间的尖锐矛盾，结合了基督再世的宗教期待，通常还有对外来者的痛恨和仇视。由教皇正式组建的十字军，也敦促群众组成非正式的十字军，包括“人民十字军”“儿童十字军”“牧羊人十字军”等。不过，异教牧师通过宣称自己是耶稣的继承者，也获得了不少支持。于是，狂热的军队从一个城镇开拔到另一个城镇，四处劫掠同时到处收获民心，成为十字军讨伐中的一种常见景象。然而，他们的剑锋所指并非封建统治阶层，而是腐败的牧师集团，尤其是对犹太人深恶痛绝。犹太人是一个很好找的靶子，在这个基督教是最普遍宗教的社会上，犹太人是唯——个非基督教群体。由于被教会排除在农业相关事务之外，中世纪的犹太人不得不从事处于社会边缘的商人及放贷人职业；尽管如此，他们与真正的富裕阶层仍是迥然不同，缺乏保护自己的实际权力。犹太人必须在立即皈依基督教和即刻赴死之间作出选择。但是，民众也会拖行腐败的牧师数条街，劫掠他们的教堂。
　　危机激发了一系列混乱的类宗教运动。1309年，在佛兰德斯和法国北部，

　　出现了全副武装的军队，这些军队由悲苦的穷人工匠和劳工组成，间或夹杂着挥霍财富的贵族。这些人一路祈祷和抢劫，扫荡全国，杀死犹太人，同时也如同暴雨般……攻击堡垒……最后他们袭击了布拉特班公爵的城堡……公爵曾于三年前镇压了路过其土地的一支由织布工人组成的起义军，据说还活埋了起义军的首领。^[32]

　　1520年，一贫如洗者和流离失所者组成的军队再次走上征途，其领袖是一位被解除圣职的牧师、一位异教教士和几位先知，他们声称流血将会引领人们迎接新时代的曙光。经过猛烈的进攻，他们夺取了巴黎的监狱，在前往图卢兹和波尔多之前，冲进了夏特莱宫。他们一路杀气腾腾，屠戮犹太人。^[33]但同时他们也严厉怒斥教士是 “抢劫牧群的邪恶牧人，开始谈论如何剥夺教士阶层的财产”。最后，居住在阿维尼翁的教皇派军前来镇压，一次就吊死了20—30名与军者。^[34]
　　1340年代末肆虐欧洲的黑死病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恐慌，促使宗教歇斯底里症进一步爆发：出现了鞭笞派教徒。在教会宣言的鼓励下，五百多名教徒身穿独特而统一的长袍，唱着赞美诗向城市进军，在那里围成一个圈，用嵌满铁钉的皮带有节奏地抽打后背，直到后背遍布流血不止的伤口。他们相信，通过模仿基督在十字架上承受的痛苦，就可以净化自己的罪恶——正是这些罪恶令世界变成当下模样——从而确保他们最终可以升上天堂。这种宗教极乐狂喜状态结合了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恐慌”——鞭笞派教徒认为，突然出现的黑死病背后一定存在着不可告人的阴谋。他们屠杀犹太人，指控犹太人通过向井水下毒来传播瘟疫；事实上，犹太人在瘟疫面前遭到的打击与基督徒一样惨痛。与此同时，他们还攻击教士，计划夺取教会的财富，敦促教皇和各种世俗权力机构吊死或斩首不愿遵从者。^[35]
　　15世纪初，波西米亚兴起了另一种宗教运动^[36]，呈现出佛兰德斯、法国和意大利早期城市暴动的些许特质，同时也是一百年后伟大清教改革运动的预演。波西米亚地区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发展，拥有欧洲最富庶的银矿和（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最重要的最高学府。但是，大部分财富依然掌握在教会手中——教会拥有一半的土地。这为教会招来了普遍的仇视，不仅是身处城市和乡村的穷人，就连许多讲捷克语而非德语的骑士，也都憎恶教士。
　　民众对扬·胡斯观点的巨大支持，充分暴露了他们的仇恨情绪。作为教士和大学教授的胡斯，强有力地激起了民众反抗腐败教会的热情，挑战“教皇是上帝意愿唯一阐释者”的观点。胡斯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波西米亚国王温塞斯拉斯的支持。1415年皇帝在教皇的授意下在火刑柱上烧死了胡斯，整个波西米亚捷克地区的人民闻讯纷纷揭竿而起，暴乱的民众最终控制了教会及其财产。
　　国王此时开始反对这场人民运动，贵族和富商越来越担心农民会反抗所有人，而不仅仅是来自教会的剥削。手工工匠在这场运动中隶属激进的“塔波尔派”，他们控制了布拉格长达四个月，直至最终被想要与教皇和皇帝达成和解的商人驱逐出去。皇帝和教皇粉碎波西米亚暴乱的战争持续了十年之久。捷克贵族和布拉格市民在此期间反复犹豫不决，这迫使众多“塔博瑞特派”的思想越发激进，提出了平等主义的口号，例如“人人都应生如兄弟无间，没有人应臣服他人”“领主可以统治，王国却应归于土地上的人民”，以及“所有领主、贵族和骑士都应如同法外狂徒般在树林中被灭绝”。^[37]直至1434年5月，在一名“塔博瑞特”将军临阵逃脱的情况下，由两万五千名士兵组成的贵族军队才最后击溃了“塔博瑞特”军队。最终，一万三千多名“塔博瑞特党人”被屠杀。
　　在佛兰德斯、意大利北部、法国北部、大不列颠及波西米亚，封建制的危机引发了一系列规模巨大的叛乱。然而，封建领主手里的权力依然完整无损。并没有涌现出新的阶级，具有团结其他社会群体对现有体制发起猛攻的能力。
　　数个世纪以来，城镇市民始终在抵抗着领主的权力。但是，管理城镇事务的议事会却是趋于寡头统治，由大商人统领，对封建领主的反抗半推半就，并不尽心竭力。生活在封建体制下，商人倾向于接受大部分的封建思想。大多数时候，他们的野心并不是击溃封建领主，而是加入其行列；将从贸易中所得的财富转化为看起来更加永恒的财富：土地，并以农奴制来耕种打理。在每一个关键转折点，他们都犹豫不决，试图与领主妥协和解，最糟糕的时候他们还会加入领主阵营，掉头攻击起义民众。意大利北部发生的历史就非常典型。这里可能是14世纪初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受到危机残害最小的地区。著名的商业家族梅第奇家族开始凭借其控制的规模巨大的布料贸易，统治最重要的城市佛罗伦萨。但到15世纪，梅第奇家族并未利用自己的力量击溃封建主义，而是在贵族和皇室的权谋计策中占据了关键角色，使该地区持续碎片化发展为彼此兵戎相见的小国，最终造成该地区经济衰退。^[38]
　　城镇的手工业者则较为激进。许多手工业者家庭距离逃脱农奴制只有一两代的时间，而且他们与周围的农民一样，在庄稼歉收时也面临着饥荒。在这一时期的历史上，反复出现手工业者击溃城镇寡头政治的例子，有时他们的暴动还伴随着乡间农民的起义。然而，这一群体本质上并不具有同种属性。有些手工业者相对富庶，通过家庭劳力，或许还包括几名受雇劳工（即帮工）和学徒，来经营属于自己的工场。其他手工业者则贫困得多，而且十分恐惧那些被迫从乡间跻身城镇的农民，因为这些绝望的人无论找到怎样报酬微薄和期限短暂的工作，都会迫于生计挣扎着去做。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城镇手工业者的暴动与乡间农民起义紧密相连，有时有些手工业者又会加入商人行列的原因。同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部分城市民众会支持“人民十字军”和狂热鞭笞派。
　　最后我们要说一说农民。农民起义可以震颤整个社会，但是农民本身由于没有文化、散布乡间、只关注自己的村庄和土地，也就无法构想出任何重组社会的现实方案。重组计划应当结合对封建领主权力的革命性攻击，使用城镇技术发展来提升乡间的农业产量。经济发展的力度还不足以造就一个能够提出这样社会重组计划的新阶层，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间，无论是以多么混乱的方式。不过已经存在的胚胎总有一天会发展壮大，假以时日，终会缔造出一个新的阶层。在有些城镇，部分商人和手工业者对技术发明和生产投资很感兴趣。在一些乡村，情况较好的农民也希望通过摆脱领主剥削的重负、用更具生产效率的方法耕种土地，达到进一步繁荣。但是，充满希望的萌芽并不等同于一个有能力终结危机的阶层，更不要说去终结一场正在造成社会整体崩塌的巨大危机。

市场封建主义的诞生

　　然而，欧洲的封建主义危机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却与击溃了古罗马帝国、中国宋朝或中东阿拉伯帝国的危机有着巨大的区别。相比之下，面临危机，欧洲封建主义复苏得非常迅速。
　　到15世纪中期，欧洲经济已恢复到一定规模，人口也呈增长趋势。^[39]人们从饥荒和瘟疫中死里逃生，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升，尽管不多的人口只能耕种少量耕地，幸而依然是最肥沃的土地。粮食产量也下跌了不少，因为没有那么多张口需要填饱。有些城镇的重要性实际上大大加强。部分乡村人口、尤其是领主们，过度依赖城镇为社会出产的货品，来恢复自给自足的田庄生产体制。随着对货品依赖的逐日增长，他们对现金的需求也日益旺盛，而现金只能通过越来越多地出售农产品而获得。市场网络持续深入贯穿乡村地带，将每座村庄和每家农户都与城镇的贸易商紧密连接起来。
　　市场网络壮大的速度虽然缓慢，但却无疑明确地改变了封建社会。有些商人由于从事奢侈品的国际贸易而发达起来，他们从印度、东南亚和中国购进奢侈品，销往欧洲。^[40]他们拥有的滔天财富足以令其成为国王和皇帝们的银行家，资助战争，从而在政治和经济上获得丰厚的回报。即使那些无法企及如此高度的商人，也可以统治当地城镇的政治生活，使自己成为国王试图扩张权力时的重要盟友。
　　反过来，国王们也开始不再局限于通过彼此之间的战争，或者是各大家族之间的联姻来获取土地，而更致力于通过贸易获取商业上的巨额利润。葡萄牙君主鼓励商人利用最先进技术打造的航船，寻找一条绕过非洲通往富庶亚洲的海上航路；西班牙的“天主教君主”则资助了哥伦布向西跨越大西洋的冒险航程。
　　当时大多数欧洲商人并没有这么富裕，他们的实际情况不过是比小店主略强一些。但若幸运的话，他们也能找到封建社会体制上的缝隙，通过缓慢地扩大这条缝隙来扩张自身的影响力和财富。屠夫或许是一种低贱的职业，但他可以向当地农夫提供诱人的现金，说服他们专门畜养某种有利可图的家畜；这也就是说，屠夫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对畜牧经济拥有一定的控制权。到了15世纪，“每座城镇都有自己的屠夫，他们中的每一位都生意兴隆、颇为发达，成为畜牧经济及其主人的新宠”^[41]。
　　城市商人通常是以另一种方式影响乡间生活，他们鼓励手头不宽裕的农民在乡间从事手工业行当，以避开城市手工业行会的管制。“分包制”就这样逐渐发展起来。商人会向农村的劳工提供原材料，劳工们就在家中将其加工为成品；在报酬方面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商人愿意支付的价格。
　　这一变化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纺织业的发展中窥得一二。14世纪中叶，英格兰最重要的出口产品羊毛中的96%，都在国外纺织成布，主要集中在佛兰德斯的城镇。一个世纪之后，50%的出口产品都是已经织好的成品布。商人通过削弱佛兰德斯手工业者在生意中的重要性，增加了利润。但事情还不仅如此。商人还掌握了一些原本为封建领主服役的乡村劳动力。长期来看，这是以一种形式的剥削取代了另一种。一种新体制取代了对农民劳动成果的直接抢劫，在这种新体制下，个体工人自愿接受低于其劳动真正价值的报酬，以换取商人向他们提供原材料或生产工具。
　　不过，这还不是我们所知的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直接置于企业家控制之下的大型工场生产仅局限在几个行业中，主要是采矿业。“分包制”的基础在于，接受委托的劳工依然视自己为主人。但此时距离发展成熟的资本主义体制，已经只有一步之遥。商人已从简单买卖货物发展到忧心他们的生产，而且直接生产者只有将部分产出交付商人作为利润，才能维持生计。
　　更重要的是，商人和生产劳工都越来越臣服于市场的指令，而对于市场，他们却是毫无控制权。散布各处的乡村生产者，缺少城镇行会的力量来限制产量、控制价格。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紧紧跟随其他生产者可能应用的、能够削减成本的全新技术。封建生产组织让位给迥然不同的新生产组织，其间竞争带来了新的投资，而新的投资又加剧了竞争的激烈程度。在这个阶段，这一切不过发生在旧体制的几条裂缝中，但它们就像腐蚀一切的酸性物质，终会逐渐占据并改变周边世界。
　　这些改变也影响了一些领主的行为方式。他们绝望地想要增加手中的现金来源，而要想达到这一目标，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利用封建权力，以有组织的暴力来加强农奴制，逼迫农民在领主的大庄园中进行更多额外的强制劳动。农奴自负糊口成本，无须领主多花一分钱，这就保证了领主能以高价将生产盈余出售给商人。
　　另一种方法是，领主将土地分为大块，长期出租给生产效率最高、最有进取心的农民，对其收取固定地租；这些农民可以召集其他拥有少量土地、或者没有土地的农民为他们工作。实际上，这种方法意味着，领主接受了发展中的市场体制的全部含义，选择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下收取地租。
　　接纳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域，大都处于紧密地覆盖着某种向资本主义农业方向努力发展的城镇网络中，其他地域则更趋向于加强农奴制。在三百年的时间里，英格兰、荷兰、法国部分地区、德国西部及波西米亚地区向着前一个方向挺进，东欧和意大利南部地区则朝着后一个方向发展。但这两种转变都并非自然而然且毫无抱怨地发生着。不同领主的发展速度不同，整个过程又与社会上其他方面的改变紧紧纠缠在一起。有些国王寻求在城市富人的帮助下扩张自己的权力范围，但是遭到了大领主们的集体抵抗。国王间彼此凶猛厮杀。城市化鼓励人们采用新视角去看待世界，这跟与封建秩序及教会布道紧密相关的看待世界的旧方式发生了激烈冲突。农民揭竿而起反抗领主对他们的剥削——城市中则爆发了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阶级斗争。
　　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战争、革命和意识形态动荡之后，直到另一场巨大的经济危机引发了灾荒和瘟疫，遍布四处无法解决的问题才慢慢得到缓解。

^[1] 参见开罗犹太教堂文献研究中的细节，来自谢洛莫·多夫·戈伊泰因，《伊斯兰历史和制度研究》，第297页。

^[2] 乔治·杜比（Georges Duby），《中世纪西方的乡村经济和农村生活》（Rural Economy and Country Life in the Medieval West, London, 1968），第5页。

^[3] 例如，这就是戴维·兰德斯在其《国富国穷》一书中的部分观点。

^[4] 来自罗伯特·布伦纳和埃伦·梅克辛斯·伍德所谓的“政治马克思主义”。参见罗伯特·布伦纳收入如下T. S. Ashton与C. H. E. Philpin 合编的文集《布伦纳之争》（The Brenner Debate, Cambridge, 1993）中的文章。

^[5] 卡洛·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一卷“中世纪时期”，第147页。乔治·杜比，《中世纪西方的乡村经济和农村生活》，第18-19页。

^[6] 卡洛·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一卷“中世纪时期”，第149页。

^[7] 同上书，第146页。

^[8] 同上书，第196-197页。事实上，中国唐朝的生产力或许就与欧洲这一时期的生产力水平相当，但这并不削弱欧洲此时技术进步的重要性。

^[9] 卡洛·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一卷“中世纪时期”，第225页。

^[10] 彼得·克里德特（Peter Kriedte）主编，《工业化前的工业化》（Industrialisation Befor Industrialisation, Cambridge, 1981），第19页。

^[11] 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中世纪文明》（Medieval Civilisation, Oxford, 1988），第59页。[《中世纪文明》，徐家岭译，格致出版社，2011年版。]

^[12] 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封建社会》（Feudal Society, London, 1965），第346页。[《封建社会》（上下卷），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13] 雅克·勒高夫，《中世纪文明》，第198页。

^[14] 居伊·布瓦，《公元1000年的转变》。对布瓦观点的讨论，参见我的评论文章：“第一个千年的变迁”（Change at the First Millennium），刊于《国际社会主义》第62期（1994年春季号）。

^[15] 卡洛·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一卷“中世纪时期”，第79页。关于在英格兰领土土地上新兴小城镇的角色探讨，参见R.H.Hilton的文章“领主、市民与小贩”（Lords, Burgesses and Hucksters），载于《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1982年11月第97期第11页。

^[16] 例参琼·金佩尔（Jean Gimpel）所著《中世纪的机器》（The Medieval Machine, London, 1992）第176-177页从阿拉伯语翻译成拉丁语的科学译著列表。

^[17] 琼·金佩尔，《中世纪的机器》，第174页。

^[18] 琼·金佩尔，《中世纪的机器》，第174页。

^[19] 同上书，第192-193页。

^[20] 卡洛·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一卷“中世纪时期”，第156页。

^[21] 比利时南部及法国最北面的条状地带。

^[22] 斯蒂芬·朗西曼，《西西里的晚祷：13世纪晚期地中海世界史》（The Sicilian Vespers: A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Later Thir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1992）。

^[23] 卡洛·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一卷“中世纪时期”，第133页。

^[24] 参见斯蒂芬·朗西曼所著三卷本《十字军史》（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Harmondsworth, 1990）中关于十字军历史的经典描述。就同一题目，BBC paperback出品、特里·琼斯（Terry Jones）和艾伦·埃雷拉（Alan Ereira）所著的《十字军》（The Crusades, London, 1996）提供了更加容易理解的概要介绍。事实上，十字军能够征服一片文明程度远胜欧洲的土地，主要是由于欧洲农业采用了新的生产技术——这成为物质进步的一个象征。但这并无法改变整个十字军东征给世界文明带来的损耗和毁灭。

^[25] 居伊·布瓦，《封建主义的危机》（The Crisis of Feudalism, Cambridge, 1984），第1页。实际上，人类在过往的历史上或许也曾遭遇过与中世纪欧洲危机同样严重的危机——例如，早期古代文明或中世纪美索不达米亚遭受的巨大冲击和苦难。

^[26] 卡洛·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一卷“中世纪时期”，第192页。

^[27] R.H. 希尔顿，《阶级斗争和封建主义的危机》（Class Conflict and the Crisis of Feudalism, London, 1990），第171页。居伊·布瓦，《封建主义的危机》，第1-5页。

^[28] 布瓦和希尔顿都使用这一词汇。

^[29] 让-皮埃尔·保利（Jean-Pierre Poly）与埃里克·布纳泽尔（Eric Bournazel），《900-1200年间的封建制转型》（The Feudal Transformation, 900-1200, New York, 1991），第119页。

^[30] R.H. 希尔顿，《阶级斗争和封建主义的危机》，第65页。

^[31] 关于这次起义的具体描述，参见斯蒂芬·爱泼斯坦（Steven Epstein），《中世纪欧洲的工资劳工与行会》（Wage Labor and Guilds in Medieval Europe, North Carolina, 1991），第252-253页。

^[32] 诺曼·科恩（Norman Cohn），《对千年盛世的追求：中世纪与宗教改革时期欧洲的革命乌托邦主义及其对现代集权主义运动的影响》（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 London, 1970），第102页。

^[33] 同上书，第103页。

^[34] 同上书，第104页。

^[35] 同上书，第139-141页。

^[36] 指的是今天捷克共和国的西北地区。

^[37] 引用的口号参见诺曼·科恩上引书，第215页。比较同情塔博瑞特运动的描述，并未将其简单视为一种非理性的渴望，参见考茨基所著《共产主义诞生于欧洲宗教改革》（Communism in Central Europe in the Time of the Reformation），J.L.&E.G. Mulliken 1897年英译（London），1966年再版（New York）。

^[38] 克里斯托弗·希伯特（Christopher Hibbert），《美第奇家族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edicis, London, 1979）。[《美第奇家族的兴衰》，冯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39] 参见卡洛·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一卷，“中世纪时期”，第182页。

^[40] 参见布罗代尔所著《15-18世纪的文明与资本主义》第二卷“商业的车轮”（The Wheels of Commerce, Civilisation and Capitalism in the 15th-18th Century, vol 2, London, 1979）。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在该书第二章“市场与经济”中详细论述了各种国际贸易网路。[中译为《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卷本，第二卷“形形色色的交换”，顾良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

^[41] 参见卡洛·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一卷，“中世纪时期”，第193页。关于城市商人更加深入农村经济，开始成为农业土地举足轻重的持有者的例子，参见居伊·布瓦，《封建主义的危机》，第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