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混乱的世纪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里斯·哈曼 -> 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三部分中世纪

第一章　混乱的世纪

　　对统治欧亚大陆南部的三大帝国而言，5世纪是一段充满分裂和混乱的历史。每个帝国都遭遇了同样充满分裂与混乱的内部危机，延续千年的古老文明面临灭顶之灾时都同样困惑不已，野蛮人的铁蹄踏过边境，大军横扫而至，各路军阀以染血的战刀刻画出新的帝国，饥荒和瘟疫泛滥蔓延，贸易衰落，城市人口骤减。面对新的不安和挑战，三大帝国同样也曾诉诸统一思想，致力于获得同一的意识形态。在罗马帝国统治的北非，奥古斯丁写下了基督教信仰中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上帝之城》，试图与地上世界罗马城的堕落达成妥协。在同一时期的中国，一千年前兴盛于印度的佛教信仰得到广泛发展，开始收获大批信众，在危机四伏、身处险境的商人阶层中信徒尤多。在同样面临挑战的印度，随着印度教的影响日益稳固，兴起了诸多新教派。
　　由于这几大千年古老文明几乎同时面临类似危机，令一些历史学家断言，危机的起因源自全球性的气候变迁。但是，仅仅简单地将问题归因于气候，实质上忽略了数个世纪以来导致各个古老文明深陷泥潭的巨大问题——这一问题源自耕地农民赖以维生及为文明中所有人提供食物的最基本方法。这一阶段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与一千年前由于铁质工具的广泛传播而带来的极速发展，完全无法同日而语。然而，富人的消费却比从前更为奢华，国家的上层建筑也比从前更加庞大。显而易见的是，社会再也无法像人类第一个“青铜时代”文明那般发展下去。
　　罗马世界面临的危机最为险恶。罗马文明的繁盛依靠的是看似无穷无尽的奴隶供给。罗马帝国政府和大地主们并不关心如何提高农业产量，这一点与印度或中国的统治集团非常不同，后两者对如何提高农业产量始终忧心忡忡，殚精竭虑。因此，罗马帝国的崩塌程度也就更加惨烈。
　　接下来的欧洲历史开始陷入我们熟知的“黑暗时代”。“黑暗时代”见证了文明和进步的坠亡，其中涵盖城镇生活、文化知识、文学和艺术等诸多方面。但这还不是全部。曾为罗马帝国的荣光而饱尝艰辛的普通人，如今为罗马帝国的灭亡付出了更加惨痛的代价。饥荒和瘟疫席卷了原本隶属帝国的土地，据统计，6世纪末7世纪初的罗马帝国人口，锐减至此前的一半。^[1]日耳曼人挥舞旌旗杀过罗马帝国疆界，这第一波异族入侵的浪潮包括哥特人和法兰克人、西哥特人和东哥特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他们开始在罗马帝国的土地上扎根定居，很快就接受了罗马人的习俗，皈依了基督教，而且不时还会说起拉丁方言。但在他们之后铁蹄相继踏入罗马帝国的征服者们，却并未受到过往辉煌的罗马文化影响，他们只是一味地烧杀抢掠，而非定居下来耕种发展。9世纪和10世纪，匈奴人和北欧人撕裂了法兰克人、哥特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建立的王国，将不安和恐惧四下散播，情况正如5世纪和6世纪时一样。
　　到了最后，所有征服者都安居下来。实际上，大部分征服者在本族的发源地都已转为农耕文明，早已开始使用铁制工具和武器，从而令他们得以在战争中击败“文明的”军队。他们的社会已经开始从原始社群社会转向阶级分化社会，酋长首领希冀成为国王，统治农民和牧民的贵族阶层依然保留了一些原始耕种社群的传统。如果罗马帝国的农业更加先进，而非以混杂的大型奴隶庄园和贫困的小型自耕农土地为基础，征服者早就可以成功地接管继承帝国的农业方式，以实质上的罗马方式进入定居文明。虽然这样的情况并未在欧洲发生，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最后塑造了中华帝国及其边界、接连不断入侵的“野蛮人”，就是继承了前文明的农业方式。但当征服者闯入进来时，罗马社会已经四分五裂，外族的铁蹄践踏，只不过是加速了帝国的分崩离析。有些征服者的确想要接纳罗马的农业方式，以战争中俘获的大量战俘来耕种大型地产。有些征服者还尝试重建罗马帝国原有的中央集权统治。5世纪末，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昭告天下，宣布自己即位为西罗马帝国皇帝。8世纪末，查理曼大帝建立了新的帝国，疆土横跨今天的法国、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省、意大利和德国的大部分地区。但是，他们的帝国都在强人领袖死去后土崩瓦解，而帝国崩塌的原因则与最初罗马帝国的衰亡如出一辙。那就是，物质生产基础无法支撑庞大的帝国。
　　很快，城市人口大幅锐减，而且城市经常遭到废弃，任由其自生自灭。贸易衰退到如此低等水平，以至于金币已经停止流通。^[2]只有神职人员才具备文化知识，能够使用日常生活中久不流通的语言：书面拉丁文。除了少数修道院，古典知识早已被遗忘在历史的故纸堆，而这些修道院则主要集中在欧洲边缘地带的爱尔兰地区。巡回流动的僧侣学者成为一座座文化孤岛之间唯一的联系。^[3]包含古希腊罗马世界大部分文化知识的书籍都被损毁，接二连三到来的入侵者，无情地将修道院图书馆付之一炬。
　　这就是六百年来西欧大部分地区的状况。然而，就在这一片混乱中，终于出现了一种新秩序。整个欧洲的农业都开始采纳新的组织方式，它吸收了罗马帝国晚期自给自足的地产经济，以及征服者的乡村群落经济这两个方面的特质。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开始采用一种比旧日罗马帝国时期更富生产力的方法种植作物。维京人等入侵者取得的成功，彰显出其农业（及海上）先进技术的胜利，尽管他们缺乏开化的文明和发达的城市手工业。与变化的农业方式紧密联系的是社会组织的新形式。拥有武装的领主随处可见，他们住在雄霸天险的城堡中，开始既剥削又保护依附自己的村民，向村民索取不付报酬的劳役或实物形式的贡奉。但是，这种形式的新秩序，需要经过漫长时间的累积，才能为新文明打下坚实的基础。

^[1] 依据J.C.Russell的文章“公元500-1500年间欧洲的人口”（Population in Europe 500-1500），收入卡洛·奇波拉（Carlo Cipolla）主编《欧洲经济史》（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The Middle Ages）第25页。[《欧洲经济史：中世纪时期》（第一卷），徐璇、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欧洲经济史：中古篇》（台译本），台北允晨文化，年版]

^[2]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London, 1978），第126页。[《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郭方、刘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 关于这一时期文化状况的卓越探讨，参见海伦·华德尔（Hellen Waddell）所著的《漫游的学者们》（The Wandering Scholars, Harmondsworth, 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