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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济先生忆陈仲山及其他
周绍强
录入者注：原刊载于《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12期。录入者在录入该文时有所删节。赵济老先生的回忆因年代旧远，故而存在某些史实错误，具体请参看王观泉著《也谈陈仲山及其他》。文中“陈仲山”、“陈清晨”即为陈其昌同志。
最近，笔者在云南省文史研究馆拜访至今还健在的另一名托派分子，八十八岁高龄的濮清泉先生，无意中得知当年“陈仲山”给鲁迅写信的一些情况。再进一步询问，濮先生说：“我也是从对门赵济先生那里了解到的。这个问题，他最清楚。”于是，在濮先生引见下，笔者访问了赵济先生。
本来，“陈仲山”的情况，由赵济先生亲自动笔介绍，最有权威性。但是，一方面，赵先生已九十一岁高龄，有限的精力要用在一部还未完成的关于翻译理论的著作和接着要写的自己的回忆录中去；另一方面，赵先生历史上对鲁迅的某些误解至今还未消除，无意为这个问题专门写一篇文章。笔者正好相反：时间充裕，对涉及鲁迅的事情无不感兴趣。访问后，征得赵先生同意，把有关“陈仲山”的一些情况公诸于世。
说“陈仲山”，得先说赵济先生；说赵济先生，“陈仲山”的情况自在其中。
赵济先生是云南大理人，白族，生于1902年。1920年入北京世界语专科学校。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学到上海大学，投身于工人运动。1924年由任弼时通知转入中国共产党。北伐前，先后担任朱培德部队政治教官和第三军第八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北伐开始，受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派遣，率领六十几名在培政工干部到第三军充实中层和基层部队政治工作。
“四·一二”后，升任五路军总指挥的朱培德立场动摇，由他的部下、第三军军长王均出面，“礼送”军中共产党员。赵先生在与王均进行了有理、有节亦有利的面对面的斗争后，率领第三军政工干部全部安全回到武汉；接着任职为三十六军政治部秘书。
1927年“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张太雷以中央名义通知赵先生去苏联。在苏联，赵先生分在东方大学政治班，观点倾向托洛茨基。1930年秋回国后，赵先生在上海向周思来报到。周恩来告诉他：莫斯科的纷争最好不要提。周希望赵先生到苏区去，赵先生拒绝了，留在上海，发起成立托派小组织“战斗社”，为“战斗社”主要负责人。1931年5月，“战斗社”、“无产者社”、“我们的话社”、“十月社”这四个托派小组织召开统一大会，组成统一的中国托派组织——“中国共产主义同盟”。
1931年下半年至1932年9月间，托派中央组织两次被破获，九名中央委员中，核心人物郑超麟、王文元、陈亦谋、宋逢春、濮德治（濮清泉）、彭述之、陈独秀七人先后被捕，另外两名区芳吓得逃走，罗汉当了隐士，“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瓦解。这时候，“统一大会”时有资格当选中央委员选举时却落选的赵济先生，出来收拾“残局之残局”，与陈清晨和另外一个姓江的工人组成托派“临时中央”。陈清晨就是“陈仲山”，原名陈其昌，以“清晨”知名于人。他是河南人，与赵先生同岁，生于1902年，二十年代初就学于北京大学，在校期间，喜欢听鲁迅的课，对鲁迅怀着长久的敬佩的感情。1929年，参加了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发起的“无产者社”。陈清晨的为人，赵济先生、濮清泉先生一致评价说：有北方人气质，对人热情，待人诚恳。
赵先生、陈清晨撑起来的托派临时中央，国内没有阶级基础，国外通过在上海办《密勒氏评论报》的美国人伊罗生与第四国际和托洛茨基勉强保持联系，处境确实可怜。
1936年初，“左联”解散，接着，围绕着“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在原“左联”的作家之间发生了些矛盾和争论，争论双方都赞成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时期的路线。但鲁迅为强调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独立性和领导权问题而在感情上表露出某种“嫉恶如仇”的“孤愤”情绪，使鲁迅这时再次陷入“少数派”的境地，这种情况感动并且启发了“在百般困苦的环境中，为我们的主张作不懈的斗争”，因而长期以来就有一种“孤愤”情绪的陈清晨。出于自身情感慰藉的需要和为托派事业打开一条路子这样的双重目的，陈在6月初悄悄写成那封致鲁退的信；写好后，曾给赵先生看，赵先生劝告他：“我看你这是一厢情愿。你把鲁迅想得太简单了。这封信你最好不要发，他们手里有刊物，万一发表出来，你怎么办？”陈没听劝告，信发出去了，结果如赵先生言。陈很愕然，无话可说。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8月13日，日本大举进攻上海。听说日本人手中有500人的黑名单，上海不能呆了。赵济先生乘船南下香港，后又返回云南老家。陈清晨限于经济问题，加上老家河南已是日本人的口中肉，无家可归，就留在上海。1940年，赵先生从郑超麟处得知陈清晨的死讯：“八·一三”后，郑超麟、王文元从南京监狱出来，在安徽乡下避乱，后来返回上海，打听到陈清晨约在1938年9月间，被日本人按黑名单捕得后枪杀，尸体丢进海里。
感谢 先知在1917 整理及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