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北京劳动界（1919年12月1日）

告北京劳动界

（1919年12月1日）

　　我现在所说的劳动界，是指绝对没有财产全靠劳力吃饭的人而育。就职业上说，是把那没有财产的木匠、泥水匠、漆匠、铁工、车夫、水夫、成衣、理发匠、邮差、印刷排字工、佣工、听差、店铺的伙计、铁路上的茶房、小工、搬运夫、合成一个无产的劳动阶级。
　　劳动界诸君呀！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莫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现在宪法都有了，共和政体也渐渐普遍了，帝王贵族也都逃跑或是大大的让步了，财产工商业阶级要求的权利得到了手了，目的达了，他们也居了帝王贵族的特权地位了。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我想一班失势的帝王贵族，何妨把横竖不能够阔吃阔用的财产送给劳动界同人，自已也归到无产劳动阶级之旗帜底下，来和那班新帝王贵族一决雌雄。像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虽然有点滑稽，我想那班帝王贵族——财产工商阶级——断乎不便说：“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欧战以后，各国劳动界的问题都闹得天翻地被，就是新旧帝王贵族，勾结盘踞的日本政府，也要添设“劳动事务局”和“社会局”。社会局附属在内务部，办的是工场法、劳动保险、失业保险、最低工价、利益分配几件事务。劳动事务局是在农商部的劳动局之外，直隶内阁和各部平行的机关，办的是贫民救助、职业介绍、住屋改良、贱费医诊、孤儿贫儿养育、盲哑保护，儿童俱乐部、儿童图书馆、公共卫生、传染病预防、禁烟、禁酒、消费公社、公设市场等项事务。
　　现在我们中国的劳动问题怎么样？中国的资本家虽然没有欧美日本那样发达，但不能说中国产业界没有纯粹资本作用（例如地租、房租、债息、股票之类），不能说中国社会经济的组织绝对不是资本制度，不能说中国各都会各商埠没有财产工商阶级，不能说中国那一省那一县没有大地主，不能说中国没有多数无产劳动穷苦不堪的人（许多无地劳动、无力劳动、不肯劳动的贫民，还不在此内）。如此，我们现在要提出劳动问题、贫民救济问题来讨论，大概不是“无中生有”“无病而呻”罢？象日本社会局、劳动事务局打算办的各种事务，未见得不比“祀孔”、“文官考试”、“西北边防”、“封禁报馆”、“建立功德祠”更加要紧。因为多数人没有饭吃，是一件最要紧最危险的事啊！
　　据本月十七日北京《民治日报》的《北京的见闻录》上说。单是内右四区，就有赤贫的一八二八户，七七四九人。我从前做过一篇《贫民的哭声》，想替北京贫民诉点苦况，必是财产阶级的先生们都看不上眼，所以没有发生丝毫影响。前几天梅兰芳一班戏子，在新明大戏院唱戏为车夫休息所筹款，倒很令人佩服，不知道北京的士大夫对于这件事作何感想？
　　劳动界的痛苦自然很多，一时也说不尽。北京劳动界有三件特别痛苦的事：（一）是中交纸币，不吃他工价暗亏的直接痛苦，也受他物价加高的间接痛苦。（二）是满街灰尘和不洁的饮水，简直是车夫苦力的催命符。（三）是十一、二岁的小孩子，五、六十岁的老头儿，也靠拖车糊口。
　　我现在所盼望劳动界的，并不是妄想大家像欧美劳动界那样有力量的运动，只盼望大家有自身所处的是什么境遇，并且有努力改善这境遇的觉悟。消极的努力，就是不赌钱，不吃酒，不吸烟，不扎吗啡针，不去当兵，不要早婚配多养儿女。积极的努力，就是创设同业联合（参看《新青年，七卷一号我做的《实行民治的基础》）、劳动休息所、职业介绍所、补习夜学、储蓄机关，这几件事紧急，要提前先办。
　　北京的车夫有两三万人，是要在车行车厂以外另行组织。成衣和理发匠本来都有团体，不过组织的方法要大大的改变。排字印刷制版的工人也有一两万，内中认识字的很多，应当容易组织。邮差都认识字，又和交通机关接近，组织起来更快，并可以帮助别的劳动团体的活动。北京虽然没有很大的制造厂，但是像东单牌楼一带的铜铁厂、制靴铺，骡马市大街的木工厂、“祥聚”、“福盛”、“德善”、“骏生”、“振纶”等织布厂，“丹凤”火柴、洋烛两公司，首善工艺厂，度量衡制造厂，彰仪门大街的工艺局，彰仪门内的“富兴”、“长顺”两个纸坊，据我所知道的这些地方，合拢起来，工人也不在少处，只是没有联合的组织，便拿不出你们办事的力量。商会是店东资本家把持的机关，和店员伙计们没有利害关系，各店铺掌柜以下的伙计是要另外组织一个商业联合。各校学生的联合组织成绩很好，我盼望各种劳动团体和他们接近，请他们帮助，我也盼望他们恳恳切切的来做你们的朋友。你们各种同业各自联合起来，讲究自己的教育，清洁自己的卫生，维持自己的生计，一不造反，二不罢工，政府和资本家都未必忍心反对。
　　我盼望官场和资本家，你们既然反对“无政府主义”，就应该尽政府的职分，就应该注重民生问题，就应该把政府当做全国人的公共机关，不应该把政府当做专门保护少数人财产工商阶级利益的机关，不应该把多数人无产劳动阶级的痛苦不放在眼里。你们何妨趁夺利争权的余暇，把杀人的军费省下一点，把中交票抬高一点，或者也仿照日本政府“社会局”、“劳动事务局”的办法，对劳动界施点“仁政”。你们对于劳动问题，一向漠不关心，现在国际劳动会议催派代表到会，我看是用什么“临时抱佛脚”的法子对付！
　　我盼望自命为智识阶级的士大夫，不要太高兴，不要以为无产劳动阶级永远可以欺负，不要永远把他们踏在朝靴底下不当做人看待。法兰西从前的贵族，鄙薄那激烈的革命党人，送他们一个“无（套）裤汉”（Sane Cultte）^[1]的混号，现在他们这班无裤汉，内中恐怕有些人穿上军服礼服，自命为知识阶级的绅士了。我们的中华革命党，现在也有个人居然自命为智识阶级的士大夫，挺起胸脯歪着嘴骂无产阶级的人是“将来之隐患”、“大乱之道”，我看你们刚才穿上裤子没有几天，不必像煞有介事！

1919年12月1日《晨报》　署名：陈独秀

^[1] 现译名无套裤汉。原是穿华贵短套裤的贵族和富人对穿粗长裤平民的蔑称，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成为革命者自豪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