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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紧急的政治问题
陈独秀
（1932.1.28）
我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用了列宁《两个策略》第一章的标题，当时他所指的“一个紧急的政治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在第一章开端所说的一段如下：
“我们日前所处的革命时期有一个问题就是召集国民大会的问题。这问题应怎样解决，意见极不一致，现在正形成三种政治倾向，即：
（一）沙皇政府承认有召集国民大会之必要，但极不愿意这个大会成为一个全民的立宪大会，若按报纸所载关于“蒲力根委员会”的消息，似乎沙皇政府所同意的会议，是在选举的时候不准宣传自由，选举的资格必须以财产之多寡，教育程度之高低，或以狭隘的阶级制为标准。
（二）革命的无产阶级既受社会民主派的指挥，则要求全部政权交国民立宪大会；在这种情形之下，不仅要达到普通选举权亦不仅要达到宣传之完全自由，而且要从速推翻沙皇政府，代之以临时革命的政府。
（三）自由资产阶级，拿“立宪民主党”的首领作工具以表示自己的愿望，不要推翻沙皇政府，不主张临时政府的口号，至于怎样保证选举完全自由正确，怎样保证代表大会使之成为真正全民的代表大会，使之成为真正立宪的代表大会，这些问题的实际办法，是自由资产阶级所不主张的。实际上，自由资产阶级是现在“解放派”唯一的社会力量，它只想使沙皇与革命民众间之政权问题，尽可能的和平解决；同时，这种和平解决的结果，要使资产阶级比任何人所得的都多，而革命的民众（无产阶级与农民）比任何人所得的都少”。
列宁在分析这三种政治倾向之后，就表示多数派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是：
“现在不同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已是一新时期，即政治己开始恐慌和革命开始发展的时期，我们处这样时期的俄国，自然不能‘仍旧贯’，‘食古不化’了。
“已经开始的俄国革命，已造成一新局，这新局面就是绝大多数的民众表示绝对不能与沙皇政府相容……民众若已经表示与现政府不能相容，且觉悟到有建设新政治制度之必要，则以推翻现政府为目的的党就应当想想，拿什么政府代替旧政府。
“要建立一‘真能代表民意’的新制度，仅只叫这代表大会为立宪大会还不够，亦必使这大会有权与力来‘立宪’，决议案因觉悟到这点，故不尽限于‘立宪大会’之形式上的口号而且加以实际的条件，使这个大会真能执行自己的责任。这种条件的指示，使口头上的立宪大会，能成事实上的立宪大会是必要的；因为自由资产阶级（如君主立宪党）总是有意的曲解‘全民立宪大会’的口号，使这口号成为口头的空话。
“‘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对于推翻沙皇政府的问题，总是不显明的提出来；在这时候，我们应当把这问题看作是目前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同时，他批评少数派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是：
“孟雪维克派和新火星派的临时大会，犯了与自由派和解放派常犯的错误。解放派常在口头上说些关于‘立宪’大会的话，同时无廉耻的闭住眼睛，不看见力与权是把持在沙皇的手里，忘却了要‘立宪’便要有实力来立的问题。……临时大会忘却了，政权一日在沙皇之手，任何代表的任何决议都好，都会与一八四八年德意志革命时历史上有名的佛兰克府国会的‘决议’一样，只是成为一种可怜的具文……马克思在其《新莱茵报》中曾用极激烈的讽辞怒骂佛兰克府的自由主义的‘解放派’，说他们只在口头上说了些好听的话语，采取了民主主义的各种‘决议’，‘规定了’各种自由，但在事实上却把政权放在国王的手里，自己没有组织武装实力以与受国王统治的军队力量战斗。佛兰克府的解放派还在唱空调时，国王已得了空间的时间，巩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反革命乃得凭藉实际力量把民主派及其一切好看的‘决议’打得粉碎。
“临时大会派向我们提议，把今后的革命好好的分成阶段：（一）沙皇召集代表机关；（二）这个代表机关在民众威迫之下，‘决定’组织立宪大会；（三）……关于第三阶段，孟雪维克派还未能商量定妥。
“关于临时革命政府和共和政体的问题，从未在决议案中找得机会说一说。
“把代表机关的‘决议’叫作‘革命对沙皇制度之彻底胜利’。
“临时大会在策略上所提的口号，与‘立宪民主政党’即要求君主政体的资产阶级政党所提出的口号相符合……你们实际上就变为解放派的尾巴了。”
我征引这许多话，并不是说当时俄国的历史条件和目前的中国完全相同，也不是说我们现在可以采用当时俄国多数派所提的同样口号：临时革命政府与共和政体，因为中国已经过了两次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是说目前的中国和当时的俄国局势有某些类似的重要点即列宁所谓“政治已开始恐慌和革命开始发展”，今天中国的多数派，在今天的国民会议斗争中，对于统治阶级，应该采取当时俄国多数派同样的态度。
一九○四——○五年的日俄战争，已动摇了沙皇统治的威信，并且因为战败后市场之缩小，财政之紊乱和人民购买力之降低，若不迅速清除发展资木主义的障碍，俄国大工业已不能继续生存，沙皇的专制政府若不加以资本主义的辅助，也已经不能支持下去。所以，政府以前极力反对召集的那相信限制沙皇威权对于地主资本家是不利的乡绅会议，也不得不于一九○四年十一月召集了；以前有人一开口提起宪法便算是政治犯，在十二月的政府官报上，还禁止在公众大会上提起宪法的问题，一九○五年正月九日（有名的“流血星期日”）沙皇用屠杀请愿工人的手段，打碎了它在群众中特别是在工人群众中最后的信抑。从此正月、二月、三月，这三个月中，工人的罢工运动和资产阶级的解放运动，知识界各种自由职业团体的活动，风起云涌的扰乱了沙皇专制制度的秩序，沙皇政府眼见不能同时敌对两种势力（工人与资产阶级），于是羁糜资产阶级以专力对付工人之召集国民会议的政策，遂在俄国史上破天荒的应运而生了，同时资产阶级的政党把宪法问题提到议事日程，已经不算是“放肆”而算是“稳健”了；并且在激进的群众中还喊出了“打倒沙皇专制政府”和“共和国”的口号。
列宁的《两个策略》是作于一九○五年七月，他认为那时是“政治已开始恐慌和革命开始发展的时期”；认为“大多数的民众表示绝对不能与沙皇政府相容”，主张“要推翻沙皇政府”；主张“要求全部政权交国民立宪大会”，大概不能算是犯了“史大林派”的盲动主义吧！
现在中国是怎样的局势呢？
国民党政府在工人群众中的信仰，早己在一九二七年上海的“四一二”屠杀中打破了；在农民中的信仰，早已在长沙马日事变及其后这几年粤湘鄂翰等省的“剿赤”战争中以至去年大水灾中打破了，剩下来的学生群众，亦在最近南京的“一二一七”血案中，对国民党政府的信仰更是扫除得干干净净。国民党内部的连年战争，不但与民众的利益绝对不能相容，并妨碍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发展，同时就是更加掘溃了它自己的政权统一之基础；因此，所谓“党治”“训政”“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这些国民党的信条，不独各阶级的人民不相信，即他们自己也丧失了自信心。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以来，国民党政府虽然不曾战败，它的不战而屈服于日本，在人民面前所丧失的威信，比俄皇政府被日打败还厉害几倍。它在宁粤统一后反而陷首都于无政府状态的今天，就是国民党要人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现已至非常危险时期，汪胡蒋如不来京，一切对内对外问题均无法应付”。〔居正）“中央政府成立已十数日，迄今无声无臭，无以对国民……看现在情形，似乎已成革命（？）的退潮，渐至水尽山穷……听其沉顿下去，即将无声无息的完了”。（陈铭枢）“国事危急至此，实为本党能否负起救国责任最后一次之试验，科入京两旬，以中枢空虚，秉承无自，外交内政诸大计均无从进行，前次以全党团结救国宣示国人者，今竟无以答国人矣。”（孙科）“尤不忍见先君，艰难缔造之中国国民党与中华民国，竟日就于破碎支离不可收拾之险象”。（孙科）
全国学生的反日运动已走到反国民〔党〕运动，自南京的中央党部以至上海的市党部，北平的市党部，山西的省党部，陕西的省党部，浙江的省党部，汕头的市党部，江阴的县党部，都被学生群众捣乱了，致陈公博主张要把党部秘密起来。在北平示威团中，在追悼“一二一七”被杀学生游行示威中，都喊出“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有些激进青年的报纸（例如《上海日报》）已提出“民众政权”和“革命民众组织自己的政府”等口号。
上海各大报，除国民党的《民国日报》和《时事新报》外，一向是等于半官报的新、申、时三报，也不完全站在政府方面，至于无数的小日报和旬刊周刊，无不一致公开的攻击国民党之只顾关内争夺权位而不向外抵抗日本，国民党所奉为“国母”的宋庆龄，更是公开的发表宣言，直认国民党宁粤两方，皆依赖军阀，馅媚帝国主义，背叛民众，同为革命之罪人；并且直认“党不能救国利民，自取覆亡，何所顾惜”，国民党主张它一党专政，对政治却无办法，特别是对日问题，它如果自认无办法，便应该将政权还归人民；这已经是普遍的声音。
国民党的统治确是难以支持下去了；中间分子的势力虽然还未倾向无产阶级的政党，而对于国民党的依赖确己大大的动摇了。目前所缺欠的正是工人斗争的进展，但是我们当然不能附和史大林派闭着眼睛说些不能欺人只是自欺的大话，说中国工人斗争已经如何如何的高涨；然而据各国革命史的先例来判断，也不能否定在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继续发展中，工人斗争会在最近期内缓慢的或突然的高涨起来。我们应该承认，中国的民族民主运动，正在开始而不是终结，并且距终结还很远，即令中途有暂时的顿挫，如俄国一九○五年夏天一样；因为国内国外的条件，除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奋起而复归于决定的惨败，国民党资产阶级决不能得到重新稳定的机会。
我们还应该承认，南方农民争取土地和反国民党的武装斗争，在国民党的内部战争中，特别是在最后一次蒋阎冯战争中，大规模的发展起来，已经不仅是过去大革命之余波，我们固然不能附和史大林派不待和城市工人斗争之汇合，拿孤立的农民武装队（红军）作攻打大城市（如武汉）的冒险企图，同时，也不能否认南方的武装农民已经是威胁国民党政府而为它所不能消灭的势力，并且还未继续削弱它的军事势力，如最近孙连仲二万余军队之归附“红军”，在北方开始发展的反日义勇军将又会形成包含多量农民的一种新军队。这些都是一九○五年的俄国所没有的，都会帮助中国工人革命得到比俄国一九○五年较有利的环境。
我们也应该承认，我们的党，固然还是很弱，而比之一九○五年俄国的社会民主党各有其长所与短所：中国党过去在群众中是有威权的，而其历年错误的政策则为群众所失望，俄国的党则恰正相反，至于分裂的缺点则彼此相同，在政治水平上，中国党自较俄国的党为低，而在农民和军事势力方面则较强。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很有理由可以说，我们目前所处的时期己是一新时期，政治已开始恐慌和革命已开始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就是大多数民众表示不能与国民党政府相容。民众若已经表示与现政府不能相容，且觉悟到有建设新政治制度之必要，则以推翻现政府为目的的党就应当想想拿什么政府来代替现政府；而不应当企图使国民党与革命民众间之政权问题仅可能的和平解决。因此我们左派反对派应当觉悟到不仅限于“国民会议”之形式的口号，不仅予以民主任务（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民族独立等）的内容，而要加以实际的条件，使这个会议真能执行它自己的责任，即真能解决民主任务而不是一句空话。这种实际条件即要求全部政权交国民会议，这才是我们的“全权的国民会议”这一口号之真实意义。
国民党政府（无论是某几派合作或蒋介石复辟）所能召集的国民会议，为要维持它的一党专政，必然尽可能的限制选举资格和宣传自由。
派别资产阶级的政团（例如正在开始形成的“宪政促进会”，他的领袖是孙洪伊、张耀曾、褚辅成、罗家衡等四国会人物）他们并不要求推翻国民党政府，也不要求真正全体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由宣传完全自由和选举完全自由而产生，他们只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他们希求恢复从前的国会，政权还是国民党的，他们只希望国民党觉悟，容许他们以人民代表名义参加政权而已。此外如第三党他们也赞成普遍选举和宣传自由，但他们未曾实际计及，如果政权仍在国民党手里，即令在他们所认为国民党最左派的手里，将怎祥保证选举和宣传之完全自由，怎样保证国民会议能以成为真正民众的代表大会并有全权解决民主任务。在国民党政权之下召集的国民会议，只有资产阶级比任何人所得的都多，而革命的民众（工人与贫农）比任何人所得的都少或一无所得。
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对于国民会议的意见，则不仅要达到普遍选举，不仅要达到宣传之完全自由，而且要从速推翻国民党政府，全部政权交国民会议，实现“革命的民众政权”。
“革命的民众政权”是什么？史大林派当然认为应该是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我们则认为应该是领导贫农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革命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便向群众解释：只有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才真正是“革命的民众政权”。
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同志认为“革命的民众政权”不能表现政权的阶级性，应该径称“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他们又认为目前还未到发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口号的时期，因此遂认为目前在宣传鼓动上不应该涉及政权问题；又因为目前没有代替国民党政权的适当口号，遂认为不应该喊出“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
“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可是为免得对于这一问题的概念之混乱，无出路，我以为须认明这个问题之提出应分别三种场合：（一）规定在党的纲领上，（二）群众中的宣传鼓动，（三）由党实际组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一）是不成问题，（三）目前当然不是时期，（二）则当然是必要的。特别是在目前政治已开始恐慌和革命开始发展的新时期，我们若是“仍旧贯”“食古不化”，在群众中对国民会议的口号不加以革命的解释，不领导群众为自己所要的国民会议而斗争；不以推翻国民党政府夺取政权的路线指导群众，不告诉群众：政权握在国民党之手，任何国民会议都不能解决民主任务，则我们左派反对派所提出的“国民会议”口号，将真如列宁所骂“与立宪民主党所提的口号相符合，实际上就变为解放派的尾巴了”！
并且，目前的实际政治生活己使群众自发的喊出“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我们还是像一九二七年一样，跟在群众后而制止他们“过火”呢，还是学国民党要人的口吻责备他们“行动越轨”？
或者有人认为俄国的一九○五年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不能和现在的中国相提并论。列宁在一九○五年主张“全部政权交国民立宪大会”，为的是实现共和政体，我们的第三次革命，应该走俄国一九一七年十月的道路，应该主张“全部政权交苏维埃”，说这样话的人，会有好几种意见：一种是认为列宁估量一九○五年的革命只有资产阶级政权的前途，这当然没有了解列宁并不曾简单的认为只有资产阶级政权的前途。他曾提出“工农专政”的口号充实共和政体，他又曾解释“工农专政”“有其过去与将来两方面的”；至于托洛斯基和列宁意见之不同，则不必要在这里缠夹着讨论。
又一种是认为只有在资产阶级革命，实现资产阶级统治的共和政体的条件之下，才能主张“全部政权交国民会议”。那么在革命运动已开始发展国民党政权己开始动摇的今天，以至更发展更动摇的明天，同时中心城市的苏维埃还没有，组织暴动夺取政权实现第三次革命的条件还未成熟，我们以推翻现政府为目的的党，是否应该而且可以在群众中宣传鼓动推翻国民党政府呢？如何答复群众提出推翻国民党政权后拿什么代替的问题呢？如果群众问我们，在国民党政权之下召集的国民会议可以解决民主任务，还是在民众政权之下召集的国民会议可以解决民主任务，我们又如何回答呢？如果回答说。解决民主任务是将来第三次革命全部政权归到苏维埃时的事，现在的国民会议运动，只是在资产阶级政权之下做做要求宪法自由的和平运动。这样的国民会议，至多只能做些向政府要求解决民主任务的决议案，而没有权与力能够执行自己的决议。像这样的对于托同志所云“革命民主要求”和“解决国家最要问题”的国民会议口号，加非革命的解释，正是把我们自己总的政治口号降低到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水平线□□□革命运动己开始发展中的急进的群众向后退，而不是用自己总的政治口号把一般群众提高到革命的水平线。如此，则党内党外许多革命分子指摘我们反对派的国民会议口号是落后的，便不能算是全无理由了。
或者又有一种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不是要求实现共和政体，而是要求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与其创造一个争取政权的国民会议，不如创造一个争取政权的苏维埃，更直率些说，就是我们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共产党，不需要什么“国民会议”的口号，至少在革命斗争已开始发展的现在便不需要它了。这一意见表面上似乎是正确的，而实际上并不完全正确。我们认为苏维埃和国民会议并不是两个绝对不能相容的东西，我们应该为创造我们的国民会议而斗争，当然还应该为创造我们的苏维埃而斗争，只有在两个斗争过程中，看那一个真是我们的，我们才发出全部政权交那一个的口号，实现我们的“十月”。可是创造苏维埃——工业中心城市和政治中心城市的苏维埃，尚需一个时期，国民会议运动却迫在眼前了。并且即在将来的发展上，国民会议运动更富有全国性的作用之实际可能，如果我们机械的把苏维埃和国民会议对立起来，把后者加以非革命的解释，认定它只能实现资产阶级统治的共和政体，那就是认为托同志所云： “在这（全权的国民会议）口号之下，共产党前锋队就可以在自己的周围团结起工人，被压迫的城市平民以及几万万贫农等广大群众，以为反对国内外压迫者的暴动”。“无产阶级在民主口号之下（土地、国民会议及其他）团结贫农于自己周围并拿联合的进攻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那么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候，就必须召集国民会议”，“苏维埃政制将受国民会议正式通过”，这些前途都是不会有的了。
此外还有一种意见，就是认为在现有的苏区以外，固然可以采用国民会议的口号，苏区内则用不着，因为那里已经有苏维埃政权。这也不很正确，即令农村中已经有了苏维埃政权，而毕竟只是农村苏维埃政权，而不是统治城市阶级的政权，尤其不是全国性的，没有城市阶级（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之领导，农民的游击队不能担负大规模的集中的战术行动，以建立全国性的政府，现在显然还没有工业和政治中心城市的苏维埃可以号召全国，如何能拿现时的农村苏维埃来代替国民会议之全国性的作用。并且据托同志的估计，即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府实现之后，召集国民会议还是必须的。现时农民运动中虽然挂上了苏维埃的招牌，而在农民意识中模糊的苏维埃口号，和我们所要创造的苏维埃还并不是一个东西，他们所真能了解的东西，苏维埃远不及国民会议，尤其是苏区以外农民，现有的苏区是不应该划疆自足的。为什么不可以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以扩大现在散漫性地方性省份性的斗争而成为全国规模的斗争呢？或者有人以为苏区内如果采用国民会议的口号，将给富农及商人活动的机会，如果农村工人、雇农及贫民把权力拿在自己手里，是不必过于害怕富农和商人能有多大活动的；否则像现在的苏区中，富农和商人还不是有很多危险性的活动吗？
最后，还有两点必须说明一下。我所反对的对于“国民会议”口号，加以非革命的解释，乃是专指我们所要创造的“国民会议”即我们总的政治口号而言，当然不是指国民党资产阶级所召集的任何“国民会议”（许多人攻击我们左派反对派提出“国民会议”日号，特别是在革命运动开始发展的今天，他们的误解，都是由于资产阶级所召集的“国民会议”为标准，甚至以去年五月蒋介石所召集的“国民会议”为标准，这一层大家必须要弄清楚。托同志在一九二七年曾说过：“组织国民会议，不经过蒋介石而经过工农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这才是庄重的正确方法”，如果我们所提出的总的政治口号，我们自己对它加以非革命的解释，即是以资产阶级所能召集的“国民会议”为标准，而不敢侵犯资产阶级的政权，则我们便是资产阶级的左派反对派，而不是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了，这还怪别人攻击吗？）；同时也不能据此作为在没有革命运动时期拒绝参加资产阶级的“国民会议”之理由，因为只有在群众正在奔赴革命走近武装暴动时，拒绝参加行将崩溃的统治阶级所召集的“国民会议”（如俄国多数派拒绝参加第一次国会），才是正确的政策。
总之，参加统治阶级的国民会议和革命阶级所创造自己所要的“国民会议”，是两个问题而不是一个问题。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
1932年1月28日 《火花》第一卷第七期 署名：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