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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列尔士同志[1]
陈独秀
（1930.12.15）
仁静同志：
你的两封信及四篇文章都早己收到，只以种种障碍未能即时答复你，请你特别原谅。
统观你的信和文章，固然有些见解我不能赞同，但在每篇文字中都感觉到你有可惊的进步，至为欣慰。
我们过去的争论，本来不十分重要，我以为只要大家理论水平稍稍增高，便自然冰释，犯不着把我们中间咬文嚼字的争论来代替对史大林派的斗争。就是需要争论，也必须大家摒除成见才有结果，否则徒增纠纷而已，所以我始终取了沉默的态度。现在你也认为过去的争论有些是“基于误会”，“有些是说法不同，现在没有一点政治上的意义”，我以为现在已到了稍加解释作一结束的时候了。
国民会议是否幻想的问题
我记得彭（述之）尹（宽）同志曾说：由国民党召集民主的国民会议，这是幻想，并以为任何国民会议都没有召集之可能。但因此便把他们的论调和“我们的话”[2] 所谓“国民会议之实现在今日是不可能的，之说相提并论，这完全是误会。我们所谓“对国民会议本身不能有幻想”，即是说不能幻想国民会议能够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你们也误会是我们不主张在国民会议的口号之下为民主革命的要求而斗争，甚至说我主张：“在会议中只提出土地政纲……并不提出工人阶级本身利益及要求。”
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的问题
把“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看做是含义不同的两个对立的口号，实自你起，继而“我们的话派”“十月社”[3] 都几乎把这个问题当做不能和“无产者社”统一的基点。一直到最近协议委员会纲领起草者，仍然指摘“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是反动的或含义模糊的口号。其实这样的说法，并不算是攻击“无产者社’，而是诬蔑列宁和托洛斯基同志，因为列宁和托洛斯基同志不但生平未曾用过反动的口号，并且从来不说含义模糊的话。你现在对于这一问题已有相当的了解，然尚不充分。在布尔什维克文献中，由工农民主专政到无产阶级贫农专政，在政权构造之阶级关系上，有很大的转变，所以在列宁和托洛斯基同志的著作里，所有说“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其实际内容都等于“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贫农专政”的意义，决没有什么“工农平分政权”的意义。我们对于一切马克思主义的术语，都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意义与内容了解它，若以常识了解它，会变成另一意义，或毫无意义，例如多数派及苏维埃这两个名词，只有了解其特殊内容才有意义。你现在重复细看我的原文，并且在原文中发现了“贫农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而也不是革命的领导阶级”这句话，才承认：“这样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实际已是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我们过去之反对此种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所以我以为你的了解尚不充分，不然，就仅仅是你前后感情冲动有了变化。
过去教训的问题
这本是我们永远不能忽视而需要讨论的问题。你所发表的文字，关于这方面最多，不过我以为有以下的缺点：首先就是你的讨论精神不重在过去的教训，而重在攻击个人，因此把过去的一切错误说成和国际没有关系。其次就研究过去教训看，不但不充分，而且缺乏系统。最不妥当的是许多非事实，例如因为你在北京批评党报的政治路线要开除你，我撕碎童子团的简章等等。
现在对于这些问题，已没有争论的必要，然而我们之间是否已经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呢?我以为仍然是有的，我现在举出两点：
一、关于国民会议的认识问题我认为从孙中山国民会议预备式的国民会议到法国大革命中的“康文汹”，其本身性质都属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之范围。在反革命时代，为了有利于无产阶级自己解放斗争的条件，我们可以而且必须为此实现和发展而斗争，然而这不是我们的前途。你过去以为“提出了国民会议的口号没有将它与中国将来的议会制度发生联系，这是没有前途”。现在又听说你以为“国民会议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俗公式”。如果你真有这样的说话，则我以为你对于国民会议的本身性质始终都没有正确的认识。
二、关于将来的革命性质问题就整个的革命性质看，将来的革命胜利，特别是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这不待言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得到胜利之前，无论经过若何事变，即使蒋介石政权被推倒，总只能有他派国民党或非国民党资产阶级的政权。所以史大林派“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在反革命阶段中是幻想的，在革命阶段中是反动的。托洛斯基同志说，“第三次中国革命第一阶段中，是否得以别样更缩短的形式重演过去的‘全民战线’，这是有可能的，然而这一时期将只是使中国共产党提出其‘四月大纲’于民众的面前，就是说提出夺取政权的纲领与策略。”照这样的说法，则机械的断定“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这自然有把社会主义当做一种教条的错误。你指出这种错误，特别是指出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机械的对立之错误，我以为你是对的。但你以为蒋介石政权与无产阶级政权之间，“将是中国式的克伦斯基政府”，这便有讨论之余地了。以克伦斯基政府本身的反动性而论，现在的蒋介石政府，即是在中国更成功的克伦斯基政府，以阶级间相互关系而论，克伦斯基政府，是表现政权由封建沙皇转移到资产阶级，其间小资产阶级政党还有很大的作用，我以为这些情形在中国已经没有了，如假定还会有，即不能根本排除“工农民主专政”短期实现的可能性之存在，我去年夏天做的《论中国革命性质》[4]那篇文章，中心意义正是反对下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种机械的见解。现在看起来在这一点还是对的。不过那篇文章的结论说：“将来的中国革命……不是俄国的十月革命，也不是二月革命，而是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之总和；不是两个阶级在两个时代所领导的两次革命，而是无产阶级一手在一个时代两期所完成的，一次革命”。这段话下一句还没有什么大毛病，上一句则不对了。因为俄国的十月革命亦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九一八年七月），还只是彻底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并且这一任务只是在这时期才完成的，二月并未完成，正不必机械的以十月代表社会主义革命，以二月代表民主革命，更不能以初期的革命任务变更俄国十月革命的阶级性，将来中国的十月革命也是这样。你现在赞成我以前二月十月之和的意见，以为中国下次革命的初期还要经过二月，我倒不能赞成了。
是不是因为还有这些不同的意见我们便不能共同工作呢？不是的。你的要求，我们已经提出讨论过了，一致以为现时己距统一不远，希望你不必加入“无产者社”，以免别派误会，使统一运动发生小小的阻碍。若要参加工作，我想各派都不应该拒绝你。
你说：“现在反动派运动的离心力倾向太利害”。你言之沉痛，我闻之也沉痛。你并且承认过去之分裂与你不无关系，我以为现在有向你进言的机会了。你回国时负了组织工作的重任，我对于你怀了莫大的希望。当时你若不中途惑于正统的见解，即令大家争论无结果而诉之国际，现有的局面已实现于去年今日，可借你不曾这样做，致令反对派的小组织不但未能由两个变成一个，而经过你的奋斗由两个变成了三个，并且几乎变成了四个。现在你应该对统一运动特别努力，以弥补过去的缺陷。我所谓努力，并不是希望你另外团结小组织来增加统一的纠纷，而第一是对于统一的共同纲领及组织路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第二是奔走尽力消除各派间不正当的成见与琐细纠纷。
你的文章因技术关系不能代你全数付印，至希原谅。
C的敬礼！
独秀〔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日《无产者》第9期
[1] 列尔士（Lels），是托洛茨基为刘仁静起的假名。
[2] 1928年1月初，梁干乔等被苏联遣送回国，在上海成立第一个托派小团体“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设立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简称“总干”）。1929年4月16日，“总干”创刊《我们的话》，因此，该派亦称“我们的话派”。
[3] 1930年3月，刘仁静、王文元等创刊《十月》，因此这一托派小团体亦称“十月社”。
[4] 此文没有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