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妇女节育运动之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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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妇女节育运动之解剖

　　妇女节制生育的运动，在现社会里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的潮流，而且常为一般所谓新时代的妇女视为一种新理想而奉行着，许多社会学家、经济学者，乃至宗教家，又都各自找寻许多理论和事实来作为这一运动之理论的根据。在他们的观念中，以为人类的一切黯淡前途，好像都潜存在这人类的自然生殖的根本问题后面似的。节制生育的提倡者们，的确有把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归根到这一问题的枢纽上，并因此忽视社会的文化、劳动生产力、社会制度之改造等等主要问题的倾向。
　　节制生育论者最主要的理论根据是人口问题，而且是根源于马尔萨斯的错误的人口理论以为出发点的。在他们看来，人类的生殖率是照马尔萨斯所揭示的规律，是依几何级数增加的，而人类所能生产的食料则只能依照算学级数增加，因此人类底生殖过速，食料供给不足，而争夺，战争，贫困随之产生，社会秩序之不安宁，道德的堕落，盗贼和失业的增加，总之，一切人类社会的罪恶，都由于这人口生殖过速过多所引起。美国人口问题专家易司帝（Eoost）曾以现有世界能耕种的土地一百三十万万英亩计算，以为依现有的生产力，二英亩半可以供给一人的生活，尽其所有的土地的生产能力也只能供五十二万万人的生活；现在世界人口虽只有二十万万，然若以六十五年增加一倍说，不到百年，地球上便不能养活这样多的人了。所以美国的宗教家富司迪克（Fosdick）说：「我们如果要挽救世界将来的危机的工作中得到相当的效果，目前最需要而迫切的工作，只有提倡正当的节育运动，并将这种方法宣传教育一般人民。因为现在世界的主要问题，就是人口问题，如果它得不到一个良好的解决，则一切社会问题均难以解决。在中国方面，如果不将人口增加的速度减低，至合于生产供给能力的限度，则一切其他改善民生的方法，都只是昙花一现，而不能持久的。即农业知识改良，生产能力日增，而不减少人口的增加率，也是徒然无益。」所有这些理论，乃是一切生育节制论者最根本的理论，也是我们须得最先讨论的。
　　人类是自然的动物，但他主要还是社会的动物；因此马尔萨斯的人口增殖律的主要错误之点，就在于把人类和一般的自然的生物完全视为一样，以为只受自然的生殖律所支配，照着几何级数增加。以那样的一定速率去观察人口增殖，自然会觉得人满之患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人口的增减不但受社会的生产力，人类的知识技术和社会关系的决定，并且就是自然生殖率也不能不受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来决定。在前者我们曾见到历史上的远古人类因为生产力不发展，有过人口绝对过剩的野蛮时代，为饥饿所迫而至于杀老人弃幼儿，甚至有人食人的风俗，这就限制了那时的人口增加。反之，当生产力逐渐发达，人口也逐渐增加起来；至于社会进到了近代式的工商业社会，人口所以能比一切过去时代以更高速率飞增起来，也就由于近代生产力猛进的结果。在人类的文化技术幼稚时代，疾疫之无力抵抗，死亡率的大量增加，也足以限制人口的增加；而社会愈入于文明，衣食住的改善，医药知识和技术的进步等等，把那些障碍人口增加的障力除去不少，人口增加的速率也就加大。又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由社会自身的矛盾，战争和杀戮等等，都会影响到人口增殖，使之不能依自然增加率进行。所有这些，在马尔萨斯和一般人口论者，虽也指出这些原因，但其指出的用意，仅在用他来说明他们的人口增减律被修改的原因，而不知这些原因是构成了人口增减律的本身，是实际的人口增减律。除此以外，那所谓抽象的人口增加自然律，原来不过是架空悬想而已。很显然的，在人类幼稚的生产状态下，一切衣食住的缺乏，自然的威胁之无力抗御，影响到整个自然躯体之发育的不充分，也同时影响到生育能力的变化和婴儿的死亡率。到了等级社会，下层社会的民众因生活困苦，一方面造成许多怨女旷夫，不能发挥其生育本能；而他方面则同样因劳动过度，营养不足，影响到生殖能力的减弱和婴儿死亡的增加。反之，上层的富有的人，在过于闲惰与纵欲的情形下，亦能发生身体不健全和生育能力退减，婴儿不易养成的现象。这都不只是理论的，而是事实的。因为如此，所以人类的生殖率也为社会的经济关系所影响。从个人和社会全体说，绝不能依照马尔萨斯和他的学说的拥护者所估计的一定依照几何级数之自然定律而增加。人类的生殖速率和人类的人口增减法则，在他之离开了一般自然的生物而成为社会的动物的原因上，不是以自然生殖率和增加率来决定自己，更不能以他来规定社会关系，而是由社会关系决定人类生殖速率与人口增减法则。至于社会关系，本身当然更是由社会自身来决定的。以为贫困、失业、战争、和一切罪恶的社会现象，乃是由于人类生殖过速，人口增加速率过大所引起，完全是一种倒因为果的理论。
　　不但人口增加不能照马尔萨斯的定律，即食物增加也不能那样简单的加以规定。人类的生产力之发展，是随人类社会进化和技术进步的不同时代而采取不同的效率前进的，并不是在一切历史过程中都守着一种一定不变的数学规律而前进。谁也知道，在野蛮时代的人类中千万年的进步，当不得近代式的工商业社会之生产力的几百年的进步。固然，我们并不是否认古代人类的一切发明和发现的重要意义；在人类的进程中，石刀、石斧和火的发明，在某方面说，比近代的蒸汽机械的发明有更伟大的意义，因为后者不过是把人类在人类领域内推向更高的生活形式，而石刀，石斧和火的发明，却有把人类从动物界真正提拔出来的作用，这种作用是蒸汽机所永久赶不上的。但是近几百年来工商业社会对于生产的发达之成绩，其超过人类在长期历史中之努力的成绩之总和，也是无可否认的。我们单就农业耕种一点说，一个人在同一时间运用近代机器所能获得的收获，就在较高的体力劳动的农业生产时代，也要几个人或几十个人的劳力才能获得。因为如此，所以说人类的人口增殖比其生活需要品的增加率大，这只能是照人类在幼稚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的时代而推算的。历史告诉我们，整个历史进程是指示着人类生活的日益改善的，近代人在衣食住上无论如何比我们的祖先不知高出若干倍，即饥饿的事也是日益减少的。从这样看来，生活需要品不但由生产力之发达而能与人口增加率取得平衡，并且有时——在生产力和技术达到高度发展时——人口增加反赶不上生活需要品的增加。
　　我们根据上述的种种理由已很明白地知道人类之人口的增加与食物的增加，不能依照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所定的比例，并且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不是人口自然增加率所能比拟，而人口过剩说不过是一种杞人忧天的无出息的悲观论者的观念而已。在近代的生产力之发展上，既然表示着人类不但有力量依于自己的智能和劳力养活自己，而且有力量改进自己的生活，那么所谓一切贫困、失业、战争、盗窃等等，乃是生产关系所造成的事实，而不是人口增加过速、食物增加过缓的结果。因为失业者由于近代生产制度的生产机关之私人的垄断和生产上之无政府状态，劳动群众的贫困饥饿则由于一切生产手段所有者之剥削，而战争也并不是由于食物不足，乃是由于工商业家阶层内部的市场原料和劳动力之掠夺，或社会阶层间的矛盾所引起，没有一件不是社会自身的矛盾的表现，而可归之于人口过剩、食物不足的结果。如果要说是人口过剩食物不足所引起的，那么在现社会里一方面有着广大的失业饥饿者，而另一方面则有巴西的咖啡大王可以把成千成万袋的咖啡投到海里，美国的牛奶也向海里倾倒，小麦则用火烧毁，以及许多生产品所有主堆栈里的生产品让他堆积起来腐败毁朽，又将如何解释呢？把现世界的一切罪恶归之于人口过剩，因而要提倡节制生育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只是为剥削压迫者掩饰其罪恶，为现社会制度遮盖其矛盾。
　　人口增减法则，不但一般的受社会生产力所支配，并且在现社会里，还随工商业家的生产上劳力需要程度的变化而变化。这里我们首先举拉塞尔的理论来说。拉塞尔虽然对于工资法则的决定错误了，但他的理论之另一面，描写人口的增减怎样受近代式的生产制度之劳力的需要程度来决定，则是对的。拉塞尔以为当近代式的生产制需要劳力时，即劳力缺乏时，工资相当的提高了，工人有力结婚育子，人口便可相对的增加。但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劳力又过剩了，于是因劳力容易在市场上购买，工资又低落，而工人因此更加困苦，无力结婚育子，人口重又减少。这就证明人口增减是随近代生产制度上对劳力需要而自然的被决定着。不但工商业家有按其生产上的劳力需要程度而限制人口的增减的作用，并且当他们需要进行侵掠战争时，亦常为其利益之需要而提倡增殖人口；这就是大战前德国努力提倡增殖人口，而使法国也大起恐慌，随着大声疾呼的提倡增加人口，奖励妇女生育，以及战后意大利的法西斯蒂政府，为要发展他的帝国主义和殖民政策，努力提倡增加人口的原因。所有这些，都使我们知道现代社会中人口之增减，乃是按照工商业者的利益之需要，而作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人口之增减与提倡生育或节制生育之理论的消长，均得适应这一要求而变化。
　　在目前，由于这种生产制度自身的无政府状态，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一般的技术的进步、机械的发明、生产的合理化，驱逐了劳力；市场的恐慌，束缚了机械力和劳力的充分使用；因而劳力过剩和商品过剩就一样的成为经常的现象了。像拉塞尔所举资本主义生产之最初进步和繁荣时代所表现劳动力缺乏，到目前时代是更难于经见了。在这种社会的经济关系之下，一方面是工商业者对劳力的需要大减，人口增加过速不能和他的需要相适应。社会上如果有过多的失业，不但成为社会之繁重的负担，并且还能危害社会秩序之安宁和动摇他的根本；因此工商业者自身就需要节制人口的增加。在下层社会里，不但因为生产工具的集中，加大了一无所有的贫困者的数量，社会的大多数人都失掉了财产成为一无所有者，而且也因工商业者间自由竞争之猛烈，剥削不能不日益加重，结果失业者日多，生活益趋恶劣，抚妻育子的能力渐变薄弱，贫苦的下层群众当然会视生子育女为最大的累赘，而自然的发出节制生育的要求和呼声。由此可知，节制生育的呼声，是现制度为了维持自己的残喘的一种无办法的办法，也可以说是现制度的无能的表现，同时亦为现制度下被剥削者的困惫呼号。我们看到这种要求和学说之特别活跃于近几十年就不能不从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的必然性里去找寻他的根源。
　　自然，在已经走入解放途径的开端之现代妇女，为了要使自己从家庭的奴隶地位成社会的人，为了要把自己解放出来，能在社会中负担事务，不甘永远自足于成为一架生育的机器，为儿女束缚了目己的手足，断送了目己的前途，因而不愿多有生育，这也是妇女的必然要求。但是，这也只是部分的理由，并不能成为决定现代节育运动的根本作用因为现代妇女之所以觉悟到生育子女的种种困难，并不是人类生殖中所带来的自然的不能解除的障碍，而是社会所给予的。在现社会中为了经济制度的限制，一切家庭职务引抚育子女的责任，都是自己的责任而非社会的责任，所以妇女多生育的结果便必然断送她的一生。其实，在现制度下，不特妇女如此，就是男子又何尝不是一生辛苦也不过为家庭和儿女；在这种状况下，一般妇女和穷苦者自然会以生育为苦，而发生节育的要求。但是，如果在社会制度改善以后，家庭的事务和儿童的抚育都成为社会的事业，这时一般妇女并不致因生育子女而妨害她对于社会事业的负担，一切生活和教养子女的责任也不致独加在妇女的身上，那么不愿育子的要求将必然降低。人类虽然不同于一般动物，然而人类毕竟仍是动物，所以那种生物的种族自保本能是自然的生理作用。说妇女在一切社会所给与的困难条件解除以后，仍然不愿生育，这不是很科学的推论。并且人类在适当的社会关系之下，个人都变成社会的，那么生育这件事不但因其为动物的自然本能而不应抑制其要求，并且必然成为有利于种族的发达和保存，根本不应加以抑制。
　　节育运动，既然不能以人口增加作为理论的根据，也不能因为妇女需要解放和要为社会服务而成为永恒不变的理由，所以节育运动者所根据的理论是根本缺乏的。他之成为可以被提倡的理由，只有他在被限制于优生学一点，即为防止不健全的人的生育，以免人类种族之衰弱时，才有一部分理由，但是，在现今流行的一切优生学，他主张在生殖上应该被淘汰的，并不是真正从自然的生理的观点出发，却以为凡是在现社会中处于贫乏愚鲁地位的人，乃是生存竞争中被淘汰下来的。从智识的先天观念出发，认为这些下流的大众是应该被淘汰的，而上层社会的人才是优秀的种子，应该保存。照这样的理论，这节育只应该普遍实现于下层社会，因为他们不但是劣种，而且其经济能力又不配抚育子女的原故。反之，在上层社会里则可以任其生育了。所以现今的节育运动者根据着这样的优生学理论，实际上不但成为现社会制度的要求的表现，而且成为偏于拥护上层社会的人之种族的生存的学说和运动。这样也就是离开了正确的人类优生学而提倡节育。如果节育运动是完全站在真正的人类优生学基础上而被提倡，那么他不应该根据什么人口过剩和贫苦的人因为经济困难而应节育等等理由，更不应该根据知识高低和现有社会地位高下来决定人种的优劣，并以此为节育的标准。
　　总之，现社会所流行的节育运动，虽然亦为现代社会之不可避免的社会要求，不能否认他的发达之必然性，并非理论的反对所能遏止，然而也只是现社会的必然的要求而己，他成为现社会制度没落中的一种穷极无法的运动，成为维持现社会生产上之劳力均衡，和这制度及其利益的一种运动。人类在适当的社会制度下加速的发展生产力，绝对有维持大量的人口的可能；人口的增加率在科学的进步中，绝不能和生产力的发展相比拟，无论从整个历史进程看，也无论从近几百年的进步看，更无论从现社会生产物加以合理的分配看，都可以证明。况且在将来的社会的有计划的生产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有比现在的更高的不可比拟的速度，更不会发生人口过剩需要品不足的现象。节育运动在现社会成为必然的病态呼号，这种呼号的理性的表现至多只能成为一种优生的人种改良的节制运动而己。一切社会的罪恶之解除，只有在社会的改革中可以成功，绝非节育运动所能奏效；即令人口在未来的社会比在现社会的增加速率更大，但那种不可计量的生产力之发展，至少在我们所能预见的社会里，不会发生人口过剩的恐慌，而无须我们现在就忙着提倡妇女节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