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妇女职业与爱伦凯的母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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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妇女职业与爱伦凯的母性复兴

　　妇女职业问题，从表面上看来，仿佛是一个平常的不屑谈的问题，然而实际上确是一个很重要，而且很实际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观察和主张各有不同，有的主张妇女要得到完全解放，必须先谋经济独立，脱离依赖男性的寄生生活，脱离家庭一切琐事的羁绊。换句话说，就是放弃家务和育儿的专门职责，跑到社会上从事某种职业，参加社会各种生产部门，参加一切社会的活动。另一方面反对这种主张的则以为家务与育儿，是妇女的特长。因妇女性情温柔，善于处理家务，养育子女，妇女的职任，就是造成美满家庭的幸福，所以家务与育儿，是妇女的天职，是妇女毕生唯一的事业。主张这种理论最烈的，要以瑞典艾伦凯女士为其代表。这两方面的主张，自然各自有其立场，各有许多理论的根据。
　　然而在事实上，不管意见如何分歧，赞成与否，妇女之应当和男子一样有职业，并且逐渐获得职业，是一种社会发展之客观的自然趋势和要求。第一，因生产方法的进化，资本的集中，不但无数工作和面包被大规模的机器工厂所夺去了的下层阶级的妇女，为生活计，不能不离开家庭，投入工厂劳动，就是那些向来为一家主妇，留在家中处理家务和养育子女的中产阶级妇女，也卷入了生活困难的旋涡，不能不为了生活而寻找职业。妇女既不得不离开家庭，以自己的劳力去取得自己的生活，甚至维持一家大小的生活，则这时候，妇女之被迫的脱离了家庭的束缚，绝非空言所能阻止，是很明显的。并且也因此确已达到了相当经济独立的目的，除掉了“家医奴隶”的头衔。这种职业生活，姑不问它是否从此得着真正的解放，然而她们确是由家庭狭小范围跑到社会上来了。同时社会的各方面也替妇女开辟了许多谋生的道路，除了工厂劳动和当教员之外，各大公司，银行，邮政，电话……都雇用女职员。近来妇女活动的范围，比以前更大，议员，摊师，以及其他政治机关或团体的职员，只要妇女自身有能力都可以参加。从这样看来，妇女的职业，早已就不是什么应不应该或适不适宜的问题，而是妇女的知识能力能否胜任的问题。所以近代产业革命，经济变化的结果，其所给予妇女的影响．就是使妇女得着和男子有同等职业的权利，得着相当经济独立的机会，脱离了家庭的羁绊，和压迫。然而，生产的日益进步，规模日益扩大，使资本的集中也随着生产进步的速度而日益增长起来，结果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弄成今日种种不平等的现象，这不仅对于妇女如此，即男子也是一样。因此，近代妇女虽有了职业自由，一方面得着相当的解放，而他方面则亦招来一种新的压迫。
　　其次，因生产方法的改变，经济状态的变迁，使妇女由参加社会各种职业而获得经济独立的机会，也促成了妇女思想的改变，唤起了她们的自觉，引起了她们以自己的意志来支配自己的行动的欲望。即是说妇女因长久被压服在奴隶状况之下，受尽了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的刺激，使她们觉得以前的社会，政治，法律，教育，职业，都是为男子而设的，所以她们一到站在同一立场的职业，以及一切社会关系的平等权利时，职业平等这一项，尤其成为她们自然发出来的要求，因为她们一经尝试参加社会活动，便容易发现男女所以不平等的原因，乃在妇女不得不仰给于男子而惟命是从的原故。然而要求得到经济的独立，自然首先不可不离开家庭的牢笼，而打入社会各种职业范围的圈内。
　　但是，在顺应这种资本主义勃兴所引起的女权运动的理论当中，最初当然不能脱离资本主义的意识之笼罩，如像美国的纪尔曼夫人，她主张妇女职业，重在尊重妇女智力的发展，这就是说妇女之彻底解放无关于制度，只随女子之智能去自由竞争职业就可以了，这完全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说。她这种思想的源泉，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完成中发生成长的。所以她的主张是出于肯定资本主义社会，以为只要使妇女在这种社会中，得到一些权利，有了职业自由，得到经济独立的机会，妇女就可以获得彻底的解放。但她却没有看到在资本为少数特殊阶级所独占的制度下，因男女职业竞争，惹起一般劳动市价的低落，失业的恐慌种种悲惨的事实。在这种事实下面，任你如何高唱，“职业自由”，“经济独立”，都不能使妇女得到彻底的解放。关于这点，现代一般开明的社会学家及一般妇女论者，都有许多著作来说明和指正出来了，所以用不着我赘述。本文特别要讨论的就是爱伦凯女士所代表的以母性为中心的母性复兴的学说。因为这种理论，对于妇女职业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对于妇女解放的前途，有很大的不好的影响，且易使人发生一种幻想。实际上，我看见许多学者，教育家，甚至妇女运动者，对于妇女职业问题，往往存着性的偏见，作些什么妇女适于某种职业，或不适于某种职业的争论，甚至还有许多教育家提倡什么女性教育……这些都是受了爱氏学说的影响，所以我们对于这种传统思想之谬误点，不能不加以研究和批评，现在且看她著的《母性复兴论》，她开始就说：

　　“现在有许多妇女，在家庭外从事劳动做一个自给的妻，而托其子女教养于所谓天赋的教育家，把这事当做一种理想干下去。这种理想，即足以置家族生活于死地！如果世间做母亲的和做教师的，不由他们自己对于母性复兴所合的价值之态度，由他们自己的意见与科学的性的启蒙，像给什么小说与他们的女孩儿读一样，把他们女孩儿的心向恋爱与母性养成，那么母性复兴是永无希望的。”

　　从她这一段短短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全部的思想，完完全全以获得单纯的性的自由和性的权利为满足，并以养成母性为妇女的特殊职分，——母性的复兴。此外对于妇女在人类社会所应负的其他责任一概不问。妇女们就是“恋爱”，“母性养成”而已。即使妇女就这样便能解放，或算是解放了，实际上也不过是一种新式的良妻贤母主义。况且单纯引导妇女在家庭中去和她的丈夫陶醉于恋爱生活之中，和养育儿女当作唯一的职务，这就是使妇女不能脱离家庭奴隶地位的牢笼。使妇女永远不能得到解放。妇女母性的特别发展，并不完全是天生的，而是社会的组织使得妇女对于育儿和家务不得不去作，久而久之，就埋没在这个狭隘的家庭之内，养成一种习惯，阻止了她们各方面的发展的结果，所以爱伦凯女士的根本思想，是反对妇女离开家庭而参加社会职业的。她理想中的妇女。个个都是把家庭改造得像安乐宫一般，个个都是这个安乐宫里的女王。她对于她理想的新家庭有这样的一段：

　　“这个伟大而美丽的艺术的家庭创造出来的时候，做妻和做母的，虽说她们的趣味和活动原不必限于家庭这个小天地，然而她们在这个家庭中，确能赢得最高的地位，在这个家庭中间，她们的丈夫和小孩子，把她们看作灶中的火，树下的荫，井里的水，圣餐上的面包，一样的重要可爱！于是她们的丈夫和小孩子也得赋有某大诗人歌颂他的母亲那样的经验，‘什么东西到了她的身上都变成花圈了！’于是每天的劳苦，礼拜日的欢乐，劳动的时间，休息的晷刻，都成了这花圈上的叶儿，花儿，果儿了！”

　　这一段话，多么美丽啊！她这种理想的新家庭，完全是资本主义社会有闲阶级的小家庭主义的不彻底的思想。从她上面所说的一段话看来，她的理想中的新家庭还是以男性为中心。因为他不但叫妇女仍坐食于家庭中，依赖男子生活，让男子在家庭中从经济权力的优势而维持其高出于妇女之上的地位，并且她还努力鼓励妇女尽情殷勤专心想法以安慰夫的灵魂，把自己变成爱情中的夫的赏悦者，这样在家庭中所“赢得的最高的地位”，在我们看来不过是最低的玩物地位而已。因为如果说这是爱情的必需，那么在可能的条件下夫对妻也应该如此，何以爱氏不把这种义务规定为双方的，而单要妇女返家庭去尽这种义务呢？妇女在这种家庭里，还是脱不了一种变形的家族奴隶，不过因生产方法的进步，在物质的条件上给与她们一些方便罢了。然而无论如何，妇女仍然是要为这些琐事所累。总而言之，在家庭没有完全废止以前，或者没有旁的机关来代替家庭琐事以前，妇女在家庭里总不免是一种奴隶或变形的奴隶，犹如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的工场一样。所以纵令物质上如何舒服，精神上如何的沉醉于性和母子之爱，其结果，还是阻碍妇女前途的发展，陷她们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其次，我们以为爱氏所歌颂赞美的那种美丽的艺术化的理想家庭，完全是一种贵族式的，代表少数人的，使大多数人在现社会下得到完全同宗教里的天堂幻想一样的美满家庭，是办不到的。因为爱伦凯女士自己的生活，以及她所接近的环境。都有可能把家庭弄得如何的美丽，如何的艺术化，换句话说，就是他们有时间金钱把家庭弄得像天堂一般。但她却没有看见那成千成万工厂中的劳动妇女，和那些贫苦的农村妇女，她们一天到晚忙，连饭都很难吃得饱，那里还有闲情逸致来把家庭弄得那样美丽艺术。总之，爱氏的根本思想完全是一个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她只看到社会的一角，而没有看到社会的全体。
　　爱氏思想之不彻底，既如上述，现在我们再进而研究她所主张复兴的家庭，在将来的社会是否有存在之必要。我们认为家庭制度，必随着社会的变迁发展而逐渐破灭，我们理想中的将来的社会，完全与爱伦凯女士所梦想的不同，那时决无所谓家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就是无论男女都要劳动才有饭吃，而且那时各个人的劳动，与现代不同，他们不但是为各人自己，同时也是为社会谋福利。个人和社会都有密切的关系，没有家庭的必要。育儿，社会设有托儿所，有幼稚园，用最有经验的专门家管理，按照科学的方法来养育教育。就是烧饭，洗衣，制衣……等工作，也是大规模的有专门技师管理，而且那些管理员也不一定是妇女，不是以性的区别来分配职业，而是按照各人的所长来分配的。家庭的经济的互相依赖变为社会依赖，家庭的业务也变为社会的事业，这里还有所谓家庭存在吗？固然两性的同居依然是有的，但夫妇的同居也就限于同居一点，这还有现存的家庭制度的意义和体系存在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妇女也是社会的一员，一个独立的工作者，不复是家庭的奴隶了。总而言之，妇女要谋真正的解放自由，第一步工作，必须从万恶的家庭中解放出来，决不能像爱伦凯女士那样的主张，再造出一个新式的牢狱，把她们重新禁锢起来。
　　爱伦凯女士提倡母性复兴的唯一原因，就是她以为妇女在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产业制度下，从事生产的劳动将会引起悲惨的结果，她以为这种生产劳动，不但不能解放妇女，反而蹂躏妇女的自然，破坏她的母性，所以她就竭力主张妇女复归于家庭，以育儿为唯一任务。这种办法，在我们看来，是不彻底的，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办法，如果说妇女因职业影响到她们的子女，那么，将育儿的任务从母亲的手里移到专门家手里，岂不是更好吧？但在现在社会制度下，妇女职业，倒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现在在全世界上除苏联对于妇女儿童特别加以保证：设立托儿所，幼稚园，公共食堂……外，一般的情形，都是妇女一方面为了生活，不得不求职业，一面又要养育子女，这种境况，不仅摧残妇女自己的心身，而且还给儿童的命运以莫大的害处。上等一点的职业，可以雇用人来替代母亲带领小孩，这样的还好一点，至于那些劳动妇女，她们一方面非人工厂劳动不能生活。同时又无力量雇人代领自己的子女，所以幼儿的死亡率，无论那一国，通常总是以工人区为最多。但这种现象，追根究底的说来，绝对不是因妇女职业引起的，乃是社会经济制度的罪恶。要免除这种悲惨的现象，如果像爱伦凯女士从根本去推翻妇女的职业，而代以母性的复兴，这完全是一种开倒车行不通的办法。但是如何去补救这种产业制度给与妇女职业的这些弊害，这确是一个很重要而急待解决的问题。
　　总而言之，妇女的职业自由，是妇女经济独立的唯一机会，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但在现社会制度下，所谓职业自由，不过是出卖劳力的自由而已，还说不上真正的解放和自由。要想获得真正的解放和自由，只有根本改造社会才有可能。我们不应该像爱伦凯女士看到当时的产业制度对于妇女职业有伤害，就消极的回到家庭中来主张母性复兴，而不放大眼光，从根本社会制度的改革方面着眼。然而，这也难怪，因爱伦凯女士也只有看到一小部分小资产阶级妇女的生活，所以她的学说和主张，也不能超越她的母性复兴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