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和社会主义运动（〔美〕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1974年3月15日）

Youth and the Socialist Movement

青年和社会主义运动

〔美〕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James P. Cannon）

1974年3月15日
志愿者翻译、赤心校对

　　〔说明〕原文发表于《青年社会主义者》1974年7-8月合刊上。

　　里奇·芬克尔（Rich Finkel），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全国书记，在洛杉矶于1974年3月15日同詹姆斯·帕·坎农进行了以下讨论。

　　里奇·芬克尔：在我春季的走访中，我去了田纳西、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的一些地方，我发现一个现象：许多在反战运动和黑人运动的高潮期活跃的学生并没有完全明白，在一个有着不同维度、机遇和问题的时期，他们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现在面临这个问题。

　　坎农：我认为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的是，要接受一个关于这种情况的完全现实的观点，并且适应那些已经改变了的校园中的意识和态度。党在这样的时期和活动上升的时期一样都要受到考验。
　　在整个五十年代，我们度过了一段漫长的艰难时期，我想一些老同志很难适应我们在整个越战时期的大高涨。
　　在我们的教育宣传里应该着重强调的一点是，一个革命者的精神和态度不是由运动的主流情绪决定的。我们有历史性的观点，我们不允许运动在进入转折时期时消退，而据我们的经验所知这是可能发生的。
　　你知道我的《美国的社会主义之路》这本小册子吧？它由六篇系列演讲组成，这些演讲发表在麦卡锡主义的高潮时期，也就是1952年秋天，那时的反动力量似乎占据了制高点。当时我们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行动。所以我们深思熟虑后决定把讲演作为党的活动。它在洛杉矶举行，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关于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的美国会是什么样子。每次演讲有100人左右定期参加。
　　你没发现你谈到的那些年轻人对社会主义是什么、它会是什么样子之类的问题有很强烈的兴趣吗？在我们的活动上升的一段时期，人们很容易忽视根据历史前景来阐释我们的基本纲领。但是我回想起我年轻的时候，正是美国社会党^[1]在其全盛时期——德布斯^[2]的时代，那时最能使那些聚集在社会党周围的人被吸引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是什么？它是什么样的？如何实现它？”之类。而且我认为这在今天也是对的，如果你真正注意年轻人的想法的话。

　　芬克尔：我们很关注这个问题，我认为现在的刺激点之一是能源危机，人们知道石油垄断集团胜利了，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做了什么，他们问“社会主义是什么？我们如何组织它？我们如何实现它？”
　　我们在今天得到的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比在整个反战运动时期得到的要多得多，我认为这些问题在现在这个特殊时期是不同的——更基础。随着水门丑闻曝光，人们希望知道“我们能否组织一个没有腐败的政府？这是可能的吗？”
　　你的那本册子《美国的社会主义之路》是我1968年加入青社盟时最先读的一本书，那是一本旧册子，但是回答了我的大部分问题。我认为对于很多青社盟成员来说都是如此。
　　你能多少解释一下有青年团体的工人运动曾经的经验吗？这是我们在青社盟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之一。世界产盟^[3]发生了什么？社会党和共产主义的党派如何建立他们的青年组织？这其中有哪些问题和成功之处？

　　坎农：首先，我们需要明白，激进的革命运动的历史是我们遗产的一部分——它既有积极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必须清楚这一点。我们的新成员需要从我们对上述运动的阐述和分析中得到彻底的教育——学习它们的有点，用我们从其他来源（最重要的来自俄国革命）获得的经验和有价值的知识纠正它们的错误。

　　芬克尔：年轻人在世界产盟内或者早期的社会党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吗？有学生成员吗？激进青年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扮演哪种角色？

　　坎农：世界产盟本身主要是一个青年工人运动。它没有特殊的青年组织。年轻人的旺盛精力和理想主义是它力量和长处的一大组成部分。但是再强调一次，它没有单独的青年组织。在任何人看来，没有必要这么做。
　　特别在西部，世界产盟主要是流动工人的运动，他们必须是年轻人因为那儿的生活很艰难。举例来说，在中西部，收割会从田纳西和俄克拉何马州首先开始，大量流量工人坐货运火车到雇用地点然后工作几周到一个月，直到收割结束。
　　然后他们乘货运火车北上，到明尼苏达和达科他州，在那待一个夏天，会有一些铁路建设或者类似的工作。流动工人，正如他们的这个名字，是类似于今天的收割工一样的工作，田纳西和俄克拉何马州的麦田收割完的时候正是堪萨斯州的小麦成熟之时，然后是内布拉斯加和其他的州。
　　他们成员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西北部的伐木工人，支持者也由同样的工人组成。在东部的纺织厂，世界产盟一度有一个强有力的运动，组织了很多罢工，主要是由外籍青年工人和女工组成。

社会主义青年组织

　　芬克尔：我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组织是什么？

　　坎农：嗯，据我的回忆，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几段历史，在我《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十年》那本书中曾提到过。直到三十年代，社会主义运动在校园中都没什么影响。那时在学生和工人之间有很明显的鸿沟，大学生来自境况较好的阶级，和工人没有任何交流。
　　运动第一次在大学中泛起波澜是始于杰克·伦敦和厄普顿·辛克莱在哈佛或者耶鲁或者这类一流大学发表的一些演讲，关于“我是如何成为社会主义者”之类，当时他们两人是运动在文学领域的英雄。
　　这些演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结果是建立了一个我记得是被称为“校际社会主义者协会”（Intercollegiate Socialist Society）的组织。这是一个很微弱的运动，因为当时上大学的人数比例并不大。
　　大学绝不是激进运动的中心，恰恰相反，是保守主义的中心。我认为校际社会主义者协会后来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产业民主联盟”（LID），它至今存在，不是么？

　　芬克尔：是的，事实上，“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最初本来是产民盟的一个青年组织，我认为在1959年之前它被称作“产业民主学生联盟”，但到了1964年，产民盟和它脱离了关系，因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不再排斥类似青社盟的组织参加一场在华盛顿举行的反战游行。

　　坎农：无论如何，“校际社会主义者协会”成为了那类校园绅士社会主义俱乐部。他们称为运动的乡间俱乐部，运动几乎和校园完全无关。我不知道“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4]成立的确切时间。或许你可以去翻一番历史书籍，但它一直默默无闻，直到三十年代对于政治问题的兴趣高涨的时期，也就是整个大萧条时期。校园激进运动在那段时期被共产党控制，社会党人几乎是仅次之的因素，但是它的影响确实很大程度上被共产党所淹没了。
　　从那时起毫无疑问发生了巨大而且根本的变化。值得注意的变化之一就是：进入大学的人数比例的变化。我不知道确切的情况，不过你可以轻而易举地验证它，我认为你将发现这其中的不同是有质的区别的。
　　过去在世界产盟的时候，任何上过中学的人都是个例外。大部分人很幸运能小学毕业，然后得到一份工作，就是这样。但由于诸多因素，包括科技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上大学的人数有了极大的提升。你曾经注意到或者读过任何相关的东西么？这简直是巨大的提升。
　　比如，在过去的数年里，我曾经和十五到二十个人居住在这里，现在还有两个。六个月前还有另外两个。我知道他们每个人都曾上过大学，他们现在都在工作。他们都毕了业或者至少有过大学的经验，但他们现在都在这里工作。我猜测如今上过大学的的很大部分人都会从事这样的工作，不是作为家族企业的管理者，而是加入劳动力大军的工人。
　　1919年哈佛的学生曾放了一个长假去往劳伦斯^[5]帮助对付当地的罢工，你无法想象这种事在今天能够发生。
　　1926年英国总罢工中发生过同样的事，从大学和预备学校等中进行了大规模的动员，征募对付罢工的人员，试图帮助破坏总罢工。

三十年代的学生激进主义

　　在三十年代大萧条期间，我第一次注意到校园中的大动静，这也是它第一次出现在公众注意中。共产党有非常强大的学生成员，社会党也是。我们比较少，但是数字并不重要。
　　在大萧条那几年里共产党在大学中发展了一场反战运动，在这个名为反战与反法西斯同盟的广泛运动中，他们大范围地吸收年轻的社会主义者、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成员。
　　当时进入大学的人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他们毕业后何去何从。没有工作可以提供给他们。这就是他们中很多人的命运。
　　我想起了特德·德雷伯，他是《美国共产主义的起源》的作者，他告诉我他在大学时更关注人文课程甚于那些可以给他提供一技之长的技术课程，他说“那有什么用？每个人都知道没有工作可干。”他当时准备成为一个作家。
　　关于社会党和共产党，有一则轶闻，说的是关于德雷伯兄弟的故事，你听说过哈尔·德雷伯吗？他是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多年成员，也是历史学家特德.德雷伯的兄弟。哈尔.德雷伯是个社会党人，社会党在那段时间有更激进的左翼。他是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当时有名的领导者之一，而特德.德雷伯则是纽约社区学院的一个有名的斯大林派领导者。
　　我听说那段时间有一场德雷伯兄弟间争论关于政策、战争和其他问题的好戏。哈尔.德雷伯是左翼社会党人而特德.德雷伯是斯大林派。那时很多社会党人比斯大林派更左。
　　被斯大林派吸收的这些年轻人中的很大一部分离开了大学——不管是因为毕业还是辍学。共产党控制了一场失业工人运动，“失业工人委员会”。有很多在校园里学到某种技能的年轻共产党员参与这个运动的组织——学习如何在集会上宣讲、提动议或别的一般人甚至不敢想象的事情，在此之后他们加入了失业工人运动，在其中得到了更多关于组织工作的经验。
　　当一点微小的好转在三十年代中期在工业领域发生时，他们被派到工厂中去。很多斯大林派运动的领导者，以及相比之下规模更小的社会党，都变得更突出了。在汽车工业或其他大规模生产工业领域，他们的一些领导者都曾经是学生，或曾经是失业工人委员会的工人。我打赌如果可以统计出来，他们中最有活力和有影响的人中的很大部分曾在大学和失业工人委员会中有过一些经验。
　　我经常想，不论什么时候我都能听到这种宗派团体的喋喋不休，他们叫嚣着离开校园进入工厂。长远来说，这在理论上没有错，因为你当然不能在校园中进行革命。理由之一是，校园没有工业的力量。但是那些被社会主义的历史趋势所吸引和信服，并且致力于实现它的，同时也在大学教育和大学运动的组织中获得了经验的工人，则能成为工人群众运动的非常有效的领导者。
　　这对失业工人运动同样是有效的，在我看来，在美国严重经济危机的时期，这场运动会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现象。
　　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我们在大学中的工作视为对即将高涨的工人运动的准备工作，在这场运动中那些被吸收和锻炼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人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快速发展的工人的新运动中——不管是失业工人运动还是工会或者二者都是，他们受的教育和他们在组织上的经验会是非常重要和非常有益的的因素。

组织的独立

　　芬克尔：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和“青年共产主义者”是如何组织的？他们是独立于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吗？他们受到自上而下地控制吗？

　　坎农：它们完全受到控制。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制定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理论在这里只应用在纸上。准则是青年组织在政治上从属于党，但是组织上独立于党。但在这里没有多少实践。党的控制是绝对的——正如你目前在共产党中所看到的。
　　当时在二十年代，共青团（YCL）并不扮演独立的角色。它是党的附属品。年轻人之所以能够待在那里的原因，仅仅是迫不及待地靠着他们在共青团的经历入党，参与发生真正行动的党内派别斗争。
　　比方说马克斯·沙赫特曼，他是共青团的报纸《青年工人》的编辑，马丁·阿本是它的全国书记。我说过，他们将自己视作经历一段“学徒期”。他们的真正兴趣在党。在二十年代早期，他们属于被称为“坎农派”的一派。
　　我在二十年代没有对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有很多关注，所以我不能从直接的经验来讲。但是我认为有很多类似的东西，可以说都是被党引领的。
　　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在三十年代脱离了出来。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成员在政治上比社会党更快地左转，所以当我们面对1937年摊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社会党中^[6]——在费城举行的全国大会上，托洛茨基主义者在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中占据多数，我们让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多数站在我们一边。
　　我认为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在那时大约有1000名成员，哈尔·德雷伯是全国书记，他有几年和我们在一起，后来和沙赫特曼派一起离开了。他心里一直有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我最后一次听到他，他还在校园里活动。

青社盟，一个新现象

　　现在的青社盟是一个全新的现象，以我的经验，从它的成分、它的整体活动和几乎其他任何途径所能判断的来说就是如此。
　　早期的青年运动并不像党本身一样严肃，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似乎真的只是在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某种职业之前在思想上玩票而已。我曾经听过这样的说法“职业导向”，这意味着他们并不打算将自己投入社会主义运动中，他们只是在寻找一份好工作或职业一类的东西。
　　这是我们在1937年吸收的左翼青年社会主义者中发生的真实事件。绝大部分人并不是认真的。沙赫特曼和伯纳姆团伙获得了他们的大部分，他们倒是很配得上这部分人，反正他们也没有组织过一个正经的党。
　　我们现在的青年运动自我们从共产党继承下来的遗产中得益很多——列宁主义的组织观，即一个使人加入其中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为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的运动。以及职业革命者的概念。
　　这个概念并非源自美国，它像我们其他很多最好的思想一样来自布尔什维克。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党内和青年运动中有多少工作人员，但是在俄国革命之前的运动中所有事都是很随意的。全国办事处由一个全国书记，两个速记员，一个簿记员和一个演讲处组成，仅此而已。世界产盟国家办公室有一个总书记，文森特·圣约翰。那时候我曾去过那里，只有圣.约翰，一个书记员和一个簿记员，仅此而已。

　　芬克尔：这就是全部吗？

世界产盟如何组织

　　坎农：这就是世界产盟的国家办公室。有一个被称为“分权派”的巨大运动，他们认为即便只有一个官僚挂在他们脖子也太沉重。他们指挥了一场激烈的战斗试图把全国办事处变成一个普通的通信中心，在各地可以发送通信然后通过这里转寄出去。1913年我们在和分权派的会议上有一个激烈的斗争。
　　除了圣约翰、速记员和簿记员的全国办事处，还有一个总执行委员会，我认为有七个成员，每三个月碰一次头。其余时间他们外出做实地组织工作，有的时候有工资，有的时候没有，视实地的财政情况好坏而定。
　　在1913年的会议上（那是我最后参加的一次），分权派把他们的领导轰下台，要求组织将权力下放，所有权力应该控制在基层手上，“基层的意思就是当地。每一个当地组织本身。他们会通过国家办公室进行互相通信，把信送到芝加哥，然后芝加哥会转寄一份复印件，他们为了这样的事情每天争吵着。
　　最终他们被圣约翰击败了，他有压倒性的人望。他是一个非常棒的组织者，知道组织需要一定程度的集中。圣约翰后来的继任者是海伍德^[7]——我想是在1914年。
　　海伍德1918年入狱，分权派在一次暗箱操作后于1919年接管了权力。他们采纳了一个动议：全国办事处、全国书记和全国组织者（那时他们并不在办事处而是在实地工作）和任何其他全国的职员应该只供职一个任期。他们刚开始对工作感到得心应手的时候就要离开了，换作别人来接手。我认为这是世界产盟在一战后的大迫害^[8]和领导人服刑期间衰落的原因之一，但并不是主要原因。
　　我认为很多关于世界产盟的某种神话或者传奇经历让可能很多的学生感到好奇，他们听过太多关于世界产盟的事迹。世界产盟有非常强的战斗性。
　　但是世界产盟在大迫害之后，也就是1920或者1921年后有很多人被监禁，在产业领域没有任何能让人记起的行动。到了世界产盟关于工业联合会的计划将要被实现时，它在大规模生产工业中已处于下风^[9]，只能站在旁边目瞪口呆地看着，除了作为一个有不同支持的参加者，他们与之毫无关系。

　　芬克尔：我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学生怎样才是有作用的？”他们没有看到工人阶级在发生变化，他们经常怀疑他们加入青社盟后能起到什么不同或者有什么要紧，这对他们来说非常抽象，你会如何回答这类问题？

　　坎农：哦，我会说去接受一个历史的社会观会是一个好的开始。尝试去获得一个清晰的理念，关于我们从哪里来，以及从所有的迹象来看我们正在往何处去。
　　第二个点就是，作为一个开始，去读我的小册子《美国的社会主义之路》并开始理解正在产生和并不遥远的历史性的碰撞的概念。今日的学生正要面对这样的危机——他们会看到他们所做的任何寻求稳定、有保障、安静地挣钱的计划再也不是可能的了。
　　形势正走向爆发。要么将发生一场改变整个社会体系的革命，要么就什么东西都不会剩下。
　　我们不必说得带有任何夸张或者歇斯底里。事实上这是所有学者和观察者所同意的，你如今所能看到的历史预测中最通常的表述之一就是：“在未来——如果人类有未来的话——一定会同现在有所不同”
　　如果你首先认为，单凭现在有足够的各种核武器可以在按下按钮之后发射到任何地方——这足够摧毁整个人类社会七遍甚至八遍，而且如果你想到每时每刻都会有关于激烈的国际危机的信号，每个人都对于谁会首先扔下第一个核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感到惶恐，那么这时你就会了解在一战前的日子里的旧口号——历史的远景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在今天再正确不过了。
　　现在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承认这样的观点：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毁灭。这比野蛮更糟糕，因为理论上来说你可以从一个新的野蛮中恢复过来，但是还没有人能从核破坏的灰烬中恢复过来。
　　我相信年轻人对这一类问题的讨论特别有反响，这并不是什么白日梦，在1974年，这些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事实。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唯一能让他致力于的有价值的事情就是一个可以使人类得以延续和进一步的演进、发展和进步的运动，这可以用实际的主张来规定。“就是这么回事”，正如沃尔特·克朗凯特在他的晚间新闻结束时说的。
　　我们过去无法底气十足地这样说。最难以回答的质疑之一是，“哦这是个好主意，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实现它，人们永远不会认同它。”或者“已经过去一百年了，所以担心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但是现在这不再是问题了，和你交谈的年轻一代正在以各种方式发现这个问题。现在你也许能够这样断定。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想法——一个人可以有所作为。
　　几年前我从电视上听到一次对哲学家罗素的采访，他对核武器的发展感到非常担忧并且对其危害感到不安。他积累了相当多的关于核武器的潜在破坏力的知识。
　　他被问道“你认为你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他犹豫了一小会，然后说“我希望看到人类的延续。”然后他又被问道“你觉得有希望吗？”他回答说“大约四六开，以我现在所见的。”——大约四成几率人类得以延续而六成反之。下一个问题是“我们能做什么？”他回答“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工作和努力来让可能性更大一点”
　　我总是把这个视为一个对今天的年轻人面对的困境的非常有洞见力的陈述，不管它50或100年前是什么。在我退休前的最后的一些演讲中，可以说，我引用了这一陈述，以及其它有见识者的观点。我发现人们对这个表述的反响很强烈，而且进一步发展了它。
　　我说“假如以我们的努力，我们可以把希望提升到五五开，这很容易想象。以我们的努力可以变成五五开而不是四六开！应该知道的是，不管处在天平哪一端的羽毛都能在基本问题上发挥影响。我们是谁、我们处于何种位置、我们做什么工作都并不要紧，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有所作为。
　　这是一个清醒的表述，不是么？而且我觉得也是一个一点都不异想天开的表述。我感觉到人类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境地，它将要做决定而且没有太多时间犹豫。我几乎能肯定在新一代参加到政治行动中的时代里，人类会决定走哪条路。
　　这时你应该想到，人类至今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机会来展现它到底能做什么。千百年来，它一直是自己出身于其中的社会制度的受害者。人类在应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问题上一直做得很好，但是我们至今仍没控制我们自己的社会体系，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有一个有组织的、自觉管理和有计划的社会和生产的组织，任何事都是可能的。
　　这会产生这样一种想法：如果世界上的每个人有权使用所有在历史中被积累下来的知识，而且有机会发展他们的潜在的天赋，这种天赋每个人多少都有一些，那么我们可以实现什么。在这个社会体系中有多少浪费是可以被消除和转换为建设性作用的！好家伙！只要想一下，在这个国家我们每年在破坏性的武器上扔掉八百亿美元，仅仅这一项，更不必说我们在毫无用处的宣传、政客伎俩之类的政治性的东西上所扔掉的。老天爷！
　　这之后，正如托洛茨基在他的《文学与革命》里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类会第一次开始理解自己并有意识地发展自己最好的才能，这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实现过。这需要改变社会制度。他还预言我们会将人类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普通人可以达到亚里士多德、歌德或马克思的高度，不仅如此，新的高峰还会升起。
　　我认为一个听了这些论述的年轻人将很难给出它的答案，你得直截了当地提出这问题：人类可能不会继续，这种危险是存在的，而如果可以继续，它得接管它自己的社会制度并重新组织它，并且对持续的常常面临的灭绝危险做好计划和消除它。

　　芬克尔：他们会问你，这如何做到呢？

　　坎农：嗯，我会说这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这是一件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也是所有人的终生工作，但是，面对所有这样的随时随地会发生的灾难的危险、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总有一些事情能激励一个人的生活和使他活得有价值，那就是致力于一项事业来改变现状。不要轻视自己、觉得你算不上什么。你可能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芬克尔：非常感谢你，吉姆。

　　坎农：谢谢你给我一次畅所欲言的机会。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没上过讲台了。如果我能给你任何建议，那就是：你在这场战斗中活得时间越长，你对争取赢得胜利的决心就越坚定，对人类会继续下去的信心也会越强。

^[1] 一战前社会党是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政党，在俄国革命之后，社会党的左翼大部分遭到开除，并组建了共产党最初的队伍。除了30年代短暂的复兴，社会党在一战后在规模和影响力上都持续下降。

^[2] 尤金.维克托.德布斯。德布斯是美国工人运动的伟大领导人，在1900年到1920年之间，他作为社会党候选人五次参选美国总统，包括1920年他在监狱中参选，之前因为他在一战中的反战观点和活动被判刑。尽管德布斯是社会党的左翼领导人，也支持俄国革命，但他没有加入二十年代新成立的共产党。德布斯于1926年去世。

^[3] 世界产盟(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世界产业工人联盟。1905年建立于芝加哥，世界产盟（另一个为人熟知的名字是Wobblies）是一个工联主义观点的工人组织。这个观点倾向于将工人组织在大型的全行业的工会中，而不是狭义地按职业和技术组织工会（美国劳联支持这个政策）。
　　世界产盟的立场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是错误地相信工会而不是革命党可以领导这样一种社会革命。差不多有二十年的时间世界产盟在美国都是劳工战斗性和坚决地反抗资本家和他们的体系的象征。一战后，世界产盟的影响力迅速衰落。

^[4] 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Young Peoples Socialist League ，YPSL）是一个隶属于社会党的青年组织。在三十年代末它的很多成员成为了托洛茨基主义者。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在一小段时间内（1938-1940年）与社会党决裂而与社会主义工人党合作工作。现今的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是美国社会民主党的青年组织。它现在的主要活动是支持民主党的各种政策和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

^[5] 1919年劳伦斯罢工。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劳伦斯在世纪之交是纺织制造业的重镇。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三个月，纺织厂爆发大罢工。罢工持续了三个月，遭到当地警方和打手队的残酷镇压。

^[6] 社会党中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1936年加入社会党左派，为了在激进主义青年中获得影响。1937年六月，社会党领导层开始大量开除党内的左派力量，这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导致了被开除出社会党的人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党。

^[7] 比尔·海伍德，是世界产盟的重要的鼓动者和发言人，海伍德热心拥护布尔什维克革命，在苏联生活了差不多10年后于1928年去世。坎农和海伍德同为出席莫斯科的国际大会的代表团成员时居住在一起。

^[8] “大迫害”。在美国参加一战的时间里，尤其是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世界产盟和其他支持工人运动和反战活动的成员大量被捕并投入监狱。在战争结束后，在民主党司法部长米歇尔·帕默的任内，这种歇斯底里仍稳定地增长，导致了1920年1月一些列全国范围的逮捕行动和将激进主义者驱逐出境。

^[9] 大规模生产中的产业工会。将工业工人的大部分工会联合成一个强大的组织，就像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在三十年代达到的，和四十年代早期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所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