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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所作的关于斯大林的报告
詹姆斯·坎农
这是坎农于1956年6月15日在洛杉矶詹宁厅集会上的演说
主席同志和同志们：
主席方才说过，你们中间很多人也知道，对我来说，作一次关于苏联的演说并不是什么新的事情。事实上，从1917年以来，我一直在作关于这个题目的演说，而且始终持有同样的观点。
今天晚上，我首先要向各位重申一下，自从三十九年前苏联在革命中诞生以来我一直对苏联所持有的意见，说明一下我再一次来谈论在苏联最近发生的新的伟大事件时是代表着怎样的观点——而据我了解，各位是像我一样对苏联友好，而且像我一样相信国际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命运是同苏联的利益和命运密不可分的。
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把1917年俄国革命看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分界线。以此为界，上升的世界资本主义停止了，遭遇了它的头一次失败，进入了它的没落时期。俄国革命标志了人类向更高、更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进军的真正的起点。现代一切社会进步都是从1917年11月7日开始的。
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我们一向不把俄国革命看为终点，而是把它看作世界范围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因此，从这个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立场出发，我们从1917年起一直拥护和捍卫着苏联以及产生苏联的俄国革命。
从这个国际主义社会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一直热烈关心苏联演化三十九年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在此期间，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和采取的每一行动，不论是颂扬还是批评的，都遵循着一个准则：什么是对革命有利的，对捍卫苏联有利的，对发展世界革命有利的？
在最初的困难年代中当帝国主义各国联合起来企图在摇篮里扼杀革命的时候，我们就是根据这一准则捍卫了革命。
1928年我们根据这一准则第一次支持了俄国党内左翼反对派在党内反对斯大林领导下官僚主义的革命蜕化的斗争。左翼反对派在“苏维埃民主和工业化”的伟大口号下进行了战斗。他们主张采用国际阶级斗争的政策来保卫苏联。
在三十年代，我们根据同样的准则——什么对苏联及其在全世界的扩展有利——谴责莫斯科审讯为诬控，并且抗议对这些审讯的受害者老布尔什维克们的处死。
我们根据同样的准则，对苏联的同样的基本观点，来考虑现在在莫斯科所透露的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滔天大罪。我们是作为苏联的拥护者和捍卫者来讨论这些罪行的。以上是我的引言，为了说明我今天晚上演说的中心思想。
从苏共二十大所传来的新闻代表了一切方面的进步。
首先，那些经济报告说明了苏联生产力，包括军事潜力的巨大发展。由于革命，由于革命所创造和促进的国有财产和计划经济的新的社会制度，苏联已经不再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在工业发展方面它仅次于美国，它的生产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
其次，二十大是在这样的时期召开的，即革命已经扩展到东欧和中国，在那里废除了资本主义所有制，殖民地革命风起云涌，而同时在世界资本主义阵线中出现了无数的弱点和脱节。这些情况的凑合已经大大改善了苏联相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地位。由于革命的这种扩展，苏联不再是孤立和被包围在资本主义世界之中。
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苏联显然不是出于软弱而是出于力量而起着领导的作用。苏联的力量迫使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不敢进行军事进攻的孤注一掷，虽然这在长期以来一直是它们世界计划中的中心内容。
最后，二十大的发展代表了进步，是由于说出了长期以来在苏联内部所发生的，破坏着和危害着苏联的真相的一部分，这部分真相是头一次在二十大透露出来的，而真相永远是进步的同盟者。
在新透露的情况和有待透露的其他情况中，我们看到了苏联群众中一种深入的运动在苏联官僚机构上层中的被歪曲了的反映。我们看到苏联革命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一个进步的阶段。苏联群众开始动起来了。而这就是上层动摇的原因。
在斯大林已经令人放心地死去三年才出现的对斯大林的全面揭露和谴责，虽然已很耸人听闻和产生深远影响，但还仅仅是个开始。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滔天罪行还没有全部说出。还远没有。但是斯大林的继承者和同谋者所作的初步揭露，已经开始了一个他们将无法控制的过程。
这个过程将不会停止，直到真相全部大白，直到在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残余被苏联群众清除得一干二净，直到这种丑恶的病症从国际工人运动中被根除掉。真相已重新开始行进，什么东西都阻挡不了它。真理永远是进步的。真理是革命的。
我们今天晚上所要谈的题目，就是2月24日和25日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秘密会议上的报告。这个报告的稿子落到了若干外国的外交代表手里，在两个多月以前就被世界报界自由自在地引用了。
美国国务院在6月4日把这篇二万六千字的报告向报界发表了。第二天《纽约时报》把它全文刊载，而并未引起克里姆林的否认或谴责。最近一期《战斗者》，一个星期以前付印，现在各位已经看到，在四页的附页中转载了这个赫鲁晓夫报告的全文。现在连纽约《工人日报》也在它上个周末的一期中转载了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全文，丝毫没有怀疑它的真实性。因此，当我们来讨论上述各种报刊所刊载的报告时，我们完全可以假定，我们所讨论的就是实际上作过的报告，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
《工人日报》说，它发表这个报告是为了帮助“探索团结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美国人和促进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它接着说：“我们还希望共产党人，本报读者和其他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美国人会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贡献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运动所面对的各项问题的想法。”
我同意《工人日报》所表示的这种精神。我假定关于让“其他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美国人”参加讨论的邀请也包括我在内，我希望我没有判断错误。我今晚的讲话可以算是对《工人日报》发出的邀请的一个回答，虽然老实说我要承认这次集会的筹备是在工人日报周末版付印以前就已经进行了的，而且即使没有发出参加讨论这一亲切邀请，我大概也会作这个演讲的。
福斯特的问题……
《工人日报》在社论里说：
“国务院认为斯大林时代的祸害是社会主义所固有的，这是绝对错误的。事实上，那些祸害的发展造成了对社会主义的威胁。冤屈、诬控、酷刑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粗暴的违反。”
这里《工人日报》提出了一个很好的供讨论的题目。这是《工人日报》周末版的意见。我完全同意这番话。我们的意见一直就是这样的，现在更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加以改变。
赫鲁晓夫报告中的新的和重要的东西，就是斯大林对苏联、对国际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所犯下的罪行的一部分，现在是由斯大林最亲密的合作者、他亲手挑选的门徒、这些罪行的同谋者所承认和证实了。赫鲁晓夫的报告是专家的证词。赫鲁晓夫是知道内情的人。他曾亲自在场。
斯大林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斗争的长期历史包括了过去三十三年中国际工人运动的一切问题。在这长期斗争的过程中，写过许多文章、小册子和书，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每一方面。说清这样大的问题，需要作许多次的讲演。今晚我只想谈到和引用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对付诚实的、革命的批评者和反对者的方法所作的证词；就是关于斯大林怎样消灭整一辈的列宁的同伴们的问题。这是所有其他问题的中心。这是所有历史上最可怕的一段史实，因为被斯大林谋杀的列宁的同伴们确实是人类的先锋队。他们是史无前例的最崇高和最优秀的人物。我们为这些被屠杀的伟大革命的圣人哭泣。
三个月前，二十大的最初几个报告发表的时候，美共全国委员会主席威廉·福斯特试图把整个事情掩藏起来。三十年来颂扬着斯大林的一切罪行的这个斯大林的老工具在《工人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再次出来为斯大林进行了辩护。那是三个月以前的事。最近我们还没有听到他讲什么话。但是三个月以前他要对那些报告感到震惊的年轻共产党员不要着急，等待我们从莫斯科得到官方消息。他说斯大林做过许多好事，不要把他“撕成政治上的碎片”。小错误可能是有一些的，但是不值得大惊小怪。接着他装做天真的样子——似乎他不知道内情似地问道：“难道在清洗中有过冤屈吗？”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得到福斯特说他在等待的官方消息了。现在我要原原本本地引用赫鲁晓夫对福斯特这个问题“难道在清洗中有过冤屈吗？”是怎样答复的。
在我引用的时候，请记住这不是托洛茨基在讲话。这是赫鲁晓夫在讲话，他在重复二十年前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的特务杀害之前所说过的话。
……赫鲁晓夫的回答
我现在读一下从赫鲁晓夫报告中的直接引语：
“斯大林不是说服、解释和耐心地同人合作，而是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原则，要求别人无条件地接受他的意见。
“凡是反对他的这种做法的人，或者是力图证明自己的观点，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人，都必然会被开除出领导机构，接着就会受到精神上和折磨和肉体上的消灭。”
这是赫鲁晓夫所说的话。他还说：
“斯大林创造了‘人民公敌’这个概念。这个名词自动地使参加争辩的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所谓思想错误根本不必要加以证明；这个名词使得有可能对凡在某一点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横施最残酷的镇压，而破坏革命法制的一切准则……
“‘人民公敌’这个概念实际上已经排除了任何思想斗争和就某个问题，哪怕是实际问题，表达自己意见的可能性。实际上在大多数场合，定罪的唯一证据就是被告的‘自供’，这是违背现代法学的一切准则的；而后来的检查表明，这种‘自供’乃是对被告施行肉刑而逼出来的。
“采用‘人民公敌’这个公式的具体目的，就是为了消灭这些个人。
“事实上，很多后来被作为党和人民的敌人而处决的人们，在列宁活着的时候都是同列宁一起工作的。”
赫鲁晓夫谈到清洗、诬控审讯和假供词时又说：
“在1937-1938年时被控为‘敌人’的许多政府的和经济的工作人员实际上从未曾是敌人、间谍、破坏者等等，而一直是正直的共产党人。
“他们只是被加上了这样的烙印，而且往往由于不能忍受野蛮的酷刑而给自己加上了（在伪造案件的审判员的授意下）各种各样的严重的和不可思议的罪名……”
假供词是怎样取得的呢？这里我再从赫鲁晓夫的报告直接引用一段：
“现在当调查了某些所谓的‘间谍’和‘破坏者’的案件后已查明，所有这些案件都是伪造的。被逮捕和被控犯有敌对活动的许多人的口供是用残酷的和非人道的折磨方法取得的。”
赫鲁晓夫还不止作了一般性的发言。他还举了若干具体的事例，这些事例你们自己可以从翻印的他的报告里读到。
“但是他们招供了，不是吗？”当我们在1936和1937年为反对莫斯科审讯而进行斗争的时候，我们曾听人一再这样说。《工人日报》曾经一天接一天趾高气昂地吹嘘说，“他们招供了，不是吗？那就证明他们是有罪的。”而现在赫鲁晓夫对他们的招供作了这样的评介，他说：
“一个人怎么可能招供他所从未犯过的罪行呢？只有一个方法——就是采用用刑逼供的办法，以严刑拷打使他失去知觉，失去理智，失去人的尊严。这样就取得了‘招供’。”
方才我从赫鲁晓夫报告所引用的只是赫鲁晓夫证词中的一小部分，他的证词你们可以自己去读，而他的整篇报告还只透露了全部真相中的一小部分。
苏共二十大所作的这些骇人的透露提出了每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所在问的问题，他们今天一有机会就在共产党的每一个会议上提出这些问题。
三个恰当的问题
一、由历史上最正直、最民主的政党所领导的工人革命所创造的苏联，在它的国内怎么可能存在这样一种诬控和谋杀的乖戾政权呢？
二、谁曾经反对和抗议过这种堕落，他们碰到了什么遭遇？
三、一切被共产党机关报纸蒙骗过的人正在问的头号问题是：过去为什么没有把这事告诉我们？
赫鲁晓夫对这最后一个问题“过去为什么没有把这事告诉我们？”的答复，与其说是答复倒不如说是自辩，他说：公开说出来很危险，他们担忧自己的性命。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革命者只是在生命安全的时候才讲真话呢？像在沙皇时代布尔什维克所做的，在任何情况下革命者必须对人民讲真话的原则，跑到哪里去了呢？反对暴政和说出它的真相，在任何时候总是危险的。沙皇时代布尔什维克处在危险的境地，但这并没有堵住他们的嘴。他们依然说了真话，冒着许多人遭监禁和处死的危险——他们组织了地下运动，最后导致了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
在苏联从一开始就有人认识到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危害性。而且他们还讲了真话，从三十三年前的1923年开始他们就领导了对这种危害性的斗争。反对斯大林主义斗争的组织者，恰恰就是组织和领导了1917年十月革命的同一批人。第一个用书面形式谴责斯大林并要求将他撤职的人是列宁。第二个是托洛茨基。正是领导了伟大革命的这两个人，领导了反对斯大林统治下的官僚主义蜕化的斗争。
1922年12月25日，列宁在病床上写了他给党的遗嘱。列宁在遗嘱中说，“斯大林同志在就任总书记职务以后独揽大权；我没有把握他会永远懂得以足够的审慎来利用这个权力。”这就是列宁的第一次警告，日期是1922年12月25日。
当列宁最后一次患病只得躺在床上的时候，斯大林采取了行动来巩固他的权力，那时列宁着慌了。两个星期以后，在1923年1月4日，他在遗嘱后面又加了一句话。他是这样写的：
“又，斯大林过于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身为总书记的人身上却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法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任何另一个各方面都比他强的人，即更有耐心，更忠诚，更有礼貌，更关心同志，更少任性等等。”
列宁在他给党的遗嘱里就是这样写的。
在同死亡进行着挣扎的列宁，当时曾向托洛茨基呼吁，建议同他结成同盟向党和国家机器中日益增长的官僚主义展开斗争。托洛茨基同意了。在列宁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们结成同盟向官僚主义蜕化进行斗争。1924年1月列宁死了，在此以前的一整年中他没有能够回到他的岗位上去。托洛茨基继续了这个斗争。
这就是反斯大林主义斗争如何在苏联开始的如实的说明。现在这一点全都明白了。从一开始到最近的事态，都有文件为凭，现在不能再加掩盖了。
托洛茨基曾说过话
赫鲁晓夫说，没有人敢于说反对斯大林的话，同志们，这不是真实的。列宁和托洛茨基说过话。老布尔什维克说过话。这样做是危险的，但他们依然进行了斗争，因为这是他们的革命天职，而他们为此付出了生命。托洛茨基在1940年遭到暗杀，就是由于他揭了斯大林的底，而不是由于别的。在苏联成千上万老布尔什维克遭到屠杀，就是由于他们说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话，而不是由于别的。
反斯大林主义的革命斗争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和思想斗争，它留下了最丰富的文献。真相载于文献中——见于书籍、小册子和无数的文章和油印刊物。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伟大宝库，一切想知道真相的人必须认真加以研究。
如果赫鲁晓夫这一伙曾经反对斯大林主义政权，而由于恐怖手段不能公开说话的话，他们为什么不组织一种地下运动，而且留下关于他们反对立场的印刷的记载，让现在可以作为佐证呢？他们从没有作过这样的记载，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引证，因为他们不是革命家，不是他们现在所谴责的政权的反对者。事实是，他们乃是斯大林亲手拣选的同谋，他们是靠斯大林及其政权而发迹和获得特权的。他们现在想把一切都归罪于斯大林个人。对任何社会制度作这样的解释，是一点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事实上，斯大林政权，像其他政权一样，有其社会的基础。斯大林乃是苏联官僚主义制度的代表。有许多人，包括赫鲁晓夫这一伙，在斯大林统治下就曾享受优厚的待遇和特权。在斯大林统治下他们越来越兴旺发福。他们乘小汽车，住别墅，享受了英雄的苏联工人阶级的一切劳动果实。那时就是他们支持了斯大林，他们对斯大林政权曾经十分满意。而且他们支持过那时的一切罪行。
在苏联从斯大林政权得益的特权分子有几百万人。不是只有一个人，而是有几百万人同斯大林政权有联系而且在当时兴旺起来。他们在苏联全体人民中占少数，可是仍然有几百万人。这个特权少数形成了斯大林政权的社会基础。
赫鲁晓夫的说法说明不了实际发生过的事。今天官僚主义者所用的方法还是同他们昨天用过的方法一样，不过颠倒了一下。昨天斯大林被描绘为不可能犯错误的全能、仁慈的领袖，苏联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一切进步和胜利都归功于他。今天同一个斯大林却被描绘为全面的罪犯，一切错误都由他个人负责，他单枪匹马地把苏联带到了毁灭的边缘。
伟人的理论被魔鬼的理论所代替了。魔鬼已经死了，可是享受特权的官僚主义分子还活着。他们仍旧在苏联掌着权，这一点你们不要忘记。而他们所唯一关心的事，就是继续掌权和保持特权，同时使我们所关心的苏联劳动群众为此作出牺牲。
为什么这些官僚主义分子在斯大林死后三年开始说话，开始说出关于那个可怖政权的部分真相呢？难道是因为他们突然变诚实了，不再畏惧了吗？有的人要求你们相信这一点，但他们是说谎者、骗子。有了一些让步和改良——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斯大林统治下建立起的少数享有特权而多数过着艰难岁月的官僚主义政权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官僚主义阶层仍然拥有一切的特权。工人没有权利，没有自由。如果谁说他们有权利、有自由，他就是在说谎。在赫鲁晓夫统治下，苏联没有任何自由的工人，这一点跟斯大林统治下毫无二致。要看到自由的工人还有待将来。工人必须为自己去争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