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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主义与社会主义工人党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WP
詹姆斯·坎农
（1953年5月8日）
译者：张兄
本文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社工党”）多数派领袖坎农1953年5月8日在纽约支部领导人会议上做的一篇演讲，它勾勒出了多数派在对待国际革命同志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本文摘自《捍卫革命政党》一书，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我们为本文添加了一些小标题。本次演讲后一个月，一个亲巴勃罗的少数派在第四国际英国支部的内部讨论会上就打着“国际民主集中制”的旗号，以“服从纪律”要求英国支部的多数派领袖加里·希利（Gerry Healy）支持巴勃罗的国际书记处。据希利讲，国际书记处那帮人开出的条件是，只要希利支持巴勃罗反对社工党多数派，他们就不会从事反对他的派别斗争。
1953年9月23日巴勃罗的国际书记处写信给希利，禁止他在1954年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召开之前采取反对国际书记处巴勃罗派的言行，要求他停止加强组织建设的工作，并告知他英国支部的少数派将不再服从支部的纪律。
针对巴勃罗的行为，社工党领导层发布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在第四国际内部组建一个反巴勃罗的派别。
在“公开信”发布之前，第四国际书记处（成员包括皮埃尔·弗兰克、厄内斯特·曼德尔和巴勃罗）在1953年11月15日向所有支部发了一封函，说科克伦—克拉克—巴特尔（Cochran-Clarke-Bartell）派是由于背叛行为被社工党开除出去的，否则社工党将会“远离我们的运动”。但很快社工党和各个支部的亲巴勃罗分子强烈反对巴勃罗支持这一观点。一个月后召开的第四国际国际执行委员会只有巴勃罗的支持者参加，他们公开了自己的反对立场。由此世界托派运动就分裂成两个公开流派了。
这两个派别的政治分歧主要是对苏联官僚集团和斯大林主义政党的作用这两点看法不同，而且在1957年的时候这一分歧还缩小了，但两派对立的分裂状态还是一直持续到1963年。主要原因是巴勃罗坚持认为第四国际在组织上应该是一个高度集中的世界党，而坎农和社工党则反对。坎农认为第四国际的各国支部力量弱小，很难保证各国主要领导人之间经常沟通，更别说紧密团结协作了。
在坎农看来，各国支部的领导层才是我们运动的真正领导者，只有他们才能组织起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在这一点上第四国际不能取代各国支部的作用，它应该利用各国革命政党的合作关系帮助各国支部。
据说科克伦派在党内声称自己有所谓“国际运动”的支持。有些同志就问了：“这是什么意思呀？”其实我们大家从很早以前就是国际主义者了，在25年前我们就站在了国际主义的旗帜下。正是由于我们坚信了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理论，反对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我们才和托洛茨基走到了一起，才从共产党中脱离出来。
1928年我们独立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冲动就是要寻找我们可以团结的国际盟友。但当时我们不可能找到太多同志，因为苏联内部的反对派已经被彻底粉碎，托洛茨基本人也被流放到阿拉木图。当时在美国我们能确认的就是，我们这些人是站在流亡的托洛茨基旗帜下的唯一代表。
但我们很快就和德国、法国的一些组织建立了联系，在1929年春天托洛茨基被赶出苏联到达君士坦丁堡时，我们给他写了封信，很快又收到了他的回信，从那时起我们就和托洛茨基一起着手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这就是后来的第四国际。
查看历史，我相信我们美国托派比其他国家的托派更配得上“国际主义者”的称号，而且借用汉森（Joseph Hansen）同志的话，我们是“彻头彻尾的国际主义者”[1]。
国际合作
国际运动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的看法是：尽管没有正式的隶属关系，我们仍然是国际运动的一部分，而且我们也愿意就美国问题和其他问题向国际运动献言建策。我们不是一家国际商业公司在美国的办事处并需要接受国外老板的命令，这不适用于我们，这是共产国际的那套把戏，我们绝不接受，这也是我们脱离出来的原因。我们认为国际主义就是国际合作，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和国际同志能够分享各自的有益思想，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可以就共同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同志般的讨论与合作。
现在在这场派别斗争中，国际运动不可能支持少数派，也不可能支持多数派。因为现在的国际运动，按我们的理解就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成员。他们还没有了解到这次分裂，甚至他们的组织活动也才刚刚开始，他们是不可能解决这次分裂的。那么事情就仅限于科克伦派的这一辩解了（如果我们所听非虚）：只有少数几个巴黎人组成的国际书记处公开宣布支持少数派。
我们不知道是否真的如此，至少我们还没有被告知。但我们确实不希望第四国际依仗领导层的支持来插手美国的事务，一旦这样第四国际的责任和形象都会被亵渎。因为如果第四国际的领导层不是经过各国政党民主选举产生的，它就没有理由像一个国际组织那样发挥作用。不过我刚才已经说了，我还没有听到这样的决定，他们也没有告诉过我什么。
战后八年来第四国际一直在进行重建工作，但巴黎的领导层从来没有提到过美国党内有任何严重的冲突，也从来没有对其领导层缺乏信心。相反他们一直都认为社工党一直最坚实地支持着第四国际发挥领导作用，从1929年国际还处于“胚胎时期”（借用科克伦派的话）至今都是这样。
即使在1929年托洛茨基领导第四国际的时候，有一半人都是来自美国。那时的国际从本质上讲，也不是各种政党和组织之间的机械联合，而是有一个领导轴心。从1929—1940年这11年间，这个领导轴心就是托洛茨基和美国托派领导层的合作。
托洛茨基从没有隐晦过这一点，我们一直是他最坚实的支持者。我们是并不像伯纳姆（Burnham）在《战争与官僚保守主义》一文里说的那样是托洛茨基的“应声虫”，我们在一些问题上和托洛茨基意见并不一致。但在大原则问题上，在推动内部民主选举方面，在清除不合格成员和稀里糊涂加入我们运动的成员方面以及在为明确的政治路线而斗争方面，我们是坚决支持托洛茨基的。
第四国际第一次世界大会（之前是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几次预备会）是在1938年召开的。由于托洛茨基非常倚重美国党，于是就想加强我们在国际里面的影响力，当他为大会起草完毕《过渡纲领》后，他首次将它寄给社工党。他首先征求我们社工党的意见，希望我们能在大会上发起这一纲领。因此第四国际的第一份纲领性文件就是我们社工党在纽约举行的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我们作为报告人在世界大会上提交了这份《过渡纲领》。
在世界大会召开之前几个月，我们按照托洛茨基的要求派了一个代表团去了墨西哥城，和他当面讨论纲领的内容并形成文字。这些观点都是经过充分讨论并达成共识的。托洛茨基写好草稿后就送给我们，我们在全体会议上又讨论了一遍并予以采纳。这就是为什么《过渡纲领》也是社工党全会决议的技术方面的故事。
从那时起到托洛茨基逝世前，尤其是他来到墨西哥后，我们不无自豪地说社工党几乎就是托洛茨基自己的政党。他是如此关心我们并对我们的未来充满信心，以至于他事无巨细地对党的问题献计献策。而我作为全国的书记，有幸与托洛茨基保持着经常的往来，沟通交流着我们工作中出现的任何事情，他的建议一个接一个地传给我们。如果我们不同意他的建议，我们就给他写信，或者派代表拜访他。因此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国际运动的领导核心就是“托洛茨基—美国托派”轴心。
自1940 年起，由于托洛茨基逝世和欧洲大部分地区托派运动被镇压，国际运动的核心力量就是美国的社工党。由于美国沃里斯法禁止国际联合，我们就不再从属于第四国际了，我们的角色只能是顾问和咨询性质。但在能力上，我们依然被全世界视为托派国际主义的非正式代表。
反对斯大林恐惧症（Stalinophobia）
1945年后战争结束，欧洲开始重建，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国际书记处相继成立，在国际的重大政治问题上，之前我们和托洛茨基发挥的领导轴心现在转变成新的“巴黎—美国”轴心。在战后的第一阶段，俄国问题引发了全世界托派同志的大讨论。因为在二战结束时斯大林主义者建立奴役劳工集中营的事情、以及斯大林派军队在东欧和东德的残暴行为被公布于众，在欧洲引起一波恐惧斯大林主义的浪潮。
这些恐怖事件（并没有夸张成分，的确是真的）在全世界进步工人中产生恶劣影响，以至于在我们队伍里也引起了连锁反应和怀疑情绪。法国同志很快就因俄国问题而产生分裂，有同志说：“我们再也不能称俄国是一个工人国家了，它是一个奴役劳工的国家”等等。
在当时欧洲仅有两三个领导人能够真正认识到这些俄国问题再次证明我们捍卫苏联的正确性，而正是我们给他们以真正有力和决定性的支持。就我所知，我是第一个坦率、直截了当并毫不含糊地澄清问题的人，那是在1945年11月经我们党领导层的同意，我在纽约发表了一次关于纪念俄国革命的演讲。演讲稿刊登在报纸上后，欧洲的同志们就发表了一份纲要予以支持。正是这样我们才终止了所有疑虑并再次清楚地声明我们是苏联的捍卫者。
我捍卫的并不是苏联的奴役劳工集中营，也不是任何恐怖事件。我仿照托洛茨基那样说：“我们并不捍卫任何退化和反动的事物。但面对俄国，我们确实看到了经济国有化的强大力量，经历残酷战争依然屹立不倒。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就是我们所捍卫的。” 在那次关键的时刻我们就是这样详细表明了自己在俄国问题上的立场。
在1947年又有另外一波恐惧斯大林主义的浪潮，这次集中在最先进的人群中。那时候我们就开始了解到不仅在欧洲，而且在苏联内部，那帮残暴的、难以置信的叛徒们都干了哪些罪恶勾当！我们也知道了海因兹·纽曼（Heinz Neumann）和他妻子玛格丽特·卜博曼（Margaret Buberman）的故事，他们夫妇一生都是共产主义者。纽曼曾是德国共产党的一个领导人（但他不是托派），但由于不同的政见被俄国人枪杀，而他可怜的妻子则被关在俄国集中营里三年。苏德条约签订后二战爆发，斯大林及其党徒为了向希特勒示好，就把卜博曼和一卡车德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交给了希特勒，于是卜博曼又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呆了5年。
像这样的故事一个接一个地扑面而来，于是就引发了新一波的斯大林恐惧浪潮。莫罗（Felix Morrow）和戈德曼（Goldman）在思想上受到了冲击，他们说：“这太恶劣了！我们再也不能把苏联当作一个工人国家来捍卫了。”新的疑虑再次笼罩欧洲。
这时候我写了一篇小册子《美国的斯大林主义与反斯大林主义》，现在这些白痴正据此攻击我有某种形式的斯大林主义恐惧症。事实上我文章的每一页、每一章都在反击斯大林主义恐惧症。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回应费希尔（Ruth Fischer），他在沙赫特曼（Shachtman）的报纸上谴责我们在苏联问题上的立场，还呼吁每个人团结起来反对斯大林主义。我写下那本小册子来说明，我们将只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斯大林主义，而不是跟反共分子和反动分子联合。
斯图尔特（Stuart）从欧洲回来后不久我问他：“欧洲同志看到我的小册子反应怎样呀？”他回答：“你的文章一见报，他们就把它当作是对路线的支持，这再次加强了我们国际运动捍卫苏联的立场，除非站在工人阶级原则上，否则不会有反斯大林主义的斗争。”
可以说那时我们和欧洲领导人的关系是亲密合作相互支持，我们之间没有原则上的分歧。当时他们在我们党内知名度不高，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他们。于是我们就公开宣传介绍一个个欧洲的领导人，把他们推荐给我们的党员，树立他们的威望。我们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是因为我们和他们有共同的原则，其次是我们认识到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他们在美国和全世界都还没有建立起威信。社工党前前后后对他们的支持很大程度上巩固了他们的地位，有助于他们开展伟大的工作。
下面我们要谈一些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分歧点，我今晚上要提到的一些分歧，是过去七年里很多只是在我们领导层内才知道的问题。
和巴勃罗派的分歧
第一个分歧就是我们反对巴勃罗派在国际组织事务上的“共产国际倾向”，即仿照共产国际早期的原则，把国际建设成建立一个高度集中化的国际组织，可以象共产国际那样做决定下命令等。我们一直在告诫他们：“你们不要那样做。现在国际的力量还很弱小，你们的力量也还弱小。在现有条件下你们不可能建立起那样的国际组织。如果你们非要尝试一下，只会削弱你们的威信并制造出分裂局面。”
列宁时代的共产国际确实从一开始就有意要建成一个高度集中化的国际组织，但那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俄国发生了革命，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都因此产生联动反应。俄国革命的领导人在精神和政治上都有绝对的权威。另外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和布哈林已经被世界革命工人公认为革命的可靠领导人，正是他们在其他一些人的帮助下建立了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
他们手中掌握着国家权力，拥有无限的资金可以慷慨地支持和补贴外国政党。任何一个政党党内有分歧，分成两三个派别时，他们可以资助这些人从世界的任何角落来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面前，各派代表都可以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国际的领导人藉此也能够充分了解到真实的情况，从而提出建议。共产国际早期就是这样，多提建议，少下命令。
说到代表团，我本人也曾五次作为代表去莫斯科。每次我到那儿的时候，美国共产党的几个派别都有代表去那儿。在1928年六大上，我们美国共有20名代表，分别代表了三个派别。我们所有的费用都由共产国际承担。
随着俄国党的退化和斯大林主义的上台，曾经被托洛茨基和列宁小心翼翼看护的双刃剑——共产国际的集权主义，在斯大林手里彻底成为其打击国际运动内所有独立思想者的工具。
我们都已经看到共产国际对当前国际运动造成的伤害了。所以我们认为，当我们的力量还很弱小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足够力量支持世界各地支部派代表共商大计的时候，当我们还主要是靠书信进行联络的时候，想要建设一个高度集中化的国际组织是绝对错误的。在当前条件下，我们认为国际的领导层应当把工作主要放在对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上，而尽可能少地进行组织方面的干涉，尤其是对欧洲以外支部的干涉。
欧洲各国政党距离很近，在组织联系上相对紧密。但即使在这儿，我们也有顾虑。欧洲的同志们好几次都担心这种组织集中化和强调纪律的倾向，即使这只适用于欧洲紧邻着的几个国家的政党。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一个分歧，一个逐渐淤积的分歧。尽管如此，我们以前确实也没有对此进行过多地批判。他们这种干涉各国内政的做法是不适宜的，这一错误要比莫罗和沙赫特曼的错误严重两倍。而我们社工党在处理派别斗争和分裂方面的经验，毫不夸张地说要比他们多100多倍。而且我们都认识我们正在处理的人。
当时的党员都会知道莫罗，这个曾经为党做过很多工作的人，在1945-46年患上了斯大林恐惧症。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处理，但当我发现这是一种斯大林恐惧症的时候，他们说我是某种政治医生。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哪个患者能够治愈的，是该对它实施孤立和隔离的时候了。这种病会直接导向社会爱国主义，并与帝国主义和解。这就是斯大林恐惧症。
斯大林恐惧症最终使莫罗背叛社工党。他突然发现自己曾经那样热爱和尊崇的党竟然一无是处。他是如此地厌恶我们党以致于还写了《党内危机的根源》一文，说党不仅那时候是错的，而且党一直就是错的。后来他逐渐向沙赫特曼派靠近，极不道德地向沙赫特曼派传递我们正在与之斗争的信息。他甚至还直接跑过去向他们报告我们政治委员会的大会是如何讨论和计划与沙赫特曼派斗争的具体内容。
有一天晚上，我们有一位年轻同志到沙赫特曼派的总部买了一份小册子，也可能是一份《劳工行动》，就发现莫罗和六个沙赫特曼派分子笑呵呵地坐在一起，正向他们通报他刚参加完我们自己的政治委员会会议的内容。最后我们决定猛拉他（他被称作是科克伦派的圣女贞德）一把，并以全体会议决议的形式告诉他：“你已经做过什么什么了，这些都是不对的，是对党不忠的。我们为此谴责你，并警告你必须终止和放弃这种做法。”
我们给他的全部惩罚就是这么一次小小的警告。但几个月过去了，莫罗根本没有收敛，我们得到了他更多的背叛证据。最终我们向党做了汇报，没有任何粗俗的描写，只是进行一次基于事实的党性教育。然后就到了1946年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美国革命论纲》，莫罗发言表示反对（我不知道这是偶然，还是他有意为之）。既然他违反了纪律，大会就宣布，基于莫罗对党的种种背叛行为，而且在经过党的警告后依然不悔改，大会经过无记名投票决定将其开除出党。
这就是我们社工党的对内处事方式。你知道，它可能招来误解。这是个如此温和的党，那些从未参加过其它党的人们是不会知道，他们来到我们党，是来到一个怎样的乐土。
如此的自在、民主和宽容！没有人会干涉你任何事情，也没有纪律约束你。你看，我们的全国检查委员会已经历经三次大会了，却没有向大会汇报过任何事情。这是社工党唯一一次收起和善的面孔实施纪律惩罚，原因并不是这个人犯了一次错，或者他浑浑噩噩，而是由于他对党不忠，辜负了党的信任，于是惊讶就来了！怎么突然这个昏睡而宽容的党竟然抡起了斧头砍掉了冒犯者的脑袋？
只要你辜负了党的信任背叛了党，下场就是这样。这会引起一定的震动，尤其对那些骑墙派而言。但这一次确实是我们党有史以来唯一一次将那些冒犯纪律且屡教不改的人开除出党。
巴黎的国际书记处深受与莫罗同一阵线的法国国际共产党（PCI）右翼的影响，在它的主导下，第四国际一看到我们的行动，就立即通过了一份与我们社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匿名决议直接对立的决议。这给了党内莫罗派一线生机。我们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朋友们。你们应该先跟我们商量。你们应该慎重考虑一下1500名大会代表的决议。如果你们还讲民主的话，你们就应该好好听取多数派的意见。”
巴黎这一小撮人的行为非常草率突然，我们要正告他们：“请不要再胡来！”我们也绝不理会他们在莫罗问题上的干涉行为。他们的行为只会给圣地亚哥的莫罗派注入生机，而他们几乎就要服从我们党代会的决定了。如果第四国际支持了他们，他们就会获得生机，而我们则会失去社工党在圣地亚哥的组织。
我们的第二个分歧就是关于沙赫特曼派。在1947年我们和沙赫特曼派进行了团结统一的和谈，并为此进行了严格的约定。在和谈期间，1）双方不得相互攻击；2）双方不得接纳对方的成员，也就是说不能从对方拉人；3）双方不得接纳被对方开除的人。
但时隔不久沙赫特曼派就发表了费希尔的一封信，批评社工党在斯大林主义问题上态度。而后他们又发表了一个脱离我们党的人——韦伯（Weber）的一封信，指责我们对待斯大林主义的政策，甚至还在污蔑我们在帮助格别乌（GPU，克格勃的前身）。我们怎么对付呢？我们首先检查签过的协议。“上面都写了什么，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我们检查并发现他们违背了协议。决定终止谈判。我们马上在报纸上发了一个很短的声明：“鉴于沙赫特曼派处处违背双方的约定，谈判就此终止，再见。”
事情就是这样。后来我们通过委员会的匿名投票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确切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沙赫特曼派既然已经无心谈判，我们就决不能任由他们胡闹。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该怎样处理这些问题了，这种能力并不是什么神力的赐予，更不是我们天生具有的能力，而是由于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的派别斗争和分裂斗争的经验，我们知道如何对付他们了。就像一个老泥瓦匠一样，我们已经有了30年的丰富经验了。
你们知道欧洲的同志们随后做了些什么吗？他们自认为比我们更聪明，再次不征求我们的意见，甚至连欧洲大部分同志都不知道，杰曼（Germain）在巴勃罗的支持下给沙赫特曼写了一封信，说他对统一和谈失败深感惋惜，希望他们重新振作起来；他本人赞成并支持国际内的统一运动。他这是公开鼓动沙赫特曼继续在我们党内和国际运动内制造麻烦。
我已经说了，这次他们又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斯坦因（Morris Stein）同志也只是在这封信发出后才知晓，而我们则连这封信的副本都没看到。我不想指责他们有什么恶意，只能说他们经验不足。他们还不知道应该如何按照组织程序处理问题。
如果沙赫特曼知道事情的原委，他就会充分利用这封信做文章。但他聪明过头了，他以为他太了解“坎农的诡计”，他认定坎农抛出杰曼的这封信是为了再次诱骗他上当（但他已然决定脱离了我们的控制，并准备继续下去）。所以他对杰曼的信报以轻蔑一笑，于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封信没有造成伤害。我们提这件事，是在我们的普遍共识与合作前提下指出他们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想让他们知道这不是正确的处理方式。
我们之间的第三个分歧是关于法国党。法国国际共产党（PCI）在世界大会上应该是认可了大会的决议的，但会后几个月我们突然就听到它出现了内部分裂（或部分分裂）的消息。国际书记处不顾法国党中央委员会多数同志的反对，就派出一人代表第四国际成为充当一个两派人数对等的委员会的仲裁人。这就是说他们已经取代了法国党自己选举的领导人。你们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嗯，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时勃然大怒。我们倒不是在政治上同情法国党的多数派，因为他们也在糊弄世界大会决议。但我们想问：“如果你能干涉某国政党的选出的领导的话，你究竟是要建立怎样的一个国际呢？”
此事对我影响甚大，因为我是那种一朝经蛇咬、十年怕井绳的人。1925年在美国共产党多数派举行的大会上，共产国际发来电报命令我们和少数派组建一个人数对等的全国委员会。电报上虽然没说是命令，但现场的共产国际代表古谢夫却表示电报的内容就是要求我们这样做（完全不顾我们在人数上二比一的优势），而他则充当仲裁人的角色。我们只能无奈地接受至高无上的共产国际的决定，参加这个与少数派人数对等的委员会并由古谢夫代表共产国际担任主席。古谢夫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组建一个新的政治委员会，并投票支持洛夫斯东派成为政治委员会里的多数派。
正因为我们有前车之鉴，所以我们不希望法国党重演悲剧。我像其他同志一样已经怒火中烧了。不过问题是：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已然面对了这个既成事实，如果想通过组织程序来强力纠正这次严重的错误，只会对和我们政见不同的法国党右翼有利。
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法国党多数派的雷纳（Renard）写信向我求助。我压了好几个月没有给他回信。因为我不知道，如果不谈及这个被国际书记处任命的畸形组织，我该如何就法国党的问题发表意见。最后出于纯粹政治的考虑，我给他回了信，但丝毫没有提及这个组织问题。但他却在给我的信中抱怨这个问题了，所以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回复的政治信件中，故意假装没有看到对方某一部分的内容。
我们反对那种做法。接着又出现了其它分歧。巴勃罗在一篇文章谈到“数个世纪的堕落的工人国家”，我们再次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我们说：“他所谈的‘数个世纪的堕落的工人国家’，究竟是什么意思？在当今资本主义正走向毁灭，革命车轮已启动并将取得胜利的时候，难道清除官僚主义毒瘤还需要花费几个世纪吗？”
我对斯坦因同志说，我将写文章反对巴勃罗，因为我根本不相信他的观点。但斯坦因却说：“如果你这样做了，就会打击巴勃罗的威望，影响他的位置。如果在国际里出现坎农攻击巴勃罗的情形，那么我们整个联盟都会解体的。这件事很敏感，你最好不要做。”
这件事情也引起了我们普通党员的质疑。几天后阿恩·斯瓦贝克（Arne Swabeck）来参加全体会议时问我：“数个世纪的堕落的工人国家，这是什么意思？”他还告诉我，在芝加哥支部有一位女同志就站起来问：“这是什么意思呀？如果斯大林主义能持续几个世纪，那么我去外面卖咱们的报纸，还有什么意义呀？”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听说旧金山支部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
不过我们在党内一直保持安静，没有讨论此事。在我们讨论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草案的时候，我在政治委员会上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我相信自己长达几分钟的评论已经让他们认识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并知晓我们是不会支持他们在大会决议里写“革命后斯大林主义还会持续几个世纪”的言论的。我们做的就这些。
还有一个麻烦的因素，约翰逊派（Johnsonites），他们一直在鼓动“坎农主义与巴勃罗主义的对抗”，企图利用我们之间的分歧做文章。这是政治斗争中常见的情况。如果你像布雷特曼（Breitman）一样精密地衡量一切物品，刻意保持两边的平衡，你就当不了政治领袖。你必须要决定什么是主要问题，你要站在哪一边支持哪一派。
我不想给约翰逊派以任何口实和机会，让其利用我的名义从事反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大会。因此在1950年的大会上，我本来想要谈“退化的工人政权将会持续几个世纪”的问题，但我却故意转移话题，说鼓吹“坎农主义对抗巴勃罗主义”的言论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和巴勃罗派在大原则上是一致的。默里·韦斯（Murry Weiss）跟我看法一致，在洛杉矶的讨论会上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因此我们堵住了约翰逊派的嘴巴。
我前面是谈了很多我们和巴勃罗派的分歧，有些分歧甚至还很严重，但我认为这些分歧都是我们在对整体有共识的大框架下出现的分歧。我们非常钦佩巴黎领导人的伟大工作，尤其是他们对战后局势的重要分析；我们也非常钦佩这一点，尽管他们的组织基础不够宽广，但他们的工作赢得了大家的衷心支持和配合。
这些都是大原则，我说这些就是为了说明如果党内有对巴勃罗崇拜，我们绝不是其中一员。尽管我们很尊敬巴勃罗，但也没有人可以把我们当作任人摆布的傀儡。这不是我们理解中的正确的国际组织关系。沃德（Warde，也即乔治·诺瓦克）同志在欧洲旅行的时候，这场斗争已经开始在我们党内酝酿了，沃德身负我们的具体指示。欧洲同志问他“我们怎么办？”他回答：“这要取决于你们，但我的建议是，别管它。美国党是一个富有活力的组织，其成员富有经验，干脆别管它，看它如何发展。待一切明了之后，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就可以发布自己的看法了。但现在不能卷进去，尤其是不能做出任何决定，因为你可能是错误的。”
这就是我们总的态度。他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怎么帮你处理这个新派别呀？”我们的回答是：“不，我们不需要任何帮助。一旦我们接受了你们的帮助，情况就会很糟糕。因为我们就将是由于外力的帮助才被选举和委任在领导岗位上的，我们并不是党的真正领导人。当然我们也绝不会在这种情况下接受领导职位。”
我们不希望他们干预我党事务的原因是，1）我们确实不需要他们的支持；2）我们不希望党内领导人的产生，不是经过普通党员按照自然、正规和自愿的程序选举的；3）即使他们通过任何形式来支持科克伦派，我们也会对他们说：我们根本就不理会你们。
国际主义与“共产国际主义”
请不要把我们这种态度视为我们反对国际，我们只是开诚布公讨论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关注这一问题呢？因为当一个政党的领导人是由外部力量任命的话，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悲剧。我们也认为无论如何，一个革命政党成熟的标志就是，它能够在自身的斗争实践中培养出被广大党员熟知和信任的本土领导干部。而外人不应该干涉其党内领导人选的问题。
我说过，我们是从共产国际里出来的，我们深知共产国际的罪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并不是其唯一的罪恶。它最大恶行之一就是破坏各个独立共产党的自我组织生活。斯大林的共产国际到处推翻本土化的领导人，在那些他们不能直接得手的地方，他们就设计谋之，秘密培养党内反对派逐渐瓦解并最终摒除其领导层的独立个性。
共产国际就是这样对付美国共产党的。他们首先清除了所谓的坎农派领导人（托派），随后又清除了洛夫斯东派领导人，然后又驯化了福斯特派领导人并使其处于卑贱的地位。当他们把整个党驯化成温顺的绵羊时，他们就说谁适合党领导人呀，那就白劳德吧。正是这种情况下白劳德才成为美国共产党的领袖。因为白劳德是如此的懦弱和没有独立个性，以致于他根本就不可能去争夺领导职位。他被任命为美国共产党的领袖这些年来只不过就是莫斯科的一个傀儡，根本没有实际的权力。所以当莫斯科想抛弃他时，只是轻轻动了动指头就把他赶走了。
这是我们不喜欢看到的情况，我们和托洛茨基相处时绝没有任何这类事情，也根本不可能。托洛茨基曾就共产国际清除各党领导人发表过意见，恕我不能逐字逐句地引用，因为我手头没有文件，但我几乎是一字一字地记着呢。他不只是针对托派领导人的情况，还关注了德国共产党右派—布兰德勒派，他们也是被组织的阴谋清除出党的。托洛茨基说：“领导层是一个有活力的政党自然成长选出来的，如果由外界力量强行任命产生，就会为政党留下很多难以治愈的创伤。”
斯大林主义对全世界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已经给它们造成了永远无法治愈的创伤。斯大林主义一旦掌权，这些共产党就再也不能在自身的斗争实践中培养出真正有威信的本土化领导人了。所以共产党的领导人很容易就成为莫斯科的傀儡。
我们为了坚持己见在1928年就脱离了共产国际，我们不愿意支持我们认为是错误的共产国际路线。我们当时要求在讨论中拥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我们没有去制造分裂。我们只是想说，通过争论我们认为托洛茨基是正确的，我们还希望在选举活动结束后，可以让我们在小范围的组织讨论中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们被他们赶出来了。
和托洛茨基的关系
我们记得我们当初对于新国际并没有什么期望，我们当时也很想知道，尤其是我个人特别想知道这个新的国际和托洛茨基应该保持怎样一种关系的呢？他是完全把我们当成其追随者对待呢，还是会给我们一点空间，对我们尊重一些呢？我很好奇。
新国际最初的经验非常好，从1929年到1932年，大家之间都是友好地书信沟通、提建议和全面而仔细地解答。然后我们就遇到了一个例子，是关于B. J. 菲尔德（B.J.Field）的。他在我的《美国托派史》一书记载中是后来旅店行业罢工活动的负责人，但在此事之前两年，他仍在我们党内。他在支部活动之外另行组织学生开立了一个自学班，并拒绝将其课程情况向支部的执行委员会汇报。支部执行委员会对照其活动章程，认为支部有权掌控权限范围内的一切活动，于是就要求菲尔德提交课程表，以便让执行委员会知晓他那里的情况。
这个支部显得有点急躁（我个人确实没做什么），不管怎样菲尔德拒绝了。在这个自学班里，他是个大知识分子，他曾经在华尔街报社里工作过，还曾屈尊大驾参加过一些托派的活动。而现在竟然有一群不重要的年轻人要他服从纪律。因此他说：“不。”年轻人就说：“不行，章程就是这么规定的，一切事情都得按照规定执行。” 菲尔德坚持说不，于是他们就决定在纽约支部大会上批判他（这次会议我记得很清楚，西尔维娅（Sylvia）也是这样），听取执行委员会的报告，然后开除他。事情就是这样。
这件事确实做得不够好，如果当时能协调一下的话，结局一定会很好的。但纽约支部坚持说“他违反章程”，所以菲尔德离开了。而菲尔德这个人很有学问和能力。他决定要向这帮纽约乡下人证明一些事情。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一个有威望的统计学家，一个著名作家，一个真正通晓经济数据的一流学者（因为他终生与经济数据打交道）。
最后他决定带着妻子亲自去君士坦丁堡拜访托洛茨基（当然他有资金），托洛茨基当时已经被完全孤立，所以他欢迎所有的访客。菲尔德有这位老人热切渴望得到的用以进行政治分析的各种数据。作为一名实干家，托洛茨基立即请菲尔德坐下来写出他的数据并与之合作。随后的事情我们都知道，B.J. 菲尔德以自己的名义在法国的托派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美国经济形势和未来前景的长篇、严肃和重要的文章，而这个家伙却刚刚被我们党开除出去！
我们自言自语道：“噢，麻烦来了！”我想：“如果托洛茨基知道他在怎样对待我们党的话，恐怕他就会有另外的看法了吧。”我们静下心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说“这个正作为您的秘书并在欧洲发表了一些文章的B. J. 菲尔德，1）已经被共产主义联盟的纽约支部开除了；2）我们党的章程是有具体规定的，但B. J. 菲尔德却违反了章程，所以被开除了；3）国际里的任何其他政党如果接收一个被我们党开除的党员或允许其在那里发表文章，对我们而言是很难接受的，这是对我们党纪的敌对行为。因此我们要求您终止与B. J. 菲尔德的合作，法国党也应如此。”
我承认这次是我一生中遭遇的最大一次情绪危机。我至少预计托洛茨基会回给我们一封傲慢的信，说我们只是一群制鞋匠，菲尔德的文章比纽约支部的章程更重要，我们应该清醒清醒，认清现在是什么时代了。我认为我决不能接受这样的一封信，因为那就意味着把美国党降格为一个傀儡了，我们再也不能建立起一个有自主权利执行自身纪律的政党了。
我们默默期待着回信，然后这位老人的信就来了，这是一封非常善解人意的信，大致内容是：“我很抱歉，我犯了这么大一个错误。我是太渴望得到这些材料了，以致于我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冒犯到什么。不管怎样我本心是无意冒犯纽约支部的章程纪律的。我将停止与菲尔德的合作，除非我得到你们的特别批准。你们的批评是正确的。”等等。
他还说：“但同时菲尔德先生很懂经济学，他过来找我本身就说明他希望在我们的运动中作一些事情。因此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想建议一下，等他回到纽约时，你们可以不让他回归组织，但可以让他作为我们的同情者考察他六个月，如果他在这六个月内表现得不错，那么你们可以考虑重新接纳他入党。”
这就是我们和托洛茨基在权威和自治问题上的斗争结果。我跟你们说，收到这封信那天我们高兴坏了。这也使我确信我们可以和托洛茨基相处共事，我们可以接受他，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自己管理自己的政党，并且伟大的托洛茨基将会尊重我们的权利。这是第一个例子。
现在少数派把1940年我们和托洛茨基讨论的纪要印制出来确实对我们很有利。我将在讨论会上详细说这事儿，在这儿就不赘述了。但有一件事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和托洛茨基的讨论，并不是像少数派说的那样，说我们只是托洛茨基的傀儡和应声虫，说我们去墨西哥就是为了问托洛茨基“给我们什么命令呀？”等托洛茨基回答后我们就跺着脚跟高喊“好的”。实际情况是我们和托洛茨基进行了大讨论和辩论，我们也有观点上的真正分歧。
不仅如此，一次讨论结束时托洛茨基说：“如果你们不同意这一点，我就不会在党内提出这一问题进行讨论。至于白劳德的候选资格，由你们来决定。”等等。
托洛茨基后来私下里跟我说：“我不会就此事做什么，你们自己去解决。我不想制造任何争论。”他不想让我们党得到最轻微的暗示，说他反对我们的领导层。虽然那次讨论涉及到一个策略问题，一个重要的策略问题，但他显示出对我们绝对忠诚的态度。
我们从来不必担心有人在身边说：“托洛茨基反对党的领导层。”我们也从来不必担心被人打闷棍。托洛茨基不会这样做。如果托洛茨基有什么想对党的领导层说，他就会给作为书记的我写信；如果他与党内其他人有书信往来（这是经常发生的），他总是抄送我一份，以保证我们随时知道有什么事情，而我也没有理由担心会有什么秘密的、双重的规则。托洛茨基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我们希望的关系模式。我们不需要任何命令，我们不接受任何来自托洛茨基的命令，当然更不用说那些不如托洛茨基的人的命令了。社工党不需要接受任何命令。建议、商量与合作，我们接受。我们绝不会接受共产国际式的指令。我们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模式就是我们渴望的国际模式——合作，这就是我们能够接受的全部。
要合作不要命令
很多人都想对我们下命令。我想起一个犹太谚语：“活得越长，越明白事理”。知识的一方面是人要通过他的人生经验进行学习的，但很多人却习惯地把和善与忍耐误认为是愚蠢的表现。在国际的内部关系上，我们采取的态度一直就是和善与忍耐，但却不止一次地被人认为是愚蠢，那些不够资格给我们下命令的人也这样认为。如果说我们现在有什么困难的话，那绝对不会是第一次了。
我想你们当中会有人记得洛根（Logan），他曾经当过托洛茨基的秘书，很有学问，也是国际书记处的秘书，但他也在向美国党领导层下达命令。我们回应道：“不，不，我们不接受。”还有一个德国组织IKD，“三个论纲”的退化主义者，他们写的论纲足有一英里长。我根本没法阅读，更不用说理解其意思了。这么长的论纲，这帮人竟然要求我们立即付诸执行。我说：“不，不。第一，我还没有读你们的论纲；第二，我根本不理解它们的意思；第三，我不认可这些论纲；第四，既然你们这么聪明能写出我都不明白的文字，那你们对我们党来说简直就是聪明过头了。”
下一个是你们都知道的墨西哥伟大的穆尼斯（Munis），他给我们的都是稀奇古怪的命令、指示和批评等等。我们很耐心地把它们印制出来，我很遗憾地说，我们耐心地印制出来的许多东西，就是这个荒谬而夸张的傻瓜以托洛茨基继承人的身份自居写的。我们不能接受。
最后一位下命令的人是娜塔莉娅[谢多娃]（Natalia [Sedova]）。她实际上也是沙赫特曼派和戈德曼派鼓动宣传的受害者。他们鼓动她说，你要想让坎农支持你，就得拿出点让他尊重你的国际性的权威来，你忘了他追随托洛茨基就是这样的吗？他们就鼓动娜塔莉娅给我们下命令去做什么事情。当然你们知道悲惨的结果就是，我们根本不接受娜塔莉娅的命令[2]。
事实上，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接受来自任何地方、任何人的命令的。我们把国际书记处当作是一个同志组织，当作是合作伙伴，而不是把它当作主人和教皇。对于那些只是引用巴勃罗的一句话就想解决一切问题的少数派，我们将进行反击。巴勃罗不是我们的教皇，他只是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我们倒是很欢迎他给我们提建议。
但是如果巴勃罗和国际书记处站出来支持少数派怎么办？假如事情这样发生了（我不会说它将发生，我猜测科克伦派的盲目自大只是听到了一些国际书记处将会支持他们的谣言），那也不会改变我们的态度，我们将一如既往。
有同志说如果国际书记处决定支持少数派的话，我们这边的一部分人可能就会转到少数派阵营里，听到这个我很纠结。我记得起托洛茨基在俄国党内和共产国际内斗争时动员同志们勇于坚持己见，在其向共产国际六大提交的申请书中写过的一句话：“受上级命令影响而改变自己观点的党员是无耻的。” 他认为这样的党员是对党不忠。因为党至少期望最无经验的新成员能够老实对待党，诚实地对党说出他的想法，而不是在得到这个或那个领导、或这个那个委员的命令时就见风使舵。
我这样讲并不是说党员可以不必完全服从纪律，而是说一个人的观点对自己而言是神圣的。我也希望我们党内是这样，不管你从政治委员会、中央委员全体会议还是从全体代表大会上得到指示，你的观点都不为之而改变。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权威的话而改变自己的观点，否则他就不是一个革命者。但是你得服从纪律，服从大多数人的决议。如果你坚持认为自己是对的，你可以像托洛茨基说的那样等待时机，等有新情况出现，等重新讨论相关问题时，你再表达自己的观点。
托洛茨基说，一个布尔什维克不仅是一个严守纪律的人，也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自己的观点，直到他向党证明他是对的，或者党向他证明他是错的。
我们明白这次党内斗争的意义。同志们，我们党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政党。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这么说，也不是因为我们吹牛皮，更不是像科克伦说的那样任何人都得说党的好话。而是因为我们党是在资本主义世界还没有垮台的地方战斗，我们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全部力量集中的地方——美国战斗着。发生在世界其他地区如中国、朝鲜和其他殖民地国家的革命，不能成为决定性的革命，只要资本主义还统治着美国，那些地区的革命就只能属于临时性的。
这也是托洛茨基在1929年给我们的第一封信里所表达的意思，这个时代所有的问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所有问题最终只能在美国本土上解决。如果这是真的（这当然是真的），那么我们这些在帝国主义大本营（所有问题的最终解决地）建立革命政党的人，我们这些对革命未来充满信心的人，实际上就是在建造世界上最重要的政党。
我们是时代的选民，这并不是科克伦嘲弄我们1946年大会决议的轻蔑之词，而是事情的本质。如果是这样，如果这个党处于危机之中，我们也知道是什么样的危机；如果这个危机不仅是纲领的危机，也包括对国家、劳工运动和政党未来发展的认识危机；如果我们党研究了这些危机，而不只是一些小分歧；如果我们也研究了党的领导层的问题（归根到底这对每一个政党、每一场工人运动和每一次革命都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如果所有这些问题都被我们研究了，那么一旦战斗打响，那些明白了战斗内容、了解人民、知道方案并坚决执行方案的人们就会将战斗进行到底。
我们时刻为应付这些情况准备着。我们希望得到整个国际运动的同情和支持。但如果我们没有得到这个人或那个人、或某一组织的同情与支持，我们也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和停止战斗的，一刻都不会的。这只是说明社工党内的斗争转移到国际领域。那我们就会坚守阵地并寻找盟军反击那些愚蠢地帮助科克伦的任何人。这将成为一场国际运动内的一场斗争。
如果战斗真的在国际领域打响了，我绝对相信我们将取得胜利，因为我实在找不到我们不能取胜的任何理由。我们本身是希望避免这场战斗的，我们也不会主动挑衅。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在国际领域有什么反对我们的阴谋与行动。但如果战斗真的来临，我们将会全力以赴。这就是我们的做事风格。
注释
[1] 汉森在党的内部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将斯大林主义描绘成“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科克伦派将这个短语看做汉森不懂得斯大林主义矛盾性的证据。
[2] 自托洛茨基死后，托洛茨基的遗孀娜塔莉娅逐渐与第四国际运动发生歧见。1951年，朝鲜战争期间，她公开与第四国际决裂，声称资本主义已在苏联复辟，第四国际无条件保卫苏联的立场已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