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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门特生平简述
皮埃尔·勃鲁埃
（1979）
这篇文章是克莱门特的生平简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的讣告。本文由泰德·克劳福德从皮埃尔·勃鲁埃编撰的《托洛茨基手册》（Cahiers Leon Trotsky）（第一卷，出版于1979年1月）中一篇名为《托洛茨基的一些亲密伙伴》翻译过来。这是本文英文版首次在作者许可下发表。
鲁道夫·阿洛伊斯·克莱门特（Rudolf Alois Klement）生于1908年。起初是KPD（德国共产党）的积极分子，他于1933年在汉堡学习哲学，而从1932年开始他就是左翼反对派的积极分子。那时，本地组织领导人乔治·荣克拉斯（Georg Jungclas）让他去王子群岛接替扬·弗伦克尔（Jan Fraenkel）和奥托·舒士拿（Otto Schüssler），他差不多和让·冯·海杰努特（Jean van Heijenoort）一起到达群岛。当时的克莱门特已经会说五门语言，并且着手开始学习俄语：六个月之后他已经可以把俄语翻译成德语了，包括一些特别困难的文章，连托洛茨基都觉得“不错”。他于1933年五月初抵达王子群岛，并在七月中旬和“老头子”一起离开，因为他获准陪同托洛茨基留在法国。托洛茨基整个在法的合法居住期间都有他相伴，首先是在圣·帕莱的村庄，其次到了克-莫尼克（Ker-Monique）在巴比松的乡间住宅。他在1933年召开于巴黎的“四个为新国际努力组织”的会议上作为国际左翼反对派（LCI）的代表，并负责做大会记录。最近在阿姆斯特丹发现了马林（斯内夫利特，Sneevliet）写的一些文章，他在里面披露了这件事。在巴比松，他通常开车到巴黎与人联络，在罗浮大街的办公室里接待信使。我们都知道在1933年4月17号，他摩托车的灯坏了。警察在彭提里（Ponthierry）抓住了他，随后发现他的摩托车竟然没有正规证件——警察一开始不知道托洛茨基在这里，一直在监视着他们的住宅，他们怀疑里面可疑的外国人，顾虑他们会干扰到巴比松民众的生活。这一事件使得媒体大众意识到了托洛茨基住在巴比松，随后该事件也成为法国政府于4月18日驱逐托洛茨基的借口。然而，直到1935年6月18日托洛茨基前往挪威，他才真正离开了法国。
托洛茨基离开法国后，克莱门特并没有陪他一起流浪，而是留在了巴黎。在布鲁塞尔进行简短休假之后，他回到法国首都领导国际秘书处的总部工作。他成为一名行政秘书，不断变换着假名（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沃尔特·斯特恩、卡米尔、阿道夫）。他在翻译、与各部门联络、保管档案和为媒体及内刊写作等工作上贡献良多。作为流亡中的IKD（德国国际主义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他与约尔（Johre）-菲舍尔（Fischer）集团坚决斗争，并在国外参加了《唯一的道路》的编辑工作。由于他一心扑在组织的内部工作，一定程度上远离了法国本土的积极分子。赫劳希特·孟德尔 （斯托克菲希）在自传《顶点》里充满深情地回忆了他。乔治斯·威利肯（Georges Vereeken）为我们描绘了他的形象：“个头挺高，皮肤苍白，微微驼背，面无表情，深不可测，眼睛半闭而又呆滞。”这和赫拉德·罗森塔尔所描绘的既像，又很不像：“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棱角分明，皮肤相当苍白，有点驼背，眼镜后面藏着一双近视眼……他和他的笑容一样勉强。他沉默寡言，就算说话也是语速缓慢，有点费劲。他能够毫无怨言地忍受不适。他性格内敛孤僻。这个革命者看上去挺胆怯。他一丝不苟、干净整洁。”
对托洛茨基绝对忠诚的他，在运动中和托洛茨基的敌手作斗争：威利肯、雷蒙德·莫利尼耶和马林。他们都把他视为一个方便的攻击目标（Aunt Sally）。在辩论中，他表现得强硬而又尖锐——如果不用“野蛮”来称呼的话。他既是一个移民，又是一个政治难民，这一危险的地位加上他沉重的负担，使得他几乎完全都得在地下秘密工作。在个人关系中，他似乎不知道在面对不可靠的他人时，如何保护自己。和他住在一起又旋即消失的立陶宛人考夫曼，很有可能是“来自格罗德诺（“格别乌”总部所在地）的人”。亨策·门德尔（Herschl Mendel）和克莱门特一起见过考夫曼，并且认为后者十分可疑。在列昂·西多夫和随后的欧文·伍尔夫去世之后，圈子围绕着克莱门特重新建立了起来。实际上他成了唯一一个推进国际秘书处工作，尤其是准备第四国际成立大会的人。回顾往事，我们可以发现那时“格别乌”的阴影与他如影随形：第一次是他与一个“格别乌”探员麦卡德会面，麦卡德自称是一个名叫莫奈（Mornard）的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同情者；第二次是七月初他的一个装着第四国际文件的公文包在地铁上被偷了。他似乎都没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危险。1938年7月12日他离开了他的法国同志们。几天之后，由于再没看见过他，一些同志找到他位于迈松-阿尔福的住处，他是以罗杰·伯特兰的化名住在此处的。房间里一切都摆放整齐，桌上的饭菜原封未动。
当年7月16日，让·卢斯、皮埃尔·纳维尔，马林和威利肯各自收到了一封同样内容的信，托洛茨基在8月4日也收到了一封。它们都是从佩皮尼昂寄出的。信里似乎是他的笔迹，可是签名用的是他早就不用的一个假名。托洛茨基认为里面有几个细微之处可能证明“格别乌”的存在。之后发生的事情令人毛骨悚然，也证明与托洛茨基“断绝政治关系”的说法毫无根据：26日人们在塞纳河默朗段打捞出了一具无头尸体的上身；两天后，装着腿的袋子也同样被发现。尽管《人道报》进行了讽刺，那些早已明白的人则露出厌恶的眼神，这确实是克莱门特的尸体。这件事众所周知，所以我们不赘述了。
多年前，乔治斯·威利肯在他的著作《托派运动中的格别乌》中对克莱门特进行了一场身后审判，最终得到的结论是：“鲁道夫·克莱门特——是探员吗？我们不知道，但他肯定是个懦夫。”这个指责看似没为克莱门特定下任何罪名。然而，我们唯一确定的是，克莱门特因作为托洛茨基的秘书和国际秘书处的成员而被谋杀，凶手则从未被找到。
转载自“荆棘鸟”；小番茄 翻译
原文连结：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revhist/backiss/vol1/no1/klement.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