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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托洛茨基、他的亲属及其盟友
——布鲁耶著《托洛茨基传》摘译——
周仁生 译
彼得格勒曾是造就托洛茨基辉煌岁月的城市。但毕竟他在彼得格勒的生活是淡泊的。1918年到1927年之间，即在对他的政治命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岁月里，他是在莫斯科度过的：他在莫斯科一共逗留了十年，像这样的十年，在他此后的生活中，或在任何一个国度里，都是未曾经历到的。
以前，他在莫斯科，只仅仅熟悉布提基（Boutyrki）监狱，这是他在尼古拉也夫经过一段时期的积极活动之后，在那里度过的，而且当启程前往流放地之前，还在那里结了婚。革命后，不是出于迷信观念，苏维埃政府决定以最简单的方式，解决下列这个问题，这就是苏维埃政府把沙皇的故居——克林姆林宫，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住宅。托洛茨基一家人就住在克林姆林宫城楼的侧翼。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写道：“我们在克林姆林宫内有一所沙皇时期高级官员使用过的住宅，有好几个房间一个连着一个。列夫·达维多维奇的工作室，全部用卡雷尔（Carelie）的木材建造的，镀上一层金色，闪闪发光。当我带着孩子到达时，列夫·达维多维奇出来迎接，大家都被这样的装饰逗乐了。”她以幽默的口吻说道：毕竟这是一座美好的住宅啊！
城楼侧翼的这一套房间，直接通向人民委员的餐厅，有时政治局会议，就在这餐厅内举行。初时，列宁跟他是近邻，后来迁到另一个较远的住宅去了。斯大林原先也住在同一所房子里，正好面对托洛茨基的那套房间。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领导人：叶努基泽、加里宁住在同一条走廊上。他与斯大林曾有过冲突，因为斯大林不尊重夜间十点钟以后禁止车辆在这里往来的规定。后来，他要求调到专为博物馆保留着的一套房间去了。
夏天，一家人离开克林姆宫的四个大房间，前往乡村去——这是夏天仅有的事——这乡村坐落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他们住的房子原属于一个富有的莫斯科人。这建筑物底层的大客厅，已辟为公共博物馆。房子靠近森林；二楼只有两个房间可以住人，要经过一条梯子才可走上楼去，房子里的水管早已冻裂了，迄今还没有修理过，但托洛茨基笑着向罗斯默解释说，对苏维埃的新主人来说，这房子已是够好的了！
内战结束以来，托洛茨基的生活更有规律了，他的爱好和要求也同样是有规律的。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回忆道：“列夫·达维多维奇工作起来，有条不紊。凡他要做的事，他总尽到最大的努力而不知疲倦、劳累。打从年轻时起，他培养起来的习惯是：一丝不苟、专心致志、遵守时刻，因此他要求周围的人也要这样做。不论开会、约会，他不许迟到。他最憎恶的是：发长篇大论而言之无物、自由散漫、工作随随便便。他能自然而然地、毫不费劲地把真诚积极的合作者团聚在自己的周围，因此，曾在秩序比较混乱的一段时期内，军事人民委员、军事最高人民委员会、他领导下的其他部门，以及他的私人秘书，都作出了卓越的榜样。凡在莫斯科曾亲眼目睹这种情况的人，不论是交口称赞的，或者是怀有敌意的人，都对此有过好评。”
托洛茨基每天近七点半起床，然后前往办公室，于九点钟准时到达。在大多数情况下，下午一点半钟时便在克林姆林宫用膳，并让自己在最亲近的人中间休息了三刻钟，与他们在一起，可以使自己精神放松一下。就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女儿们——那时，他们也住在莫斯科——会来克林姆林宫看望他。他们曾强烈地向父亲提出抗议，为什么在此时刻、在此环境，拒绝讨论政治问题。按照娜塔丽娅的证明。实际上，他从没有时间去谈论过去的航程、或他所看过的一切。但他喜欢谈的是各种各样的人，他们的特点，他们的崇高品质，却不谈他们的缺点。
当他在西班牙过着流亡生活时，他是吸过烟的。无疑地自从回国参加革命以来，他不再吸烟了。他反对别人吸烟——他的好友拉柯夫斯基就是一个积习很深的吸烟者——他反对吸烟会招来一身龌龊、烟灰满衣裳，到处乱扔灭了的或未灭的烟蒂，吸烟者从来不关心会给人留下难堪的形象。他只在特殊场合下，或为了尊重主人盛情，才饮一点酒。不论聚会或工作，他一天的生活，总在深夜和凌晨两点钟之间才告结束。他与领导同志之间，是一种同志式的、推心置腹的诚恳关系，而不是世俗关系：如相互拜访、相互应酬。还在1938年时，有一次他愤慨地谈到了在加米涅夫家举行的一次招待会。那是在1920年，在“白色走廊”上庆祝圣诞节或元旦，那次庆祝会，在他看来，简直是发展到新生资产阶级所遵奉的惯例的顶峰。他砰地一声把门关上就退场了。他富于幽默感，但憎恨庸俗习气——例如，拉狄克讲的故事，常常含有不堪入耳的下流话——恰当地说来，托洛茨基体现在他的语言间和举止上，是带点腼腆性的。他对人的个性、犹如对女性的美一样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他还使用修辞手段加以表现。在歌颂温雅绮丽的拉莉莎·雷斯纳（Larissa Reissneur）便使用了以下的形容词：“她是革命的帕拉斯（帕拉斯是希腊的女神—译者注）,这美丽年轻的女性，使不少男人为之倾倒”，“她像流星曳光一样的耀眼灼人”以及“奥林匹斯女神”。有关这个问题，马克斯·伊斯特曼于1925年时，有过这样的描述：“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托洛茨基一生中，有足够多的田园诗般的恋爱史，这些恋爱诗本应该占据着多年来出版的，撰写认真的传记篇幅。但看来，由于在男女关系中所独具的放荡性，粗野性，使人们逐渐地失去了对这种隐秘性猜测的兴趣——或者人们认为男女之间表达无法抵御的诱惑力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根据在年轻时便认识他的那些人来判断，那些人的思想里还保留着托洛茨基的声音、形象，那么定会认为在这个重要的情爱领域里，他应该属于恩格斯派，而不是属于马克思派。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是托洛茨基最好的、也是最亲密的伴侣，他终身伴随着他。他也是他两个儿子的母亲……但，如果我们重提在现代人所写的传记中所没有提到的许多事，那么，亚历山德拉·洛沃芙娜 ，也同样是他的伴侣。”
我承认对于托洛茨基生活的这一方面，未曾深究过，而这方面的生活曾一度规定着他的一般态度。我同意范（Van）所谈到的，他与克莱尔·谢里丹（Clare Sheridan）之间的关系，有过调情的成分，这是不列颠艺术家回忆录中有记载的，但我宁愿指出是西龙（Silone）说的一段话，他说：“他对意大利所知不多，仅仅是路过这个国度，但每当他回忆这段情景时，就会兴高采烈起来，因为这段情景使他记起了她，正像他对我说的，‘这是一种美好的友情’。单从他说的这几个仅识的意大利文字，实际上就说明了他的潇洒自如，也表达了他对女性的初衷。”
随着内战的结束，托洛茨基发现钓鱼和狩猎，将是业余生活中唯一的娱乐，也是消遣和休息的唯一手段。引导他爱好打猎的是穆拉洛夫，而他的真正主人，却是他一向尊敬的技术员伊凡·瓦西里也夫·柴采夫，他住在科洛切诺村，沿着杜布纳河和富于野禽的沼泽地。他还把时间消磨在钓鱼上。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写道：“黎明时，在一片白茫茫的河面上，在芦苇丛中，人们可以发现他由一位年迈的猎人陪同着，或者在伺候着野鸭、或者张开渔网；有时从撒满冰碛的、雄伟壮丽的冰冻密林中，攀上山坡，而以捕到一只小熊罴而告终；这才是真正的娱乐，也是与大地、水流、风雪的直接接触，确能振奋精神；这也是一种战斗生活，一种深入思考的时刻。”
人们知道托洛茨基在扎布洛底埃沼泽地狩猎时，曾于1923-1924年，浸染上了被称为沼泽热的疟疾病。关于这一点，直到今天仍然是他生命力旺盛的一个最大的秘密，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提出了见证，而这见证是少被人知的：“列夫·达维多维奇的工作能力，向来是十分充沛的。人们可能说，这是非同寻常的工作能力。他的生活是极度紧张的，同一时间内能干许多事，如搜集材料进行研究，论述文学、经济学以及国内外政治。因此，他的健康开始令人惊讶地恶化；他患过恶性高烧，身体逐渐衰弱下去，经常迫使他卧床不起，或者逼使他躲到高加索疗养院去休养。医师们，特别是我们的朋友热蒂埃医师，诊断他所患的病是一种变性疟疾，但仍提不出更全面的诊断，显然，困难是无法掩盖的。看来，尽管他本来神经高度敏感，感受力很强，但列夫·达维多维奇在患高血压病期间——不顾他的意志力多强——却显示出智力的衰退。先前，在参加会议的前夕，胃病常常发作。他的恶性高烧从未治愈过，这使他在斗争中更加累垮了身体。即使因病卧床时，他仍然继续写作、阅读、记笔记，甚至还要口授讲稿。”
克莱尔·谢里丹于1920年10月间，雕塑了托洛茨基的半身像，在革命前，她并不认识托洛茨基，但她大胆地提出一项艺术改革，勾画出一幅令人注目的心理分析半身塑像，他写道：“现在，他终于像他自己了，而且不自觉地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个性强烈的人。他的风采，悠然自得的神情，象征着一个生来便享有崇高地位的人物。他已成为国家的、政府的领导人。纵使托洛茨基不是托洛茨基其人，纵使世人从来未听到过他的演说，世人也会欣赏他那光彩夺目的智慧。我为什么感到雕塑他的半身像，比我预先估计的要困难得多，其理由在于他具有三重各不相同的品格。他是一位才智过人、深有教养的学者；是一位富有政治热忱、豪情奔放的政治家；他在学生时代又是一个爱开玩笑、逗人欢喜的孩子，脸颊上深藏着一只酒窝。这三重各不相同的品格，我已经先后觉察到，并使之在我的塑像上集中地表现出来了。”
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同样是积极工作、辛勤劳动的，她在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部任职，能可靠地领导历史文物及历史博物馆的工作——在这一领域内的工作，她是胜任愉快的。
托洛茨基第一次婚姻所生的两个女孩，现在都已是成年妇女，成为家庭中的年轻母亲，齐娜达（又名齐娜、齐努什卡），十七岁时领导彼得格勒的共产主义青年报，二十岁出头，是莫斯科的一名教师。齐娜第一次婚姻的丈夫是扎哈洛夫，生下一个小女孩。离婚后，与另一名教师P·T·沃尔科夫结婚，夫妇俩在1926年养下一个小男孩——弗西埃沃洛德（Vsievolod），然后启程前往克里米去教书。尼娜同样是年纪轻轻的时候便结了婚的，她的大儿子列夫，出生于1920年，那时她只不过十八岁。她的丈夫曼·纳维尔，年龄比她大得多。但他的渊博学识和出众的毅力，使他有着美好前途的远景。1917年，他还是中学生时，已经参加了党，1918年参加红军，并飞速地攀登上通向人民委员的等级台阶：1920年攻进波兰时，他已担任红军第五军的政治部主任。同年年底，从部队复员归来后，他又重新开始学术研究，后来成为一名经济学家。这对夫妇曾生育过第二个孩子。但我们不知道，究竟从那一天开始，姐妹俩年纪轻轻的染上了可怕的痼疾，过早地夺走了年轻夫妇的生育能力：姐妹俩患的是结核病。
这样看来，在托洛茨基最后两个儿子长大成人之前，他已经做了外祖父了。……与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结婚之后，他有了两个儿子，他们是以母亲的姓为姓的。长子名叫列夫或里昂，像他父亲的名，但通常大家称呼他里沃瓦。幼子名叫谢尔盖，大家称呼他西里奥泽。一家人和睦相爱，两个儿子占居一座很大房子，但因他们的父亲长期不在家，而母亲负有专业工作的职责，让两个儿子享有很大的自由，因而充分发挥了独创性。
里沃瓦为了争取提早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把年龄多报了一岁。在共产主义青年团中，他开始与制面包工人接触。未满14岁，便已有多次机会、获准陪父亲前往前线；他被分配在波兰战线一侧，穿上皮外套。当他还不满16岁时，他不肯乘坐父亲办公用的汽车，表明他不愿做一个享受特权的人。后来，他离开了克林姆林宫内的大房子，住在无产者学生的家里，继而住在“城市平民”的家中，这是那个时代青年共产主义者的独特风格。中学毕业以后，里沃瓦进入莫斯科高等科技学院学习，他既迷恋于纯理论数学，又酷爱工程师的职业。他自愿参加所有的义务劳动：如“共产主义者星期六”、扫盲运动、为出身劳动人民家庭的同志们补习功课等等。他富有政治激情，于1923年时，便投身反对派活动；他跟一位女同志尼娜·沃洛芙斯卡娅（Nina Vorsvskaia）一起，他们都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活动家。里沃瓦与尼娜结婚时，年纪还很轻，尼娜是一个年轻而又美丽的莫斯科女工，年轻的夫妇于1936年养了一个男孩，取名为列夫，跟孩子的父亲、祖父以及堂兄弟所取的名字一样。
西里奥泽，即谢尔盖，得天独厚，他智力过人，具有非凡的气质。打从童年时代起，他偏爱音乐和文学；到了青年时代，他转向数学和技术，进入高等学校学习之前，他一直热爱体育活动，并且离开了家庭，在马戏团里生活并工作。他从来不愿意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更不必说入党了。他不谈政治问题，毅然决然的不参加政治活动，然而在个人方面，他发自内心是同父亲团结一致的。
此时，托洛茨基身旁已没有了父、母亲。人们定会记得，在流亡维也纳的那个时期里，他母亲亡故了。他跟父亲重新见面，是在内战开始的时候。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回忆道：“只当我们住进克林姆林宫的时候，托洛茨基的父亲才来到莫斯科。这位老人，那时已经七十岁了。由于革命的爆发，突然间倾家荡产，只得离开雅诺夫卡村，在赫尔松与敖德萨之间，徒步长途跋涉了两百公里，还要穿过极其危险的地区。好几次在路途中，他受到一批批游击队的盘问，差点儿逃不出去了。红军只知道托洛茨基名字，而这位老人却是资产阶级身份的农民，即富农。父子俩重逢时，彼此间都怀有深情的爱。老人给我们诉述往事时说，他一切都明白了，而且还说，他自愿把所有的财产放弃，献给了革命：土地、建筑物、马匹、牲口。他思想里的平等观念，驱使他赞同人民事业。或许老人对儿子所肩负的使命引以为豪，可他没有流露出来。我们发现他的眼神里闪过一线似开玩笑式的亮光。只听他说道：‘父辈们劳动着，不断地劳动着，无非想在晚年过个宽裕、悠闲的日子；而后来呢，儿辈们都去搞革命……’。老人在国有化了的农业开垦区工作，那里的工作他是力能胜任的。1922年，他在劳动岗位上去世，还不到七十五岁。”
这里还需要补充一位家庭成员。这就是维克多·塞尔日称她做“祖母”的那个人、亚历山德拉·洛沃芙娜·索柯洛夫斯卡娅，她是托洛茨基的第一位妻子，齐娜达与尼娜的母亲，也是女儿四个小孩的祖母，出于母爱，她深情地爱抚着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所生的两个男孩。通常，她住在列宁格勒，但总算住得很近的；因此，难道她不会去照看那些个小婴孩吗？
看来我们还没有把其他家庭成员都算进去了：奥尔加是托洛茨基的胞妹，比他年轻四岁，与L·B·加米涅夫结了婚，但是他们之间并没有特别接近。其他兄弟、姐妹、表兄弟、表姐妹，几乎都没有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提到，只有提到了斯潘泽，他曾派遣伊斯特曼去向斯潘泽收集青、少年时期的资料。
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回忆起二十年代后期，在莫斯科所接近的人，她写道：“人们常常责备列夫·达维多维奇缺少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事实是：他没有亲近任何人，我们既没有外出拜访，也不接待来访的客人——首先是缺乏时间——他也很少到剧院去，我们私人关系的圈子是十分狭窄的，主要是受工作和政治斗争的条件所限制。”
事实上，新的政治生活节奏，斗争力量的变化，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在托洛茨基的一生中，现在是第一次不再以独自一人出现在政治上。当然，这决不像党与国家机关所一再狂热攻击的、存在着所谓“托洛茨基分子”，但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托洛茨基的周围，确有忠实的拥护者朋友、年老或年轻的同志。
在所有的朋友中，年纪最大而交情最深的，无疑是克里斯廷·格·拉柯夫斯基。从他当时工作的地理位置来说，他与托洛茨基的相隔距离最远。自从1903年以来，拉柯夫斯基便结识了托洛茨基；自大战前夕以及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期间，当托洛茨基逗留在罗马尼亚时，两人便成了好友。拉柯夫斯基是一位不同凡响的人物。他原是富家地主的儿子，却在童年时期便参加了革命。在战前各国社会党内——也包括法国社会党——他一直战斗在最前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齐默瓦尔得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之后，他与“我们的话”杂志合作，并且提供了经费上的资助，这是很可贵的。他被罗马尼亚反动政府投入监狱，因俄国发生革命而获得自由。后来他在红军政治部里指挥作战，并担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作为首批革命领导人之一，拉柯夫斯基首先起来反对由斯大林推行的，在少数民族中实行俄罗斯化的政策。1923年，他以驻英大使名称，派驻伦敦，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流放形式，当权派藉此来切断他与反对派的联系，并削弱他在乌克兰曾留下的巨大影响。
1925年，拉柯夫斯基被派驻巴黎，但他在巴黎期间的私人朋友中，也有托洛茨基的私人朋友，阿尔弗雷德、玛格丽特·罗斯默夫妇就是其中的领头人。在这个时期内，人们可能猜想，托洛茨基与他是否会有会面的机会呢？说来也奇，早在这个时期之前，拉柯夫斯基同所有的布尔什维克一样，对先进的航空技术设备深感兴趣，他毫不迟疑地利用这种先进技术，乘坐飞机到莫斯科作一次短暂旅行，但在莫斯科，他没有会到他的朋友，这真是完全出于意料之外，而且也很难设想的。后来，托洛茨基偶然一次提到了拉柯夫斯基和L·N·斯米诺夫曾于1924年春天，乘坐一架飞机前往苏呼米去拜访托洛茨基——这是由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秘书叶努基泽的帮助，才使这次旅行成为可能。我们还知道，1927年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逗留巴黎时，从3月到10月就住在拉柯夫斯基的寓所里，并同他们一起在法国旅游，后来还在布尔布勒城养病。
拉柯夫斯基是托洛茨基最称心、最得意的朋友。他出类拔萃、知识渊博、吸引力强、多才多艺、和蔼可亲、乐于助人；他心情愉快、冷静沉着、勇气百倍，这一切都经得起考验。他在当时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这是毋庸争议的。也正因此，所有反共分子对他刻骨仇恨，无法调和，到了1927年，终于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这就不足为奇了。
拉柯夫斯基始终是一位清廉纯洁的人。当他启程回国时，坐同一辆马车一个农民的儿子名叫P·伊斯特拉帝的惊讶地发现，在他的大礼服里面，穿的是早已破烂不堪的缀满补丁的衬衣。对托洛茨基来说，“拉柯”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是他的忠诚朋友。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穆拉洛夫，是一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物。这位农学专家是农民的儿子。他的身材引人注目，特别是留着一脸大胡子，更给人以深刻印象。他在1903年入党，向来以骁勇善战著称；1905年，他手持武器，从人群中冲出一条活路，这股人群是因反犹太暴力组织黑色百人团的挑动而激发起来的。他虽然被捕入狱，却因此使平民招待所——即教育中心，受到很大鼓舞。他曾是莫斯科苏维埃士兵团指挥官，也是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来，被任命为莫斯科军区司令员，到了1921年，他再次担任这一职务；他在第十二军团担任东线司令员时，同时兼任红军总检察长。自1918年以来，他同托洛茨基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1923年夏天，他是四十六人宣言书的签名者之一。穆拉洛夫与托洛茨基，在性格上是很不相同的，他大声说笑，有时还骂人，讲粗话，由于他那爽直欢快的表情，与托洛茨基的刻板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恰好因为这一差异，穆拉洛夫为了朋友的身心健康，便拉托洛茨基一起参加狩猎、钓鱼等活动。
伊凡·尼基提奇·斯米尔诺夫，与穆拉洛夫是年龄相仿的同一代革命家。他也是农民的儿子，当过铁道工人、工厂工人以及精密机械修配工。一生中有过多年坐牢和流放的经历。特别在促使苏维埃远东、参加苏维埃联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更使他受人注目。从1920年起，他为自己赢得了“西伯利亚列宁”的光荣称号。他在喀山之前，即在斯维亚耶斯克（Sviajsk）时，他便结识了托洛茨基。众所周知，当时那里的生活条件是惊人的恶劣，但他从容沉着：严格要求自己、公正客观、头脑清醒，使他获得了“党的良心”的称号。拉里沙·赖斯纳，是一个不轻易发表感想的人，但他在写到斯米尔诺夫时，也说过这样的评语，他说：“在极端艰难的时刻，斯米尔诺夫表现得最坚强，毫不畏惧。”他在喀山时期之前，就被人们尊称为“代表着最高道德标准和共产主义良心。”维克多·塞尔日在很久以后概括地谈到他的品格时写道：“他无需装出姿态，也无需用话语表达，他本来就是理想主义的具体化身。”1926年他开始担任邮电人民委员，直到1927年。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回忆斯米尔诺夫时写道：“他身材瘦长，有一副精明机智的相貌，戴着眼镜，黄金色的头发，仁慈、宽厚、勤劳。”1924年，他与拉柯夫斯基一起，悄悄地坐飞机到苏呼米作短暂逗留。
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写到A·A·越飞时，她说：“越飞跟拉柯夫斯基一样，都是托洛茨基在大战前的朋友，一个看不出有威严外表的显要人物，他的相貌像是古代亚述人，富于独立思考力，具有廉正不阿的作风。”他和托洛茨基是在维也纳时认识的，他不仅是托洛茨基的朋友，而且还是事业的支持者，是托洛茨基与俄罗斯《真理报》之间保持联系的联络员。正是越飞为托洛茨基打开通向“精神分析研究”维也纳世界的大门——即阿尔弗雷德、赖莎·阿德勒的家。他曾是革命俄罗斯最杰出的外交家之一，担任过驻德国、中国及奥地利大使。在那几年中，他很少在莫斯科，但一旦当他留在莫斯科时，他就同年轻的妻子玛丽·米海洛芙娜一起，去会见托洛茨基，会见的时间总是相当地长。托洛茨基经常向他提问题，听取他的意见，向他学习。从1925年起，他们两人在工作上更加接近起来，那时，他在租让委员会中担任托洛茨基的助手。
以上谈到的这几个人，组成了托洛茨基周围最亲密的，但范围不大的朋友群。他们都是先在流亡时代，后在内战时期结成的朋友。除此之外，他还有圈子较大的朋友群，包括其他一些人，这些人就严格意义说来，不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但仍然是在亲密的同志之列。他们与托洛茨基或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保持着深情亲切的关系。
E·A·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917年时年仅31岁，但他已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1905年入党，参加过莫斯科起义。他在西伯利亚有过多年监禁和流放的历史，并于1917年参加乌拉尔战斗活动，后来转到莫斯科《真理报》工作。1918年是左派共产党人，1920-21年担任党中央书记处书记，1923年发表四十六人宣言时，及在第13次党代表大会上，他都是反对派的代言人。此后，他专门研究经济学问题。他同样是一位热心的业余狩猎者，时常与托洛茨基一道，在打野鸭活动中分享短暂的休闲的娱乐。他写过学术性很高的研究论文，也写过较浅近易懂的通俗读本。他的伴侣波丽娜·S·维诺格拉茨卡娅，是一位社会学家兼妇女问题专家，她本人与托洛茨基夫妇之间，同样保持着亲切的关系。
L·S·索斯诺夫斯基，1917年时约27岁。13岁时，他便开始散发《火星报》。1905年后，他移居国外，并在亚眠市协助法国总工会代表大会，通过了著名的宪章。他多次被关进监狱，但平时的表现证明他是一位杰出的布尔什维克新闻工作者。他曾为《真理报》工作，被公认为那个时期的优秀苏维埃记者，受到了尊敬。当革命政府成立时，他那支锋利的笔，深入揭露新权贵们气焰嚣张的事实，评论党中央机关工作时，指出本质问题，痛斥官僚主义。好多年中，他担任农民报《贫民》的主编，他从来不迁就或放过富农分子。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对他的精神气概深加赞扬。
在托洛茨基所亲近的人中，还有内战时期最困难时刻的红军老前辈。 L·K·伊凡诺维奇，是一位服过苦役，而且是斯维亚耶斯克的资深革命家。这位1904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曾是第五军政治委员，后来但任师司令员。有这些年中，他领导过空军学校，培养出一批红色空军干部；与此同时，他主持过前政治犯协会，并任协会的执行书记。他的妻子雷薇卡·阿什克娜兹也是一位活动分子，与托洛茨基夫妇有密切联系。
V·D·卡斯帕洛娃，出生于迪法杜夫卡（Djvadovka），是鞑靼族血统的共产党员。她于1904年、19岁时入了党。在内战时期，她先是红军政治委员，后来担任全俄红军组织局书记，有这个称号的人，是军事人民委员会最亲密的合作者之一。内战结束之后，她调到共产国际工作，领导国际妇女书记处“东方支部”，成为东方“妇女问题”的专家。
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在托洛茨基的亲密、真诚的关系中，也提到L·P·塞里勃里雅柯夫。他是一位老工人，曾任党书记，在群从中具有和解精神的人。N·V·克里斯廷斯基也是一位资格很老的党书记。斯大林为了调虎离山，那时派他出任驻柏林大使；他的妻子是一位老活动分子。V·A·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早在1923年时，已被撤掉了红军政治部领导人的职务，随后派他到外交界工作。他是《我们的话》杂志的创始人之一，1926年反对与季诺维也夫结盟。另一位是作家兼批评家A·K·沃隆斯基，他曾任《红色新闻》杂志社社长。
现在应当谈一谈拉狄克。拉狄克的思想，有时闪耀着智慧之光，有时令人迷惑不解。托洛茨基并不是一贯地喜欢他，但十分欣赏他的才华，欣赏他掌握具体问题的艺术，欣赏他能提出解答问题的最佳方案。他在新闻记者的宣传推广方面的能力，是十分出色的。从1925年起，他担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与拉里莎·赖斯纳生活在一起。拉里莎曾是伏尔加河舰队的政治委员。人们曾有一种流传说法，说拉狄克所以能成功地取得拉里莎的欢心，是因为他能使她确信：托洛茨基祝愿他们两人能生育一个好孩子，拉里莎是最美丽的，而拉狄克是最聪明的……
L·G·皮达柯夫，几乎是同代布尔什维克党人中最年轻的一个——至少年轻11岁——也是党内最精明、最富有才华者之一，是列宁遗嘱中特别提到的6名中央委员中的一名。皮达柯夫作为一名战士，既冷静沉着，又富有胆识，是乌克兰内战时期的英雄。1923年，他以经济学家和行政管理人的身份，化名阿维德与拉狄克一起，动身前往德国，组织“德国委员会”。同年，在开展“新方针”讨论过程中，他代表反对派到各支部去，争取到多数人的支持。人所共知，长期以来他一直敦促托洛茨基改变“性格”，要表现“更能合群些”，以免引起旁人指责他孤高傲慢。但托洛茨基不知道要怎样才能达到他的要求，也没有认识到“改变”这有什么必要。在往后几年中，皮达柯夫变得更加悲观了，他留在反对派阵营中，只因为是表示个人的坚贞和忠诚。
老工人A·G·贝洛鲍罗多夫，于1918年由于他忠诚地执行党的决议，处死了沙皇及其一家人。他担任过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内政部长，受到托洛茨基特别赏识。他妻子法伊娜·维克托洛芙娜·雅布隆斯卡娅，是新闻学院俄国史教授，而且与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之间结成了私交甚深的友谊。1927年，当托洛茨基夫妇仓促地被抛出了克林姆林宫时，去迎接他们的就是贝洛鲍罗多夫夫妇。我们还应当谈一谈S·V·穆拉契科夫斯基。1903年时，他已是布尔什维克，后来任反科尔察纵队指挥，内战后任乌拉尔区军事司令员。1927年任反对派秘书。他妻子纳捷达·奥斯特洛芙斯卡娅是前肃反队员。此外还有B·M·埃尔津，他是乌拉尔地区的老活动分子，也是著名的《政治辞典》的编者，他的儿子维克多·鲍里索维奇，是托洛茨基的秘书之一。
所有以上提到的人，都是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的知名人物。然而，在这批关系亲密的人当中，也还有一些尽管知名度稍低，却在日常生活中与托洛茨基比较接近，感情上也比较深厚，只因年龄差距大，在联系上疏远了一点。这些人自1917、1928年以来，都是托洛茨基的合作者，他对这些人深表关切。在托洛茨基的自传《我的生平》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E·M·斯克良斯基怀有特殊的感情，而且特别尊重他。斯克良斯基是一位年轻的军医，未满30岁已成为托洛茨基的军事副手。托洛茨基称他为“苏维埃的卡诺”（卡诺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战略家，胜利的后勤组织者。——译者注）1924年两人分手时，他被任命为纺织工业部部长。他与托洛茨基最后一次相见，正是他赴美之行的前夜。在此过程中，他出人意外地淹死在出发地附近的湖泊中。党书记处拒不同意把他的骨灰盒放在克林姆林宫墙内，而是送往市郊的公墓里去。后来，当托洛茨基忆及这种报复手段时，曾回想起《真理报》拒绝刊登格拉兹曼所写的悼词。
雅·格·布洛姆金，是前社会革命党人，格别乌官员，1918年他是刺杀德国大使的凶手。逮捕监禁中，由于托洛茨基的说服，转而成为布尔什维克，参加秘书处工作，后来成为出色的苏维埃情报专家之一。罗斯默会见托洛茨基时，托氏已不在国内了，尽管他们相见的机会不多，但一直保持着忠实的友情。内战时期的同志、“专列上的随从人员”G·V·布托夫、N·M·塞尔穆克斯、I·M·波茨南斯基以及N·V·尼察耶夫，也是经常与托洛茨基在一起的。塞尔穆克斯甚至在1926年，带着格别乌的任务，陪同他前往德国，并在他住院治病期间，保护他的安全。
一代新人也出现在托洛茨基的身旁。维克多·鲍里索维奇·埃尔津于1917年入党时，还是一名中学生，出任过红军师级政治委员。朗茨纳（Lentsner）叛变后，他已从“红色教授学院”毕业了，便接任《劳动报》编辑。托洛茨基还找到了其他年轻的合作者、老革命家和青年“红色教授”。他们当中有E·B·索尔恩采夫，是一位历史学家兼经济学家，很久以前当他接受商业使命期内，便被流放了——因为当权派怀疑他属于反对派——另一位是哥里高里·斯托帕洛夫，一个地下的老活动分子，20岁时参加反邓尼金斗争，后来成为红色教授及《劳动报》的积极合作者。
我们手上保存着这几个人的照片，这是从哈佛图书馆文献中找到的。还保存着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以及其他人对他们所描述的小传：“塞尔穆克斯生有一头金发，长相喜人、笑容可掬”；波茨南斯基“身材坚实，发色棕黄、优美，他酷爱音乐和国际象棋”；布托夫“身材矮小，脸色苍白，有一对灰色的眼睛”。大家都知道托洛茨基除去工作中与他们相处之外，平常几乎很少跟他们见面，而他们直到生命结束，始终忠诚于托洛茨基，而托洛茨基也同样地尊重他们，热爱他们。
难道所有这些人，竟会像斯大林及他的一伙，捕风捉影般地到处指控他们，说他们已经建立起一个“派别”、一个党内的非法集团，并且规定了自己的派别纪律吗？这个问题，跟大部分警探类的问题一样，是荒唐无稽的。所有我们在这里一一列举过的人中，大部分人在他们战斗一生中，或者这一时，或者那一时，与托洛茨基有过联系的老布尔什维克。他们被认定同托洛茨基的政见一致。如果说不是在“工会问题”上，那至少也在“新方针”的讨论中是一致的。或者同发表“四十六人宣言”有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皮达柯夫，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拉狄克，当托洛茨基不在场时，他们在第13次党代表会议前夕的辩论中，成为1923年反对派的代言人。在有关党风民主、策略等问题上所有这些人无疑地都是与托洛茨基的意见基本一致，虽然在态度上略有不同。他们支持托洛茨基的分析，根据他的观点来考察现实。但只有受书记处特权阶层所控制的、那些党内深感不安分子，才会把这批杰出的人物，他们的朋友以及支持托洛茨基分析的社会同情网——自然以托洛茨基为中心——叫做“派别”或“集团”。不论“派别”或“集团”所表达的政治问题，是1923年争论中并未得到解决的，因此他们就不断地提出来，而提出的措词也不断地加剧。
然而，想要拒不承认托洛茨基这批朋友在政治上的存在，那就再也不可能了。已经提到的上述这些人，或者是托洛茨基的具有悠久历史的友人，或者是亲密的同志，他们早已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其中有红军中的老布尔什维克，高层政府官员、生产管理领袖，还有年轻的红色教授和工厂工人。所有这些人，他们彼此之间并无共同的私人利益，因此无法建成一个集团。他们所共有的，只不过是对政治的一致分析，形成一个共同的政治思潮，或党内一个倾向。然而，当权派却把党内纪律强加到他们头上：要他们把会面的时间减到最低限度，在组织外的聚会也要减到最少，如果在党组织内发现他们搞“派别分裂”活动时，就要受到严历的纪律处分。人们不无理由地根据这一点就可以作出结论：这就必然的会导致，并形成带倾向性的思潮，形成派别分裂的倾向，只要有人担心可能出现所谓“第二党”时，应该肯定这在历史上闻名的“党内分裂”，实际上就是由国家机关的新的统治者，强加给党的种种镇压措施所造成的直接后果。
然而，历史学家们应当强调指出，团聚在托洛茨基周围的这批人的固有本质。这批人的固有本质都是资深的革命活动分子——因为在这支队伍中，有不少人是老资格的年长者；按严格的意义来说，他们不是“老布尔什维克”，正像托洛茨基本人及拉柯夫斯基那样，他们是老革命家——总的说来他们是具有知识分子素质和高尚道德的人，他们不是政府机关里的行政官员，而是广大群众中的活动分子。他们熟悉地下秘密活动生活，有过坐牢的体验，长期流亡国外，具有远大的国际运动的视野。他们不是政府官吏，而是群众领袖；不是行政管理者，而是平民演说家和鼓动家；不是一般的通知起草人，而是著作家。他们曾经掌握着政权，但早已估计到、并深加警惕的是，政权有腐化堕落的危险。他们坚信世界革命，坚信全人类社会主义的未来。他们相信，理想即力量，有对抗才有生命力，信念来自战斗。他们对党充满信心，愿意重振党的机关，赋予党以革命斗争年代的那种纯洁性。
像曼努伊尔斯基这样的人，一方面作为布尔什维主义的典范，把双手紧贴着裤缝，自称是“严守纪律的战士，执行一切决议”，另一方面又把“托洛茨基主义”称为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个概念……这些人高傲地自命“布尔什维克”和“列宁主义者”，却否认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存在，结果是被当作“托洛茨基分子”对待，遭到了与托洛茨基分子一样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