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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没有了列宁的党
——布鲁耶著《托洛茨基传》摘译——
周仁生 译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了，这是关系到国际以及苏联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同时也是对托洛茨基的个人命运起到同样重大的决定作用。按照莫舍·列文所著《列宁的最后斗争》一书中的原话来说，“托洛茨基消失了，斯大林无疑地成为战胜者”。也许这个断言是过分夸张了的，但这话的意义在于强调：随着列宁的逝世，托洛茨基在党内地位急剧地恶化了。
那时，托洛茨基正遵医嘱前往高加索治病、疗养，没有出席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的闭幕式。一场暴风雪拖长了他的行程。1924年1月22日，在梯比利斯车站上，他的秘书塞尔穆克斯匆匆地走进他在列车上的办公室，脸色苍白，手持一封密码电报，带来一个致命的消息，——列宁逝世。托洛茨基的第一个反应是：应立即折回莫斯科去参加列宁的葬礼。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这一行动对他的亲朋戚友、他的同伴以及广大的观察家来说，无异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惊愕；千百万苏联人民察觉到没有托洛茨基出席葬礼，这简直是不可解释的，也是无法解释的，而他的政治敌手却能利用这个时机，正像人们所预测的一样，牢牢地把党控制住了。
关于没有参加列宁葬礼的原因，托洛茨基在1930年写的《我的生平》以及1939年写的有关论文中，随后又在他的《斯大林传》中重提这件事时，都只是作了相同的说明。当他得知列宁逝世的不幸消息时，立即电告莫斯科，声明他要赶回去，并要求告知葬礼的确切日期。一个小时后，他收到了回电，电文显然是以政治局名义，而由斯大林签署的。回电说：
“葬礼将于星期六举行，你已不可能及时赶回了。政治局认为，为了你的健康情况，你务必继续你的苏呼米之行。”
仅凭这几句话，托洛茨基便对电文深信不疑，而且电文仿佛是为了他的健康，考虑到俄国北方正要下大雪。何况，他当时毋须对政治局作出的有关他治疗休养的决议提出自己意见，因为这是类似政治局对列宁作出过的、当他在患病期间享有列宁那样的疗养和照料的待遇。所有这些原因，使他继续向苏呼米疗养地进发。但到达苏呼米后不久，他觉察到，已经上了斯大林电报的圈套了，因为此后，他再也得不到任何有关列宁葬礼的新的消息。实际上，葬礼并不是在1月26日即星期日举行，而是27日即星期一举行的，如果这一切当他在梯比利斯车站上已经知道了，那么无论积雪多厚，毋庸置疑地，他定会折回莫斯科去参加列宁葬礼的。
1939年10月至11间，在同美国新闻记者沃尔特·杜兰蒂进行非直接辩论时，他在致他的译者查尔斯·马拉默思的信中，终于对上述的说明用了修改，他说：斯大林的阴谋诡计，事实上比他早先所未曾想到的，还要复杂得多，决不能把有关葬礼的确切日期，归结为只是一个简单的谎言，实际上，斯大林最初发出的指示，特别是对红军发出的指示，千真万确地把葬礼的日期定在1月26日那一天，但异常明显的是，他从没有打算要在定下的那一天举行葬礼的。托洛茨基记得，当时他的一位老友——L·N·斯米尔诺夫或N·I·穆拉洛夫——曾经明确地告诉他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是阴谋的一个重大组成部分，目的在于撇开托洛茨基，使他无法向列宁致以最后敬意。
有两件事的发生，显然是同这段情节有关联的。第一件事，正当他在休养期间，一天下午托洛茨基紧裹着软而又暖和的毛毯，躺在疗养院阳台的阳光下，突然间听到卫戍部队的礼炮齐鸣，他不禁警觉起来，他才知道列宁的葬礼是在1月27日举行的。如果没有斯大林的电报，他完全能够参加葬礼。第二件事,托洛茨基盲目地相信了斯大林的电文，他没有向周围任何人去证实斯大林在第二次电文中所给的日期——如果人们能够知道军事将领们得到的通知也是1月26日，那么后来可能出现的事，也许事先就会预测到了。
对于穆拉洛夫，I·N·斯米尔诺夫，年轻的里沃瓦·谢多夫以及当时仍留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的好友和信徒们来说，这场戏剧性事件，不论是让托洛茨基不能参加列宁葬礼，也不论是斯大林的如意算盘，都同样地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实现的事；但是托洛茨基在这个具有关键性的问题上，却轻信了一个人，而这个人他本来就知道是个骗子，是他不共戴天的敌人。然而看来，他对于春天来到时，还能回到莫斯科去的，丝毫未加怀疑，因而在他看来，日子还早着呢，桥下还会流过多少水啊，而新的问题还会不断出现的。
托洛茨基没有出席列宁葬礼，千百万苏联人意识到这一点，知道了这一点，他们实在是无法理解，特别是托洛茨基的亲人们，就更加无法理解了。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朋友们在莫斯科等待里昂·达维多维奇，他们认为他会回来的。谁也不会想到，由于斯大林的一封密码电报，切断了他的归程。我记得儿子来信说：他等着、等着，没完没了的等着，希望能看到我们回到莫斯科去，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从这封信中，我们能够感到亲人们的惊讶、痛苦的心情，交织着一丝丝责备的口吻。”
同是在梯比利斯，应“当地政府”的请求，托洛茨基写了一份十分动情的简短电文，电文说：列宁与世长辞了，列宁不再在我们当中了。——关于列宁的这次辞世而去，简直是难以置信的，是不可能的，是异于寻常的变幻莫测的现象。
在《我的生平》一书中，他承认：听到列宁逝世的消息后，他已经无力给克鲁普斯卡娅写下他应有的亲切热情的话，正因为这样，几天后，当他接到列宁的遗孀写来的信时，使他更加深受感动。她在信中叙述了列宁是如可反复地朗读着托洛茨基著作（即列宁传——译者）中的一段，托洛茨基在这段文字中把列宁与马克思相比。克鲁普斯卡娅最后给这位在苏呼米休养的人，添写了几行十分珍贵的话：
“弗拉季米尔·伊利奇对你所怀有的，你从西伯利亚第一次来到我家时的那种感情，直到他临终时，丝毫没有改变。”
1939年在写给美国《生活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托洛茨基再三回顾了他在军事上的继承者——伏龙芝的死亡及其环境；伏龙芝死于他不愿接受施行的小手术的，这样的死亡，这样的环境自然引起了被暗杀的流言蜚语，因此，托洛茨基的思想转到了列宁死亡问题上。难道说斯大林没有可能加速列宁的死亡、正像列宁自己曾经多次向斯大林要求过的那样呢？假设当然不足为信，也是没有根据的——我们也不必对此作出评论。但托洛茨基所强调的是：斯大林在对待列宁患病期间的态度问题——这个事实十分清楚地在非斯大林化时期，已被列宁秘书的日记所证实了。
悼词中有关列宁的教导，是以宗教祷文的形式，由斯大林在涂上防腐香油的列宁尸体前宣读的。毫无疑问，这种形式实际上是斯大林年轻时，在梯比利斯神学院接受宗教教育的年代所继承下来的遗产。但这种东正教神甫式的说教，却以“列宁主义”的名义宣读的。这只能象征着一种新现象的出现，这种新现象是列宁健在时所无法想象的；象征着对列宁真正宗教式的个人崇拜；象征着对列宁富有生命力的思想的窜改，这种冠以“列宁主义”的教条与纯正的“列宁主义”之间是何等的矛盾啊！列宁逝世后立即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具有同一意义的措施，规定1月21日为哀悼列宁的周年纪念日，彼得堡曾一度改名为彼得格勒，现在又重新改名为列宁格勒，列宁的尸体用防腐香油加工，安放在克林姆林宫宫墻下的陵墓内，永远成为虔诚的拜谒者和朝圣者膜拜的对象。
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中，十分气愤地谈到：“陵墓的作法是与革命良心不相称的，并且是违反了革命良心的。”他说：“人们早已不把列宁视作革命领导人，而仅仅把他视作教会等级制度的最高首领。”
人们或许要问，托洛茨基是否像他自己所肯定的那样提出抗议呢？瓦连丁诺夫根据布哈林在私下里谈出来的证词，可以证实这一点。
10月最后几天里，召开的一次会议期间，在有6位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上，斯大林提议，要按照俄罗斯民族的固有方式来安葬列宁，这就是说，要用防腐香油保存列宁尸体，并使之成为供人礼拜的圣物。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一致愤慨地把斯大林的提议，斥之为“教权主义。”但斯大林顽固地坚持己见，支持的有加里宁……李可夫。这后一小集团占据优势，并在1月26日的《真理报》上予以公布，他们的借口是：“为了满足人民的愿望并接受大多数人的请求。”唯一提出公开抗议的是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遗憾的是，她的呼声仿佛消失在政治沙漠里。她在《真理报》上写道：反对所有这一切表面上的纪念形式——如举行仪式，以列宁名字命名城市，树立丰碑——她所肯定的唯一崇敬的方式是：“建设托儿所、幼儿园、住宅、学校、图书馆、医疗中心、医院、孤老院等等。”并要求把这些原则付之实施。
但当时党的中央委员会，拒不采用这条路线，而是追随在季诺维也夫之后，按照季诺维也夫的说法：“列宁死了，列宁主义仍然活着。”他创办一份理论杂志《布尔什维克》，决定在“以列宁名义征集新党员”口号下，要征集20多万新党员。在这些新党员中，绝大多数工人在革命时期是远离革命，通常不识字、未经考验、是俯首帖耳的。他们反而不用经过预备党员阶段，甚至在党代表大会上也准许他们行使种种职权，成为选举人和被选举人。与此同时，一次严厉的清洗运动发起了，给反对派以沉重的打击。被开除的老资格积极分子自杀了，而反对派的学生党员大批地被开除出党。
当时，托洛茨基很可能还没有领会到这次“以列宁名义征集新党员”的实际意义，因为这次征集新党员，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向反对派的纲领，即 ；要加强党内的工人基础——作一些让步，而实际上，仅仅是为了进一步地扼杀党的生命。只在很久以后，托洛茨基在《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中，对此才有所理解。玛丽娅·越飞（越飞夫人——译者）曾在沃尔库塔市听到一位托洛茨基分子安德烈·康斯坦丁诺夫（被解职了的前《真理报》记者）向他的同志们分析过的一段话，康斯坦丁诺夫说，这个党已“以列宁名义征集新党员”运动摧毁殆尽了。因为这个运动的目的，是用没有文化教养的人、用这样的重扼来破坏党的革命队伍。这批新党员既没有经过战斗的锤炼，也没有实践的经验，独立的精神，却确然具有俄罗斯固有的习性；今天在他们身上培养起来的素质是：对权威的屈服和盲目的服从。1924年4月11日，托洛茨基在一次演说中还表示确信，工厂工人大批地进入党内，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因素，这样，工人阶级就可以显示出信心，这是一个忠实可靠、正确无误的象征。
托洛茨基也同样没有对人事变动作出积极的反应。这次变动的目标是为了巩固“三驾马车”的地位，加强对党，从而对国家机器的控制。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李可夫，照例取代列宁担任主席。捷尔任斯基接替李可夫成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首脑。军事人民委员会也不再是禁区了。副军事委员E·M·斯克梁斯基，自从内战开始以来，在所有的军事行动上，一直是托洛茨基充分信任的副手，而现在他被调往经济部门去，他的军事职务，由季诺维也夫的追随者M·V·伏龙芝接替了。政治局为了装装门面表示礼貌，特地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苏呼米去征求托洛茨基的同意。托洛茨基没有反对。他在很久以后是这样写的：“军事人民委员会中人事更新，是长期以来，早已安排好了。”
尽管，我们对于这个时期中托洛茨基的精神状态，还找不到任何书面记载的脉络，但是可以看出的是：他有关苏联局势的分析，并未使他得出乐观主义的估计。不错，这决非一个月，一年或若干年内，就能使他赢得一场与列宁在一起时尚未发动过的斗争，当然没有了列宁，也不会使他在同样短的时间内输掉这场斗争。要使党能重新振作起来，这需要时间，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而且只有得到年轻一代的支持才有可能，这一代年轻人，需要接受教育、组织起来，还需要经过锻炼和考验。他拒不为了争取党的领导权而去发动斗争，但时，他也拒不对一切原则问题作出让步，不会从他本人及反对派所捍卫的思想阵地上后退一步。按照他本人的话说，要建立一个不可分裂的布尔什维克的党。
人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春天当他从苏呼米回来时，他的健康已经恢复，有时还能参加重要的中央委员会，例如参加5月22日的中央委员会，接着还参加从23日开始的俄共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普里奥布拉任斯基和他本人以没有投票权资格出席会议的。
如果他确实愿意发动斗争——特别是反对斯大林的斗争，斗争的武器并非没有。克鲁普斯卡娅秘密地保存着一份1923年就已经写成的《致代表大会信》，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列宁遗嘱》。当列宁活着时，他指示说，这份遗嘱只有等他死后才生效。当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临近时，克鲁普斯卡娅向加米涅夫出示了这封《信》，并要求他，要按照列宁的意愿，在党代表大会上公布这封《信》。
就“三驾马车”来说，当时的局面是非常棘手的。因为列宁在他的公开信中，要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调开去。于是“三驾马车”决定，不把《信》向全党公开。但是，要知道，当着所有人的面反对这样做，这是何等困难。按照当代历史学家尤·鲍里索马里的话说：
“不尊重列宁的意愿来处理列宁公开信的这个决定，是由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中三个委员一手控制而作出的，他们就是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及斯大林本人。”
这样一个决定，本应该是由范围更大的机构作出的正式决定。因此，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下，只得举行一次由党代表大会代表团团长参加的中央委员会，根据斯大林的某个前合作者所写的记载来看，《遗嘱》的全文是由加米涅夫宣读的，但不准任何人作笔记，也不准任何《遗嘱》的复印件流传出去。最近，尤·鲍里索夫证实了这个说法。当时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异于寻常的。试想，在列宁个人权威周围所创造起来的虔诚的宗教气氛中，难道说违背列宁意愿的作法是可以想象的吗？
然而，搭救了斯大林的却正是季诺维也夫。季诺维也夫在重申了列宁的意愿对每个人都是“最高的法律”，他提议说，至少在这个问题上，领袖的“担心”是“不必要的”，现就斯大林问题来说，毕竟所处的环境不同了，我们作出的决定，可以不必考虑早已写好的遗嘱内容。他的原话是这样的：
“我愿意谈一谈我们的总书记问题，最近几年中，有关我们的共同工作，你们都是见证人。你们，正像我一样，定会高兴地坚信，伊利奇的担心，已经不是现实的了。”
加米涅夫支持季诺维也夫的建议。而托洛茨基呢，在他看来，公布遗嘱，可能是一张可怕的王牌，因此他沉默不语。斯大林则自动提出辞职，并要求对此问题进行表决。当时，季诺维也夫提议，用举手表决是否同意以代表团为单位、向出席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宣读《遗嘱》，但不向全党公开。他的建议占了上风：因为追随“三驾马车”的有他们的拥护者，其中包括奥尔忠尼启泽、莫洛托夫、基洛夫、伏龙芝、李可夫、布哈林、捷尔任斯基、加里宁……等。在宣读列宁遗嘱时，拉狄克知道了遗嘱内容后便转过身来对托洛茨基说：“依我之见，今后“三驾马车”再也不会反对你了。”托洛茨基回答说：“恰恰相反，他们势必还要开足马力反对我，并且还要尽可能快地来反对我。”
这一历史事件，六十多年来，一直对苏联公众秘而不宣。1987年，历史学家尤· 鲍里索夫对这一事件作了概括性说明，他认为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专横地把决议强加给党代表大会代表”，就在于“没有经过讨论分别地把列宁的遗嘱宣读了便算了。”尤·鲍里索夫写道：
“从事件的后果来看，这是一起犯罪行为，其性质超过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917年十月革命时期所犯的罪行。（这就是说，他们反对过10月25日即11月7日的武装起义）而在遗嘱中，列宁也同样引用了这一历史事件。”
1988年，德米特利·卡佐廷在评论米哈伊尔·沙特洛夫的文章《远些，更远些》时，他写道：“历史作出的判决，不会宽容任何人的，就道德层面而论，这是背叛行为。”
现在还需说明的是托洛茨基的态度；在讨论列宁遗嘱的整段时期内，他始终保持一言不发；这无论从那方面来说——更不必说为了尊重列宁的遗愿——托洛茨基都应该要求立即公布《遗嘱》，但他没有表示态度。因此，人们判断说，这就无异于在政治上的自杀，无异于放弃党内斗争的主要王牌。与党的第12次代表大会所发生过的一切相比较，情况大不相同了。事实上，托洛茨基已经无法指望在最近的将来和事态发展中得到什么。随着《列宁遗嘱》受到压制而不能公开，这对于托洛茨基、对于他的事业，对于他在《新方针》中所一贯捍卫的“党的民主”，都起不了任何积极、有效的作用。然而，他放弃了斗争武器、却不能避开斗争；悲哀的是：他赤手空拳，一无所有。
党第13次代表大会，一直进行到1924年5月底，大会只不过进一步地重复了第13次代表会议的内容。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在力量对比关系上，只能作出悲观主义的估计。大会拒绝了深入发动有关《新方针》的讨论。季诺维也夫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报告。这个报告由下列几部分组成：把攻击反对派的斗争进行到底；谴责他们危害党的行为；关于党内派系活动及组织小集团问题；有关派别的形成问题，特是向自称“为民主而斗争”的派别宣战。季诺维也夫以极其激动、富有喜剧性的措辞、回顾了1923年底的争论。按照他的说法，全党直到基层都受到震动，因为连续几个夜晚，彻夜辩论，党的活动分子迷失了方向，一句话，“党正处于危险之中。”他口气强硬地说，这是每个人的应尽义务，全体行动起来，去平息狂热，去停止斗争。季诺维也夫然后转过身来，朝向托洛茨基与普里奥布拉任斯基，并对他们说：
“作一名最明智、最严肃的布尔什维克，反对派分子就应当懂得：当犯了错误时，就要像一个布尔什维克所必须做的那样去做。这就是走到党的代表大会的讲台上来，心向着党，并对党说：‘我错了，党是有理由的’。”
像这样劝诱党员，强迫党员承认错误，在党内是史无先例的；迄今为止，党内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干——甚至连想也不敢想——强迫别人谴责自己的信念，或者为了遵守纪律，公开地放弃自己的观点。不论有意或无意，在服从纪律与投降之间，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思想混乱，那怕是无意中的思想混乱，即提出所谓“思想纪律”。因此，克鲁普斯卡娅立即在会议主席台上提出强烈的抗议，就不足为怪了。列宁的遗孀断言，这样的苛刻要求，“在心理上是决不能接受的。”美国作家伊斯特曼——他出席党代表大会，并在会场外面、从托洛茨基口中获悉到保存有《列宁遗嘱》及遗嘱的基本内容——曾经谈到，他向托洛茨基提出过一个地道美国式的建议，要他甩掉外套、卷起袖子，无情地去揭露和抨击那些阴谋家，并在会议讲台上宣读《列宁遗嘱》……但谁能料到，托洛茨基对强迫承认错误的劝诱，只报以有礼貌性的讽刺和奚落。
伊斯特曼继续写道：托洛茨基皱起眉头，带着从未有过的痛苦表情，但又是冷静沉着而颇有分寸的语调开始说话，整个会场突然紧张起来，但又认真地听他说话，并不时地报以热烈掌声。在开头第一段话中，托洛茨基说，他希望那些易使问题激化的意见，暂先搁置一旁，如果让意见打上了个人的印记，那么就会使消除党内分歧带来更大困难，因此，他没有去探讨“最令人棘手”的课题，然而，对与此有关而提出的问题，他都一一作了答复。
随后，托洛茨基一个又一个地论述了由季诺维也夫提出的观点，他回答说：刚才季诺维也夫提的问题，只不过是12月5日政治局决议中早已提过的问题。他有条不紊地逐一驳斥了那些控告。他顺便对“以列宁名义征集新党员”运动所取得的成功，表示欢呼，因为这无异于向党投了信任票。然后他转到了季诺维也夫强要他“承认错误”的问题上，他说：
“在党面前，承认自己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这不论在道义上，或政治上都是最简单、最方便不过的事。”
但是，这与季诺维也夫所提的要求决不是同一回事；实际上，他的要求是背弃了12月5日政治局决议的精神，而且他也不能提出这样的要求。他又说：
“同志们当中没有那一个人，认为反党是有理的，或者可以是有理的。最终说来，党是有理的、正确的，因为党是工人阶级为了解决根本问题所掌握着的唯一历史性手段。我早已说过，最简单、最方便的事，莫过于在党面前声明说，我们所有的批评，所有的宣言、警告或抗议，始终都是错误的。但是，同志们，现在我可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不是这样想的。我已认识到，人们没有理由反对党，人们只有理所当然地与党在一处，并且一切只能通过党，因为历史还没有创造出任何其他途径来证明人们是有这种权利的。英国人当中流传过一句历史性名言：“祖国啊，不论您对或不对，您总是我的祖国！”
“今天，我们还有更多历史性理由对党说：党啊，不论您对或不对，您总是我的党——党可以在一定时刻，在这样、那样的实际问题上犯了错误……我坚信，就我个人来说，我已尽到了作为一名党员的责任，预先防止了有损于党的事。”
他踌躇了一会儿，然后用比较艺术的修辞方式，表达他的决心。他说他要坚持到底、坚守党的阵地。
“在这里，要提出任何个人声明是可笑的，也几乎是不合时宜的；但我希望在必要时，我将证明，我决不是布尔什维克最卑贱的堡垒中一名卑贱的士兵！”
由于他认识到，把“派别”与“集团”区分开来已是不可能了——这是他同意作出的唯一让步——他就用断然的语调结束了他的发言，这个发言，通常是被历史学家们所忽视了的。托洛茨基的结束语是这样的：”
“决不是只有个别党员才会犯错误。党同样也会犯错误的。举例说，党的13次代表会议的某些决议，我认为其中有些重要段落，就是错误的，也是非正义的。……但是党一经通过了的决议，即使我们当中有人坚持认为决议是非正义的，这个人也会说：这是涉及我党的事，我也要始终承担决议带来的一切后果。”
普里奥布拉任斯基是与托洛茨基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但他把话说得更加明确、更带论战性。首先，他也同样欢呼：“以列宁名义征集新党员”是成功的，是工人阶级怀有信心的体现，接着他用坚定的口吻道：“如果有人妄图认为，工人入党以后，就会对党内政策，包括官僚的败坏、堕落行为等一切工作，都表示肯定赞许，那显然是过分乐观了。”
他反对发动大清洗运动的那种方式，他还声明抗议党未能加以控制而犯了大量错误的事实。最后，他要求大会重新考虑第13次党代表会议作出的决议，这个决议竟然把“反对派”定性为“有小资产阶级偏向”的集团。
但是，党的第13次代表大会，只不过是国家机器权威的体现，是对不同政见和思想争论的否定。没有任何一个代表向托洛茨基提出“最令人棘手”的问题，而那些仆从们，唯唯诺诺者却相继来到主席台上，谈到所谓“不可思议的”、“外交式的”干涉。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则装出样子，似乎已经理解到托洛茨基、是在维护那种教皇式的党是一贯正确的思想。
斯大林怒气冲冲地挑衅说：“托洛茨基说，党是不会犯错误的。这不对。党是常常会犯错误的……他的话显然是在奉承党，而且是为了嘲弄我们的一个恶意。”
乌格兰诺夫竟然大加奚落说：托洛茨基想当一名士兵，而人们却期望他能成为一名遵守纪律的“指挥员”。季诺维也夫火上加油，断定托洛茨基对党奉承的话，听起来仿佛甜滋滋，实际上是尖酸刻薄的。
第13次党代表大会作出的最后决议，批准了党第13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以一成不变的措词重申了对反对派的谴责。过了几天，即1924年6月5日的《布尔什维克》杂志上，把反对派描绘为“党内的半孟什维克，四分之一孟什维克，但比之百分之百的孟什维克，却具有大1000倍的危险性……。”
俄国党第13次代表大会一个最具有深远意义的后果，就是在众所周知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名义下，共产国际及其下属的各国党，起了极其深刻的变化。托洛茨基在国外共产主义者的眼里，是一位声名显赫的领导人。尽管季诺维也夫担任共产国际主席，但托洛茨基的声誉远远地超过了他，更不必说斯大林了，那个时期的斯大林，在所有共产党中间，是默默无闻的。
看来，有一种“反抗的”可能性，亦即从外国共产党来的“福隆德式”的叛乱可能性是存在的（福隆德，又称投石党，1648--1653年法国反专制制度的政治运动——译者），因为他们的党是拥护托洛茨基而反对俄共的其他领导人的，他们的这种行为，此时使季诺维也夫及其同盟者惊慌起来。不久之后，一场攻击像脱缰之马一样地爆发出来，反对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的所有领导人，怀疑他们在思想上也是同情托洛茨基和反对派的。
1923年12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活动分子大会过程中，拉狄克顺便提到了一个事实：法国德国和波兰三党的领导机关，都已表明他们是同情托洛茨基和四十六人声明的。
初时，共产国际中季诺维也夫分子控制领导机关，曾策动反对布朗德勒的斗争，把布朗德勒同拉狄克联系起来，当作1923年10月德国革命惨败的替罪羊。1924年1月12日，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上，又重复了这个指控。按照季诺维也夫的话，这两个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说他们两人企图把“派别斗争”引进共产国际，以达到毁坏和歪曲由国际通过的方针政策的目的。布朗德勒和他的顾问塔尔海默被指控所吓倒，不得不公开声明与托洛茨基划清界线，并表示支持季诺维也夫。他们说：实际上，1923年在德国共产党内，不存在任何一个反对派分子。
波兰共产党领导又是一个坚强的、受考验的党。1923年12月初，波共中央委员会表决通过了一个文件，达度鲜明地宣告说：
“俄国共产党内部现在出现了危机，危机的中心点在于党的多数派与托洛茨基同志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我们的看法是：这些分歧是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复杂问题交织在一起，不可能从有关经济政策中作出分析或判断。唯有一件事对我们是异常清楚的，这就是托洛茨基的名字，对我们党、对整个国际、对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整体来说，同胜利的十月革命、红军、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都是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若把托洛茨基同志排扩斥在共产国际及俄国共产党的领导之外，我们认为这是不能容许的。然而，我们感到焦急不安的是：双方争论已经超越了争论的具体问题范围之外了，而且党的负主要责任的领导人公开发表的某些声明，这就更加证实了我们的严重不安是有理由的。”
1月，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召开了。波兰共产党代表爱德华·普罗希涅雅克对执行委员会在德国武装暴动遭到惨败后，谁应负责的问题上默不出声表示遗憾。他提出警告说：
“自从世界革命无产阶级最主要的领袖列宁没有参加国际领导以来，自从世界革命无产阶级公认的领导人托洛茨基的威望，受到俄共党的怀疑以来，共际国际领导的权威，也就随之而出现了摇摇欲壑的危机……我们认为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拉狄克，以机会主义的控告进行打击，这不但是非正义的，而且也给共产国际领导权威带来无比巨大的损害……在共产国际最知名的领导者之间，因对德国革命问题而存有分歧意见，这是富有生命力的革命党内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正常的事。”
在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上,以斯大林为首的俄共领导人，解散了“波兰委员会”，强行通过决议，撤换了由沃尔斯基、维尔基、和维拉·柯斯特茨娃组成的前领导，而季诺维也夫则起誓，定要毁掉“他们的政治前途”。维拉·柯斯特茨娃，跟别的人一样，只得屈服了，因为她深知，波兰工人会跟着国际、起来反对自己的领导。但她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也提出警告，她说：
“我们反对在党内制造不断斗争，不断紧张的气氛，反对相互猛烈攻击……我深信，在你们这种体制下，你们定将一个接一个地使党的所有领导人名誉扫地。我现在担心的是：在决定性时刻，无产阶级再也不可能有经得起考验的人站在前头领导斗争了。革命的领导权很可能落在野心家、那些昙花一现的人物乃至冒险家的手中去了。”
阿尔弗雷德·罗斯默详细地描述了，在由第5次代表大会决定通过的“布尔什维克化”幌子下，季诺维也夫及其手中的工具，是如何展开种种活动的。他写道：
“季诺维也夫利用派往国际支部的特使，撤掉了代表大会前所有反对派分子的职务。不论那里出现反抗，他就使出花样繁多的伎俩使其就范：显然，打的是一种消耗战，工人阶级事先已被官僚分子击垮了，这些官僚分子手中，掌握着大权，强行把永无休止的争论加到他们身上。消耗战令人厌烦透顶，那些被允许提出批评的人们，却受不了国际的压力，或者暂时屈服了，或者干脆撒手不干了。”
法国共产党前驻莫斯科的代表鲍里斯·苏瓦林，在法国出版了《新方针》的法译本，为托洛茨基及俄共第13次代表大会的反对派分子辩护，却受到了开除出党的处分。在他之后，还有皮埃尔·莫纳德和阿弗雷德·罗斯默两人，他们是战争期间“工人生活”核心组织的两位资深领导人，但因对党内实行“布尔什维克化”政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提出抗议，也被开除出党了。
所谓“布尔什维克化”的严重后果之一是：党内根本没有就1923年德国革命惨败举行过讨论，然而这本应该允许向共产国际提出带根本性问题的。例如：自从1923年8月以来，德国是否存在着革命形势？俄共政治局和国际执行委员会是否正确地预见到或准备了十月武装起义？谢米尼兹大会后，是否已经制订出撤退的方案？
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因同带倾向性的斗争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几乎是不可能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的。拉狄克和皮达柯夫是托洛茨基及俄国四十六人签名书的支持者，首先被认为是德国革命的可能性持怀疑论者，尽管他们无论如何决不会像斯大林那样的持怀疑论者，这是多伊彻作出的断言……但他们俩人确实准备过武装起义，也同样发布过撤退的命令。季诺维也夫最初是犹豫不决的人，后来批准了由托洛茨基精心起草的进军计划，但也同样批准了由布朗德勒和拉狄克发布的撤退命令。托洛茨基认为，实际上布朗德勒和拉狄克，只不过是喝了由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斟上的葡萄酒。这两个人先宣布布朗德勒和拉狄克是“托洛茨基分子，”最后把革命惨败的主要责任，归咎于是这次革命的鼓动者托洛茨基，又说布朗德勒和拉狄克抵制执行这项计划，以便于他们收一箭双雕的效果。1923年的“德国革命”就这样变成了毫无结局的历史事件——这种前后矛盾的概念，成为许多历史学家眼中的笑柄。
我们提到的这场争论，是共产主义活动分子灰飞烟灭的信号——而当时，这样的活动分子并不缺乏——在这些活动分子眼里、德国革命是整个人类命运的孤注一掷，而决非俄共常设机关手中进行交易的目的物。对于托洛茨基来说，这场争论却成为死亡的象征了。
托洛茨基再度来到苏呼米，几天以后他接到1924年9月3日的一封电报，电报通知他，他的密切合作者米哈伊尔·萨洛莫索维奇·格拉兹曼，在获悉被开除出党时，用手枪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格拉兹曼在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他以速记员为职业，曾经当过列车员，穿过皮茄克衣的战士。他以一名革命的战士，不知疲倦的工作者，在托洛茨基身边几乎生活了三年。他只在拿起枪杆子时，才放下他的速记员的笔。他还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秘书。
人们究竟指责他有什么罪过呢？谁能解释其中的真正原因呢？不错，他曾在托洛茨基身边工作过，也曾为编辑托洛茨基文选而提供了合作，或许这可以解释他受迫害的原因吧，但是，在这个时期中，这不足构成可以公开认可的动机的。或许这不解之谜底、能在格别乌的档案中找到。在往后的几年中，有关格拉兹曼的事，托洛茨基回忆往事，想起一些年轻的革命者，曾在沙皇警察面前有过动摇，斯大林及其一伙，那时也并不光彩，而是被开脱了的，现在想从格拉兹曼身上进行威胁，进行敲诈勒索。格拉兹曼因此自杀的，为的是逃避威胁，免得从他身上逼取不利于托洛茨基的诬陷之词。我们无法知道更多确切的事。但无论如何，格拉兹曼于1924年9月1日接到开除出党的通知，便于9月2日自杀了。9月6日，当托洛茨基在悼念的文章上署名寄出时，死者的名誉已经恢复了。宣布开除格拉兹曼的该党组织，受到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批评、指责。
格拉兹曼只不过是第一个无辜的牺牲者。在这方面，托洛茨基及其盟友们，在围着《列宁遗嘱》所展开的激烈斗争中，他们放弃权利，噤若寒蝉所起的影响就更为严重了。很可能，五月间在《遗嘱》问题的争论上到高峰时，就已经决定了他个人命运。托洛茨基对此已经意识到了，因为他在向年轻的死者表示敬意而写的悼念文章中（此文真理报拒不发表），表达了无限羞惭的心情——所有他们在遗嘱问题上曾经做过的一切，给格拉兹曼带来了似箭钻心的悔恨，托洛茨基写道：
“请宽恕我吧，我年轻的朋友，我们既未能伸出救援的手，也未能保全你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