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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介绍新近出版的《托洛茨基传》
作者：林超真
资料来源：《新苗》双月刊1989.11.20第十三期
布鲁耶著的《托洛茨基传》。
法文，共一千一百零六页。巴黎，费雅书店出版。一九八八年九月，装订为一册，定价一百九十八法国佛郎。
全书共六十章。分五篇。第一篇《上升》十二章；第二篇《政权》十二章；第三篇《苏联国内反对派》十二章；第四篇《流亡时的反对派》十二章；第五篇《第四国际》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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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了十一页的《前言》。这是不同内容的五个段落拼凑而成的。有二段值得摘译。一段是评论多依彻的三卷本传记的，另一段是简述一九八七——一九八八年苏联舆论中对于「老人」（即托洛茨基）的评价。现摘译如下：
布鲁耶论多依彻的三卷本传记
在西方，有伊萨克·多依彻的三卷本传记：《武装了的先知者》，《解除了武装的先知者》，《不受法律保护的先知者》。多依彻是三十年代托派组织的干部。他对托洛茨基采取了批评的立场，自以为他同托洛茨基分歧的各点上他的意见都是对的，于是写这部传记同他旧日的领导人算帐。就这一点说来，他的书不是一本理想的传记。然而他是一位很好的文学作家，很有才干的新闻记者，用一支富于文彩的笔，写出文学性的和戏剧性的情节，字句是很辛辣的，以此赢得盛名，因之成为权威。
但多依彻并非历史家。他阅读史料过于迅速，浮光掠影看一遍，往往张冠李戴，忘记了这史料说明甚么主题，或者给史料以不恰切的意义，如果二个阶段缺乏中间环节，则以驰骋的想象力以填补之。其实，他要算的，不是他和托洛茨基之间私人的帐，而是政治帐。这话，苏瓦林已经说过了。当他的《斯大林传》出版后，苏瓦林看了，就是这样批评他。乔治·利斯特海漠，一九六七年看了他的《托洛茨基传》，更指出这部书是「隐蔽地歌颂斯大林，尤其歌颂斯大林的继承人。」
多伊彻这部三卷传，各大学图书馆都有储藏，而且占据显著的位置。当初，当斯大林对托洛茨基施行沉默封锁时，这部三卷传的出版确实有打破封锁阴谋的作用。但我认为现在这部书成了一种障碍，妨害人们去认识托洛茨基，特别由于它被人看作一部托派或同情者所写的著作。仅凭这个事实，不管它的形式如何华美，文笔如何光耀，我都不能放过它的无数的错误和曲解。可是，我也无法随时同它辩论，虽然我想这样做。对此问题，读了我的原稿的人也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我的书中同多伊彻的争论太多了；有人则认为太少了。我请求读者不要过于严格要求我。多伊彻这部著作出版至今已有三十年了，加以此三十年内发现了新的材料，开阔了新的眼界，尤以最近十五年中为甚，在此情形下确实需要另一本托洛茨基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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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耶论一九八七——一九八八年苏联关于托洛茨基的争论
亚历山大·雅可弗列夫，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在《莫斯科新闻》撰文评论布哈林案。他认为，自从列宁死后，「为争夺个人权力而进行的暗斗」，酿成了那几个莫斯科大案。他把案中那些起诉书，那些供词，称为这些案件的组织者「所使用的卑鄙手段，他们的残忍、怯懦、无中生有的暴露」。他认为这些人的行为表明「他们已经抛弃了社会主义的各种理想，所追求的只是他们的个人权力野心」。他用如下几句话总结了斯大林主义的实际行动。这几句话，连托洛茨基也会签字同意的。他说：
「无辜的被告被判死刑了。诬告者和伪证者得到了奖励。司法机关堕落成为独裁者的工具。」
苏联的历史家一九八七年也参加了这个运动。尤里·尼古拉也维奇、阿法纳西也夫，历史与档案研究院院长，在要不要出版托洛茨基著作的问题上，明白地站在肯定的立场。在青年团的一次讨论中，他回答一个青年团员的信说：
「我主张出版，为的让我们的大学生们能够阅读和研究一切有关苏联历史的著作，包括出版托洛茨基的著作在内。」
阿法纳西也夫又写了一篇题为《为了社会主义的未来而议论过去》的文章，以回答一些斯大林主义作风的文章的攻击。他的文章解释说：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进时是不会没有思想冲突和原则争论的。他的同事尼古拉·马斯洛夫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我们的力量在于真理》，文章提起过去一个时期苏联出版了一本列宁主义论文集，里面有托洛茨基的文章。艾果尔·雅可弗列夫在七月二日的《消息报》上提起了布尔什维克党员托洛茨基参加了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成立的第一届「人民委员会」。最后，西德的《明镜》杂志把苏联报刊上这一切有利于托洛茨基的言论搜集一起，写了一篇动人的文章，以艾果尔·雅科弗烈夫原题《英雄与烈士》为题。发表出来，加以如下的按语：
「托洛茨基的阴魂始终徘徊于俄国的大学和学生中间，人们把他看作一种传说，从中吸取革命的思想。」
一九八七年夏天，是个大辩论的时期，一些有名的历史家主张修改官方的历史教科书，主张把以前被摒弃的人再写入历史内，主张填补空白。PS伏洛布列夫写道：
「我们如果写法国大革命史时敢于写那些活跃的人物：丹东、罗伯斯庇尔、圣朱斯特，及其它人物，而写我们自己的革命史时却一字不提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或者把他们写成坏人，那么我们的处境就不值得欣羡了。我们发表了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会议记录，却借口三、四月间有孟什维克参加，而九月以后又是托洛茨基当主席，因之不发表我们自己的公社——一九一七年彼得格拉苏维埃——的会议记录，那我们的处境也是不妙的。」
那位老教授还重提托洛茨基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的作用，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他被选为中央委员。
九月一日，阿法纳西也夫又发表一篇文章，题为《真理教育》，指出：苏联的官方历史和人民记忆之间存在着矛盾，并证引几部文学的著作为证。这些著作记叙某些历史事件，是采用斯大林官方历史观点的。他说明了当时真正的历史事实是甚么?他接着说：
「这些著作的出版说明了两种真理之间的戏剧性的破裂：一种是过去几代人的命运的真理，那是现在青年一代人从他们的父亲和他们的祖父听来的；另一种则是现在的历史教科书所说的真理。」
他重提那些历史家受迫害的经过，重提那个「历史的历史」，它之富于戏剧性绝不减于现实的历史。然后他主张恢复十月革命史的真相。他断言，要恢复这个真相，只有通过各种矛盾意见的研究，不是折衷，而是彻底争论以求达到真实的历史。
在大多数斯大林派历史家如VM伊凡诺夫之流的猛烈攻击之下，一九八八年一月五日，他在《苏维埃文化》上发表了一篇回答的文章。题为《所有档案都未公开》。并说他已经尽一切力量，要「克服人们称之为斯大林主义的这种社会政治现象」。
他在文章中列举了人们「控制社会思想和行动」所用的种种手段和行为，以及那些似是而非的真理和那些两面讨好的方法，而且指责那些人，他们「可以抛弃斯大林本人，可以斥责斯大林做的那些丧心病狂的事情，总之可以回答谁负罪责的问题，为的避免回答为甚么会发生这些罪行的问题」。
阿法那西也夫是乐观派。他确信苏联正在克服一次深刻的危机，而不会走上新的道路。他指出唯一的条件：
「对于我们的过去，我们必须有一幅确实的形象，能反映它的全部复杂性。这不是短时期内能够做到的，但历史家看见他们的面前展开了辽阔的境界，他们有无限的可能性，在其中发挥他们的探索精神。」
戏剧作家弥海尔·夏特洛夫已经给历史家开辟道路了。他先在《布勃斯特·里托夫斯克》剧本中安排了所有领导人都出场，以后在《远些，再远些》剧本中则安排死的托洛茨基和活的斯大林相对话。托洛茨基对斯大林说：
「我在外国的活动，就建立第四国际以反对第三国际这件事情来说，是史有前例的，并非我的发明。我是进行世界革命的一个大兵，我站在后代人设立的法庭面前是问心无愧的。说我做外国特务，那是没有的事情，且永远不会有的，我只能嗤之以鼻。但有一件事情，对不起，只有一件事情（停顿了一下），即是一九四○年八月二十日，在我的家中，在我的书房内，我被一个人用斧头砍死了。这是一个西班牙人拉蒙·麦嘉德，他化名杰克逊。一种出自魔鬼的报复感情驱使他做出这件事情。」
同时法学家阿加迪·瓦克斯堡在《文学报》上写文章，也称莫斯科那几个大案为「司法剧」。他指出那个血腥的总检察长维辛斯基是孟什维克。一九一七年他曾签发逮捕证，要逮捕列宁，说列宁是德国派来的密探。这位法学家在文章中感叹道：
「历史的悲剧性变幻，竟然叫这同一个维辛斯基——十年后充当了总检察长。控告列宁诸战友要背叛列宁，并要求判处他们极刑。」
需要我们在这里说出下面几句话么？我要说的是：布哈林，李可夫，拉可夫斯基等人的平反，以及不久之前另二个莫斯科大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皮亚塔可夫等人的平反，再加上亚历山大·雅可弗列夫及其它有名人为这些平反所作的评论，——这一切是一件大事。我再请求读者许可我抄录四年以前我在一篇有关托洛茨基的好朋友拉可夫斯基的长文章中写过的一段话，说的是他在审判之前和审判期间遭受的苦难：
「他屈服了。人家简直认不出这个人，胡子很长，老迈龙钟，疲惫不堪。他在第三个莫斯科案中出庭受审。同他一起坐在被告席上，有布哈林，那是他的多年的政敌；有雅哥达，那是迫害他的特务头子。在检察长，前孟什维克维辛斯基控告之下，这位老革命家只好承认自己是阴谋家，是外国特务，是破坏者，是刑事犯。可是，他几次抬起头来，在几分钟之内，瞒过检察长，大谈历史和政治，而不谈犯罪。」
我承认，当我从广播中听到拉可夫斯基平反的消息时，不禁从头至脚都颤抖了。我们的拉可夫斯基又回来了。那个认不出来的老头子又不老了，清除他的无限忧愁和疲惫了，他的心脏病也好了。他又迈开他的优美的步伐，同我们一起，同本书读者这一代人一起，向前走去。他威严地走在苏联的新一代人的前面。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他的好朋友，也将同他一起走在前面的，因为托洛茨基也是属于苏联及其它国家的这一辈青年男女，也是他们所合理要求和等待的那个真理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以上这些情况之下，我怎能会不写出这本托洛茨基传记呢？我为此书已经工作好多年了，积累了不少文件，材料，证据。今天怎能不去帮助历史家，并通过他们帮助苏联青年人去恢复他们的过去历史，以反对那些「谋杀记忆的凶手」（P维达尔·那格评论一部世纪悲剧时所称呼的）呢？这本书自然是写给法国人看的，但我不隐瞒它也是写给苏联的研究者看的，是可以帮助他们，给他们做参考，供他们使用和比较的。但这本书只为的帮助他们去恢复他们的历史。对于所有的人来说，这方面的成功是最重要的。但愿这本书为历史的真理而作出贡献！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没有忘记最近卡弥尔·依克拉莫夫发出的警告。他是莫斯科大案中一位女牺牲的儿子。他警告说：
「有一些人，今天还不肯把我们过去的历史归还我们，因为他们希望我们未来的前途也同现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