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西班牙革命与内战（1961）

第十五章 苏联援助与国际纵队


· 斯大林的苏联与西班牙内战
· 初期的中立
· 一九三六年秋季的转折点
· 援助物资
· 苏联提供的军事人员
· 首批国际志愿者
· 国际纵队
· 国际纵队的招募工作
· 阿尔瓦塞特基地
· 国际纵队的组织体系


　　苏联跟意大利和德国一样，都把西班牙当成了试验场。它们在西班牙测试的主要是各种装备。苏联的武器与法西斯国家的武器在实战中交手——比方说，苏联的“拉托”飞机[1]同德国的梅塞施密特飞机交手——使苏联获得了珍贵的数据。苏联从战争中学到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炮兵齐射的运用；根据新的作战技术，而在纵深进行机动的必要性；利用游击队对付有组织的军队的方法。大批苏军干部在西班牙拓宽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与才干。

　　另一方面，也应该指出：如果没有苏联提供的物资，共和国就不可能撑过一九三六年。

斯大林的苏联与西班牙内战


　　苏联提供的援助物资虽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总是不够用。在整个战争期间，共和军始终缺乏足够的航空装备、防空武器乃至轻武器。考虑到这一点，就不能认为苏联的援助是全心全意、毫无保留的：苏联提供的援助，使西班牙共和国坚持斗争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如果它能更慷慨一点，内战的结局就一定会对西班牙共和国更为有利。不少政治家，特别是一些前西共党员，将其归咎于苏联领导人的极端马基雅维利主义，结果，他们把斯大林的政策看得过于简单，以为斯大林的政策都是始终如一的[2]，但内战期间的各种情况恰好与此相反。

　　只要认真地思考西班牙内战提出的各种问题，就能看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苏联政策的态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内战刚开始时，它在事实上处于中立，但对西班牙共和国抱有明显的同情与友善之情；从一九三六年十月开始，它向西班牙共和国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并在不干涉委员会内积极维护共和国；最后，从一九三八年夏季开始，它逐渐减少了军事援助，最终彻底抛弃了共和国。

初期的中立


　　在内战的头几个月里，苏联没有明确支持西班牙革命中的任何一方。在这一阶段，全劳联—伊无联和统工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对苏联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多少好感，斯大林政府也没有理由去鼓励或支持这些革命组织。进一步来讲，西班牙当时还没有与苏联建交。双方为了建立外交关系，进行了谈判，但在共和国成立后的五年里，谈判没有取得丝毫进展。最后，在斯大林眼中，西班牙仅仅是纷乱不安的国际局势中的一个很不重要的因素。苏联不打算卷入任何冲突。它担心陷入孤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匈牙利革命和德国革命的失败，导致西方列强联手干预“布尔什维克主义”，它对这件事依然记忆犹新。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放弃了世界革命，企图在一国范围内建成社会主义，同时，它企图通过与外国结盟来保护自己。希特勒的上台，对苏联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一九三四年，苏联与法国签订了《法苏互助条约》（拉瓦尔[3]—斯大林条约），这是苏联为了建立国际安全保障体系而使出的第一招。但是，法国和苏联的同盟关系仍是不牢靠的，如果英国不参加这个同盟，它实际上是没有用的，而英国对参加法苏同盟根本没有兴趣。在西班牙问题上，莱昂·布鲁姆政府犹豫不决，最后采取了谨慎中立的立场，斯大林也就不愿意冒险卷入西班牙内战了。因此，当法国发起不干涉运动时，苏联马上就参加了。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苏联政府和西方国家宣布，禁止“向西班牙出口、再输出、运输一切种类的武器、弹药、战争物资、飞机和军舰”。各方遵守这个禁令的时间，充其量不过一个月。十月中旬，载着苏联物资的苏联船只与外国船只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地抵达西班牙。

一九三六年秋季的转折点


　　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苏联政府最终改变了自己的政策，这是它在西班牙问题上的态度首次出现转变。首先，叛乱与人民的反抗，在全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左翼运动内，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民意普遍倾向于援助西班牙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置身事外，否则它就很可能会失去国外的支持者。在意大利和德国的左翼力量连遭失败后，西方国家的左翼激进分子对西班牙人民阵线寄予厚望，他们非常担心西班牙人民阵线会遭到失败，西方国家的共产党领袖，特别是莫里斯·多列斯，反复强调这种危险。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尽管苏联政府表现出了审慎的态度，但各方势力已经深深地卷入了西班牙内战，苏联政府不能继续坐视不管。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都干涉了西班牙内战，法西斯意大利尤其明目张胆。所有人都会把弗朗哥的胜利，当成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胜利，以及苏联政策的失败；考虑到苏联当时正竭力在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面前澄清自己，把自己的干涉解释为维护民主与和平、维持欧洲现状之举，它的政策就显得更加失败了[4]。

　　苏联的国内政策，是它改变了自己对西班牙问题的态度的另一个原因，这种观点也许是比较合理的。当时，斯大林正在进行大清洗，西班牙的传奇史诗，正好可以帮助转移苏联国内的激进舆论的注意力[5]；另外，它还可以用帮助西班牙共和国为借口，要求苏联工人加班加点，提高产量，尽快完成一九三三年制定的五年计划定下的目标。

　　总之，据克里维茨基[6]记载，一九三六年九月初，在卢比扬卡（Лубянка）举行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会上宣布了干预西班牙的决定；苏联特务机关驻西班牙全权代表奥尔洛夫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参加了不干涉委员会的各国，包括苏联在内，都接受了不干涉的原则，因此，这个决定是与不干涉原则相悖的，所以必须尽可能谨慎地执行这个决定；九月初，为了购买苏联军火，并将它们从敖德萨运往西班牙，成立了几家私营企业。

援助物资


　　从一九三六年十月到一九三七年二月和三月，每月都有三四十艘不同吨位的货船抵达西班牙。在“国际援助西班牙人民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Aid to the Spanish People）的大力活动下，运抵西班牙的布料和粮食不断增加，早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之前，这些货物的数量就已经十分可观了。苏联提供了一些汽油和卡车——不干涉协定中事实上并没有对此加以禁止——但提供的主要是武器和飞机。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到一九三七年四月这段时间里，共和军的飞机大半来自苏联。根据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档案（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记载，共和军的四百六十架飞机里，有二百架苏联战斗机、一百五十架苏联轰炸机和七十架苏联侦察机。这些飞机主要是“卡秋莎”轰炸机[7]、伊—15战斗机和伊—16战斗机，它们的性能优于德国干涉军初期使用的飞机，但远不如梅塞施密特飞机。共和军几乎所有的坦克都来自苏联：十二吨坦克和十八吨坦克[8]速度快，火力强[9]。尽管这些坦克的性能与叛军使用的德国坦克和意大利坦克不相上下，但它们的数量不足，而且在大部分战斗中都没有得到正确的运用。苏联提供的火炮数量比较少，主要是共和军缺少的七十六毫米野战炮和重型火炮。

　　另外，苏联提供的援助物资并不是全都通过苏联货船运来的，而且也不一定是苏联生产的。它们的质量也并不都是最优秀的：阿吉雷主席曾提到一些步枪“是克里米亚战争时期的旧货”；克里维茨基也介绍了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甚至德国采购物资的情况，他说：“一些物资虽然陈旧，但还能派上用场。”这并不算什么：在内战爆发后的头几周里，法国提供给西班牙的物资也是旧货，有一些质量也很差。西班牙不只是新武器的试验场；它还是一个以优惠价格处理陈旧军事物资的好地方。不要忘记，这些援助也是具有商业性的。苏联提供的西班牙的武器并不是免费的，就像德国也没有免费给弗朗哥提供援助一样：从最早的谈判开始，苏联就一直要求西班牙银行为这些援助物资付款。

　　将西班牙的大部分黄金储备运往苏联一事，后来在共和国领导人中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现在，这些争论凝聚为一个问题：这一行动的责任，应当由当时的财政部长内格林一人承担，还是应当由内格林、总理拉尔戈·卡巴耶洛和陆军部长普里耶托共同承担？当叛军逼近马德里时，内阁召开会议，决定将西班牙银行的黄金储备保存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批黄金起初从马德里转移到了卡塔赫纳。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四位西班牙官员的监督下，这批黄金（总重量为五亿一千〇七万九千五百二十九克）运抵敖德萨。普里耶托将责任全部推给了内格林。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答复说，这个决定是由拉尔戈·卡巴耶洛和内格林作出的，普里耶托也知晓此事。可以确定的是，最初将黄金转移到卡塔赫纳的决定，得到了全体部长的一致赞同；如此重大的决定，如果没有总理的许可，几乎是不可能做出的[10]。

　　当这批黄金抵达苏联时，苏联对西班牙的援助也达到了高潮。事实上，大部分的黄金很可能被用来在国外购买武器了。另外，对于外贸额不算太多的苏联来说，西班牙内战创造了大量的贸易量：西班牙成为了苏联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两国的贸易额是战前的二十倍之多。

　　当然，如此之大的货运量是隐瞒不住的：来来往往的大批货船很容易就能发现，地中海中部的意大利潜艇可以轻易观察到货船的活动。德国和意大利借此大做文章，在不干涉委员会里反击苏联，并企图离间苏联与西方国家。英国也借此佯装中立，它声称这样会使交战双方维持均衡。斯大林所担心的苏联代表在外交谈判中遭到孤立的情况，在不干涉委员会里经常发生。另一方面，随着叛军在马德里周边遭到挫败，叛军速胜的希望破灭了。战争的延长对苏联的政策比较有利，它想利用西班牙内战来慢慢地消耗德国和意大利的力量。

　　所以，苏联继续向西班牙共和国提供援助，但又减小了援助的力度。另外，不干涉委员会各成员国对海上禁运实行了监督措施，也妨碍了物资的运输，导致一九三七年春季运抵西班牙的援助物资大幅减少。由于苏联的海上力量比较薄弱，它不想轻率地动用，所以，苏联拒绝参加海上禁运，但这样一来，西班牙共和国掌握的地中海沿岸就都被德国和意大利的军舰控制了。最后，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起，意大利为了彻底封锁西班牙，开始用武力攻击苏联船只和任何可能载有苏联军事物资的船只。“共青团”号可能是第一艘遭到攻击的船只，尽管很难分清楚击沉它的究竟是叛军的潜艇还是意大利海军的军舰[11]。

苏联提供的军事人员


　　苏联虽然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减少援助，但不应忘记：不管它提供的援助多么有限，要是没有它的援助，瓦伦西亚政府就不可能继续抵抗。即使是在一九三八年，特别是阿拉贡战役期间，苏联仍是唯一一个能够给共和国提供大量援助物资的国家。明白了这个事实，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苏联顾问能对共和区的政治演变与军事演变产生巨大的影响。共和国的敌人也利用这一事实来指责内格林是苏联的代理人。内格林做出了一个政治抉择，他的理由是：他不能同当时唯一一个向西班牙提供大量援助的国家闹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国民政府在宣传中系统地“夸张”了苏联的援助。即使忽略掉那些过度的夸大，叛军一方仍有不少人认为共和国一方得到了成千上万的外国兵员。然而，苏联派到西班牙的兵力是非常少的。布拉西亚克和巴尔戴什在一九三九年估计苏联军事人员从未超过五百人。另一方面，克里维茨基和卡特尔(Cattell)等人也只提供了稍微大一些的数字；总之，前往西班牙的苏联军事人员总共还不到一千人，大多是专业人员、坦克兵和飞行员，他们像叛军一方的德国人一样，有着自己的指挥部和基地，与当地平民保持着距离。

　　当然，这不包括“苏联技术人员”。首先是苏联外交官，他们似乎都真诚地致力于西班牙事业，但在一九三七年，他们几乎全都被召回国内，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不是坐牢就是被处决了。这些人当中有第一任苏联驻马德里大使马塞尔·罗森贝格；苏联驻巴塞罗那领事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负责磋商军火交易的商务参赞斯塔舍夫斯基[12][13]；还有米哈伊尔·科尔佐夫[14]，仿佛有人打定了主意：凡是能证明这一政治干预的人都得死；或者说，这些人的消失，是抛弃西班牙所必不可免的前奏。随着这些外交官（或他们的继任者）而来的是军事顾问，他们人数较多，影响力也更大，但却几乎不为人知，他们当中只有很少几个人的真实身份得以披露：戈列夫将军[15]，马德里保卫战的组织者，他身边的人无不与他意气相投；格里戈洛维奇[16]将军；道格拉斯[17]将军，苏联飞行员的指挥员；帕夫洛夫[18]，苏联坦克兵的指挥员；还有柯利亚[19]，苏联水兵的指挥员。他们中有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了重要的军事统帅。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首批苏联军事顾问随罗森贝格抵达西班牙；第二批军事顾问于九月抵达，第三批于十月抵达。科尔佐夫对雷格勒[20]说：“将军们总是换来换去，他们是来这里研习的，既然失败比胜利更有教育意义，他们也就不会在这里呆上太长时间。”总之，除了苏联顾问团的总部之外，所有西班牙共和国的高级领导人身边似乎至少都有一位苏联技术顾问[21]。所有军事顾问时刻都受到权势滔天的特务机关——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务的监视，当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负责人是奥尔洛夫[22]。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运作下，大批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的外籍共产党员从俄国来到了西班牙，比如格洛等几个人，他们的活动与其说是在政治或军事方面，不如说是作为监视者[23]。

首批国际志愿者


　　由于国际纵队里几乎没有苏联人（讽刺的是，倒是有一些白俄[24]），所以，组建和指挥国际纵队的工作，基本上是由在苏联受过训练的外籍共产党员进行的，苏联军事人员在这方面起的作用不大。

　　当外国军事人员赶赴西班牙、协助共和国作战时，这些来自国外的援军，实际上是由大批以个人名义独立参战的人组成的。德国与意大利的领导人组建了专门的干涉军，将他们派往西班牙支援国民军；而共和国却只能孤身苦战，只有苏联政府大力支援它的斗争——我们前面讲过了苏联政府支援的力度。然而，共和国得到的援助，主要是由共产国际出面发动和组织的。

　　当然，在内战爆发后的头几个月里，在革命民兵的时期，就已经有一小批外国人自愿前往西班牙，协助共和国作战：他们有些是居住在西班牙的外国人，比如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德·罗萨[25]；或是由于某些原因，在叛乱爆发时正好呆在西班牙的人，比如前来巴塞罗那参加斯巴达克运动会[26]的运动员们，他们在叛乱爆发后立即宣布支持加泰罗尼亚工人。这就是首批外国志愿者的来历，意大利、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国的反法西斯战士也纷纷取道法国，前往西班牙，加入他们的行列。在北方战线，有一小批外国志愿者参加了伊伦保卫战；“台尔曼百人队”的德国人、“罗塞利纵队”的意大利人、“巴黎公社百人队”的法国人和“加斯托内·索奇[27]百人队”的意大利人参加了瓜达拉马山脉的战斗，保卫了马德里，还有一些外国人参加了杜鲁蒂纵队[28]。

　　不过，第一支规模较大的外籍部队，是安德列·马尔罗组建的国际飞行队[29]。在内战初期，共和军根本没有轰炸机部队，“西班牙”飞行队至少在这一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这支部队虽然没有多少轰炸机（只有大约二十架），但只有他们的行动能产生一些效果，特别是他们轰炸了梅德林（Medellin）的叛军纵队，正如它的领导指出的，这是共和军在战争的第一阶段进行的唯一一次大规模作战。国际飞行队的战斗机部队（约有四十架飞机）同样有效地缓解了共和国空军的燃眉之急，当时共和国空军只有一些老式的布雷盖（Breguet）战斗机。可是，这支临时拼凑的飞行队毕竟不是更为现代化、速度更快的德国和意大利空军的对手。“西班牙”飞行队的最后一次任务，是冒着敌军战斗机的机枪，掩护撤退，它完成了自己的任务[30]。

国际纵队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首批苏联飞机抵达西班牙参战，它们的性能与叛军飞机不相上下。国际纵队也在十一月参加了战斗。记者们和作家们虽然政见不同，但他们总是强调：国际纵队的参战极大地鼓舞了共和军的斗志。在一九三八年年底之前的一切大小战斗中，国际纵队都是精锐部队。十一月七日，国际纵队参加了马德里的战斗，十一月十三日，他们参加了天使山的战斗；他们在十二月转战科尔多瓦战线，参加了特鲁埃尔与洛佩拉（Lopera）的战斗。在一九三七年二月至三月间，他们参加了哈拉马战役、马拉加战役和瓜达拉哈拉战役。他们后来还参加了一切重大攻势：布鲁内特（Brunette）战役、贝尔奇特（Belchite）战役、特鲁埃尔战役，最后是埃布罗河（Ebro）战役——在这场战役中，他们参加了共和军的最后一次进攻。

　　国际纵队在一切战区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所以人们经常以为它拥有庞大的兵力。时至今日，西班牙都还有人以为国际纵队有数十万外国志愿兵。国际纵队的兵力、实际参战的人数虽然无法准确地计算，但较为认真的研究表明，它的实际兵力要少得多。

　　国际纵队的战士都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都来自哪里？他们在战斗前都做过什么准备？他们又是怎样投入战斗的呢？起初只有一些外国人零散地参加了共和派的民兵。后来，这些外国人逐步改编为独立的部队。这些战士主要是德国和意大利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他们被本国的法西斯政权赶到国外，他们打算利用这个机会，继续同独裁者斗争；还有一些法国人，他们人数比较多，这是因为法国紧挨着西班牙，从法国越境前往西班牙比较容易，而且两国的人民阵线都刚刚在大选中获胜，两国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友谊。实际上，这些零零星星地参战的外国志愿兵并不能使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重大的变化，他们往往只会给本已非常混乱的共和军添乱。

　　到了一九三六年九月底，援助西班牙的工作已经初具规模，尤其是在招募和派遣志愿兵这方面。领导班子是由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政治流亡者的领导人组成的。隆戈指出：负责招募志愿兵的委员会是由化名“阿拉尔”（Allard）的朱利奥·切雷蒂[31]管理的。另一位共产党员约西普·布罗兹，也就是后来的铁托元帅，在中欧招募了一批志愿兵，并把他们派往西班牙[32]。化名“加洛”的路易吉·隆戈与法国共产党的机关共同负责将志愿兵带过法西边界。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国际纵队正式成立，但在此之前，已经有大量志愿兵在组织安排下，越过了法西边界，抵达了西班牙。一九三六年十月初，阿萨尼亚和拉尔戈·卡巴耶洛先后接见了一个由三名共产党人（意大利人隆戈、波兰人维斯涅夫斯基〔Wisniewski〕和法国人雷比耶尔〔Rebière〕）组成的代表团[33]。最后，马丁内斯·巴里奥接见了这个代表团，当时他正在负责组建共和军的第一批旅。双方很容易就达成了协议。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国际纵队的头几个旅就投入了战斗。

国际纵队的招募工作


　　当然，国际纵队的招募工作仍是独立进行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兵先在法国会合，然后他们再分成小组，越过比利牛斯山脉，前往西班牙。事实上，尽管负责征募志愿兵的组织有很多——征兵办公室设在工会或左翼政党的办公地点里——但主持招募工作的是共产党。共产党还负责把志愿兵运到西班牙。此外，尽管法国当局明令禁止志愿兵穿越法西边界，实际上并没有人阻拦他们[34]。在佩皮尼昂（Perpignan）有一个为国际志愿兵而设立的兵营，那里的志愿兵可以随意出入城镇。仅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就有至少三十五辆卡车顺利越过了边界。法国共产党还利用“法国航海公司”（France-Navigation）作掩护,在边界上组织了一支船队，通过水路把志愿兵运往西班牙。隆戈指出，首批志愿兵中，有五百人取道费盖拉斯进入了西班牙，另有五百人在马赛乘坐“巴塞罗那城”号（Ciudad de Barcelona）邮轮抵达了阿利坎特。国际纵队在西班牙各大城市均设立了办事处，迎接新来的志愿兵。运送人员的问题虽然得到了解决，但是，由于国际纵队是由各国志愿兵组成的军队，所以，在组织方面便出现了一些特殊的问题。

　　我们前面讲过，要想准确判断国际纵队究竟有多少兵力，是很困难的；大部分档案都已散失，就连国际纵队以前的领导人也对它的兵力各执一词。夸大国际纵队的兵力无疑是最常见的倾向：法西斯国家企图系统地夸大它们所谓的“赤色”志愿兵的数量，而各国的反法西斯政党和团体也会夸大自己的贡献。比克托·阿尔瓦[35]估计，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国际纵队里有二万五千名法国人、五千名波兰人、五千名英国人和美国人、三千名比利时人、二千名“巴尔干人”以及五千名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总兵力不少于四万五千人[36]。考虑到兵员的损失与补充，以及在一九三八年年初之前志愿兵都在不断地抵达西班牙，国际纵队的总兵力应该不少于五万人；这个数字可能大大超过了真实的数字。一个满编的旅应有三千五百人，按照这个编制来计算的话，由于国际纵队很少有满编的时候，所以它的总兵力应为三万人。它的实际兵力可能没有这么多。马尔罗认为志愿兵的总人数不超过二万五千人。维塔尔·盖曼[37]经过仔细的考证，也认为二万五千人是比较合理的数字。他认为国际纵队的可用兵力从未超过一万五千人，在一九三七年春夏之交，当国际纵队的兵力达到最大值的时候，它拥有约一万名作战人员[38]。此后，作战人员的数字就开始下降了：国际纵队承受了重大的伤亡（有二千人牺牲），许多志愿兵因负伤、疲惫或气馁而离开了西班牙，但他们留下的空缺却没有足够的人员来补充。

　　在这二万五千人当中，法国人无疑是最多的，但他们的战斗力往往不如德国人或意大利人；德国籍和意大利籍的志愿兵是从流亡者中间招募的，在参加国际纵队之前，他们就已经参加了自己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为此不得不背井离乡，流亡国外。尽管在军工生产的刺激下，经济略有起色，但震撼了欧洲的一九二九年大危机仍未完全消退，它在法国造成了大批的游民无产者，有一些游民无产者出于私心，前往西班牙参战。这些人往往并不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到了西班牙后，他们很快就被残酷的战斗给压垮了，于是他们便离开了西班牙，回到了法国，在法国的亲弗朗哥报纸上有时能看到这类人发表的声明。法国志愿兵究竟有多少人，他们的贡献究竟有多大，向来是分歧最大的问题。国际纵队第XIV旅和重建后的第XIV旅[39]的战士大多是法国人，但其它旅也有由法国人组成的部队：第XI旅有“巴黎公社”营，第XII旅有法国—比利时营，第XIII旅有“昂利·维耶芒”[40]营。要想算清楚这些营各有多少人也是不容易的，因为出于一时的需要，或是由于伤亡太大，这些营总是不断重组，反复与新部队合并。西班牙共和国志愿兵协会（Association des volontaires de l’Espagne républicaine）试图弄清国际纵队的准确兵力，它的研究结果表明：大约三分之一的志愿兵是法国人，人数约为一万人，而且法国志愿兵往往会跟比利时志愿兵搞混。在这批法国籍—比利时籍志愿兵当中，还有一部分波兰人，他们主要来自法国和比利时的矿区[41]。算上这部分波兰人的话，在西班牙参战的波兰人的总数肯定超过了四千人。

　　志愿兵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德国和意大利的流亡者。他们在国际纵队中担任了许多重要的领导职务。他们中间有一些是政治干部，主要是共产党员。意大利党和德国党派出的几乎都是“全国性”的领袖：意大利社会党的皮耶特洛·内尼、意大利共产党的路易吉·隆戈（化名“加洛”）和迪·维托里奥（化名“尼科雷蒂”）、共和党的帕恰尔迪[42];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尤里乌斯·多伊奇[43]；德国共产党的汉斯·拜姆勒[44]与弗里茨·达雷姆[45]。其它国家的党派出的“全国性”领袖就只有安德列·马尔蒂，不过它们派遣了大量“中层”干部，尤其是法国共产党，它把共青团的许多领导人派去了西班牙。

　　其余的志愿者来自盎格鲁—萨克逊国家（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各有数百人参加了国际纵队，他们被编入了林肯营）和中欧（主要是南斯拉夫人，但也有匈牙利人、捷克人、保加利亚人，甚至还有阿尔巴尼亚人，他们想方设法，用了一切可用的手段抵达西班牙，甚至还有步行过去的）。最后，还有一些人不远万里，从亚洲[46]和非洲赶来参战。国际纵队的志愿兵总共来自五十三个国家[47]。

　　国际纵队的高级干部与普通战士一样，也是由来自世界各国的人担任的，其中当然有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也有德国人、匈牙利人和波兰人。可能与不少人的印象相反，最重要的一些职位大多是由中欧人担任的。其中绝大多数是共产党人，在一大堆共产党人中间，内尼和帕恰尔迪这两个非共产党人就显得特别突出了[48]。他们中有不少人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些人曾在正规军中接受过军官训练，另一些人是在莫斯科接受军事训练的。有的人两种训练都接受过：比如汉斯·卡雷[49]（化名“汉斯中校”）、威廉·蔡瑟[50]（化名“戈麦斯将军”）、匈牙利人佐尔卡·马泰[51]（化名“卢卡奇将军”）、波兰人卡洛尔·施维尔切夫斯基[52]（化名“瓦尔特将军”），他们都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参加了共产党，又在苏联上过军事学院。还有一些有过从军经历、担任了政治地位较低的职务的人，也接受过这两种训练：法国人迪蒙[53][54]；德国作家路德维希·雷恩[55]、古斯塔夫·雷格勒；匈牙利人加尔上校，他曾是库恩·贝拉[56]的同伴；当然还有国际纵队最神秘、最著名的领袖——克雷贝尔将军，当时有不少人认为他是保卫马德里的英雄[57]。

阿尔瓦塞特基地


　　国际纵队的组织者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把这些成分复杂的分子给凝聚起来，日后再将他们编入西班牙军队作战。志愿者在抵达西班牙后，首先要给他们找个地方落脚，再让他们接受训练，然后再根据他们的国籍和能力，把他们分派给各支部队。阿尔瓦塞特基地起初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设立的。

　　这个城镇被国际纵队选为基地，并非出于偶然：其实第五团在那里已经有了一个基地。在维达利（即“卡洛斯少校”）的帮助下，隆戈在当地弄到了一些房屋，用来迎接国际纵队的第一批战士。在西班牙人的配合下，当地迅速建起了一个总部，它主要的用途是迎接源源不断的志愿者，给他们提供住处和伙食。刚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不完善，就连洗澡水都不够用。不过，这些最紧要的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

　　阿尔瓦塞特总部的工作人员主要是法国人，他们与西班牙军方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一旦西班牙司令部觉得哪里的形势最危险，就会请求把国际纵队派到那里去。在人民军中很常见的军官与政治委员的双重领导，自然也出现在了阿尔瓦塞特。军事方面由以维塔尔·盖曼（即“维塔尔少校”）为首的一批法国军官负责，而政治方面则由迪·维托里奥、隆戈和安德列·马尔蒂领导，政治方面的主要领导人是安德列·马尔蒂。由于安德列·马尔蒂是一位享有盛名、久经考验的老革命，所以他才获得了“战士们的领袖”这个关键职位。很久以前，他曾是“黑海的起义水兵”，但他的盛名也给他招来了许多灾难，有不少人痛斥他是“阿尔瓦塞特的屠夫”[58]。就算您不相信扣在他头上的大部分罪名，您也必须承认：这个脾气暴躁、牢骚满腹的老人并不适合领导这支由各色人等混合组成的部队。不过，盖曼却声称安德列·马尔蒂始终专注于政治工作，从不插手军官的任命，也从不干预作战指挥。

　　没过多久，接待来自各国的自由战士，就不是阿尔瓦塞特基地唯一的职能了。它既要负责给前线的部队或正在组建的部队补充兵员，还要负责训练和监督各个兵种与勤务。它在周边建立了训练营，还给军官和政治委员设立了军事学院。它下设多种勤务部门，有一间可以修理各种设备的车间，后来还建立了一家生产手榴弹的工厂。有一段时间，它甚至还盖了个牲口棚，里面养满了各种牲畜，这些牲畜是从艾斯特雷马杜拉弄来的，它们在内战爆发时被抛弃了，在艾斯特雷马杜拉的野地上晃荡了好几个月。不过，最关键的是邮政与运输业务。国际纵队的战士们使用的语言将近四十种，对这么多语种的信件进行审查，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在国际纵队刚成立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运输工具——“只有三辆摩托车和几辆旧卡车”——运输状况后来逐渐得到了改善。一些志愿兵以前曾在雷诺公司和雪铁龙公司当过工人，在他们的精心维护下，车库的状态维持得很好。

　　卫生勤务是最重要的工作。西班牙当然有医院，但这些医院主要集中在马德里一带，而叛军对马德里的狂轰滥炸给伤员的救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在西班牙医院里，国际纵队的伤员几乎都不认识身边的西班牙伤员，这让他们觉得十分孤单，对士气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起初，马德里各家医院给国际纵队的伤员划出了专门的病房；后来；国际纵队的伤员被集中到专门的医院里。到了十月，在罗克（Roquès）医生和诺伊曼（Neumann）医生的领导下，六位医生建立起了卫生勤务部门，它拥有野战医院、急救车和机动疏散队。女医生施特鲁泽尔斯卡（Struzelska）建立了穆尔西亚国际医院，这家医院在该地区有四家[59]分院。国际纵队还设立了疗养院。国际纵队的急救与医疗设备是从巴黎运来的。为了建立卫生勤务部门，志愿者们暂时捐出了三分之二的津贴[60]。

国际纵队的组织体系


　　国际纵队的组织体系，以及国际纵队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困难，与共和军的其它部队别无二致，所以，在这一节中，我们只讨论那些国际纵队所特有的问题。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国际纵队除了步兵旅之外，还有一些炮兵群：葛兰西[61]炮兵连、安娜·波克尔[62]炮兵连和斯科达炮兵连，其中斯科达炮兵连是最早成立的。

　　在指挥方面，国际纵队就像整个共和军一样，在政治委员与指挥员之间并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起初，政治委员的职责是监督指挥员：他的制服上有特殊的标记。政治委员的作用因人而异。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政治委员的职责首先是处理人的问题——在国际纵队里，这类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但政治委员逐渐变成了指挥员的副手，他代替指挥员分担了物资、撤离伤员、医疗与邮政、食品等方面的问题。在内战快结束的时候，政治委员与指挥员最终合而为一，从而恢复了经典的一元化指挥体系，这一点在国际纵队中，比在共和军的其它部队中更为明显。

　　国际纵队有一批富有经验的军官，他们为西班牙战士的训练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们训练出的西班牙战士中，有不少人最后又被编入了国际纵队。这是因为，起初外国志愿者的数量不断增多，到了后来，外国志愿者的数量又在不断减少，所以国际纵队总是在根据当前的需要而不断重组。为了便于训练和指挥，国际纵队司令部起初想按照志愿者的国籍来编组部队。因此它把德国人与少量奥地利人编入了台尔曼营和埃德加·安德列营。加里巴尔迪营是国际纵队首批能够作战的营之一，它在瓜达拉哈拉战役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它的战士全都是意大利人。但这种方法有时也行不通，有些国家的志愿者数量很少，很难把他们都编进同一个部队里。另一方面，志愿者在抵达西班牙后，立刻就会被编入训练部队里。加斯托内·索齐营就是这样成立的，它由意大利籍和波兰籍的志愿兵组成。国际纵队第XIV旅的第九营被称作“九国营”。意大利人彭切纳蒂（Carlo Penchienati）告诉了我们关于季米特洛夫营的情况：这个营的营长是保加利亚人格列别纳洛夫[63]，政治委员是德国人弗尔曼（Furman）[64]。有时候国际纵队不得不仓促组建较大的单位，迅速将其派往前线，这样一来，就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国际纵队第XII旅就是这样仓促组建的，它下辖一个德国营（台尔曼营）、一个意大利营（加里巴尔迪营）和一个法国—比利时混合营。后来，国际纵队又进行了重组，将台尔曼营和埃德加·安德列营转给第XI旅，而第XIV旅则全部由法国营组成。国际纵队在初期的战斗中伤亡惨重，加剧了这种倾向，迫使阿尔瓦塞特总部对国际纵队进行全面重组。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巴黎公社营损失了相当于两个排的兵力。在特鲁埃尔战役期间，国际纵队第XII旅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这几天里，就损失了一半的兵力。因此，有些部队被撤编了：露易丝·米歇尔[65]营在组建后，参加了几次战斗，然后就并入了昂利·维耶芒营[66]。把这些重组考虑进去，再根据AVER[67]编纂的部队表，可以确认国际纵队有五个旅自始至终参加了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战斗：第XI旅，旅长为克雷贝尔，政治委员为拜姆勒；第XII旅，旅长为卢卡奇，政治委员为隆戈（化名“加洛”）；第XIII旅，旅长为蔡瑟（化名“戈麦斯”）；第XIV旅，旅长为瓦尔特；第XV旅，旅长为加尔。还有一些由外国人组成的部队直接并入了西班牙军队，而一些西班牙士兵也被编入了国际纵队。隆戈认为，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以后，这种合并是必要的。

　　所以，国际纵队在共和军中发挥了双重作用。他们英勇无畏，乐观积极，他们是共和军的精锐部队，可以胜任最艰苦的战斗。他们斗志顽强，敢打敢拼，他们既是共和军的楷模，在某些方面又是共和军的良师益友。但是，他们兵力过少，使他们只能投入有限的战线。尽管他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最终却无力回天，尤其是在北方失陷之后。另外，在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国际上掀起了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浪潮，然而这个浪潮却很快就消退了：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各国共产党逐渐放弃了以反法西斯主义的名义动员群众的工作。但是，国际纵队毕竟存在过，并且在多次重大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事实是不可动摇的。因此，古斯塔夫·雷格勒等人后来虽然与共产党决裂，虽然他们为之颠沛流离、四处漂泊的理想破灭了，但时至今日，当他们回想起国际纵队的兄弟情谊时，依然能感到衷心的喜悦。



[1] 经查证，苏联提供给共和军的飞机中，没有叫“拉托”（Rato）的型号，作者指的可能是伊—15战斗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共和军飞行员给这种飞机起了个绰号叫“查托”（Chato），意为“扁鼻子”。——中译者注

[2]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就认为，斯大林能够决定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在哪一天倒台，甚至还能决定最终的失败在哪一天降临。——原注

[3] 皮埃尔·拉瓦尔（Pierre Laval，1883年6月28日——1945年10月15日），1903年参加社会党，一战期间持暧昧的和平主义立场。1920年图尔代表大会之后脱离社会党。1931年1月至1932年2月、1935年6月至1936年1月。法国战败后，于1940年7月至1940年12月、1942年4月至1944年8月两次任傀儡政府总理。法国解放后被判犯有叛国罪，1945年10月15日被处决。——中译者注

[4] 1936年10月30日，马塞尔·罗森贝格在纪念剧院发表演讲，谈到了这方面的重要意义：“我并不打算邀请任何人参加反对某个政权的圣战，这是因为，用武力迫使别人接受我们的思维方式，是与我们的民主概念相悖的。问题只在于各个民主国家应该团结一致，保卫和平。”另请参阅1936年12月1日何塞·迪亚斯在议会发表的讲话（《斗争的三年》[Tres años de lucha]，第277页及其后），他还向遭到正在扩军备战的德国和意大利威胁的英法两国的民主政府发出了呼吁。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也是按照这个基调来进行宣传的：《人道报》在1936年8月底打出了这样的口号：“支援西班牙就是保卫法兰西！”——原注

[5] 许多激进分子之所以默认了苏联国内的血腥清洗，主要原因便是西班牙革命的存续以及苏联对西班牙的援助。安德列·纪德（André Gide）讲述了他承受的巨大压力：有人以西班牙民兵的名义，要求他不要发表《访苏归来》（Retour de l’USSR）。在当时，苏联的同路人，比如安德列·马尔罗和路易斯·费舍尔等人，在解释自己对莫斯科审判保持沉默的原因时，都声称自己这样做是为了避免破坏西班牙保卫者的团结。——原注

[6] 瓦尔特·盖尔曼诺维奇·克里维茨基（Вальтер Германович Кривицкий，1899年6月28日——1941年2月10日），本名萨穆埃尔·金斯贝格（Samuel Ginsberg），出身于奥地利加利西亚的一个犹太家庭。1917年参加十月革命，1919年参加俄共（布），1921年进入工农红军军事情报总局工作。1923年曾前往德国协助准备起义。1937年被派往海牙主持地下工作。大清洗开始后，克里维茨基与好友伊格纳斯·瑞斯先后逃亡国外，并在巴黎接触过托洛茨基的儿子列夫·谢多夫。1938年流亡美国。披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在非美活动委员会作证。1941年神秘死亡。——中译者注

[7] 即图波列夫（Туполев）设计局设计的图波列夫SB轰炸机。——中译者注

[8] 苏联提供给西班牙共和国的坦克只有BT-5轻型坦克和T-26轻型坦克，BT-5轻型坦克重量约12吨，但T-26轻型坦克重量只有10吨。——中译者注

[9] 我们这里提供的数字，主要来自戴维·卡特尔（David Cattell）编纂的《苏联外交与西班牙内战》（Soviet Diplomacy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社，1957年）一书。——原注

[10] 苏联政府声称这批黄金被全部用于购买共和军的补给与武器。内格林死后，似乎是在他的授意下，他的家人将黄金的收据交给了弗朗哥政府。——原注

[11] 1936年12月14日，运输人道救援物资的“共青团”号货船在地中海被叛军巡洋舰“加纳利群岛”号击沉。——中译者注

[12] 阿图尔·斯塔舍夫斯基（Artur Stashevsky，1890—1937），拉脱维亚犹太人，原姓希尔施菲尔德（Hirshfeld）。内战期间参加红军的军事情报机关。1936年担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馆商务参赞，1937年6月被召回国内后下落不明。——中译者注

[13] 值得一提的是，马塞尔·罗森贝格和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以前都是托派分子。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曾是托洛茨基的合作者，曾担任红军总政委（应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中译者注），在1923年是反对派领袖之一。他们俩为什么会被派往西班牙，曾引起了不少讨论。斯大林是不是在给他们下套呢？斯大林是不是打算把他们置于严密监视下，再搞垮他们呢？（在巴塞罗那，有人说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很害怕格洛。）斯大林是不是对他们俩起了疑心，便借此来考验他们的忠诚呢？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被斯大林下令枪毙了，他是赫鲁晓夫平反的首批共产党员之一。
　　克里维茨基认为，斯塔舍夫斯基是苏联的西班牙政策的实际负责人，用内格林来接替卡巴耶洛就是他的主意。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证实了内格林与斯塔舍夫斯基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原因很简单：在1936年，内格林是财政部长，而斯塔舍夫斯基是商务参赞。——原注

[14] 我们在第十章讲过，米哈伊尔·科尔佐夫聪慧过人，他在西班牙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而且很可能还发挥了重要的军事作用。科尔佐夫的仰慕者雷格勒（Regler）在自传中，描写了科尔佐夫作为一个有些复杂的“明智的斯大林主义者”的心理状态。科尔佐夫和罗森贝格、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一道在1938年的大清洗中消失了，他们未经审判就被处死了。他的名字被从一切官方著作中抹消了，斯大林对他的谴责，是他曾经存在过的唯一证据。赫鲁晓夫为他平反后，他的西班牙日记也得以重见天日：关于他的死因，官方的说法是“过劳死”。科尔佐夫和他的整个团队的死亡，无疑表明反法西斯路线遭到了彻底的抛弃，他在自己的书里详细解释了这条路线。——原注

[15] 请参阅本书第一部第十章注释[12]。——中译者注

[16] 格里高利·米哈伊洛维奇·施特恩（Григо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Штерн，1900年8月6日——1941年10月28日），生于基辅省斯米拉市（Сміла）一个犹太医生家庭。1919年参加俄共（布），同年在红军第46步兵师担任连政委。1929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1936年担任第7骑兵师师长。1937年1月，化名“格里戈洛维奇”（Grigorovich），前往西班牙，担任共和军的军事顾问。1938年4月回国后，担任远东方面军参谋长，参加了张鼓峰冲突和诺门罕冲突。1939年8月29日被授予“苏联英雄”荣誉称号。在苏芬战争期间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1940年6月被授予大将军衔，并担任远东方面军司令。1941年6月被捕，同年10月遇害。1954年平反。——中译者注

[17] 请参阅本书第一部第十章注释[14]。——中译者注

[18] 请参阅本书第一部第十章注释[13]。——中译者注

[19] 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库兹涅佐夫（Николай Герасимович Кузнецов，1904年7月24日——1974年12月6日），生于德维纳河流域的麦德维德卡村（今属阿尔汉格尔斯克科特拉斯区）一个农民家庭。1919年参加红海军北德维纳河区舰队。1925年参加联共（布）。1926年从伏龙芝高等海军学校毕业后在“红色乌克兰”号（Червона Україна）巡洋舰上服役。1932年从海军学院毕业后，担任“红色高加索”号（Красный Кавказ）巡洋舰的大副，1934年担任“红色乌克兰”号巡洋舰舰长。1936年9月，化名“柯利亚”（Kolya），前往西班牙，担任共和军的军事顾问。1938年1月回国后，担任太平洋舰队司令。1939年4月被任命为海军人民委员。1947年被撤职。1951年重新担任海军部长。1953年担任海军总司令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55年12月，因“新罗西斯克”号（Новороссийск）战列舰沉没事件，被免去海军总司令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的职务，1956年2月被勒令退役。1974年在莫斯科去世。——中译者注

[20] 古斯塔夫·雷格勒（Gustav Regler，1898年5月25日——1963年1月14日），德国作家，生于德国萨尔州梅尔齐希镇（Merzig）一个书商家庭。一战期间在法国负伤。一战结束后学习哲学，并于1922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9年参加德国共产党。纳粹党上台后流亡国外。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参加了国际纵队，并担任国际纵队第XII旅政治委员。1937年在维斯卡战役中负伤。伤愈后前往美国。《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受到巨大冲击，开始对共产主义产生怀疑，并最终于1942年退党。1963年在访问印度新德里时去世。——中译者注

[21] 苏联军事顾问的真实身份，以及他们驻留的具体时间，一直被严密地掩盖着。克里维茨基指出，苏联顾问团的领导人是别尔津（Берзин）将军，只有六个西班牙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但克里维茨基没有指出别尔津用了什么化名。克里维茨基说别尔津在被召回莫斯科后被枪决了。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曾在1936年至1937年提到过一个叫格里戈洛维奇将军的人。路易斯·费舍尔、阿尔图洛·巴雷亚（Arturo Barea）和大部分前西班牙共产党人都特别强调了戈列夫将军所起到的特殊作用，科洛德尼甚至认为，“格里戈洛维奇”和“戈列夫”都是别尔津的化名。但是，费舍尔本人认识戈列夫和格里戈洛维奇，他的文章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人们只能猜测：那个叫“戈列夫”的人，或许就是别尔津。
　　有许多人见证了戈列夫在马德里保卫战中起到的作用。埃尔南德斯、卡斯特罗、费舍尔和阿尔图洛·巴雷亚提到的人，明显是同一个人：阿尔图洛·巴雷亚笔下的戈列夫“长相英俊，高大魁梧，颧骨很高，长着一双碧蓝的眼睛，表面冷静，内里紧张。”费舍尔说戈列夫在1937年或1938年被召回国内，然后被枪决了，但这并不能打消他和别尔津是同一个人的怀疑。
　　苏联官方的文件《历史问题》（Questions d’Histoire）声称格里戈洛维奇就是施特恩将军。在苏联官方表态之前，卡斯特罗就曾指出过这一点，他的观点应该是可靠的。根据费舍尔的记述，格里戈洛维奇后来被格里申（Grishin）将军接替，格里申将军后来又被马克西莫夫（Maximov）将军接替——这个马克西莫夫很可能就是古斯塔夫·雷格勒提到的那个“马克西莫维奇”（Maximovich）将军。
　　经常访问苏联军事顾问的费舍尔还提到过另外一些人：瓦卢瓦（Valois）上校，本名西蒙诺夫（Simonov），他是国际纵队的顾问；尼古拉斯·库兹涅佐夫（Nicolas Kusnetsov），化名“柯利亚”，他是海军顾问团的团长，后来当上了将军和海军人民委员；以及利斯特尔的顾问“弗里茨”（Fritz）。费舍尔还指出，在1936年至1937年的冬季，朱可夫（Zhukov），未来的苏联元帅，曾在马德里战斗过。所有人都提到了库利克（Kulik）将军，他是波萨斯的顾问，化名“库佩尔”（Kupper），但大家都不怎么喜欢他。“农夫”巴伦丁·冈萨雷斯提到过马利诺夫斯基（Malinovsky）——他的化名是“马诺利托”（Manolito）——还有罗科索夫斯基（Rokossovsky）和科涅夫（Konev）等人。冯·托马（Von Thoma）将军曾告诉利德尔·哈特（Liddle Hart），他在西班牙同科涅夫交过手——那个人会不会就是戈列夫的副手、留着光头的坦克专家？“帕夫洛夫”、“帕布洛”和“科涅夫”会不会都是他的化名？有这个可能。《历史问题》证实了马利诺夫斯基、梅列茨科夫（Meretskov）和罗季姆采夫（Rodimtsev）——当时是大尉——在西班牙当过军事顾问。《历史问题》还指出航空兵首长“道格拉斯同志”就是斯穆什凯维奇（Smushkevich）将军。阿吉雷主席对“杨森”（Jansen）将军记忆犹新，这位将军曾是在北方作战的苏联飞行员的指挥员。——原注
　　由于本书编写于五十多年前，当时许多相关资料尚未公开，所以两位作者对于这方面的具体情况了解得不够清楚。现已查明：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Ян Карлович Берэин，1889—1938，在西班牙化名“格里申”[Grishin]）、格里高利·米哈伊洛维奇·施特恩（即“格里戈洛维奇”）和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戈列夫都曾在西班牙担任过共和军的军事顾问，但他们分别是不同的三个人；在西班牙担任军事顾问的那位“朱可夫”并不是后来的苏联元帅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他根本没去过西班牙），而是加夫里尔·瓦西里耶维奇·朱可夫（Гаври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Жуков，1899—1957），他在1936年10月至1937年7月为西班牙共和国海军担任军事顾问，1944年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至今没有发现过硬的证据，能够证明罗科索夫斯基和科涅夫曾在西班牙作战。——中译者注

[22] 不过，苏联顾问团内的气氛，深深地打动了古斯塔夫·雷格勒：“这里没有丝毫怀疑莫斯科的迹象；关于对着后脑勺射击的左轮手枪的记忆，关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搜捕的记忆，全都被法西斯的袭击给抹去了。革命培养出了信任。英雄的西班牙赋予了这些人党性”（《伟大的圣战》[The Great Crusade]，纽约，朗文出版社[Longmans]，1940年，第326—327页）。一位工程师准备动身回国时——科尔佐夫告诉雷格勒，大家都知道他要被召回国内了，等着他的将是枪决——大家用香槟为他送行，这令雷格勒惊讶不已。科尔佐夫老是把“要是哪天我被枪毙了……”这句话挂在嘴边（同上）。克里维茨基声称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情报网是由斯洛茨基（Sloutsky）建立的。艾托雷·万尼（Ettore Vanni）声称苏联情报网的高级负责人是维拉耶夫（Velayev）。费舍尔认识维拉耶夫和奥尔洛夫，当时他们两人都是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原注

[23] 内务人民委员部对西班牙的干预引发了严重的危机，甚至波及到了它的内部，克里维茨基的叛逃只是这种危机的表象之一。在克里维茨基叛逃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欧最重要的间谍之一、波兰共产党员、在组织内部化名“路德维希”（Ludwig）的伊格纳斯·瑞斯（Ignace Reiss），就已经公开同斯大林决裂，并参加了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瑞斯曾向托洛茨基、维克托·塞尔日和他们的朋友发出警告：莫斯科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彻底消灭西班牙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与统工党党员。1937年9月初，瑞斯准备同维克托·塞尔日和他的朋友在法国会面，但他却在会面前在瑞士洛桑附近被暗杀了。在调查此案时，一些外国共产党员和苏联驻巴黎的贸易代表团官员曾受到讯问，包括莉季亚·格洛索夫斯卡娅（Lydia Grosovskaya），警方故意释放了她，想放长线钓大鱼，没想到她却趁机脱身了。——原注

[24] 比方说，瓦尔特手下有一个排长，曾是弗兰格尔（Врангель）白军的将军，流亡国外之后当了马夫，他参加国际纵队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国。后来他在战斗中牺牲了。——原注

[25] 费尔南多·德·罗萨（Fernando de Rosa，1908年10月7日——1936年10月？日），生于意大利米兰，原姓伦奇奥尼（Lencioni）。出生时即被遗弃，幸被收养，1918年将姓氏改为养父母的姓。1922年开始参加反法西斯运动。1928年被迫流亡法国。1929年10月22日在布鲁塞尔行刺意大利王储恩贝托二世（Umberto II，1904—1983），未能得手。1930年被判处五年徒刑。1932年3月获释后，进入西班牙，并参加了1934年10月的阿斯图里亚斯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参加了民兵，1936年10月在瓜达拉马牺牲。——中译者注

[26] 斯巴达克运动会（Spartakiad）是苏联为了同资产阶级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对抗而主办的运动会，但作者这里搞错了，夏季斯巴达克运动会仅在1928年和1931年举办过两次，这里指的应该是1936年的巴塞罗那人民奥林匹克运动会（加泰罗尼亚语：Olimpíada Popular；西班牙语：Olimpiada Popular）：人民阵线上台后，为了抵制纳粹德国和1936年柏林奥运会，宣布将于1936年7月19日至26日在巴塞罗那举办人民奥林匹克运动会，报名参加这次运动会的有来自22个国家的6000多名运动员，这些运动员大多是由工会、工人体育俱乐部、社会党和共产党选派的。但由于内战爆发，这次运动会未能举行。不过，先期抵达巴塞罗那的运动员中，有200多人参加了工人民兵，同法西斯叛军战斗。——中译者注

[27] 加斯托内·索奇（Gastone Sozzi，1903年3月8日——1928年2月6日），生于意大利切塞纳（Cesena）一个贫寒的家庭，父母都是意大利社会党“最高纲领派”成员。1919年参加意大利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参加意大利共产党，并参加了反法西斯地下武装小组的活动。1922年因被指控刺杀法西斯分子而流亡苏联。1925年回国后，继续参加共产党的地下军事工作。1927年在瑞士巴塞尔被捕后，被引渡给法西斯意大利政府，在法西斯监狱中因遭受严刑拷打而牺牲。——中译者注

[28] 西蒙娜·维尔（Simone Weil）就是参加了杜鲁蒂纵队的外国志愿者之一。然而她的民兵生涯刚开始不久，就被一次意外事故给中断了。——原注

[29]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由于共和军缺乏空中力量，安德列·马尔罗便通过自己在法国空军中的关系，弄到了一批旧飞机，并找到了一批飞行员，组成了“西班牙”飞行队（西班牙语：Escuadra España；法语：Escadrille Espagne），赶赴西班牙，协助共和军作战。这支飞行队人数最多时有130余人，总共使用过五十多架飞机，参加过23次战斗任务。由于机型落后、补给困难，1937年2月马拉加失守后，该飞行队的最后两架轰炸机也被击落，该飞行队不得不解散。——中译者注

[30] 安德列·马尔罗在《希望》中详细描写了他遇到的困难：首先：这些飞机往往是在受损后被军队处理掉的淘汰品，质量非常差；其次，部队中绝大部分是志愿兵，他们与雇佣兵经常发生争执。——原注

[31] 朱利奥·切雷蒂（Giulio Ceretti，1903—1985），曾用化名“皮埃尔·阿拉尔”（Pierre Allard）。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1918年参加意大利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担任佛罗伦萨社青团书记，1921年参与创建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流亡法国。在1932年3月召开的法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他在巴黎成立了一个负责援助西班牙人民的委员会。二战爆发后，于1940年被共产国际任命为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地的负责人。共产国际解散后在苏联的意大利语广播电台工作。二战结束后回国，在1948年的米兰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负责合作社运动。1964年退休。1985年逝世。——中译者注

[32]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指出：尽管不少人——包括国际纵队老战士在内——都声称铁托曾在西班牙作战，但他其实从未在西班牙打过仗。——原注

[33] 路易吉·隆戈说，拉尔戈·卡巴耶洛在接待他们时态度非常冷淡。——原注

[34] 当然，法国的报纸上经常登出在边界进行逮捕的消息，但这种逮捕多半是做做样子而已。——原注

[35] 比克托·阿尔瓦（Victor Alba，1916—2003），加泰罗尼亚记者、作家。本名佩雷·帕格斯·埃利耶斯（Pere Pagès i Elies），生于巴塞罗那。曾在巴塞罗那大学学习法律。1932年参加工农同盟。统工党成立后，曾任机关报《战斗报》编辑。1939年被弗朗哥反动政权逮捕，1945年获释后流亡法国，1947年移居墨西哥，开始用西班牙语、法语、加泰罗尼亚语和英语写作。1957年移居美国后，曾在堪萨斯大学和肯特州立大学任教。在流亡期间，逐步滑向社会民主主义立场。他编写了许多关于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著作。——中译者注

[36] 法文版此处为“45000人”，但英文版不知为何变成了“30000人”，上述几个数字加起来，总数应为45000人，故按照法文版翻译。——中译者注

[37] 维塔尔·盖曼（Vital Gayman，1897年4月2日——1985年12月3日），生于法国厄尔省（Eure ）的乌什地区孔谢镇（Conches-en-Ouche ）。1916年参加法国陆军。1919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23年至1925年、1926年至1929年两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担任国际纵队阿尔瓦塞特基地司令。1939年10月退党。二战期间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43年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1944年越狱后重新参加抵抗运动。战后曾担任报纸记者，1968年退休，1985年逝世。——中译者注

[38] 关于国际纵队总兵力的最精确的（但仍不是最终的）估计为：

　　法国：　 8962人；
　　波兰：　 3113人；
　　意大利： 3002人；
　　美国：　 2341人；
　　德国：　 2217人；
　　巴尔干国家： 2095人；
　　英国：　 1843人；
　　比利时： 1722人；
　　捷克斯洛伐克：　 1066人；
　　波罗的海国家：892人；
　　奥地利：　872人；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799人；
　　荷兰：628人；
　　匈牙利：　528人；
　　加拿大：　512人；
　　瑞士：408人；
　　葡萄牙：　134人；
　　其它国家：　 1122人；

　　合计：　32256人。

　　出自：米歇尔·勒费弗尔（Michel Lefebvre）与雷米·斯科特尔斯基（Remi Skoutelsky），《国际纵队》（Las Brigadas Internacionales），巴塞罗那，2003年，第16页。——中译者注

[39] “国际纵队第XIV旅和重建后的第XIV旅”法文版原文为“Les brigades 14 et 14 bis”，bis在这里的意思并不清楚，但第XIV旅曾因损失惨重而重建过，所以推测为“重建后的第XIV旅”。——中译者注

[40] 昂利·维耶芒（Henri Vuillemin）是一位法国共产党员，在1934年2月的法西斯暴动中被法西斯分子杀害。——中译者注

[41] 这些波兰移民在法国或比利时住的时间不长，他们对法国和比利时感到很生疏，只有在工会或政党里才能找到归属感。——原注

[42] 兰多尔弗·帕恰尔迪（Randolfo Picciardi，1899年1月1日——1991年4月14日），1915年参加意大利共和党（Partito Repubblicano Italiano），一战期间志愿参军。1919年退役后进入大学就读，1921年获法学学位。1922年前往罗马，参加反法西斯运动。1926年被判处五年徒刑后越狱。1933年4月至1934年3月当选为意大利共和党全国书记。1936年在法国组织意大利反法西斯军团，前往西班牙参战，并担任国际纵队加里巴尔迪营营长。1937年返回法国。1938年前往美国，继续进行反法西斯活动。1944年返回罗马，1945年再次当选为意大利共和党全国书记。1948年至1953年曾任国防部长。——中译者注

[43] 尤里乌斯·多伊奇（Julius Deutsch，1884年2月2日——1968年1月17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政客，保卫共和联盟的创始人。1934年二月起义失败后流亡捷克斯洛伐克。1936年至1939年在西班牙指挥共和军作战。西班牙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巴黎。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流亡美国，1946年回国。——中译者注

[44] 汉斯·拜姆勒（Hans Beimler，1895年7月2日——1936年12月1日），生于慕尼黑，当过锁匠，1913年参加德国五金工会（Deutsche Metallarbeitserband）。一战期间参加德国海军。1918年革命期间当选为库克斯港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并参加了斯巴达克同盟，1919年参与创建德国共产党。1919年参加了巴伐利亚苏维埃起义，失败后被监禁。获释后，因继续参加革命工作，而多次被捕。193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同年担任德共南巴伐利亚区委书记。纳粹上台后，于1933年3月被捕，被关押在达豪集中营。同年5月越狱后流亡国外。1936年8月抵达西班牙，组建恩斯特·台尔曼营，并担任国际纵队德国营的政治委员。同年在马德里保卫战中英勇牺牲。——中译者注

[45] 弗里茨·达雷姆（Fritz Dahlem，1892年1月14日——1981年12月7日），出身于铁路工人家庭，当过马夫。1913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担任科隆的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主席，一战期间入伍参军，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8年革命期间曾任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曾在科隆担任记者，属于独立社民党左派，1920年随独立社民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作为莱茵兰中部的代表入选中央委员会。1921年支持列维，曾在党报上公开撰文支持列维的立场，不过没有因此受到惩罚，但后来他又与列维决裂。1922年7月至10月间前往法国。1923年任整个莱茵兰地区党组织的书记。后来被法国占领当局驱逐出境，在党的报刊和组织部工作。1929年入选政治局，1928年至1933年曾当选国会议员。1933年流亡国外，1936年至1939年曾参加国际纵队，在西班牙战斗。1939年被法国政府拘留，1941年9月被移交给德国政府，在盖世太保监狱里被关押了八个月，后被转到毛特豪森集中营，1945年德国解放后获释。后来在统一社会党与民主德国机关内任重要职务，1953年5月被解除一切职务，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46] 中国也有数十人参加了国际纵队，关于他们的事迹，请参阅《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倪慧如、邹宁远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国际纵队还有一名日本人，他就是旅居美国的日本侨民杰克·白井（日文：ジャック白井；英文：Jack Shirai，1900—1937），他于1900年出生于日本北海道函馆市，他的日文名已经无从查证，只知道英文名叫“杰克”。五岁被送入孤儿院，十二岁逃出孤儿院后，四处流浪，当过搬运工、水手和厨师。1929年移民美国。在大萧条期间思想逐步左倾，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日籍工人组织。1936年12月26日随第一批美国志愿兵前往西班牙，1937年1月6日抵达西班牙后，被编入国际纵队第XV旅的“亚伯拉罕·林肯”营。1937年7月11日在布鲁内特战役中英勇牺牲。——中译者注

[47] 国际纵队的许多老战士后来都在自己的党内身居高位，一些党成功夺取政权后，他们也担任了国家的高级职务。比方说，现在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当中，就有两人曾是国际纵队战士，他们就是海因里希·劳（Heinrich Rau）和施泰默（Staimer）将军——施泰默现在是警察将军，在西班牙作战时化名“里哈尔德”（Richard）。在国际纵队的匈牙利战士中间，有拉伊克·拉斯洛（Rajk László），他曾化名“费尔托斯”（Firtos），在国际纵队里担任政治委员，并获得了中尉军衔，后来他当上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长，再后来他遭到了诬陷，被判处绞刑；有萨尔沃伊（Szalvai），他曾化名“恰巴耶夫少校”在西班牙作战，现在他是匈牙利军队的将军；还有曾在1958年至1961年间担任匈牙利总理的明尼赫·费伦茨（Münnich Ferenc）。在波兰籍战士中间，有科马尔（Komar）将军，他在西班牙曾化名“瓦切克”（Vacek），当过营长，后来当上了波兰内卫部队司令，在1956年发生的一系列最终导致戈穆尔卡（Gomulka）上台的事件中，他发挥了关键作用。南斯拉夫籍的国际纵队战士，与戈施尼亚克（Gošnjak）、兰科维奇（Ranković）和弗拉霍维奇（Vlahović）等人一起构成了南斯拉夫游击队的军政骨干。国际纵队的法国籍战士构成了“自由射手游击队”（Francs-Tireurs et Partisans）的核心，这些人有：雷比耶尔，他于1942年遇害；皮埃尔·若尔日（Pierre Georges），曾是国际纵队的一名中尉，后来成为法国抵抗运动的“法比昂上校”（Colonel Fabien）；堂吉（Tanguy），他曾是国际纵队的一名政治委员，后来成了法国抵抗运动的“罗尔上校”（Colonel Rol）；弗朗索瓦·维托里（François Vittori），他后来在1944年组织了科西嘉国民阵线起义。值得一提的是，国际纵队的法国籍战士当中，还有后来曾担任过法国共产党总书记、不久前被开除出党的奥古斯特·勒科尔（Auguste Lecoeur），以及后来的参议员让·尚特隆（Jean Chaintron），他的化名叫巴特尔（Barthel）。——原注

[48] 雷格勒把兰多尔弗·帕恰尔迪称作“共和党大佬”，帕恰尔迪后来被解职，并离开了西班牙，这件事被许多国际纵队战士当作是共产党企图彻底掌控国际纵队的证据，现在他们的怀疑也得到了证实。安东尼娅·施特恩根据汉斯·拜姆勒手下的民兵提供的证词，还有他们的指控，认定汉斯·拜姆勒是被内务人民委员部下令杀害的。她收集的文件表明，拜姆勒实际上已经与德国反对派成员建立了联系，并对领导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评，还对特别处表示出了明显的敌意；在这种情况下，汉斯·拜姆勒死于谋杀的假说，就显得很可信。然而，这种假说终究还是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持。——原注

[49] 请参阅本书第一部第十章注释[22]。——中译者注

[50] 威廉·蔡瑟（Wilhelm Zaisser，1893年6月20日——1958年3月3日），曾在鲁尔当过教师。一战爆发后应征入伍，当过中尉，1918年率部参加乌克兰游击队。后来在党的军事机关中工作。1924年起在莫斯科的军事学院学习。1927年至1930年间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化名“戈麦斯（Gómez）将军”，担任国际纵队的指挥员。1940年返回苏联，在“反法西斯学校”里对德国军官进行政治再教育。战后加入统一社会党，1950年至1953年间任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部长。1953年6月东柏林爆发起义后被迫退休。——中译者注

[51] 请参阅本书第一部第十章注释[21]。——中译者注

[52] 请参阅本书第一部第十章注释[56]。——中译者注

[53] 儒勒·迪蒙（Jules Dumont，1888年1月1日——1943年6月15日），生于鲁贝（Roubaix）一个鞋匠家庭。在一战期间当过法国陆军的士官。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曾担任巴黎公社营营长。二战爆发后，参加了法国地下抵抗运动，1942年11月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1943年6月15日英勇就义。——中译者注

[54] 汉斯·卡雷曾是军官，1919年参加共产党；蔡瑟曾是军官，他在乌克兰率领自己的部下投靠了俄国革命者。他们两人后来都留在了俄国，在德国共产党的秘密军事机关内担任高级职务。佐尔卡在一战期间是军官，在1919年匈牙利革命期间是库恩·贝拉的同志，后来又与加伦（Gallen）与鲍罗廷（Borodin）一起前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儒勒·迪蒙曾是上尉，后来转向共产主义，他在参加国际纵队之前，曾在阿比西尼亚抗击意军。——原注

[55] 路德维希·雷恩（Ludwig Renn，1889年4月22日——1979年7月21日），生于德累斯顿一个贵族家庭，本名阿诺德·弗里德里希·维特·冯·戈尔森瑙（Arnold Friedrich Vieth von Golßenau）。一战期间在西线作战。1928年参加德国共产党。并担任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协会书记。纳粹上台后被捕，1935年逃往西班牙。1936年参加国际纵队，曾担任恩斯特·台尔曼营营长和国际纵队第XI旅参谋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墨西哥。1947年返回东德，参加了德国统一社会党。1979年在东柏林逝世。——中译者注

[56] 库恩·贝拉（Kun Béla，1886年2月20日——1939年11月30日），匈牙利共产党创始人。出身于小职员家庭。毕业于科洛日瓦尔大学法律系。当过记者。1902年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征入伍。1916年在俄国被俘。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3月创建直属俄共（布）中央的匈牙利共产主义小组，任组长。同年11月归国，建立匈牙利共产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19年2月被捕，在狱中同社会民主党达成两党合并、联合夺权的协议。3月21日获释出狱，立即将匈共同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匈牙利社会党，接管政权，宣布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出任外交人民委员，后兼任军事人民委员。苏维埃政权被颠覆后侨居奥地利。1920年8月到苏俄，在克里米亚任红军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平定白匪军的战斗。1922—1923年在乌拉尔做党的宣传工作，后任俄共（布）中央驻共青团中央的特派员。1921—1936年参加共产国际领导工作。1924年10月秘密抵达维也纳，重建匈共，并任主要负责人。1928年4月在维也纳被捕，3个月后获释回到苏联。1936年被指控阻挠执行共产国际七大路线而被解除一切职务，并在翌年6月被捕，1939年11月死于狱中。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57] 在西班牙获得成功的那个“克雷贝尔将军”，以前似乎叫拉扎尔·施特恩。据伊普希隆（Ypsilon）记载，施特恩曾是奥匈帝国的一名军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俄国被俘，后来他接受了共产主义，曾在德国共产党的秘密军事机关工作，1927年在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在1935年又指挥远东部队抗击日军。科克斯（Cox）记载的施特恩的身世与伊普希隆的记载大致相仿，但科克斯认为施特恩原是奥地利人，后来加入了加拿大国籍，在1919年随联合远征军（Allied Expeditionary Corps）抵达俄国。帕恰尔迪写道，施特恩曾说自己是加拿大人，但看起来很像德国人。费舍尔认为施特恩在大清洗中遇害，科洛德尼却认为施特恩曾在1940年的苏芬战争中指挥苏军攻破了曼纳海姆（Mannerheim）防线。科洛德尼会不会是把他同另外一个没有在大清洗中遇害的施特恩将军（化名“格里戈洛维奇”）给搞混了？——原注
　　化名“克雷贝尔”的是曼弗雷德·施特恩，请参阅本书第一部第十章注释[20]；化名“格里戈洛维奇”的是格里高利·米哈伊洛维奇·施特恩，请参阅本章注释[16]。——中译者注

[58] 比利时志愿兵尼克·纪郎（Nick Gillain）在他的《雇佣兵》（Le mercenaire，巴黎，法亚尔出版社[Librairie Artheme Fayard]，1938年）一书中，指责安德列·马尔蒂曾担任一个军事法庭的主席，毫无道理地将法国军官德勒萨尔（Delesalle）少校判处死刑，德勒萨尔少校很可能是因为接触了全劳联的民兵纵队，才被判处死刑的。彭切纳蒂（Penchienati）指责他曾亲手枪杀战士：在坎布里尔斯（Cambrils），他痛骂四名战士，说他们擅自撤退，这四名战士反唇相讥，他便枪杀了他们。厄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在《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中描写了一个叫“马萨尔”（Massart）的人物，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在影射安德列·马尔蒂；海明威笔下的马萨尔是一个很不讨人喜欢的人物：他既疑神疑鬼，又粗暴专横。曾在安德列·马尔蒂手下工作过的费舍尔对他的评价也很不好，而雷格勒则写道：“他的不称职是完全可以原谅的，而他为了掩饰自己的不称职，对一切都抱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态度。”共产党在把他开除之后，也加入了对他的谩骂，要想弄清楚有关他的真相，就更困难了。——原注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丧钟为谁而鸣》中直接将其翻译为“安德列·马蒂”，请参阅《丧钟为谁而鸣》，程中瑞、程彼德译，王永年校，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491页。——中译者注

[59] 英文版此处为“四百家”，但这明显不太可能，而法文版为“四家”，故根据法文版翻译。——中译者注

[60] 这一部分的内容主要源自隆戈的书。——原注

[61]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年1月22日——1937年4月27日），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出身于撒丁岛的一个小职员家庭，1911年毕业于都灵大学，1913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1919年4月与帕尔米洛·托里亚蒂、安杰洛·塔斯卡（Angelo Tasca）和恩贝托·特拉奇尼（Umberto Terracini）创办《新秩序》（L'Ordine Nuovo）周刊，1921年成立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 Comunista d'Italia），1923年担任意共总书记，1928年被法西斯政府逮捕入狱，1937年病逝。——中译者注

[62] 安娜·波克尔（Ana Pauker，1893年2月13日——1960年6月14日），生于罗马尼亚瓦斯卢伊县（Vaslui）一个贫苦的正统犹太教家庭，本名汉娜·拉宾松（Hannah Rabinsohn）。1915年参加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Partidul Social Democrat din România），1916年参加罗马尼亚社会党（Partidul Socialist din România），1921年参与创建罗马尼亚共产党（Partidul Comunist Român）。1924年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捕，获释后流亡国外。1927年在莫斯科列宁党校学习。1934年受共产国际的指派回国，担任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35年7月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1941年获释后返回苏联，担任罗马尼亚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44年9月返回罗尼亚，1945年10月当选为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与中央书记处书记。1947年11月至1952年11月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1948年2月罗马尼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为罗马尼亚工人党（Partidul Muncitoresc Român）后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1952年2月被打成“波克尔—卢卡反党分裂集团”首脑，同年7月和9月被先后解除外交部长和副总理的职务，1953年2月被捕，同年4月获释。1960年死于乳腺癌。1965年齐奥塞斯库上台后为她平反。——中译者注

[63] 伊万·伊万诺夫·帕乌诺夫（Иван Иванов Паунов，1899年4月12日——1937年2月12日），保加利亚共产党地下军事活动的重要组织者，曾积极参加了1923年的起义。起义失败后，在1923年至1925年参加地下游击活动。1925年4月流亡苏联，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6年10月，化名“格列别纳洛夫”（Гребенаров/Grebenarov），担任国际纵队的“季米特洛夫”营营长，1937年2月12日在战斗中牺牲。——中译者注

[64] 这两人只有使用俄语才能沟通。——原注

[65] 露易丝·米歇尔（Louise Michel，1830年5月29日——1905年1月9日），法国女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者。生于法国上马恩省（上马恩省）弗隆库尔镇（Vroncourt）。当过教师。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投身革命运动。在巴黎公社革命期间，积极参加了革命运动，1871年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后改判为终身流放，1873年被流放到新卡里多尼亚（Nouvelle-Calédonie）。1880年，法国政府对巴黎公社社员实行大赦，露易丝·米歇尔于同年11月21日返回法国，继续参加革命运动。1905年逝世。——中译者注

[66] 1938年1月，露易丝·米歇尔营由于伤亡惨重，该营的幸存者被编入了昂利·维耶芒营。——中译者注

[67] 即“西班牙共和国志愿兵协会”（Association des volontaires de l’Espagne républicaine）。——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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