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经改变的资本主义企业结构里，可以看到这些力量中的这一首要力量。马克思在论述资本凝聚为大单位的趋势时，就为垄断公司的理论奠定了基础。这种趋势最初是由于资本集中而出现的，马克思说这是积累过程的自然结果：每个资本在增长，由资本进行的生产规模也随资本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资本的集中改变了现有各资本的分配，通过“它们的个体独立性的消灭，资本家剥夺资本家，许多小资本变成少数大资本，把‘已经形成的各资本’集拢在一起……资本所以能在这里，在一个人手中大量增长，是因为它在那里，在许多人手中丧失了。”（1）马克思指出，通过竞争或信用，这种集中就能完成，许多所有者借此使他们的资本适合于单个资本的控制。
现代公司发展以前，资本主义企业的规模受到获得资本的可能性和资本家或合伙集团的管理能力的限制。这两种限制是由个人财产和个人能力造成的。只有在垄断时代，它们才会得到克服，至少会大大得到放宽，并且不受个人财富和个人能力的影响。公司这种形式，切断了资本和资本个别所有者的直接联系，而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建立在这种形式上的。可以收集到的大量资本，已大大超过了同企业有直接联系的那些人的财富总额。经营管理逐渐交给每个企业的专门管理班子。由于资本和专业管理部门——最高一级的管理部门——基本上来自同一阶级，因而可以说，资本家的两个方面——所有者和经理，以前是一身二任，现在成了这个阶级的不同方面了。诚然，资本的所有权和企业的经营管理，在这个阶级的个人身上决不是完全互相分离的，因为二者仍然集中在人数极其有限的社会集团里。所以，一般说来，最高级的经理都不是没有资本的个人，各资本所有者在管理上也不是必然无所事事的。然而，在每一个企业里，这二者的直接的和个人的统一性被割裂开了。资本现在已经超出了它的有限的和正在受到限制的个人形式，进入一种社会事业形式。即使按照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法律结构，所有权归根到底仍然属于个人或家族，上述说法依然是正确的。
一个人要凭借拥有资本而成为资本家阶级，他就必须占有足够的财富，这就是争取作为这个阶级成员的唯一必要条件。但是要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的直接组织者和管理者这方面的资本家阶级，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里有个选择过程，它同进取心和残忍性，精通组织工作、魄力、技术见识，特别是销售才能这些本领是有关系的。所以，虽然经理阶层仍然来自那些有资本、有家庭地位、交游广阔，以及在整个阶级网络内有其他联系的人们，但是对那些有可能来自其他社会阶级里的人并未关上大门。这些人不是由于他们取得了财富，而是由于他们为之服务的资本主义组织看中了他们的才能。在这种情况下，以后对资本的占有是由于取得经理职位，而不是相反。然而这是一种例外情况，这不只是因为最高经理阶层通常来自这个阶级的内部，而且还因为整个经理阶层并不是一个庞大的阶层。
在名目繁多的统计分类中，虽然把“经理”这个头衔给了各式各样的工作岗位，但是拥有这个头衔同我国一些大公司的资本主义经营管理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例如，在1970年的人口普查统计中，人口普查局就把大约八千万人当中的六百五十万人归入“经理和管理人员（农业除外）”一类。但是，这个数字可能包括一百万零售业和服务业的经理，和这两个行业中另外一百万之多的小业主。这个数字包括：采购员、采购代理人、各级政府、学校管理机关、医院以及类似机构的官员和行政人员；邮政局长、邮务负责人；高级船员、领航员和轮船事务长；建筑业经理和负责人；铁路管理人员；工会高级职员和丧葬主管人。由于这些类别几乎占了整个分类的一半，所以其余部分毋需多加分析，就会一目了然：公司界真正主管业务的经理阶层，是一个很小的集团。
这个阶层虽然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很小，但是同垄断前的情况相比，已经是很大了。波拉德谈到十九世纪初叶的情况时说：“那时的大规模企业，起初只有非常有限的管理人员、办事员或行政人员。这种人自己写信，自己访问顾主，用自己的手杖殴打伙计。”即使那些大企业雇用的少数办事员，也不仅要做记账工作，而且还要做计时、质量检查、跑外和制图等工作。波拉德说，瓦特多年来一直是自己画图。波拉德还提供了这种值得注意的统计数字：“1801－1804年，阿克赖茨为了监督一千零六十三名工人，只雇用三名办事员，而且几乎是所有这些工人都是按复杂的计件工资计酬的。”（2）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指出，在美国，“1850年以前，只有极少数美国企业需要一位专职管理员，或者需要一种界限分明的管理机构。工业企业同今天相比，规模都很小。而且这些企业往往属于家族事务。对一个企业命运负责的两三个人，掌管这个企业的一切基本活动——经济的、行政的、营业的以及企业家方面的事务。”（3）
资本的社会事业化和把管理权交给资本家阶级的一个特殊阶层，在年代顺序上是同管理活动范围无限扩大相一致的。不仅是企业的规模在高速度发展——达到了少数几个企业开始支配每一种主要工业的生产活动时——而且管理的职能也非常迅速地得到扩大。我们对生产领域里的这种发展已经进行了探讨。当各种生产活动在现代公司内部进行充分改组之后，就在职能部门当中重新进行划分，每个职能部门都有其主管的在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方面：规划、设计、研究和发展，计划，生产管理，质量检查，生产成本核算，工作研究，方法研究，工业工程，规定发货路线和运输，原料采购和管理，工厂和机器的维修，动力，人员的管理和训练，等等。
然而，假如工程技术机构曾经是第一需要的话，那么，后来销售机构在职能方面的重要性迅速超过了它。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开始在美国出现的第一批大型综合公司，是在探讨销售问题新方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基本工程技术需要有了保证以后，这种革命的销售方法就成了垄断公司的基础，这种说法并不过分。早期的形式是，买和卖都通过代理商、批发商，等等。日益扩大的市场范围，是以交通运输的改善和工业发展所造成城市规模迅速扩大为基础的。这种扩大不仅是由于容量增加了，而且还由于在地理上分布得更广了。公司在这个领域里带有根本性的革新，就是那些作为自身结构的一部分而建立起来的全国性销售组织，就是那些很快变成国际组织的那些组织。（4）
运输网就是大公司的第一个活动场所。铁路机构和航运机构，由于需要钢轨、钢板和定型结构，使那些刚刚开始熟悉按照某种能够促进这些发展的价格和数量进行生产的钢铁工业跟之而起。
特别改制的以绝缘和冷藏货仓（最初是冰镇，后来是机器冷却）为形式的食品运输工具，使迅速发展的城市地区所需要的最主要商品的长距离运输成为可能。城市摆脱了对当地供应的依赖，而且成了国际市场的一部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古斯塔夫斯·斯威夫特开始在东部地区出售西部的肉类；到了该世纪末叶，他的机构已经成为一个统管生产、运输和销售全部过程的巨大王国。安德鲁·普雷斯顿以及其他一些肉类批发商，很快仿效了这个榜样。普雷斯顿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做香蕉买卖，到九十年代末期已经为联合果品公司奠定了基础。
一般说来，食品业的工业化为正在形成的城市生活方式提供了必需的基础。公司的销售结构——包括出售、分配、消费品加强宣传和广告——在食品业中得到充分发展。随着大规模生产铁罐的压印和定型机械的发展，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出现了罐头工业。然而，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这种工业并未发展到包括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程度；七十年代，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包括旋转加压蒸煮器和罐头容器的自动焊接——无须说还有铁路运输和海上运输的发展——才使这种发展成为可能。（5）此后不久，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碾磨谷物的自动滚筒加工法为在国际上销售集中生产的面粉打下了基础。
除食品工业外，各种其他工业也是以正在形成的城市生活方式为基础的。城市里的钢铁结构建筑，带来了一种需求，这种需求补充并且迅速取代铁路成为钢铁的主要市场。石油生产必然带有地方色彩，然而却有国际上的用途，石油工业的销售机构是与此相适应的。另外一种例子就是烟草工业：城市里几乎全抽香烟。1881年发明的卷烟机，为杜克建立全国性和国际性的销售机构提供了技术基础。
赛勒斯·麦考密克的庞大的农业机械企业，是靠他自己的遍及全球的销售和分配机构建立起来的；威廉·克拉克的胜家缝纫机公司也是如此。这些事例同在垄断资本主义早期成立的许多机器制造和电气设备公司的事例一样，都必需有自己经营的销售机构；所以如此，除了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些因素之外，还有另外两点原因。首先，产品的定购、规格和使用方法，都变得更有技术性和更加复杂化，因此需要一种能同工程技术单位密切合作、受过专门训练的销售机构。其次，对新机器如果不提供维修、检修，以及在许多情况下还有安装的服务，新机器就卖不出去。这就使得制造商难于用现有的贸易设施在现场经营。像需要提供检修和替换部件这类因素，实质上就是使新汽车工业必须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的原因。
因此，销售部门就成了公司的第二个主要部门，它又细分为出售、广告、推销、通信联络、定货、委托、销售分析等等部门。与此同时，又把管理部门的一些其他职能分出来组成一些完整的部门。举例来说，金融部门的规模通常虽然不大，但是却成了整个有机体的神经中枢，因为这里集中了监督资本和检查、控制资本扩大进程的职能。因此，金融部门又细分为借款、放款、收款、管理现金流动、联络股东，以及对公司财政状况进行全面监督等部分。公司的所有各种职能和各种活动都是如此，其中包括建筑和不动产，法律事务，公共关系，人事关系和劳资关系，等等。
这些公司部门的每一个，为了自身能顺利地起作用，其内部还需要有反映和仿效整个公司各部门情况的各种部门。每个公司部门都要有自己的核算部门，从各制造部门的复杂的成本核算部门到最小部门需要的比较简单的预算机构，都包括在内。每个公司部门通常通过本单位的人事部门管理自己的雇用或解雇工作。许多公司部门需要有单独的维修和清理部门，以及运输与线路安排、办公室管理、采购、计划、通信联络等部门。这样，每个公司部门都具有一个独立企业的特征，有它自己的管理班子。
大公司纵的和横的综合趋势，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因此，由于发展和联合，制造业公司获得了原料生产设备、运输设备，以及筹措资本或放款用的半银行机关。同时，横的联合将各种各样产品全都放在一个资本集团的保护下。有时候，把许多除了本身都是利润来源以外彼此之间看不出有什么关系的产品和服务，全都放在一种全面的财政监督之下。每个大规模的分公司都需要一套完整的管理机构，有它自己的局处和科室。
正如钱德勒所说，这种宝塔式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需要分散经营。于是就有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新泽西美孚油公司和西尔斯·罗巴克公司首先创立的现代的分散经营的公司结构，以及后来的许多仿制品。艾尔弗雷德·P.斯隆简练地对这种方针的实质作了最好的说明；此人曾长期担任通用汽车公司的营业总管，把这种方法应用于该公司，他比其他任何人负有更多的责任。他说，这种方法将“每种营业置于其自身的基础上……承担自身的责任，并对最后结果尽其一份力量”。这个最后结果当然就是资本积累了。每个部门“发展了正确反映每个营业单位的纯利和投资关系的统计数字——这是真正的有效措施……”。这种措施“使通用汽车公司能够将追加资本投放到能给整个公司带来最大好处的地方。”（6）
从现代公司的这种发展梗概看来，可以提出对职业结构有重大影响的三个重要方面。第一个方面同销售有关；第二个方面同管理结构有关；第三个方面同公司现在实行的社会协作职能有关。
和生产管理的情况一样，所有行政管理的总目的就是消灭不稳定性，并实行控制以取得理想的结果。*由于市场必然是不稳定的主要领域，所以公司的努力就是要减少对其产品需求的自发性，增加它的诱导性。因此，制造公司中的销售机构在规模上仅次于生产机构，而且还出现一些其他类型的公司，其整个目的与活动就是销售。
这类销售机构，把维布伦所谓的“制造大量顾客”当作自己的责任。维布伦对这种任务的论述，虽然是用他惯用的讽刺语言来说的，然而却精确地表述了现代销售的理论。他说：“当然，事实上不能凭空制造具有特别购买力的人……；也不能从国外进口还未使用的这类顾客——法律不允许这样做。”然而，他指出，“顾客可以从这一竞争的销售者转向另一竞争的销售者。”但是从每个销售者的观点来看，这就像是“制造了一些新顾客，或者像是某一企业维修了已经使用的顾客。因此，这样得来和修复的顾客，是很可以按照一种固定的单位生产成本来计算的；而且这种做法有助于大量生产。”维布伦继续指出，“作为一种日常做法，制造顾客的工作现在能够继续下去，这很带有机械工业的精神，而且对于产品的质量、等级和数量，也有在程度上基本相同的保证；这种制造顾客工作所使用的机械设备和人力，在受过技术训练的人员的监督下进行活动，这些人员很可以叫做宣传工程师。”（8）
而且，在制造机构内部，销售方面考虑的问题变得如此重要，以致工程技术部门的结构本身也充满了这种考虑，而且往往从属于这种考虑。样式、设计、包装，虽然由生产部门来完成，但却硬是让工程技术部门来满足销售方面的要求。由于样式变化和制造方法不稳定而过时的产品，其报废计划就是由工程技术部门来实现的一种销售上的要求；这就是产品循环的概念：要使消费者需要适应生产需要，而不是相反。这样，由于有了直系的销售组织机构，由于销售在公司职能的一切领域里占支配地位，大量劳工就流入了销售系统。
其次，整个管理结构都发生了变化。我们已经论述过管理职能的专门化问题，也论述了管理部门已从一种单线组织——行政首脑通过监督人员和工头来管理各种活动的一种直接指挥系统——改组成为适合于把职权再分为各种职能的各个职员组织的合成体。现在必须指出，这就是把企业首脑的职能给瓜分了。现在有一种相当于过去资本家管理职能的各个部门的合成体。其中每一部门以大为扩充的形式接管了以前资本家只用很少助手就能履行的职责。同每项职责相适应的，不仅是一个单独的经理，而且有一个完整的业务部门，它在组织上和职能上都仿效它赖以发展出来的工厂。特殊的管理职能，不仅是由一个经理来执行，也不仅是由一个经理班子来执行的，而是由一个在经理、协理和监督人员控制下的工作人员组织来执行的。因此，劳动力的买卖关系也就是让渡劳动的关系，都成了管理机构本身的一部分。总而言之，这就成了公司的行政机构。管理部门变成了行政部门，这是为了在公司内部实行控制而进行的一种劳动过程，也是作为和生产这种完全相似的劳动过程而进行的一种劳动过程，虽然它除了管理公司并使公司各部分动作协调而外，并不生产任何产品。从这点出发，对管理部门的考察也就是对这个劳动过程的考察，这个过程也包含着生产过程中所包含的各种对抗关系。*我们考察办公室工作的发展时，这一点的意义就会更为明显。
最后，公司还有一种社会协作的职能。上一个世纪中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社会分工的错综复杂，以及力图使大量群众保持均势（delicate balance，似应翻为“微妙平衡”——左言）的集中的城市社会，都需要以往并不需要的大量社会协作。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反对、而且实际上也没有办法发展一种提供这种社会协作的全面计划机构，所以，这种公共职能的大部分成了公司的内部事务。这种情况没有法律基础，也没有行政概念作后盾。它只不过由于公司的规模和力量都很巨大而造成的，这些公司的内部计划，实际上成了必要的社会计划的粗糙代替品。例如，除联邦政府外，公司就是美国最大的雇人单位和行政单位。因此，五百家最大的工业公司雇用将近一千五百万人，也就是全部工业公司雇用人数的四分之三。这类公司的内部计划，实际上成了社会计划，虽然像艾尔弗雷德·P.斯隆解释的那样，它是以“投资”的“纯利”作根据的。斯隆把这叫做“真正的有效措施”。公司行政工作的迅速增加，反映出迫切需要社会协作，反映出普遍缺乏这类协作，也反映出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并且纯粹出于资本主义动机而经营的公司来部分地填补这个缺陷的情况。近几十年来，政府的社会协作职能扩大了，这是这种迫切需要的另一种表现；实际上，政府的这类活动同公司的活动相比更加一目了然，这已经造成了一种看法，认为管理的主要实践是由政府完成的。恰恰相反，只要投资的决定是由公司来作，那么社会管理和社会协作的轨迹就必然要从这些决定中去寻找；政府只不过是填补了这些主要决定遗留下来的一些空隙。
1．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第686页。
2．西德尼·波拉德（Sidney Pollard）：《现代管理的起源》（The Genesis of Modern Management: A Study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Great Britain, Cambridge, Mass., 1965），第198，230－231页。
3．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 Jr.）：《策略与结构：工业企业历史上的篇章》（Strategy and Structure: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Industrial Enterprise, Cambridge Mass., 1962），第19页。
4．同上。在这个问题上，以及以后的问题上，我都感谢钱德勒这本著作的第1章对我的帮助。
5．刘易斯·科里（Lewis Corey）：《肉类和人：垄断、工联主义和食品政策的研究》（Meat and Man: A Study of Monopoly, Unionism, and Food Policy, New York, 1950），第38－39页。
6．艾尔弗雷德·P.斯隆（Alfred P. Sloan, Jr.）：《我在通用汽车公司的岁月》（My Years With General Motors, New York, 1965），第50页。
7．西摩·梅尔曼（Seymour Melman）：《1899－1947年美国制造工业行政管理费用的增长》，载《牛津经济论文集》（Oxford Economic Papers），新第3辑（1951年），第92页；引自乔治·E.德莱汉蒂（George E. Delehanty）：《美国制造业中的非生产工人》（Nonproduction Workers in U. S. Manufacturing, Amsterdam, 1968），第75页。
8．索尔斯坦·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近代的外住者所有权与商业企业》（Absentee Ownership and Business Enterprise in Recent Times, New York, 1923），第305－306页。
9．唐纳德·L.舍恩（Donald L. Schon）：《技术与变革：新赫拉克里特》（Technology and Change: The New Heraclitus, New York, 1967），第60－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