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伯恩斯坦 -> 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1904年）
十六、拉萨尔的生平业绩
工人运动不能全盘接受拉萨尔所留下的遗产，对这一遗产加以甄别——把有价值的和无用及有害的东西区分开来——的工作已进行了很久，而且有过不少纠纷。一开始，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就为拉萨尔的尸体和他的母亲发生了争执，在拉萨尔委托的遗嘱执行人——洛塔尔·布赫尔及霍尔特霍夫律师——和他的母亲之间也开始了承认和执行遗嘱的斗争，接着在伯尔尼哈特·贝克尔（拉萨尔曾建议联合会让他继任主席的职位）和拉萨尔的女友及顾问索菲·冯·哈茨费尔特之间也发生了斗争。后来这种斗争变成了以拉萨尔后继者中思想上最接近于他的约·巴·冯-施韦泽（以后还加上索菲·冯·哈茨费尔特）为一方和以马克思的朋友与信徒威廉·李卜克内西为另一方之间的斗争。在由冯·施韦泽改组了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爱森纳赫派的社会民主工党之间也进行着斗争，这个党是李卜克内西联合奥古斯特·倍倍尔及脱离施韦泽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人建立起来的。这一斗争对一八七五年在哥达召开的统一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还起了一定的影响。起初，在关于遗嘱的争执解决之后，争执得比较多的是个人问题和形式上的问题，后来政治策略问题才被提到首位，最后仅只剩下有待于探讨的工人运动的基本理论问题。在这方面最精采的文献是卡尔·马克思批判于一八七五年统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的信。
现在可以认为个人的和形式上的争执在历史上已经结束。今天政治策略问题已和因批判拉萨尔而引起争论的那个时候不同了。我们知道，拉萨尔非常喜欢和其他政党及官宪进行政治勾结。在这方面就是遭到许多非难的约·巴·冯-施韦泽也没有超过他。因此现在、以至今后在机会主义和不妥协策略之间所进行的斗争中，拉萨尔是极易被视为机会主义精神之父的。然而拉萨尔不是一个机会主义的理论家，因此在具体场合中是否可以这样称呼拉萨尔，还是很成问题的。如果说拉萨尔为了取得普选权而在政治上向俾斯麦献殷勤，那么这里也应当看到，他是以联合会的名义去做的，他把联合会看作、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权把它看作自己的创造物。他建立这个联合会就是为了取得普选权。与此同时，作为它的领导人，他被赋予广泛的权力，并且他非常相信普选权的革命创造力。如果注意到这一切，那么拉萨尔的策略手段从原则观点看来是有充分根据的，对它的评价也只能以其估计的依据之正确程度作为衡量的尺度。不管怎么样，在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中不是没有先例的。在英国，一些非常可敬的宪章运动的领袖就采取类似的策略，甚至厄内斯特·琼斯有时也毫不犹豫地接受迪斯累里的帮忙。拉萨尔的主要错误在于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
如果注意到拉萨尔建立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目的，那至少就会明白，为什么他使联合会具有和他的个性相同或类似的性质。拉萨尔被指责说他给工人运动带来了宗派色彩，使它充满了宗派主义的精神。然而，这是非常不公正，非常肤浅的看法。拉萨尔身上是很少宗派主义倾向的。不管他是个多么唯心的哲学家（然而，我们认为就是在这方面他也是被误解了），但作为政治家和社会理论家，他却是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极力教育工人参预政治，他一向把政治斗争、把建立工人政党提到第一位，仅这一简单的事实就足以推翻说他犯了宗派主义的指责了。拉萨尔在一八六三年四月三十日给洛贝尔图斯的信中写道：“打算在没有普选权、即在没有实际基础的情况下实现我们的要求，——我们就会成为哲学学派，或者成为宗教教派，然而决不是个政党。”而一八六四年二月，在寄去《巴师夏-舒尔采》的时候，拉萨尔写道，“顺便说说，在这本书中我力图通过个别的考察和全面的论述（在第四章、跋第二章）来证明政治和经济是等同的。无论把两者怎么分开都是抽象的概念，而我认为，我的主要力量也正在于使两者合而为一。”
再从《既得权利体系》的序言中引一段话，“法学中像私法这种看来和政治完全隔绝的地方，却比政治本身更具有政治性质，因为它在这里是个社会性的东西。”有很多这样的引文可供引证，它们可以使拉萨尔永远免于宗派主义的罪名。
不错，对这点有人可能会反对说，在经济方面拉萨尔使运动采用一种预定的手段——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因而应该把这看作是他的宗派主义的标志。但是第十章已经指出，拉萨尔只是利用了业已存在于工人运动中的这一要求。并且在这里还可以从另一方面证实，尽管拉萨尔热烈地捍卫这一要求，但是并不以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它，而只是把它看作实践和鼓动的场所。当时德国经济上的落后状态使他没能产生普遍剥夺的思想。当时也不存在工人阶级进行其他的经济干预的政治上的以及其他方面的前提。正因为拉萨尔想阻止工人们参加只会分散他们的力量的小资产阶级的实验，因而他除了采纳生产合作社的纲领以外别无他法，但是，他已通过扩大这一计划的范围而使之在实践上较少危害了，因为这样一来，它对当时现存的政府来说是更加难于接受的了。
而如果拉萨尔的运动终究长期带着宗派的色彩，那么这首先是由于它的年轻。任何世界历史性的运动在其青年时代都带有宗教的性质。和拉萨尔组织相竞争的那些社会主义组织也同样如此。在这种和那种情况下，这在很长的时间内甚至还是力量的一个因素。
只要看一看《巴师夏-舒尔采》这一本书，就能使你立即相信，拉萨尔多么坚定地站在经济发展论之上，多么透彻地了解资本主义集中的趋势。但是对这种趋势的了解一点儿也没有解决社会应当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对发展进程实行干预的问题。自由派乐观主义经济学家说：“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社会进步会随着经济进步自然而然地到来，而竞争保证了经济的进步。”社会主义经济学否定了这种自动调整过程论，而我们清楚地知道，正是为了证明现实中并不存在这种自行调整现象，拉萨尔收集了大量的材料。但是在原则上这只是证明了干预、正是从工人阶级观点出发进行干预的必要性。由于这取决于社会关系的成熟程度，而在这方面，当时手工业极其发达的德国还远没有成熟到实行甚至像英国一八四七年那样的工厂立法，尤其是还没有民族的统一，因此，首先必须争取民族统一和民主制度，而在这两方面拉萨尔都完全像一个最好的现实主义者那样来考虑问题的。由工人阶级来夺取国家政权，如我已经说过的，还谈不上。但是可以在教育无产阶级、使之成为一支政治力量上做工作，而在这方面普选权应当起有力的促进作用。
很难设想，拉萨尔会随着运动的增长因偏爱生产合作社而反对工人阶级的其他改良要求。可以举他对待结社权要求的态度为例。根据英国的经验，他对工会所抱的希望很小。但是当柏林印刷工人刚一提出结社权的要求，拉萨尔就立即站到他们那一边去了。暂时他只把它当作鼓动的手段（参看在龙茨多弗的讲演）；但毫无疑问，他是会继续前进的。他直截了当地把这一运动看作是工人的阶级运动。龙茨多弗讲演中说：“请看这儿鼓动在工人中间所唤起的阶级觉醒的结果。”还说，“我们的原则就是如此确实的空中楼阁！或者说得更明确一点，在下列程度上我们的原则是现今社会实际关系的简单再现，即由于这些关系的影响，这些原则必然会产生，并因而甚至在那些对我们的著作和我们的活动没有一点概念的工人中间出现。”只有最严格的唯物史观论者才能写出这样的话来。
因此，把拉萨尔描绘成是和马克思及恩格斯相反的一个法学思想家，说他把一切问题都简单地解释成法学问题，并且对他来说一切问题都是单纯的法学问题，这种看法是极端错误的。这样看问题是极端片面、极端肤浅的。拉萨尔无疑是个法学家并经常采用法学的语言。同样，诸如国家这样一些机构在他看来与其说是具体的力量对比的表现，不如说是个法学概念，或者是一种法律设施，并因而常易予以过分的赞美。但是，与此同时他却很好地懂得法学和实际经济发展的作用的区别，懂得它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不同。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是他的长处。归根到底，只要人们还生活在广大的、无所不包的社会之中，那么其经济关系上的任何变动必然会转化为法权上的变动，或如拉萨尔有一次所说的，在法权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互相适应的关系。因而，只要记住存在的联系（而拉萨尔并没忘记这一点），法学的观察方法就有其存在的充分根据。这有个好处，能防止简单化的经济主义。在这方面甚至在今天好多人还可以从拉萨尔那里学到某些东西。
不仅仅在这一个方面而已。不错，我们时代的实践和理论把他的经济纲领远远地抛在后面了，但是他的著作就是在今天还能有力地激发和丰富社会主义思想。谁也没有像拉萨尔在其《巴师夏-舒尔采》中那样清楚、动人、深刻地说明了伟大的社会联系。谁也没有像拉萨尔在其《工人纲领》中那样通俗、那样激动人心、那样充满激情地描绘了工人阶级的政治使命。通过间接税制度掠夺工人阶级，关于这点我们还能在什么地方找到比拉萨尔《间接税和工人阶级的状况》的讲演更确凿有力的论证呢？关于国家机构和社会力量对比及社会经济结构的联系，难道还能比拉萨尔的小册子《论宪法的实质》说得更精采、更透彻，甚至连最普通的人也能完全了解的吗？我们还可以举出一大批拉萨尔的著作，它们至今保存着生命力，至今仍然值得一读。
之所以值得一读，这不仅是由于它的内容，而更多的是由于它的形式。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拉萨尔的某些著作就形式而论，即从结构和语言的角度看来，仍然是无与伦比的杰作。在这方面，拉萨尔的强烈的爱美感帮了他很大的忙，不过这种爱美感也常常使他过分关心自己的外表修饰，使他变成好穿戴、爱打扮的人。但是在他的著作中没有任何装腔作势、过于雕琢的东西。其语言优雅纯朴，毫无陈词滥调，因为它赋予丰富的思想以真正艺术的形式。当拉萨尔使用形象的说法时，他的比喻总是很贴切的。你从其他任何人那儿也不能找到像他那么多深刻而形象的词句。
但是今天最强烈地活在我们心头的还是拉萨尔向工人证明普选权的意义的那些演说。当然，他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一要求的人。为了不至于扯得过远，我们只指出，这一要求是宪章运动派的旧口号！一八四八年的法国改良派也提出过同样的要求。而拉萨尔于—八六二——六三年间在德国举起的普选权旗帜只是接受了他们的这一要求。他的特殊功绩在于，正当全世界的民主派对普选权已经灰心失望之时，他举起了这面旗帜。某些不良的选举没有使他迷惑，而他比其他人更锐利地看清了选举权的教育和创造作用。如果说今天在德国有了普选权，我们是否能忘记拉萨尔在这方而为德国人民所起的作用呢？无论如何，如果拉萨尔没有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如果他没有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作，那么俾斯麦在一八六六年是否会实行民主的选举权，是大可怀疑的。选举权如何有力地促进了工人运动，从社会民主党的利益看来，它在德国引起多大的反响，它在德国国外起了什么样的教育作用，这难道还需要证明吗？要是没有选举权我们现在会立足于何地呢？自然，我们还会有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经济发展会促进它。但是我们未必会有如此强大、如此统一、如此有影响的社会主义运动。正是在这一点上拉萨尔的独特想法为工人阶级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即使拉萨尔再没有任何其他的功绩，那么单就这一点工人阶级就应当珍视他的名字，说应当永远不忘记他。而目前尤其是这样。目前，正当那些企图重新剥夺工人选举权的人在到处叫嚣的时候，拉萨尔的世界历史性的伟大功绩特别鲜明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当时他以坚强的意志满腔热情地领导了初期的德国工人运动，并向工人们发出了下列号召：
“直接的普选权，这不仅是你们的基本政治原则，而且还是你们的基本社会原则，一切社会援助的基本条件。”
愿工人们牢牢地记住并卫护斐迪南·拉萨尔留给他们的这句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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