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拉萨尔在联合会的初期活动和策略的改变（莱茵“阅兵”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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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拉萨尔在联合会的初期活动和策略的改变

莱茵“阅兵”讲演

　　但暂时离此尚远。年轻的联合会还必须为自己的继续发展，为其成员的增加而操心。为此必须加紧开展鼓动工作，必须继续拉萨尔所开始的事业，即必须找到鼓动者和组织者并把他们派往各地。但是年轻的联合会没有为此所必须的资金。联合会在各地建立了分会。但是新会员的数目是非常不足道的。而且新会员也经常不按时缴纳会费。收到的会费远不足以维持联合会的生存。显然，在这种条件下要做什么大一点的事情都是不可想象的。联合会的一些创始人十分希望拉萨尔本人能提供必需的资金。但他们的指望落空了。拉萨尔过着阔绰的生活，并且几乎把全部收入都用在他个人的花费上。他什么也不能给予联合会。这使某些人感到不满。伯尔尼哈特·贝克尔说拉萨尔“吝啬”。但这是不正确的，拉萨尔不是为金钱而追求金钱的人。这种情况只是说明了拉萨尔性格的两重性。在《公开复信》中他指示德国工人以英国反谷物税同盟的鼓动为榜样。然而，他本人也不妨向这一同盟时首领理查·科布顿学习一些东西。他正好特别缺乏后者的朴实和沉着的坚毅精神。有时他展开了超乎常人的活动，而接着一下子又完全停下来了。他虽然领导工人运动，但并没终止资产阶级贵族式的生活。因此，他帮助联合会的金额只能是微乎其微的。而靠这一点资金是不可能向全国各地派遣合适的宣传员的。
　　因而拉萨尔首先大力展开通讯活动。他为把“著名人士”吸引到联合会来而终日奔忙。他极力劝说许多一八四八年的老民主主义者加入联合会。一旦达到了目的，他极乐意让加入的人担任联合会的高职。例如他任命格奥尔格·海尔维格为瑞士首席全权代表。考克门的律师马丁任议员时曾表示支持他关于议会罢工的建议，拉萨尔任命他担任东普鲁士的首席全权代表。但是，即使拉萨尔做得恰巧相反，即任命住在苏黎世的海尔维格为东普鲁士的全权代表，而住在考克门的马丁为瑞士的全权代表，那联合会也不致因此遭受任何损失。他们两人都同样不善于为联合会征集新会员及完成联合会的任何工作。在和著名的民主派代表相处的其他场合，拉萨尔也碰到过同样的遭遇。在加入联合会的著名人士中除上面讲到的以外，首先应该提到的还有莫泽斯·赫斯，德国的第一批社会主义战士之一；其次是法兰克福的律师约·巴·冯-施韦泽，他在这以前已经以自己的某些著作而闻名。
　　我们不打算在这儿叙述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历史。我们只想评论一下作为联合会领导人的拉萨尔的活动。因此，我们不可能细述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的功绩，这些人从一开始就参加了新的运动。我们只是简单地说一下：如果在最初几年在拉萨尔没有参预下联合会曾有所建树的话，那么这一切都应归功于这些“无名者”。
　　宣布任命马丁律师为首席全权代表的文件签署的日期是一八六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在其前言中通告，拉萨尔将作一次水上旅行，在其外出期间任命奥托·达麦尔为联合会的副主席。联合会成立后一共还不到五个星期，就发出作“水上旅行”（原文如此）的通告，这就不能不引起敌人的讥笑和工人们的惊讶。因为这是和工人们原先对工人阶级领袖所抱的看法背道而驰的。和现在比起来，当时更把水上旅行看作纯粹是特权人物的奢侈玩乐。通告的其他内容也传为笑柄。拉萨尔得意忘形地列举联合会所获得的成就，《十字报》法律顾问瓦盖纳在一次讲演中表示赞成建立有工人代表参加的产业评议会以调整舒尔采-德里奇宣布成立了三个生产合作社，有产阶级为它提供了十万塔勒作为信贷保证金。诚然，在后一种情况下，拉萨尔还有某种权利说是迫于竞争的需要而作让步的，但瓦盖纳的建议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里没有和拉萨尔的竞争，而是及其清楚地表现了一种为了保守的目的而利用拉萨尔所发起的鼓动的愿望。从策略上考虑如果着重指出瓦盖纳方案的这一面，拉萨尔是会感到有所不便的。但在这种场合完全沉默要比这种夸夸其谈的欢迎好得多，后者容易使人怀疑他进行—场联合保守党人来反对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赌博。
　　但是，拉萨尔恰好在这时候产生一种想法，用这种或那种办法利用政府，即保守党人和进步党之间的斗争来这到自己的目的。
　　在他近三个月的水上旅行期间所发生的政治事件，更巩固了他的这种预算。拉萨尔在这段期间的生活极其活跃。他和联合会的秘书瓦尔泰希和其他会员以及许多在政治上和他接近的人保特频繁的通信联系。和瓦尔泰希的通信表明，联合会会员数额的增长比拉萨尔所设想的要缓慢得多。它不仅没有超过国民联合会，而且远远地落在它的后面。如果拉萨尔是打算通过不断的鼓动使运动逐步开展的话，那么开始时缓慢的步伐就一点儿也不会使他感到惶惑不安。但是他相信，他的话、他的著作具有仿佛能从地下呼唤出整个的群众运动那样的力量和说服力，而这既然没有立即发生，他就认为自己的威望完全破产了，因而开始考虑用其他办法来补救这一失败。
　　在普鲁士这时候政府和议会多数之间的冲突特别强烈地尖锐起来了。在下议院里大臣们经常碰到敌对的态度。下院议长甚至决定实际上不让他们发言。解散议会和进行新的选举未必能削弱反对派。每一次新的选举都给政府带来更为沉重的失败。最后，—八六三年春，五月底，鉴于没有任何其他出路，政府突然封闭议会。四天以后，一八六三年六月一日公布了新的出版法。凡蓄意诋毁政府指令的报纸，在两次警告之后得停止其出版，直至另有通告变更为止。
　　这一法令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但绝大多数报纸都听天由命，并且暂时停止发表社论。由于这一法令只在议会开幕前有效，因此都认为只有这种办法才能最容易地挡住指望使反对派报刊遭受物质损失的打击。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为议员们举行了豪华的宴会，这些宴会以七月十八、十九日在科伦举办的盛大宴会为顶点，下院的议长们也应邀参加。然后于八月二十一和二十二两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了议员大会。大会激烈指责普鲁士政府拒绝参加奥地利国王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诸侯大会的行为。在这一大会上打算讨论奥地利政府提出的德意志同盟的改革问题。
　　在柏林政府影响下的那些报纸极其毒辣地嘲笑了这一切。它们嘲笑自由主义报纸的怯懦，而这些报纸之所以在限制面前俯首听命并不是毫无打算的。它们俏皮地挖苦那些被政府遣送回家而却像英雄似的为自己举行庆宴的议员们。它们指责那些参加议员大会的普鲁士议员们在道德上背叛祖国。与此同时还暗示说，议员们根本没有表达全国的意志，因为三级选举制是不可能正确表达人民的真正意见的。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拉萨尔在水上旅行期间起草了新的演说。还在动身之前他就计划对联合会莱茵地区的组织进行一次“阅兵”，同时发表刚写好的演说。而他真的在九月二十、二十七和二十八日发表了这一演说，第一次是在巴门，然后在佐林根，最后在杜塞尔多夫。演说的题目是：《庆宴，报刊和法兰克福议员大会。社会情绪的三个象征》。伯尔尼哈特·贝克尔说，拉萨尔在杜塞尔多夫准备把这篇演讲付印时向他的朋友古斯塔夫·列维指出，“我在这里所写的是专供柏林的两、三位先生看的。”伯尔尼哈特·贝克尔决不是绝对可靠的证人，但是这一回是可以相信他的。讲演真的是为柏林的两个人而作的。而这就是，俾斯麦和普鲁士国王。只有注意到这一切，在读的时候才能理解和给以正确的评价。
　　这一整篇演说自始至终都是对进步党的激烈挑战。拉萨尔真的被进步党报刊激怒了。这些报刊并不仅仅限于反对他的观点，而且不惜对他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它们把他说成是一知半解的空谈家，是政治冒险家，甚至猜疑他是政府的秘密奸细。这一切自然极端地激怒了拉萨尔。加之他和进步党的许多首领个人间还有私怨。但这一切还不足以解释他在起草演说所使用的那种语气。拉萨尔就上述各点从左的方面向进步党人提出了指责，这同政府的报刊从右的方面向他们提出的指责是完全一致的。不错，拉萨尔是从另一方面提出论证的。其议论的中心点是进步党人在反对政府中行动不够坚决；缺乏不顾一切用最有效的武器来反对它的勇气。但是这些攻击的结果却只能是政府当时所希望的和所需要的，在人民的心目中贬低进步党反对派的意义。当然，拉萨尔最后还是表示在当时刚刚宣布的选举中，在政府的候选人有可能当选的选区支持进步党人。但是由于联合会软弱无力，这在实践上没有任何意义。对拉萨尔来说当时重要的是说服政府改变选举制度。因此他在演说中特别强调了下列一点：现行普鲁士宪法已经失去任何合法根据。自由主义分子对破坏宪法的抗议他称之为“伪善的叫喊”和“背叛民权”。国王对这一宪法版作的誓言同样不具任何意义。议会多数为维护宪法所作的一切斗争对民主派都不具“任何原则意义”。恰好相反，民主派所关心的是使普鲁士宪法“尽快地消失”。但是，“只要还没有普选权，只要我们因此还没法处在独立的地位上，那么从策略观点看来，在这之前对我们最为要紧的是让反动派和进步党人之间的这一斗争再继续下去”为了“使进步党之树长不到天上去”，“俾斯麦先生已经在费尽心计了”。“因此，我们在必要的时候就必须设法不让进步党人为反动派所吞噬”。（《拉萨尔全集》第二卷第661页）
　　我们可以一点也不违背严格的历史客观性而把拉萨尔的这些话看作是一种劝说柏林政府实行普选权的食饵。毫无疑问，拉萨尔就是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和政府有若何联系，只是出于政治策略的考虑他才发表达些演说的。并且它们应该像音乐一样使柏林政府感到悦耳。我们可以不管俾斯麦这时候是否真的已经考虑在必要时试行普选权这一问题。无论如何，关干这一点是有过风传的。而拉萨尔及其女友索菲·冯·哈茨费尔特有够好的联系以获悉柏林威廉街上所发生的事情。传说那儿准备对选举法作某些修改。拉萨尔想从自己这一方面去巩固这种意向，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所说的话：“只要还没有普选权，并且只要我们因此（！）还无法处在独立地位上，那么在此之前我们在必要的时候还是要支持进步党人的”，有“因此”字样的这些话，从这一观点看是对柏林的最好警告。他什么也没保证，他根本没谈到这里指的是什么样的“独立地位”。他只是让政府明白，只要工人阶级没有选举权，那么政府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对工人政党有所指望。
　　是否可以因对政府采取这些步骤而指责拉萨尔呢？是否可以因为他使自己的讲演适合这一目标而指责他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并不容易。拉萨尔开始了冒险的赌博。不错，他没有承担义务。然而，他在演说中搞得过火了，以致把自己的弱点和自己党的弱点全暴露在他人面前了。如果与此同时他不正确地描绘了进步党人的括动，这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他如何对待宪制冲突。普鲁士宪法在形式上是否合法，这在当时完全是一个历史的争论问题。宪法是存在的，它在生活中业已生根，并且成了进行为全部政治生活的基本问题：国民议会预算权而斗争的基础。这一权利还成问题，对这一点拉萨尔在演说中只字未提。他故意不提这最重要的一点，因为否则他就不可能把这一宪制冲突说成是与人民毫不相干的无谓小事。当时的情况远不是这样。而全体人民也都感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一般地都关心政治问题。如果说，后来柏林工人破坏了拉萨尔的会议并对他个人表现了敌意，那么根据这篇演说看来这仍然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一方面无论如何它在政治上是该受指摘的。
　　但只是在这一方面以及在上面提到的一些次要问题上是如此。至于其他部分，特别是刚刚谈到的策略方面，那拉萨尔是无可指责的。当然，公正点说，当时争取或保证国民议会的预算权要比争取普选权更为重要一些。在当时广大居民群众不够成熟的情况下，普选权至少在最初阶段很容易像一八四八年的法国那样产生—个更坏的议院。但是如果考虑一下拉萨尔是如何看待普选权的，——而为了正确地评论某一政治家，必须考虑到他的出发点，——那么就不能否认拉萨尔策略的正确性。他对普选权的看法是和当时几乎所有自由主义民主派分子及社会主义者不同的。他注意地观察了法国的选举斗争。他知道，虽然那里的斗争条件不利（省长们的压力，对新闻和集会权的限制），但是任何选举都带来了从民主观点看来是比以前的选举更为良好的结果。因而，他坚信普选权的教育力量。也许在这里如同别人估计不足一样，他把它估计得过高了。当然，我们不能把普选权在今天所起的作用当作衡量的尺度，目前居民的社会成分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今天应当承认，拉萨尔比那些简单地摒弃普选权，或把它看作是无关紧要的人要更为正确一些。毫无疑问，普选权作为工人阶级政治教育的工具、作为推行其政治影响的杠杆的确起了巨大的作用。拉萨尔懂得普选权的这一意义，他突出地强调了这一点——而这正是他最伟大的功绩之一。
　　此外，拉萨尔的策略部分地还可以从下列情况得到辩白，即他的进步党对手是从顽固的曼彻斯特学派的观点来探讨工人问题的。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当时自由主义报刊对社会主义和工人问题进行的通常的讨论更为幼稚的了。自由主义演说家到处演说的也是些同样的货色。当时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还完全处在资本主义曼彻斯特学派的影响之下。当然，从工人观点看来，是自由主义内阁执政（它将把国家变成企业主的股份公司——如当时一位自由主义经济专家给国家所下的定义那样），还是由旧官僚制度（这种官僚制度还保持着某些开明专制制度的优良传统）继续来领导国家，这都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容克集团和产业工人当时在经济上还完全互不为害。甚至常有这一个或那一个容克集团的代表想仿效著名的保护工人利益的英国律师舍夫茨别利勋爵，在德国扮演社会政治家的角色。总之，诸如在当时自由资产阶级看来加强保守派就是民族的不幸的种种观点，对拉萨尔来说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的，或者只具有十分微小的意义。
　　因此，拉萨尔可以丝毫也不捐弃自己的主张，而继续相当放心地贯彻原来的政策。但有一条界限他是不应越过的，不应当使这一政策变成单纯的赌博。作为建党的硕袖，他应当顾及党的政治感及其政治教育。而任何赌博在这方面必然会起各种各样的消极作用。拉萨尔恰好忘了这一点。他缺乏通过逐步的和缓慢的工作去建党的耐性，有一次他对索菲·冯·哈茨费尔特写道，对为联合会谋利的这种微小的事情来说他觉得自己是过于巨大了。他想用突击的办法来取得胜利。但是由于用通常的鼓动方法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而他打算通过赌博来获得它。在这种场合他以罕见的机智作了细心的盘算。但这终究是赌博。而既然开始了赌博，那就很容易放松对整个重大工作的领导。
　　这在第二次大会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在这次大会上发表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讲演。大会是一八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在根举行的，有数千人参加。会议进行得很激烈，事情竟然发展到动武的地步。拉萨尔总共才作了三刻钟的讲演，宪兵就宣布封闭大会。拉萨尔提出了抗议。此后五分钟市长在武装宪兵和警察护送下亲自来了，并强迫中止大会。拉萨尔深为激怒。在大批人群伴随下他去电报局发出下列电报：

　　“内阁首相冯·俾斯麦，柏林。
　　进步党人市长在数十名武装宪兵及一些刀出鞘的警察护送下，没有任何法律根据解散了我召开的工人大会。我根据结社法提出了抗议，但没有用。我勉强制止了人民（在射击场的大厅约有五千人，厅外还有数千人）动武。宪兵和以为我已被捕的一万人民伴随我来到电报局。埃耳勃费尔特工人的旗帜被没收了。请尽快地依法给以最严肃的赔偿。
　　

斐·拉萨尔。”

　　拉萨尔自己曾竭力设法让公众知道这份电报，这简直是难以置信的。他自己起草的关于这份电报的报道刊登在《杜塞尔多夫报》上，该报编辑是他的私人朋友保尔·林道。参加大会的人数本身以及他们对拉萨尔的支持都被大大地夸大了。在报道中引用了电报的原文。电报清楚地表明，这时候拉萨尔在政治上已经是多么不识分寸了。拉萨尔所控告的一个市长的政派色彩跟大臣有什么相干？他硬要这个干什么？所发生的一切和内阁首相又有什么关系？他怎么能干涉管理问题？他能“尽快地”依法给予什么样的“严肃”赔偿？接二连三地不识分寸。而拉萨尔的敌人却直接获得了在民主主义群众面前把拉萨尔说成是政府的同盟者的材料。
　　而这电报未必是拉萨尔在火气正盛已不可能作若何严肃考虑的时候起草的。看来，这一切他在从会场去电报局的路上已经考虑好了。他比谁都清楚，俾斯麦不是审理对市长的控告的好地方。拉萨尔之所以这样做是另有所图的。这样一来他就有了合适机会给俾斯麦寄去已经开始印刷的讲演，并且在其编后还刊载着《杜塞尔多夫报》上的报道。在那儿指出的大会参加者的巨大数额及人群对他的热烈支持的描写对拉萨尔来讲都具有极大的意义。柏林将会得到一种印象：拉萨尔至少在莱茵地区已经拥有大量的拥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