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教育妇女：一项女权主义议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贝尔·胡克斯 -> 《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1984）

8 教育妇女：一项女权主义议程

　　很多当代女权运动的参加者是受过大学教育的。这很容易让我们假定我们的学历身份和特权在妇女中是普遍的，于是我们便没有把教育、特别是基本的读写能力作为女权主义的一项议程来强调。虽然女权主义者已经在教育制度和儿童的社会化中进行了反对性别歧视的斗争，但她们没有更深地探求这个社会中对妇女的性剥削和妇女的受教育程度之间的联系，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包括缺乏基本的读写技能。女权主义者和学者夏洛特·本奇在她的文章“女权主义和教育”中强调了读写能力的政治重要性：

　　革命运动几乎总是把发展普遍的读写能力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然而在这个我们认为我们之中多数人能够读和写的国家里，这个问题常常被忽略……
　　读和写对妇女来说是很重要的，妇女应该有获得快乐的途径。除此之外，出于以下几个原因，它们对于妇女状况的改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首先，它们提供了一种传达思想和信息的方式，这些思想和信息可能从大众媒体中是不容易得到的。比如说，妇女解放的思想首先就是通过油印的文章传播的……其次，读和写可以帮助发展个人的想像力和思考能力……第三，这是一种个人途径，通过阅读有关现实的各种阐述，提高一个人的思考能力、反对文化规范的能力和为社会设想别种选择的能力——这些都是政治行为的基础。第四，读和写可以通过提高妇女在她所选择的为之努力的事业中的活动能力，从而帮助每一个妇女在世界中生存和成功。最后，书面文字仍然是大量交流的最便宜和最容易得到的形式……当我们想起为什么读写能力对运动是重要的，那么很清楚，我们既不应该认为妇女巳经能够读和写了，也不应该忽视教妇女读和写的重要性，要把它看作是女权主义教育的一部分。

　　阶级偏见使组织女权运动的妇女简单地认为把女权主义理论和策略传播给广大妇女的最好的方式是书面材料。仅仅使用书面材料实际上使很多妇女无法了解女权运动。在美国还有地方看不到女权主义作品，在那里妇女和男人从没有听说过“女权主义”这个词，或者听说过但不知道它的真正意思。如果从事于制定运动方向的女权主义者考虑到了读写能力的问题，那么她们就会知道强调书面材料会使女权主义思想只能为某些阶级和群体的妇女所了解。她们会知道依赖于书面文字来传播信息的运动还需要重视能让所有的妇女都学会读和写的计划。虽然印刷的书面材料实际上已成为表达女权主义理论的惟一方式，但读写能力的政冶重要性在女权运动中至今没有得到充分强调。很多理论家根本没有打算让她们的思想为广大公众所了解，结果我们必须为终结于公众的想像——比如通过电视——的肤浅而被曲解的女权主义思想承担责任。女权主义者现在开始强调读写能力、为妇女们开始读写培训计划还不算太迟。通过女权主义者开始的读写计划，让来自各个阶层的文盲妇女，特别是那些来自贫穷和劳动阶层的妇女，可以学会读和写，同时学会如何进行批评性的和分析性的思考。
　　由于很多女权主义者的中产阶级的阶级偏见，她们把注意力放在了受过较高教育的妇女身上，既作为学生也作为老师，她们很少或者根本不注意那些缺乏基本技能的妇女的受教育的需要。时间和金钱都花在了为妇女学者和权威创造追求和提高她们工作的机会上。虽然这种努力是重要的，但它不应该比确保所有的妇女都能读会写的斗争有更大的优先权。在美国各个领域都进行很多财政缩减的情况下，不可能让妇女们依赖公共基金来建立扫盲计划。然而，这些计划可以由来自热心于激逬政治变革的学术界的妇女和男人们的经济捐助来资助进行。即使没有任何资金来源，小的扫盲计划也可以在附近和社区里进行，在那里，有政治热情、有技能的人们可以教妇女们读书写字。
　　即使这个社会中很多的妇女都会读书写字了，女权主义思想还是必须通过口头文字来宣传。很多妇女不愿或者不能离开家去参加女权主义会议、听公开演讲；挨户访问可以成为宣传女权主义思想的一种方式。这种接触可以由已经参加了女权主义组织的妇女群体来进行。全美很多大学里研究妇女问题的学生在专注于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在智力和学术上的追求是否与作为一个整体的妇女有关，与“真实”世界里的妇女有关。如果这些学生走进社区，挨家挨户地讨论女权主义问题，那么他们就是在致力于填补他们的教育经历和广大妇女的教育经历之间的差别。
　　很多妇女害怕接近陌生的妇女。有一个学期我在一个妇女学习班里教一门叫做“美国的第三世界妇女”的课程，虽然学生们的种族背景每个学期都不一样，但这个学期特殊，所有的学生都是白人。所有的学生都悲叹没有更多的有色人种妇女。我布置给她们一个作业，让她们到校园里去找非白人妇女交谈，问她们不参加妇女学习班的原因。鼓励她们去邀请学生们到班里来。开始时学生们对这个作业感到不安。她们对接近她们不认识的妇女感到不自在。大多数人发现她们的谈话对象常常把不了解课程和老师作为从不听妇女学习课程的首要理由。学生们把她们的发现汇报来之后（有的真的带了一些非白人妇女到班上来），我们讨论了可以让所有的学生更多地学习妇女研究计划的方法。虽然每个人都同意印刷的宣传品（学校报纸或布告栏上的广告）是一个好办法，但我们还是认定与妇女们谈论这些课程是最有效的方法。在对话中，妇女们问问题并且以此消除成见或者她们可能会有的对女权主义和妇女学习计划的害怕。口头交流的重要性对传播女权主义思想是很适用的。在挨家挨户的访问中向更多的听众重新介绍女权主义政策，妇女们可以有机会问问题、阐明问题、给出反馈。如果，在一年的时间里，妇女们不再用几千美元去组织只有一些经过严格挑选的成员参加的会议，那么带着把女权主义从大学带到这个社会的街头和家庭里的目的，那一年的目标在每个州都将得到很大的超越。
　　通过妇女的学习计划，女权主义教育在大学里已经制度化了。虽然这些计划是必须的并且在给大学生以女权主义教育方面也是一个特别有效的方法，但它们对广大的妇女和男性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能让大学生之外的人得到同样知识和信息的相应的妇女学习计划非常少。很多的学生，包括女性和男性，发现他们对性别歧视社会化的重新思考主要适在妇女学习班里进行的。通常他们接受的信息根本地改变了他们对现实的观点，也改变了他们对自然性别角色的观点。这种信息需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作为她或他对女权运动所承担的政治义务的一部分，任何一种学术的积极实践都可以在当地的社区中心、基督教女青年会、基督教男青年会、教堂等地方提供妇女学习课程。即使教授的小时或天数不如他们在大学里那么多，但任何花在能让公众得到妇女学习上的时间都是重要的。
　　在这一年的“黑人历史周”里我回到我成长的肯塔基小镇进行了一次演讲，题目为《黑人女作家：关于社区的想像》。这次演讲旨在突出黑人女作家利用黑人家庭和社区的日常生活组成部分的方式。我习惯了教授大学课程，那里的学生熟悉文学，我发现要想出办法给他们讲授同样的知识是有挑战性的，这些人（主要是非裔美国人）年龄不同，有识字的，也有文盲，很多妇女对所讨论的作品和作者拫本不知道。我主要依赖于读各种形式的东西——诗歌、小说、戏剧——选用对日常事件进行了不寻常的、给人印象深刻的描述的片断。当我在准备演讲的时候，我意识到无论如何也不要向听众发出“指示”。我想保持在大学教室里作演讲时的智力水平。于是我在思考的时候便进行了转化——给出同样的信息，但用不同的方式、简单的句子结构等等。
　　把思想内容“转化”后传播给不同年齡、性别、种族和文化水平的听众的能力是女权主义教育者需要有的一种技能。女权主义教育者集中在大学里助长了使用学术理论风格的习惯，这种风格使教师们无法与那些既不熟悉学术风格也不懂得专门术语的人进行有效的交流。教育者们，特别是大学里的教授们常常担心，如果用一种能让更多听众接受的方式来表现，他们的研究成果将不被其他学者重视。如果这些教育者能考虑用很多不同的风格、“译本”来展示他们的著作，那么他们在让他们的著作让广大群众接受的时候，也会满足严格的学术标准。令人难以理解是很多女权主义理论的一个问题。一篇用专门的学科术语写成的复杂、抽象的有关革命思想的女权主义文章不会对妇女和男性的觉悟产生它所应该有的影响，因为可能只有一小部分人能读懂它。虽然女权主义学者们觉得用复杂的风格写作比较自如，但如果他们真正希望他们的思想能让尽量多的人了解，他们必须用一种更加易懂的方式写作，或者用他们选择的方式写作并且确保这篇文章用容易理解的方式让其他人接受。
　　女权主义作品的价值不应该用它是否符合学术标准来衡量。一篇女权主义作品是否有价值也不应该决定于它是不是难读懂。同时，作品也不应该仅仅因为其难读就被舍弃。如果女权主义作品和知识旨在促进和发展女权运动，那么其表现方式和风格就必须与政冶目的结合在一起考虑。如果女权主义思想只能为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理解，那么就不会有基础广泛的女权主义运动。如果书面文字仍然是宣传女权主义思想的主要方式的话，那么女权主义者必须要考虑到没有受过教育的妇女的教育需要。
　　教育一直没有在女权主义积极分子中首先受到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女权运动中，女权主义知识分子和学者与把教育和资产阶级特权等同起来的、对知识分子非常抵制的运动的参加者们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这种激烈的竞争形成了理论（思想的发展）和实践（运动行为本身）之间一种错误的分裂，使一个群体控制着“实践”。其结果是女权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之间无法调和。这会使一些行动（如为那些由于杀死虐待自己的配偶而被关进监狱的妇女组织一个保护委员会）的妇女更加觉得自己比那些专注于理论发展的妇女优越或者“在政治上更加正确”。从一开始，妇女解放运动的参加者就努力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努力进行一种解放性的女权主义实践（保罗·弗瑞尔把它定义为“为了改变世界而对它采取的行动和反应”）。这种努力被反理智主义和认为自己的“思想”不需要与真实生活联系起来的精英学者们破坏了。
　　资产阶级的阶级偏见使很多女权主义理论家形成了与多数妇女的生活经历没有或很少有关联的理论、对进行女权主义革命没有用的理论。很多妇女被这些理论所激怒，认为所有的理论都与她们没有关系，从而抛弃了它们。然而妇女们需要知道思想和理论对于设想和开始成功的女权运动是非常重要和必不可少的，这是一场将动员各个群体的人来改变社会的运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革命政纲的缺乏了解使妇女们认为思想和理论是不重要的。格瑞斯·李·伯格斯和詹姆斯·伯格斯在“辩证法与革命”中讨论了思想对于革命积极分子的重要性：

　　革命主义者寻求改变现实，使它变得更好。因此，革命者不仅需要革命的辩证哲学。他们需要革命的思想体系，如，一套以分析他们所要改变的特殊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为基础的思想体系，设想出一种更高形式的现实，矛盾可以在这样的现实中得到解决，并且把这种解决与对它负责和能够实现它的社会暴力或者军队联系起来。只有在达到了正确的思想体系的时候发展革命的政纲才有意义，如，动员和组织革命的社会军队所需要的纲要。如果你们的思想体系是错误的，比如说有误导性或者是有限的，那么所有有关武力行动的光辉计划都必须对这一过程非常清楚——从革命哲学，到革命思想，到革命政纲。

　　对女权运动中的反理智主义的支持是一个破坏和阻碍进步的思想体系的很好的例证。作为一个群体，妇女被否认（通过性、种族和阶级剥削和压迫）了权力和发展知识的特权。很多妇女被剥夺了获得思想的权力，这种思想有利于促进形成解放斗争中所必需的批评和分析性的理解。这种被剥夺使妇女们觉得知识工作不可靠并且害怕了解新的思想和信息。这可能会使我们因为一些与我们有关的东西具有挑战性而把它作为无关的东西而放弃。
　　积极参加女权运动的有色人种妇女常常是反对知识的。我们之中很多人没有上大学的途径，也没有高等学历。我们可能会把白人妇女对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支配控制与受教育程度等同起来。我们可能没有抨击这种支配（来自阶级和种族等级）但却“拒绝”了知识。有些有色人种的妇女放弃了理论和有特权的组织工作后，她们可以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投入到了真正有意义的运动之中。然而接受了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分裂后，我们便把自己始终放在一个经验性的位置上，于是便是在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常常是受到白人妇女的鼓励），即她们的角色是做“脑力”劳动，发展思想体系、理论等等，而我们的角色要么是做“肮脏”的工作，要么是用我们的经验来证明和记录她们的分析。有色人种的妇女需要发展知识。虽然我们不必为没有受过某种教育而感到羞耻，但我们需要负起责任，相互促进和帮助用专门的知识来形成组织性的、实用的技能。我们应该审视一下为什么知识妇女中有色人种女性是那么少。我们之中受过教育的、有较高学历的人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我们蔑视智力活动。有色人种的和来自非特权阶级的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了解知识发展的价值的妇女、明白这会使那些寻求自我恢复和社会的政冶变革的受压迫者变得坚强的妇女们，应该让所有的女性都了解她们的认识。我们必须积极地斗争以摆脱女权运动中的反知识偏见。我们必须坚持批判毫无意义的知识工作，坚持促进本身就是女权主义实践的研究和学术工作。
　　夏洛特·本奇在她的作品中鼓励妇女接受教育的挑战，无论是努力培养读写技能还是发展批评和分析能力。关于妇女对理论的消极态度，本奇写道：

　　在教授女权主义理论时，你必须反击这样的态度，还要找到一些方式去鼓励妇女们系统地思考这个世界。我们的社会（实际上是当今所有的社会）只训练了很少的人用这种方式来思考，这些人大都来自社会希望他们控制社会秩序的阶级。当然大多数妇女都没有被期侍去进行控制，于是也不鼓励她们进行分析性的思考。实际上，批评性的思考是与妇女的传统角色相对立的。一般认为妇女应该关注的是世俗的生存问题，考虑命运，用一种个人的方式来梦想。没有人要我们分析性地思考这个社会，质疑事物运行的方式或者考虑事情如何会不同。这样的思考与社会有一种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关系。它要求有信心认为你的思想值得研究并且你会带来一种变化……我教授女权主义思想的目的在于促使妇女们用这样的方式来思考她们的生活和这个社会。

　　鼓励妇女们争取接受教眘、发展智力应该是女权运动的一个主要目标。
　　只有我们形成了满足所有妇女需要的教育方法论，教育作为“自由的实践”（用了Freire的另一个短语）对妇女而言才能变成现实。这是一项重要的女权主义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