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路易·阿尔都塞
阿尔都塞的斯宾诺莎主义：一种未来哲学？
〔意〕维托里奥·莫尔芬诺
2022年
零食喜欢吃、启仁 翻译
暗店街、雪叶 校对 [1]
下文均译自Journal of Spinoza Studies, Vol. 1, no. 1. (2022), p.82-91. ［energy］ ［100%］
【关键词】 唯物主义 认识论 因果性 时间 想象 历史
一、《阅读〈资本论〉》
一般来说，“第二次”斯宾诺莎复兴指的是一小群法国学者——其中包括盖鲁（Gueroult）[2]、马瑟伦（Matheron）[3]和德勒兹（Deleuze）[4]——在20世纪60年代所发展出的一种斯宾诺莎的新形象，其与在当时仍广泛占主导地位的（黑格尔与他的徒子徒孙及其批评家眼中的）斯宾诺莎形象迥然不同。包括斯宾诺莎主义的巴黎火枪手之一阿尔都塞在内的一行人于这一时期对斯宾诺莎进行了更为细致的重构，即便只是作为一种边缘性的参考。事实上，任何想要找到阿尔都塞专门论述斯宾诺莎的文章的努力肯定会以失望告终。在他生前出版的著作中，只有少数作品简短地提到过斯宾诺莎，其中无一超出一段话的篇幅。无论是他的大量遗作，还是他的归档著作，都没有专门论述斯宾诺莎的文本。[5]在整个六十年代，阿尔都塞的时间被一项完全不同的任务所占据：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革新。而正是他后来对这一任务的回忆，包含了他现在非常有名的斯宾诺莎主义自白：“如果说我们从来都不是结构主义者，那么我们现在就能坦白为什么［：即使我们不是结构主义者，为什么我们看起来像是；为什么根据我们所写的这些书会产生这种奇怪的误解。］我们因为既具有强烈的激情也具有妥协的激情而被控有罪：我们曾经都是斯宾诺莎主义者。”[6]这里的“我们”指的是《阅读〈资本论〉》的作者，其中一些人是当代最杰出的斯宾诺莎学者——只需想想巴里巴尔和马舍雷就知道了。但事实证明，“我们”也是具有规定性的，它发挥了一种拒斥斯宾诺莎主义的功能，历代阿尔都塞主义者——其中包括莫罗（Moreau）[7]、托塞尔（Tosel）[8]、阿尔比亚克（Albiac）[9]和蒙塔格（Montag）[10]等一流评论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这种“阿尔都塞式”的斯宾诺莎主义与盖鲁、马瑟隆和德勒兹的斯宾诺莎主义大相径庭。这种在被公开宣告出来之前就已经很好地付诸实践了的斯宾诺莎主义，只有在仔细分析阿尔都塞及其学生对马克思的重读之后才能被理解。对斯宾诺莎的直接引用极为罕见，而且往往含糊其辞。然而，它们又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它们指明了阿尔都塞本人发展出来的理论创新。这些创新可归纳为以下三点：关于因果关系的新范畴，对以“起源［origin］[11]”、“主体［subject］”和“权利”概念为基础的知识论的批判，以及最后将想象描述为“直接物［the immediate］的不透明性”的论述（直到《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札记》中才得到了充分发展）。因此，这些由阿尔都塞提出、但被他归因于斯宾诺莎的理论创新，为斯宾诺莎主义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形象。
在《〈资本论〉的对象》[12]中，阿尔都塞给斯宾诺莎在哲学史上赋予了重要地位：“斯宾诺莎的哲学在哲学史上引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理论革命，而且兴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次哲学革命——以至于我们可以把斯宾诺莎视为马克思唯一和直接的哲学来源［Ancestor］。”[13]阿尔都塞还通过比较斯宾诺莎与马克思来解释这场革命受到压制的原因：“这场激进的革命遭到了巨大的历史抹杀——斯宾诺莎的哲学遭遇了与马克思的哲学相同的命运，甚至和后者一起在某些国家继续遭受着这样的命运：它充当着一种对‘无神论’的恶毒咒骂和指控用语。”[14]斯宾诺莎主义像一条地下河一样贯穿了现代性，由于“某种误解”才重新浮现在地表——例如出现在斯宾诺莎复兴和德国唯心主义中。这场声势浩大的哲学革命包括哪些内容呢？在《〈资本论〉的对象》的最后一章“马克思的巨大理论革命”中，阿尔都塞以如下方式对马克思《资本论》中以实践状态存在的基本理论问题作了说明：“何种概念或概念体系，能够使我们从理论上说明一个结构的诸要素［被决定的方式］、这些要素之间的结构性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对结构本身之效力的全部影响］？进一步说［a fortiori］，什么样的概念或概念体系，能让我们从理论上说明主导结构决定从属结构的方式？或者说，我们应该如何定义‘结构性因果关系’这一概念？”[15]
阿尔都塞坚持认为，现代哲学似乎提供了两种模型来从理论上说明这种因果关系：一种是机械论的笛卡尔模型，即线性的［transitive］和分析的因果关系（然而，这种模型很难给出一个关于整体对部分的因果关系的解释）[16]；另一种是表现论的莱布尼茨模型，这种模型通过“整体”［pars totalis］的语构［syntax］在黑格尔哲学中发挥了核心作用[17]。但他也补充道：“斯宾诺莎史无前例地提出了这一问题并勾勒出了一个初步解决方案——他是唯一一位敢于具有这种空前勇气的理论家。但正如我们所知，历史把他隐没在了黑夜的深处［enseveli sous des épaisseurs de nuit］。只有通过马克思——令人感慨地［however］，一个并不充分了解斯宾诺莎的人——我们才能隐约瞥见他那被践踏的真实面容。”[18]阿尔都塞于概念与激情的交织［interlacing］中娓娓道来［Waxing lyrical］，从而开辟了一场循环运动，并在其中生产出了［gives rise to］一个“新斯宾诺莎”：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的问题，让我们能够超越谴责和“误解”、掌握斯宾诺莎提供的解决方案。换句话说，只有接受过马克思熏陶的眼睛才能读懂斯宾诺莎。当然，斯宾诺莎理论图景［landscape］的核心是结构的/内在的因果关系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作用［effects］并非外［在］于结构，也不［是］一个对象或要素——［那意味着］一种预先存在的、供结构在其上打上烙印的场域。相反，［……］结构［是］内在于其作用之中的，而且在斯宾诺莎意义上［是］其作用的内在原因；［……］结构的整体存在内在于它本身的作用之中，即［……］结构只是其自身的作用的一种特定组合；如果没有它的作用，［结构］就什么都不［是］。” [19]
二、超越机械论和表现论的因果关系
阿尔都塞在《阅读〈资本论〉》中献给斯宾诺莎的段落是璀璨夺目的。然而，它们对黑夜的划破只持续了短短的一瞬，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分析——《自我批评论文集》（Éléments d'autocritique）中的一个简短段落是唯一的例外。[20]真正在多部著作中发展了这些洞见的，是阿尔都塞的学生们：只需想想皮埃尔·马舍雷那非凡的《黑格尔或斯宾诺莎》[21]、皮埃尔-弗朗索瓦·莫罗（Pierre-François Moreau）所著的短篇《斯宾诺莎》[22]、巴里巴尔的现收录于《斯宾诺莎政治》的著作《超个体》[23]或沃伦-蒙塔格的《身体、群众、权力》[24]就知道了。
尽管阿尔都塞对斯宾诺莎的评述十分简短，但他仍然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主张——这甚至使他与整个20世纪60年代法国斯宾诺莎复兴时期的观点截然不同——即内在因果性［causation］既不能被简化为机械论模型，也不能被简化为表现论模型。这一点指明了一条不同于影响力巨大的斯宾诺莎主义解释传统的新道路：前者将斯宾诺莎归入机械唯物主义阵营；而后者则——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将斯宾诺莎置于目的论运动之起源的地位，通过这一运动，实体［substance］成为了主体——这是一个在黑格尔意义上完全成熟［fully-fledged］的先验［transcendental］的实在结构。这条新路并不容易走，因为它不仅需要把斯宾诺莎作为一个年湮世远的历史人物来解读，而且需要把他作为一个与我们同时代的理论家来解读——甚至是一个把他自己隐射［insinuates］到当下的断裂［fissures］中以将其曝光［blow open］的指路人。如果不会引起人们对历史哲学过于轻率的看法的话，我愿称其为一种“未来哲学”［a "philosophy of the future"］。我们之所以可以认为它是一种未来哲学，是因为斯宾诺莎文本的重要性在与阿尔都塞的见解接触时绽放出了崭新的意义。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出现在《在哲学中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容易吗？》一书中的段落，是以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的二者择一为背景的。在那里，阿尔都塞断言，否认“起源”（上帝）的存在不足以摆脱形而上学：
“当我们［你］拒绝事物的根本开端（不管它借用什么形式）的时候，我们［你］都务必锻造出与古典范畴完全不同的新范畴，去控制［theorize］那些从这个开端中取得权威的概念——本质也好、原因也好、自由也好。当我们［你］拒绝将‘开端’范畴当做哲学的中央银行时，我们［你］也必须拒绝它发行的货币，并且把别的范畴［——那些辩证法的范畴——］投入流通。”
[25]
“斯宾诺莎让我着迷的还有他的哲学策略。雅克·德里达就哲学上的策略谈了很多，并且说得非常对；因为每一种哲学都是理论战斗的部署［disoitif］，在它的战略目标和攻势中，它部署论点——犹如一个个根据地或要塞——以强行攻入被敌人重围守卫或牢牢占领的理论位置［landscapes］。但斯宾诺莎是从神开始的！尽管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就像达科斯塔等他那个时代的许多其他葡萄牙裔犹太人一样），他却仍然从神开始（我相信是这样的，毕竟那是他所有死敌的共同传统）。他真是位最高超的战略家，以至于一开始就攻克了对手的首要堡垒；或毋宁说，他干脆就进驻其中、仿佛他就是他自己的敌人本人，对方也不会怀疑他就是这一据点那不共戴天的敌人；他进而在那里重新部署理论的要塞，以便把它们全部翻转过去，就像人们调转炮口去打击大炮的真正所有者那样。”［……］“这一切都非哲学家们的行事方式：他们总是以某个特定的外部［exterior］作为发力点，然后才能威胁性地挥舞他们观点的力量，以便［are destined to］让这些论点对此前已经严阵以待的论点所守卫的阵地实施占领。从军事上说，［斯宾诺莎的］这种革命性的哲学策略不禁让人想起城市游击战理论、毛泽东所珍视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或者某些特定形式的马基雅维利军事-政治战略（尤其是他的要塞理论）。我被这种无与伦比的大胆创举迷住了，它让我有了一个想法，即任何哲学战略都具有极致［extreme］的本质［essence］——它所公开划清的、绝不能被逾越的极限［limit］ －本质。在这方面，它还让我想起了总是‘在极端情况下’、‘趋近极限地’思考的那位马基雅维利的思想。”[26]
将这两段话结合起来，我们就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解读斯宾诺莎。这不是将斯宾诺莎归入某一种西方传统流派（无神论、泛神论、自然主义、机械论、有机论等）的问题，更不是将他想象为这一传统的朦胧外部的问题（拟古典主义和东方学二者在这一点上构成了完全成熟的斯宾诺莎阐释传统）。我们必须努力把握隐藏在那冷静的几何原理［mos geometricus］背后的炽热的政治战略、以及在这一政治战略里对这一传统中最重要的概念进行的理论再创造，而这反过来将产生伦理－政治上的解放效应。
三、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间的二者择一
我们可以看到，阿尔都塞文章的背景中有一个在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二者间的关键抉择。问题在于对部分－整体关系的两种不同理解（这解释了相较于在笛卡尔－斯宾诺莎二中择一，阿尔都塞更坚持这种联系：这里生死攸关的重点［At stake］是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观）。[27]这种选择已经在表面上的哲学传统中消失了，因为［inasmuch as］在后莱布尼茨时代，斯宾诺莎对这一问题的理论参与被简单地归因于莱布尼茨（伯特兰·罗素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而把莱布尼茨变成了一个隐秘的斯宾诺莎主义者［crypto-Spinozist］。由于阿尔都塞本人玩弄结构主义、也用形式化的组合来解释内在因果关系，从而同样滑向了一种接近莱布尼茨式的解读，［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之间的］这一对立［dichotomy］就更加有趣［或者说模糊］了。[28]重建这一对立，并理解斯宾诺莎对事物根本起源的否定如何使他走上了一条不同于神学和形而上学的道路，将使我们能够充分把握这种屈从于莱布尼茨式解读的风险，从而与之保持距离。在这一点上，我们当然超越了阿尔都塞；但同时，我们又与阿尔都塞同在［with］。
莱布尼茨在这个问题上将存在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可能的领域，即神性理智中不矛盾的本质；另一个是实在的领域，即神性意志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产生的作用，它不仅受到逻辑上的不可能性的限制，也受到非共性可能性［incompossibility］之谜的限制。一种蕴于神性理智中的可能的本质，是由一个完满的概念所构成的，而这个概念本身在于［consists in］任何足以［whatever is sufficient to］解释个体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all］的东西，而且由于单子［monads］的内在表现性［intra-expressivity］，这样的东西也能够解释整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29]因此，一旦上帝创造了世界——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每一个个体的完满概念就构成了单子感知的序列法则（多元性在统一体中的表征［representation］）——主词［subject］[30]中固有的谓词（即事件）的连续。这种序列的动力是对连续感知的渴求［appetition］[31]。因此，世界作为（存在充足根据的）现象，是由每个单子内部的、彼此间相互协调的、对世界之单一表征的发生［occurrence］所规定的。这就是单子属于同一个世界的原因，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构成了无限多的视角之一，从这些视角可以观察到创世的瞬间。现实的时空维度是由谓词在主词中出现的顺序构成的。所有可能同时发生［simultaneously compossible］的谓词构成了空间，所有可能先后发生［successively compossible］的谓词构成了时间。[32]最后，心灵和身体具有相同的合法秩序模型，但通过两种不同的原因发挥作用：前者通过目的因［final causes］，后者通过动力因［efficient causes］。当然，二者都已经先验地［a priori］存在于神性理智里个体的完满概念中，并且都沿着具有确定方向的时间轴发展——动力因是从过去到现在，而目的因则是从未来到现在。
莱布尼茨体系的关键要素在逻辑层面上是主词、谓词和序列法则的概念，在形而上学层面上则是单子、事件和（同样的［once more］）序列法则的概念。将这些要素联系在一起的因果关系概念是双重的。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单子具有表现因果性，它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本身就反映了整个宇宙（莱布尼茨认为，当关于一件事物的可说之物［what can be said of one］和关于另一件事物的可说之物之间存在着一种恒常的规律关系［constant and regular relation］时，一个事物就表现了另一个事物）。[33]另一方面，每一个体单子内部从序列中的一个元素到后续元素的穿行［passage］，都具有线性因果性。
这里容易犯的观点错误是——阿尔都塞似乎这样暗示——假设斯宾诺莎只是单纯大笔一挥抹去了万物的根本起源（上帝），而对其他一切要素却不加任何改变地予以保留。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错误，因为斯宾诺莎在使用传统词语的同时，通过持续性地使用“矛盾修辞法”[34]（上帝或自然、本质或存在、权利或权力等）从根本上重新界定了这些词语的含义。斯宾诺莎解构和重构这些关键概念的工作的所有细节——事实上都反映了几何原理的秩序——我们暂且不去深究它们；不妨先来观察一下这些工作的主要影响。
首先，斯宾诺莎坚持无限的实体内在于有限的事物之中，这就消灭了本体论意义上可能性与现实性的二元论。现实只有一个，但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认识（三种知识）。清除了先行［antecedent］的可能本质，也就消灭了非矛盾律［the law of non-contradiction］的适用范围。这个世界上没有本质——任何个体都没有一个先于其物质地存在［existence］之前就已经存有［subsist］着的完满概念。相反，个体的本质是在事实存在之后——在这一个体已经实存之后——从它的行动能力和与其他个体建立关系的能力中产生［emerge］的。此外，个体并不是一个固有［inhere］分殊［modifications］的基本［fundamental］的单子，而是一种关系的持续；这种关系并非自我封闭的，而是通过（建构每一个体的）构成［composition］、有规律［regulated］的交换和影响/被影响这三重关系而敞开的。每个个体同时由其他个体构成、又是其他个体的构成部分，与其他个体进行有规律的互换［interchanges］，最后与其他个体相互映描［traces/traced］。[35]在这个理论框架内，变化不可能按照连续线性状态的简单模型发生，也不可能遵循永恒不变的序列法则（在《伦理学》中，斯宾诺莎放弃了在《知性改进论》中使用的“序列”［series］一词，代之以“交织（紧密联系）”［connexio］），而必须被理解为绵延的［durational］事物之间复杂的分层关系。[36]
当然，这一切都取决于对“样式”［modes］之本质的正确理解。如果我们通过固有的模型［the model of inherence］来理解“样式”，我们就必须得同意比埃尔·培尔[37]的观点，即我们面对的是迄今为止人类思维所构想出的最怪异的理论之一。[38]但是，如果我们以另一种方式将一种样式的存在视为对另一种样式的参照［reference］，视为一种不可孤立的关系性存在，我们就能够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理解它的绵延［duration］[39]。
同样，我们获取知识的方式也不能再以主谓形式的判断模型为基础，而必须根据对感官印象呈现给我们的概念［ideas of the imagination］的系统性转换来进行，这种转化是通过一种激进的、反直观的语言运用实现的，而这种运用则是由实体唯一性的论点所促成的。这就不再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有限实体逻辑，而是一种无限实体逻辑；在这种逻辑中，“真相就是整体［Truth is the whole］”[40]，就像在黑格尔那里一样。然而，与黑格尔不同的是，“整体”的特征不是意识的简单内在性，而是存在的结构复杂性；这种存在是于绵延的偶然性和物质性领域之中展开的，没有中心也没有终结。因此，知识就不能建立在于主体中把握［capture］谓词之内在性的判断之上（这种内在性是通过对理性真理的有限分析和对事实真理[41]的无限分析而得到把握的），也不能建立在客体［object］于主体中的表征之上（这种想法激发［animated］了关于［存在］一种普遍特征［universal characteristic］的痴人说梦［the impossible dream］），而必须建立在一个开放的体系之中，这个体系通过一种基于经验但最终又违背经验的感官印象转换过程来建构知识的对象［object］。
四、从绵延概念迈向一个新的历史理论
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上述模型关系理论中的绵延概念上。在斯宾诺莎看来，我们不能把一个样式的绵延——它的个别节奏——与其他样式的绵延分开来谈，因为一个事物的绵延不能被视为一个主体的状态在时间上的连续。如果用斯宾诺莎喜欢用的一个卢克莱修[42]术语来说，绵延永远是一种“暨绵延（兼序并续）”［cum durare］——一种“共时绵延”［concurrere］。在这个框架内，我们在“绵延”的定义中发现的“持续”［continuatio］一词不可能与笛卡尔那里的意思相同——即一系列离散的、偶然的、被神的创造所维系和统一的瞬间（continuatio和concursus是完全不同的——后者是神所做的“垂直切割”）。斯宾诺莎的绵延不能用线性和序列性的模型来理解，因为它是构成和交换的结果。事实上，为了避免任何将绵延理解为一种连续性创造的可能性，斯宾诺莎在《伦理学》第二部分中“物理学题外话”的第四个公设［postulate］中写道：“人的身体要想保存下来，就需要许多其他的身体。通过这些身体，它可以不断地再生［continato quasi regeneratur］。”（E2post4/G II 102/C I 462）[43]这种再生并不像神的创造那样瞬间发生，而更像是一种“可以说是［as it were］”再生［的东西］。换句话说，这种表面上的线性源于更深层次的交换和联系；在斯宾诺莎的体系中，这些层次的名字正是“事物的次序与联系［ordo et connexio rerum］”。这意味着，每一个绵延都是由其他绵延构成的，它存在于绵延之网中，并在一个连续的［successive］层面上构成更多的绵延——即使没有一个绵延可以在持续性［Persistence］的基础上被想象。持续性总是相对的，而且它恰恰［rather］是这一交换和联系的结果。
既然如此，斯宾诺莎对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和神学的解构就远不止于把上帝一笔勾销的程度。作为一种普遍联系网络[44]的个体概念迫使我们拒绝一切形式的简单时间连续性（除非它被视为复杂性的结果）。斯宾诺莎定义的时间性是复杂的、多元的、分层的——一个多元宇宙。当然，时间在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那里都是相对的——因为它存在于一种关系之中。但是，在莱布尼茨看来，时间关系（它也通过同时性［simultaneities］的规定［determination］构成了空间维度）是以一种基质［substrate］为基础的；而在斯宾诺莎眼中，时间关系除了以（从无限小到无限大都有的）绵延的无限组合为基础之外，别无其他基础：只有通过把时间想象为一种与人类主体和神圣主体的思辨性配对［speculative pairing］不可分割地绑定在一起的表征[45]——而这是造成存在“终极原因”之偏见的基石——时间关系才被认为是绝对的。
那么就可以说，斯宾诺莎那里没有线性序列，因为在事件的无限连续中，不存在能够构成永恒的非物质的原子。相反，我们所拥有和观察到的只是一种普遍联系网络中的事件效应（“事件”这一概念本身必须在斯宾诺莎所假定的个体［individua］与单体［res singulares］之间的关系中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46]无限内在因果关系和线性有限因果关系的交织，粉碎了莱布尼茨的时间之矢——它指向世界上的某一种不断扩张的文化（这一箭矢为每一种后继的历史哲学提供了一个模型），使它只不过是一个“人性的，太人性的”[47]的表现。
因此，因果结构理论和历史理论之间最初模糊的联系变得清晰起来。阿尔都塞在《阅读〈资本论〉》中称斯宾诺莎“是世界上第一个同时提出历史理论和直接物［…］之不透明性的哲学的人，［他第一次用想象与真实之差别的理论把阅读的本质同历史的本质联系起来。］因为他发现，我们在书本中找到的人类历史并不是写在书页中的文字本身，历史的真相不能从其公开的话语中阅读出来，因为历史的文字不是单一的声音（逻各斯［the Logos］）说了算的，而是一个‘结构之结构’的作用的、听不出来也读不出来的自我表白［tracing］。”[48]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的核心中所采取的基本姿态，正是对时间、书本和作者的唯一性之统合［solidarity］的解构。这一姿态为一种新的历史理论奠基，它拒绝一切形式的神义论[49]，并且超前于时代地拒绝任何历史哲学，正如马克思曾经说过的那样，“具有超历史的最高美德”[50]。同时，这种姿态使我们有可能通过“书”的规定［prescription］强加给身体的归训［discipline］来把握这种统合的物质作用。[51]因此，阿尔都塞的斯宾诺莎及其延展揭示了其作为我们干预自己时代的工具的全部力量：一方面，斯宾诺莎的激进唯物主义使他能够不仅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发展进行对话，而且最重要的是抵制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对这些科学的唯心主义（意识形态）解读；另一方面，以这种不寻常且艰难的方式重读马克思主义传统，并通过这么做使其作为理论的力量焕然一新。这种更新不应该与起源于安东尼奥·奈格里那本名为《野蛮的反常》的惊人的“狱中札记”、并在意大利工人主义［operaismo］传统中出现的斯宾诺莎主义相混淆，而应与之进行对话。[5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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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简介：米兰比可卡大学；vittorio.morfino@unimib.it; https://orcid.org/0000-0003-4512-9759. 如何引用这篇文章：Morfino, V., Althusser’s Spinozism: A Philosophy for the Future?, Journal of Spinoza Studies, 1, no. 1 (2022): 82–91, doi: https://doi.org/10.21827/jss.1.1.38522.［维托里奥·莫尔芬诺（Vittorio Morfino），米兰比可卡大学哲学史副教授，巴黎国际哲学学院课程主任；他发表了大量关于斯宾诺莎、马基雅维利、马克思、德国唯心主义、莱布尼茨和阿尔都塞的文章，是阿尔都塞晚期著作意大利文版翻译工作的主要从事者。
这篇译文的初版于2023年10月底由第一译者在知乎平台发表（可见URL：https://zhuanlan.zhihu.com/p/664289590）。第二译者于11月中旬开始独立进行翻译工作、并在收尾阶段（第四部分已经过半）时于查找资料过程中意外发现了一个多月前已经完成的初版，故参照其进行校对后方才发表（可见URL：https://mp.weixin.qq.com/s/kS5rxBrlgpX5aU63uHYAUg）。2024年3月起，两位译者开始合作进行重新校对。因第二译者时间精力所限，这份最终版本于2025年2月方才完成。——译者注］
[2] Martial Gueroult, Spinoza. I. Dieu (Ethique, I) (Paris: Aubier-Montaigne, 1969); Martial Gueroult, Spinoza.II. L'âme (Ethique, II) (Paris: Aubier-Montaigne 1974).
[3] Alexandre Matheron, Individu et comunnauté chez Spinoza (Paris: Édition de Minuit, 1969).
[4] Gilles Deleuze, Spinoza et le problème de l'expression (Paris: Édition de Minuit, 1969).［〔法〕吉尔·德勒兹：《斯宾诺莎与表现问题》[M]，龚重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译者注］
[5] 但 1985 年的一部著作是个例外［不过，阿尔都塞的任何一部在1980年杀妻后的著作，都未必具有表面上的可靠性，可能需要进行复杂的症候式阅读才能加以完整把握。——译者注］：路易·阿尔都塞《斯宾诺莎的独特传统》，Lignes 8 (1993)：72-119，URL：https://epdf.tips/lunique-tradition-materialiste.html。与此相关的还有保存在 IMEC 档案馆中的阿尔都塞20世纪60年代末的几篇笔记，书架上标有ALT2.A32-01.10-13；以及Fiches de Lecture，书架上标有ALT2.A60-08-09，可能是阿尔都塞在20世纪50年代的讲义。最近几年，还有三篇博士论文致力于研究阿尔都塞对斯宾诺莎的解读：Juan Domingo Sánchez Estop, Spinoza dans Althusser, PhD thesis defended at the 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on 02-14-2020; Esteban Dominguez, De una pasión fuerte y comprometedora. Estudio sobre los orígines del spinozismo de Louis Althusser, PhD thesis defended at the Universidad National de Quilmes on 06-02-2021; and Jean Matthys, Althusser et Spinoza. Genèse et enjeux d'une ético-politique de la théorie, PhD thesis defended at the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e, 09-08-2021.
[6] Louis Althusser, “Éléments d 'autocritique,” In Louis Althusser, La Solitude de Machiavel, ed. by Yves Sintomer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8), 181.［〔法〕路易·阿尔都塞：《自我批评论文集》[M]，“自我批评材料”，杜章智、沈起予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第149页。
此处用“［］”框住的内容在作者原文中被省略号代替，但结合阿尔都塞原文来看，完整引用可能更方便理解，故作此处理。后文用“［］”做标记的中文部分，也属于这种原文有特殊之处的情况。——译者注］
[7] 尤其是莫罗的第一本书，简直是阿尔都塞式斯宾诺莎主义的真实写照［abrégé］。参见 Pierre-François Moreau, Spinoza（巴黎：Seuil 出版社，1975 年）。
[8] 特别是 André Tosel, Spinoza ou le crépuscule de la servitude. Essai sur le “Traité Théologico-Politique,” (Paris: Aubier Montaigne, 1984).
[9] Gabriel Albiac, La Sinagoga Vacía: Un estudio de las fuentes Marranas del Espinosismo (Madrid: Hiperión, 1987).
[10] Warren Montag, Bodies, Masses, Power: Spinoza and his Contemporaries (London-New York: Verso Books, 1999).
[11] ［用“［］”标注出来的原文，多表示翻译明确地仅供参考、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很可能不严谨），或者是译者认为有必要注出原文否则可能造成困惑的词语，亦或是在原文中就已通过类似的特殊标记得到强调（多为阿尔都塞或斯宾诺莎使用的法语或拉丁文原案）。下文同属于这些情况的地方，不再一一注出。——译者注］
[12] ［原文为“In The Object of Capital, a cornerstone of twentieth-century Marxism”，直译为“在作为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石的《〈资本论〉的对象》中”或者意译作“在作为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石的（对）资本的对象（的讨论）中”似乎都不是很合适，显得有些言过其实。而“The Object of Capital”恰好又是阿尔都塞《阅读〈资本论〉》第二部分的标题，二次引用后斜体反向标注是符合英文书名规则的。因此，译者判断“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石”一语应当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评价，故在正文中省略了这个宾语同位语。——译者注］
[13] Louis Althusser, “L'objet du Capital,” in Louis Althusser et al., Lire le Capital,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6), 288.［参见〔法〕路易·阿尔都塞：《阅读〈资本论〉》[M]，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4年，第345页。——译者注］
[14] Ibid., 288.［“马克思的哲学”原文为“Marx's met”，其中“met”疑似是“method”的简写；但在不清楚法语原文的情况下，译者不便妄下判断。如若的确如此，考虑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和“在哲学中谈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阿尔都塞理论体系里的微妙分野，这里或许可以直译为“马克思的方法论”。——译者注］
[15] Ibid., 401.［同上，第468页。
“这些关系对结构本身之效力的全部影响”，在作者给出的英文引用中是“all the effects of these relations on the efficacy of the structure itself”；但是，《阅读〈资本论〉》中译本对此给出的翻译却是“这些关系的一切后果由这一结构的作用决定”，与作者所引的英译本语义截然相反。然而，根据法语原文“tous les effets de ces rapports, par l'efficace de cette structure”，其中的“par…”应是作为副词词组修饰前文的“从理论上说明［theorize］”，而绝非中译版认为的修饰“决定”，也并非英译本处理的那样（将其置于“这些关系的影响”之下）。因此，阿尔都塞此句的原意应该是：“从何种概念或概念体系出发，我们能够通过这一结构的效力，去思考这个结构的诸要素被决定的方式，去思考这些要素中存在的结构性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所有作用？”显然，它与作者（可能受到英译本误导）的理解不尽相同；为了避免影响阅读，译者在正文中保留了英文语意，并在此特别注出，供读者自行鉴别。
另，在阿尔都塞原文中，这三个问句之前还有一个总问题：“通过何种概念，人们可以思考新的决定类型，也就是刚才论证的由区域结构决定这一区域的现象？更一般地说，……”为便于理解，特此注出。——译者注］
[16] ［即后文会提及的线性因果性。线性因果性是阿尔都塞对机械决定论的表述，与“表现因果性”和“结构因果性”相对。他认为，线性因果性理论来自伽利略和笛卡尔，并在马克思主义流派里为考茨基和布哈林所推崇和运用。阿尔都塞强调，线性因果性是一因素对另一因素的决定作用，但不能把握整体对局部的作用——因为它把整体看成各个部分的总和，不存在有机联系和整体性。阿尔都塞认为，其思想来源是本质与现象相对立的观念，在前的原因为本质，原因的结果为现象。虽然社会结构中的各种成分均有其时间的线性联系，经济的原因产生经济的结果，其他的结构成分也是一样；但是这种线性的因果说明只表现了局部的联系，而不能真正说明社会历史的相互关系。阿尔都塞自己所推崇的结构因果性，则以结构内在于个别结果和存在于各种关系总体之中，而克服了线性因果性的缺点。参见彭漪涟：《逻辑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12月。——译者注］
[17] ［即后文会提及的表现因果性。表现因果性是阿尔都塞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表述，与“线性因果性”和“结构因果性”相对。他认为，这种因果性可溯源于莱布尼茨的理论，并在马克思主义流派里为卢卡奇所推崇和运用。阿尔都塞强调，黑格尔辩证法是被绝对精神所决定的现象之间的联系，是一元的辩证法；它假定整体可被还原为一个内在本质，但是并不真正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虽然整体对局部的影响显然存在，但不能把整体看成一个结构、因而把整体的影响简单化。这种因果性所表现出的本质与现象的区别是外在的，绝对精神作为本质表现为现象（即它的结果）；而且，绝对精神出现于每一个现象之中，而非出现于一个“整体”之中。结构因果性则与之相反，结构内在于结果之中、出现于一个作为实在的“整体”的总体之中（而不是表现于其个别的现象或是结果），因而克服了表现因果性的缺点。参考文献同上。——译者注］
[18] Ibid., 403.［《阅读〈资本论〉》，第470页。——译者注］
[19] Ibid., 405.［同上，第472页。
“也不［是］一个对象或要素——［那意味着］一种预先存在的、供结构在其上打上烙印的场域”，在作者给出的英文引用中是“nor ［are］ they an object or an element—a preexistent space on which the structure would stamp its label”，但《阅读〈资本论〉》中译本对此给出的翻译却是“作用不是结构会打上自己的印记的那些预先存在的对象、要素、空间”，二者有一定的出入。经过对阿尔都塞原案的考证，译者发现中文版的翻译更符合法语原文的意思且更为严谨；但显然，它与作者（可能受到英译本误导）的理解不尽相同，后者更倾向于把“空间”理解为一种（由对象、要素等构成的）仿佛现成地、外在地先于结构而存在的概念空间。为了避免影响阅读，译者在正文中保留了英文语意，并在此特别注出，供读者自行鉴别。
另，这段话里所有用方括号标注的内容均原文如此，除省略号和中间的一个并列之外，内容依次为：“are”，“are”，“is”，“it is”。暂不明确原文为何强调这些系动词和代词。——译者注］
[20] Althusser, Éléments, 181–189 (§4 «Sur Spinoza»).［前揭书。——译者注］
[21] Pierre Macherey, Hegel ou Spinoza (Paris: Maspero 1979).
[22] Moreau, Spinoza.
[23] Étienne Balibar, Spinoza politique: Le transindividuel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18).
[24] Montag, Bodies.
[25] Louis Althusser, “Est-il simple d'être marxiste en philosophie?,” La pensée 183, no. 5 (1975): 3–31. URL: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6204366q/f5.item.［〔法〕路易·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上）——阿尔都塞读本》[M]，陈越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59页。
这段话里用“［］”标注出来的部分是从《哲学与政治》中译版引介过来的，作者使用的英文版本里没有这些对应的语句。然而，除去人称代词上的差异可以忽略不计之外，考虑到中译版的上下文里阿尔都塞的确在讨论辩证法有关问题，作者在此应该是出于自己写作的需要选择性地删节了一些原文；但是，这里对“辩证法”的使用其实可以嵌入本文的语境当中，而不会产生理解上的困扰。不仅如此，对“theorize”一词作“控制”的意译也是符合本文接下来所要谈及的“马基雅维利式”斯宾诺莎哲学策略的。因此，在校对过程中经过综合考量之后，特对这些地方额外进行了标示。——译者注］
[26] Althusser, “L'unique tradition matérialiste”, 86–87. ［参考译文可见URL: https://mp.weixin.qq.com/s/x5xub27w2m1BCf4MtuYhbg；“趋近极限的”原文为“in the limits”，依据上文语境可推测阿尔都塞在这里化用了微积分术语，故作此翻译。——译者注］
[27] Bertrand Russell, A Critical Exposi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Leibniz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总体观”的原文为“concept of totality”，也可译为“全局性”或“整体概念”。——译者注］
[28] Vittorio Morfino, “Combinación o conjunción: Althusser entre Leibniz y Spinoza,” in Spinoza Maledictus: Spinoza Treceavo Coloquio, eds. Ana Leila Jabase et al. (Córdoba: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ordoba, 2018), 322–335. ［从前期阿尔都塞认为社会历史完全没有主体而只有结构的观点中可见一斑。——译者注］
[29] ［这里是在概述莱布尼茨在《神义论》中所阐发的可能世界理论、模态神学以及“前定和谐系统”，联系上下文可知其是在具体论述因果性相关内容。——译者注］
[30] ［译者认为，“subject”一词在讨论逻辑学-本体论问题、把莱布尼茨编入（由谢林所显明或发展出来的）谓述理论谱系（认为谓述的结构即世界的结构，谓述中的主词谓词不再仅仅只是它们自己，而是在世界中得到定位并成为它们自己）里去时，应译作（带有浓厚语言分析意味的）“主词”。至于其他场合，虽然主体和主词都同样能表示“A是B”中的A，但主体能覆盖的意义显然比主词更广，超出作为字符的A而包含了A所指称的具体事物B。——译者注］
[31] ［此处原文疑有用词不当之嫌，因为英语里“appetition”一般指人们所渴望、欲求的东西（即“欲望”），是一个偏向静态的名词，实际上不符合中文用语习惯和上下文语境，故特译为“渴求”。——译者注］
[32] ［此处的“compossible”也可作“存在”，因为作为动词的“存在”同“发生”本身就有不可分的联系，否则根本无法理解两个中的任何一个：虽然这里莱布尼茨应该是在通过分配谓词在世界中的存在状况来解释时空的发生，但是谓词本身也是需要被谓述［发生］出来的。考虑到上下文整体表意的动态倾向，最终还是选用“发生”一词，但特此额外注释。——译者注］
[33] 值得注意的是，阿尔都塞用来定义莱布尼茨因果关系性质的术语“表现［Expression］”，也是德勒兹在《Expressionism in Philosophy : Spinoza》中对斯宾诺莎的首次解读的核心——然而，德勒兹后来使自己与这一解读拉开了距离。在我看来，德勒兹在之后过度夸大了“表现”一词及其同义词在斯宾诺莎哲学中的重要性（它们在《伦理学》中出现的次数甚至屈指可数），最终将斯宾诺莎哲学与莱布尼茨哲学混为一谈。见 Gilles Deleuze, Spinoza et le problème de l'expression (Paris: Édition de Minuit, 1969).［即《斯宾诺莎与表现问题》。——译者注］
[34] ［原文为“oxymorons”，指将两个相互矛盾的词语或短语组合到一起的修辞方法，又称“逆喻”。——译者注］
[35] 类似的观点参见：Lorenzo Vinciguerra, Spinoza et les signes. La genèse de l'imagination (Paris: Vrin, 2005).
[36] 见Vittorio Morfino, Il tempo e l'occasione. L'incontro Spinoza Machiavelli (Milan: LED, 2002), 144–160.
[37] ［Pierre Bayle，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先驱。值得注意的是，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赞扬了比埃尔·培尔对“唯物主义的斯宾诺莎思辨形而上学”的批判，认为培尔“用怀疑论摧毁了形而上学，从而为在法国掌握唯物主义和健全理智的哲学打下了基础”，并证明了“由清一色的无神论者所组成的社会是可能存在的”。按照本文的观点，马克思自己（至少在写作《神圣家族》的那一时期）似乎并没有正确地把握斯宾诺莎的“样式”概念；这也符合前文所提及的阿尔都塞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马克思——这个并不充分了解斯宾诺莎的人”）。——译者注］
[38] “可以想象的最荒谬的、最荒诞的、最与显而易见的思维观念截然相反的假设”。语出Pierre Bayle,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 in Pierre Bayle, Œuvres diverses, ed. by Élisabeth
Labrousse (Hildesheim: Georg Olms, 1964–1982), 1073.
[39] ［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对绵延概念的界定是：“绵延是存在的不确定的延续。”仅当事物的存在与本质可以区分时，绵延的概念才适用。——译者注］
[40] ［实际上，结合下文作者对黑格尔的整体理解存在的些许偏差，这里想要表达的原意可能是“真理就是整体”。但黑格尔的原话其实是“Das Wahre ist das Ganz（真相就是整体）”，而在德语中，“Wahre（真相）”和“Wahrheit（真理）”是有差别的（详见先刚：《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真相”和“真理”概念》[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5卷第6期）。然而，考虑到英语文献中经常不注意这对近义词的微妙区别、不加区分地一律译作“truth”，我们并不清楚这里究竟是作者有意为之还是直接从英文译本中进行二次引用使然，具体情况考证对于本文翻译工作而言也是十分困难的。因此综合来看，此处把“Truth”直译为“真相”。——译者注］
[41] ［此处的“真理”原文也是“truths”。但是，由于真理和真相是一体两面的，前者是认识论范畴，而后者是本体论范畴，这里又显然是在认识/知识论的层面上讨论的，故译为“真理”。——译者注］
[42] ［提图斯·卢克莱修·卡鲁斯（Titus Lucretius Carus，约前99年~约前55年），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诗人和哲学家，伊壁鸠鲁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感觉是事物流射出来的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的结果，同时也是一切认识的基础和来源。——译者注］
[43] ［原文如此。——译者注］
[44] ［全文共出现两次这一概念，原文分别为“relational web”和“a web of relations”。结合辩证唯物主义联系观（“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和周围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着的，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普遍联系着的有机整体”）和斯宾诺莎的原意，特作此翻译，仅供参考。——译者注］
[45] ［“speculative”转化为动词形式后为“speculate”，有思辨或臆测的意思，这里显然是在暗示中世纪的基督教经院哲学。——译者注］
[46] 以下是这两者的界说：“我把单体［singular thing］理解为有限的且有一种确定的存在的事物。如果许多个体事物共同做出一个动作，以致它们同时都是某一结果的原因,那么在这个限度［extent］上我将所有这些个体事物看做一个单体。”（E2def7, G II 85/C I 447）“当一些身体——不论大小相同或不同——受到其他身体的约束而彼此依赖，或者它们以相同或不同的速度运动、并以某种固定的方式相互传递它们的运动时，我们就说这些身体彼此结合在一起，它们共同组成一个身体或个体，这一身体或个体因这种结合而与其他身体或个体区别开来”。（E2p13def, GII99 - 100/CI460）。显而易见的是，无论单体还是对个体，其统一性［unity］都是多元性［plurality］的结果。“Together”［simul］ 强调了这种统一的（暂时的）时间维度，而动词“concur” ［concurrent］ 和“compose” ［componere］ 都表明了必然伴随着它的动态维度。二者间的区别仅在于程度上的不同，在于这种统一作用在个人身上的重复，从而产生出一种永恒——但这种永恒总是相对的。
[47] ［原文为“human, all too human”，出自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献给自由精灵的书》。该书是尼采为纪念伏尔泰逝世100周年而写，同时也流露了他对早年崇拜的音乐家瓦格纳的失望情绪。全书用格言体写成，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及其影响下的西方文化进行了全面批判。尼采一方面肯定人性中值得肯定的方面，希望挖掘人的潜力，使人类变得更优秀；另一方面又对人性的弱点和缺点——尤其是西方文化传统下形成的这种弱点和缺点，进行了尖刻的讽刺和挖苦。尼采寄希望于“自由精灵”，也就是能超越传统思维方式、传统道德观念而自由地思考的人。这部著作标志着尼采的新“实证主义”和怀疑主义的诞生，他用这种怀疑主义挑战了自己以前的形而上学和心理学假设。——译者注］
[48] Louis Althusser, “Du Capital à la Philosophie de Marx,” in Louis Althusser et al., Lire le Capital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6), 8.［《阅读〈资本论〉》，第7页。
“结构之结构”在作者给出的英文引用中是“a structure of structures”，但《阅读〈资本论〉》中译本对此给出的翻译却是“诸结构中某种结构”，二者有较大的出入。经过对阿尔都塞原案的考证，法语原文“une structure de structures”显然更贴近英文版的“结构之结构”，而非表示“诸结构中的某个结构”（“l'une des structures”）。考虑到熟悉中译本的读者可能会对此处的翻译产生疑问，特在此注明。
另，“自我表白”也可作“对……的追溯（或描摹）”，但结合语意和中译本最终采用了意译。——译者注］
[49] ［神义论是一个探究上帝内在（或基本）的至善、全知全能与人世罪恶之间的矛盾关系的学科，与亚伯拉罕诸教相关联；它的根本论点是人的罪恶问题与上帝消灭罪恶的意愿之间的矛盾，而非罪恶事实上的存在。在本文中可能指一切试图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解释罪恶的（历史）哲学。——译者注］
[50] Karl Marx, “À la Rédaction de l'Отечественныя Записки”, in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Erste Abteilung, Bd. 25 (Berlin: Dietz, 1985), 117.［即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17页，柏林：Dietz出版社，1985年版。中文版可见URL: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77/11/russia.htm。——译者注］
[51] 这就引出了阿尔都塞斯宾诺莎主义的另一个方面，但由于篇幅有限，我们无暇顾及：关于斯宾诺莎和弗洛伊德之间理论化的意识形态问题，见Louis Althusser,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ry, ed. Dan Latimer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9),61–102. This is a theme that Michel Pêcheux explores, referring to Spinoza, in Michel Pêcheux, Les vérités de La Palice. Linguistique, sémantique, philosophie (Paris: Maspero, 1975).
[52] Antonio Negri, L'anomalia selvaggia. Saggio su potere e potenza in Baruch Spinoza (Milan: Feltrinelli, 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