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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我的英语读者[1]
〔法〕路易·阿尔都塞
1977年
莫立知 译
原载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1977年伦敦版第 9—15页
摘自《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3年第5辑
我想向英语读者简略地介绍一下《保卫马克思》的这个译本，同时根据我在这本小书写成以来的这段时间的考虑，对它的哲学内容和意识形态意义作些估计。
《保卫马克思》是1966年在法国出版的。但是只有它的《前言》（《今天》）是署的这个日期。所有其他各章都是在1960至1964年之间以论文形式在法共刊物上早发表了的，[2]它们收集在一起出版，同原来写的完全一样，没有作任何改动。
要理解这些文章并对它们作出判断，必须认识到它们是由一个共产党人哲学家在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的和理论的形势中构想、写作和发表的。所以，这些文章应该按它们的本来面目来对待。它们是哲学论文，一种长期探讨的头几个阶段，显然需要修正的初步结果；这种探讨涉及到马克思创立的科学和哲学原则的特殊性质，然而，这些哲学论文并不是从仅仅学术的或思辨的研究中产生出来的。它们同时是对一定形势的干预。
一
正象前言中所说的，这个形势首先是法国的理论的和意识形态的形势，更具体地说，是法国共产党和法国哲学中当前的形势，但是，除了这种法国独特的形势之外，还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当前的意识形态的和理论的形势。
当然，你们即将读到的这些文章与这种形势的政治因素（各国共产党的政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无关，它们跺讨的是存在于这种形势中并由它产生出来的意识形态的和理论的问题。在某些方面，这些问题是新问题，在另一些方面，它们使我们回想起在工人运动史上早就有过的争论，
若是考虑一下这种形势的最近因素，就会发现，自斯大林逝世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直处于受两大事件支配的形势中，这两大事件就是二十大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和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分裂。
对“个人崇拜”的谴责，它所采取的形式和突然急转弯的状况，不仅在政治领域中，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都有深刻的反响。下面我将只涉及共产党人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应。
对斯大林主义“教条主义”的批判，被共产党人知识分子普遍地当作“解放”来“体验”。这个“解放”招致了深刻的意识形态上的反动，它在趋向上是“自由主义的”和“伦理的”。它自发地重新发现了“自由”、“人”、“人有人性的人”、“异化”这些古老的哲学课题，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趋向到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去寻找理论依据，而在这些著作中确实包含有关于人、人的异化和解放的哲学的一切论证。这些情况令人啼笑皆非地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形势，从1930年代以来，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一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其反马克思主义斗争中的一匹战马；但先是一点一点地，接着是大量地，它们开始被用于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新“解释”，这种新解释今天正在被许多由二十大从斯大林教条主义下“解放”出来的共产党人知识分子所公开发展。“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论题和对马克思著作的“人道主义”解释，已经逐渐地和不可抗拒地影响到晚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在苏联和西方共产党内，
如果说这种首先是表现在共产党人知识分子身上的意识形态上的反动，尽管遇到某些抵制，仍然能如此发展，那是因为它得到了苏联和西方共产党所提出的某些政治口号的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例如，一方面，苏共二十大宣布，随着阶级斗争的消失，苏联已“废除”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国家不再是阶级国家，而是我全民国家七苏联已开始进行用“人道主义”口号“一切为了人”作指导的“共产主义建设”。另一方面，西方一些共产党则执行和社会党人、民主党人和天主教徒联合的政策，它们用来作指导的某些口号把重点放在“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对话”等上面，
在这种特定情观下发展起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道主义”解释，同刚刚过去的那个时期（1930至L956年之间的时期）比较起来是一种新的现象。不过，它们在工人运动历史上有许多历史的先例。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姑且只提他们三人）曾对威胁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那种唯心主义的、人道主义类型的意识形态解释进行过不懈的斗争，这里只须回顾一下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决裂，恩格斯对杜林的斗争，列宁同俄国民粹派的长期斗争等等，就足够了。这整个过去，这整个遗产，显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当前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形势的一部分。
回过头来谈这个形势的最近一些方面时，我要补充下述意见。
在1963年写的标题为《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那篇文章中，我已经把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论题当前这种泛滥情况解释为一种意识形态现象。我决不是要谴责作为社会现实的意识形态：正象马克思说的，人们正是通过意识形态“意识到”他们的阶级冲突并且“决一雌雄”的；在宗教、伦理，法律和政治等形式中意识形态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实；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我批评了意识形态在理论上的作用，因为它们总是科学认识的威胁或障碍。我还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论题的泛滥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侵蚀，应该被理解为这样一种历史征候，它象征着两种无能为力和两种危险一种是对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殊性无能为力，相应地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意识形态解释混为一谈的修正主义危险。另一种是对解决二十大以后的形势所提出的真正（基本上是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问题无能为力，相应地是用某些只是意识形态公式的虚假“解决”来掩盖这些问题的危险。
二
你们即将读到的文章，正是在这种形势中构想和发表的。只有把它们同这种形势连系起来，才能充分认识它们的性质和职能:它们是哲学论文，理论研究是它们的对象，它们的目的是干预当前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形势，对这种形势的危险倾向作出反应。
很概括地说，这些理论文章包括双重我干预二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说，它们在两条战线上进行“干预气用列宁的精辟的说法，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与马克思主义无关的意识形态倾向之间“划清界限”。
第一种干预的目标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贬损了它或威胁着它的哲学（和政治）主观主义的形式之间律划清界限，这种哲学主观主义的形式首先是经验主义及其经典的和现代的变种一实用主义、唯意志论、历史主义等。这第一种干预的基本要素是：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革命阶级斗争中的重要性，区分不同的实践，说明“理论实践”的特殊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特殊性的初步研究（对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辩证法之间的总的区分），等等。
这第一种干预基本上是在马克思和黑格尔对立的领域里。
第二种干预的目标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理论基础和当前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人的哲学”或“人道主义”所依赖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心主义概念之间“划清界限”，这第二种干预的基本要素是说明马克思思想的历史中的“认识论的断裂”即早期著作的意识形态“理论框架”和《资本论》的科学“理论框架”之间的基本区别；对马克思的理论发现的特殊性的初步研究，等等。
这第二种干预基本上是在马克思早期著作和《资本论》之间对立的领域中。
在论证、本文分析和理论讨论的细节后面，这两种干预揭示出一个主要的对立——把科学和意识形态分开来的对立，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在自我形成过程中的新科学和科学前的理论意识形态分开来的对立，这种理论意识形态占据着新科学正要在其中确立自己的“领域，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丰我们在科学和意识形态这一对立中所要探讨的，涉及到科学和以科学建立之前的“思想”作为认识对象的理论意识形态之间的“断裂”关系，这一“断裂”毫不触动由各种意识形态（宗教、伦理、法律和政治的意识形态等等）所占领的客观社会领域，在这些非理论的意识形态的领域中，也有“决裂”和“断裂”但是它们是政治的（政治实践的，大的革命事件的结果），而不是“认识论的”。
这一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和有助于我们思考其历史性质的“认识论的断裂”的概念，涉及到一个虽然在这些分析的背景中总是存在着，但从未被明确阐述过的论点；即马克思的发现按其性质和效果来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科学发现。
的确，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断重申的传统，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建立了一种新的科学：关于“社会形态”历史的科学。更确切地说，马克思为科学认识“开拓”了一个新的“大陆”，历史的大陆——正象泰勒斯为科学认识开拓了数学的“大陆”，伽利略为科学认识开拓了物理性质的“大陆”一样，
我还要补充一句，正象泰勒斯奠定数学的基础“招致了”柏拉图哲学的诞生，伽利略奠定物理学的基础“招致了”笛卡儿哲学等等的诞生一样，马克思奠定历史科学的基础也“招致了”一种新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革命的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辩证唯物主义的诞生，从其理论阐述的角度看，这种史无前例的哲学仍然落后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事实可用历史和政治的理由来解释，同时也可以用理论的理由来解释:伟大的哲学革命总是以在它们中“活跃的”伟大的科学革命为先导，并且由伟大的科学革命长期“孕育着”，但是它们在获得明确和完整的形式之前需要有长期的理论工作和长期的历史酝酿，如果在你们即将读到的文章中重点是放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面，那么这是为了估价它的现实性和它的生存权利，为了开始给它提供一种稍微更符合它的性质的理论存在形式。
三
自然，这些文章不仅有错误和不确切的地方，而且还有沉默或半沉默的地方，这种情况有时甚至很明显，无论是用不可能一下子说到一切为理由，或者是用形势紧迫为理由，都不能完全解释这一切沉默及其后果，事实上，我并没有足够的学设来详尽诡述某些问题，有些难点对我说来也是很不清楚的；结果，在我的文章中，有些我本来应该考虑到的重要问题和现实情况，我并没有考虑到，作为“自我批评”，我想在这里指出特别重要的两点。
如果说我的确强调了理论对革命实践的极端重要性，因而谴责了一切形式的经验主义的话，那么我并没有讨论在马列主义传统中起了如此重要作用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问题，毫无疑问，我的确说过在“理论实践”内部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但是我并没有谈在政治实践内部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问题。确切地说，我并没有考察这种统一的一般的历史存在形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的“结合”。我并没有考察这种“结合用的具体存在形式（阶级斗争的组织——工会，政党，以及这些组织指导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方法，等等），我没有确切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些具体存在形式中的职能、地位和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什么地方和如何干预政治实践的发展，政治实践在什么地方和如何干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我根据经验了解到，我在这些问题上的沉默对我的文章的某些（“理论主义的”）“读法”并不是没有影响的。
同样，如果说我的确坚持了马克思的发现在理论上的革命性质，并且指出了马克思创建了一门新的科学和一门新的哲学的话，那么我并没有说清楚使哲学与科学区别开来的不同点，而这种不同点却有很重要的意义，我并没有说明构成哲学本身的、不同于科学的东西是什么：每一种哲学（作为一种理论学科，甚至在它的理论存在形式和要求的范围内）和政治之间的有机关系，我并没有指出这种关系的性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这种关系和实用主义关系毫无共同之处，所以，我并没有足够清楚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前的哲学在这方面有什么区别。
我根据经验了解到，我在这些问题上的半沉默对我的文章的某些（“实证主义的”）的“读法”并不是没有影响的。
我打算在以后的研究中回到这两个重要的问题上来，从理论的和实践的观点来看，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
[1] 这是阿尔都塞在1967 年10月特意为《保卫马克思》的英文版撰写的。他在1970年5月又在《读（资本论）》英文版的正文前面加了这样一个按语∶“关于这部著作写作时（1965年）的形势，关于它作为对这种形势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干预的性质，以及关于它在理论上的局限、缺陷和错误，读者应该读读《保卫马克思》中的介绍——《致我的英语读者》。”
[2] 那篇论贝尔托拉兹和布莱希特的文章是例外，它是在天主教的评论刊物《精神》上发表的。
感谢 闲汉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