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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艾地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总报告(摘要)(之一)(1962.05.11)

 
(1962.05.11)
 

  本报讯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4月25日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题为《争取民主、团结和动员!》的总报告。下面是这个报告的摘要:|亲爱的同志们!

  这次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特别代表大会,它是由于需要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党章(总则和细则)和纲领适合1959年的第七号总统决定书和1960年的第十三号总统条例的规定,我们才不得不召开的。

  这个总报告的目的并不是要报告关于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一切任务的执行情况。它的目的也不是要规定新的基本任务,因为在这方面,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仍然完全适用。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全体党员仍然必须不断扎扎实实地和坚定不渝地研究和执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对党的生活和我国政治生活具有重大意义的代表大会,不可能而且也不允许把它置于这次特别代表大会之下。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指示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从事一切活动的灯塔。

  过去两年半的经验表明,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大提高了党的能力,并且加强了党的主动地位。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不断增加,不管政治局势多么困难和复杂,劳动人民群众都了解党的政策和策略。

  在这两年半的时间内,进步力量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了,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进步力量和中间力量、尤其是和它的左翼的团结,已经变得更加强固了。中间力量的左翼的作用及其反对死硬派的勇气增长了。顽固派的烂疮疤已愈益显露,在不那么长的时期内、仅仅在大约两年内,新右派已经不再成其为新的了。他们的损害人民的行径已经使他们暴露了自己,广大群众已经充分认识他们的丑恶和罪行,他们和包括前“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革命政府——全面斗争约章集团”及“伊斯兰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军”的头目们在内的老右派的结合,已经开始亲密起来,虽然他们之中有些人对此还感到“羞答答的”。但是新右派同老右派相结合的活动,已经在右派内部引起了日益尖锐的新矛盾。

  过去两年半期间的经验证明,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四个基本口号鼓舞了党的一切活动。这些口号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站在前列,继续进行争取完全独立和民主的印度尼西亚的人民斗争”,“改进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进一步孤立顽固势力”,“加强反对殖民主义和爱好和平的国际阵线”和“继续在全国建设同群众密切联系的,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的党”。这些口号仍将鼓舞着和指导着我们党在今后的活动。

  第一部分 国内形势

  我们现在所回顾的时期是拥护“政治宣言”的一派和反对“政治宣言”的一派之间进行激烈斗争的时期。拥护“政治宣言”的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即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对“政治宣言”的是帝国主义者、地主、买办和官僚资本家。这场斗争是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领域内进行的,而拥护“政治宣言”的一方已获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由于“政治宣言”的攻势,反对派的堡垒到处都被打得落花流水。

  “政治宣言”派取得胜利,意味着进步力量和民族团结的扩大和巩固。只要1945年八月革命的要求还没有完全实现,只要印度尼西亚国内仍然有帝国主义者、地主、买办和官僚资本家及其维护者,这场斗争就会继续下去。

  一、为争取民主和争取成立互助合作内阁而继续前进

  我们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基本要求是:民主和互助合作内阁。在这些要求的影响下,人民为实现1945年八月革命的要求而进行的斗争,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内已取得了一定的结果。

  但是,只要没有根据人民五年多来一直要求执行的“苏加诺总统方案”(即1957年2月21日的讲话)对政治制度实行充分体现民族互助合作的民主改革,那么,在政府的法令、政治路线和纲领中已经很好地加以阐述的一切规定的实施,不但不会顺利,而且肯定会遭到失败。最高评议院、互助合作国会、国家计划委员会、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一部分地方议会和地方政府等国家机构,以及最近调整工作内阁和成立国家领导协商会议,所有这一切的确都是根据群众和人民的要求对政治制度实行民主改革的努力。但是所有这一切努力仍然必须继续进行下去,因为政府和国家工具并没有进行重大的改革,正如“苏加诺总统方案”、“政治宣言”、“我们革命的进程”(即苏加诺总统1960年8月17日发表的演说)、“总统关于建设的指示”以及“革命——社会主义——领导”(即苏加诺总统1961年8月17日发表的演说)所希望的那样。因此仍然不能保证八年建设计划、内阁三点纲领和人民三点命令不会遇到来自国家机构内外的严重障碍,仍然不能保证会采取坚定而正确的步骤来反帝反封建,来对付那些违背和破坏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决议、三点纲领和人民三点命令的执行的人们。

  成立互助合作内阁的要求日益强烈。同样的,在中间集团内部,同意成立互助合作内阁的潮流越来越强有力。为了抵抗这个进步的发展,反动派、尤其是它的顽固派正在竭尽所能地分裂以“纳沙贡”(即民族主义者、宗教界与共产主义者——本报编者注)为核心的民族团结,他们企图在中间集团当中灌输恐共的精神。反动派正在竭力地要把中间集团吸引到他们那方面去,特别是这一集团中的右派则是他们的主要目标。

  面对着这样一种情况,党正在防止作为民族团结核心的“纳沙贡”的分裂并不断加强其合作。党继续要求改革国家机器,这是符合临时人民协商会议的决议的。苏加诺总统在“革命——社会主义——领导”的演说中表达的思想应当立即付诸于实施,他主张他的助手们在显然不再能够执行内阁三点纲领的时候让出路来或被摔在一边。只有这样做,只有成立一个互助合作内阁,才有可能设法使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所遭受的疾苦不致拖延下去。

  党遵循着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和减轻人民疾苦的路线,因此,在1961年1月31日庆祝《人民日报》创立十周年的集会上明确指出:“成立互助合作内阁首先不是为了共产党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加强民族团结,以便能够执行工作内阁的三点纲领和第一个八年国家建设计划。如果取决于共产党人,那么目前他们所要求的只是改变内阁结构和变换内阁成员……共产党人参加内阁的问题,目前可以不必考虑”。这个政策已经动员了更大的力量来争取实现政治制度方面和人民的政治自由方面的变革。

  今年3月初,苏加诺总统对工作内阁实行了具有调整性质的改革。在这次调整中,共产党人不仅不是没有被考虑,而是相反的被安插到内阁中去。内阁结构有了一些改变,但是重要的成员仍然未变。正是因为这样,这种调整并不改变工作内阁的实质。

  反动派的一些领导者看到他们无力阻止共产党人当部长之后,他们就说:“看呀,现在共产党人当上部长了,这样一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政府的一切措施就承担了责任,包括对物价上涨,米价高涨,市场上见不到食糖、食油、肥皂等等负责”;或者说:“看呀,现在已经组成了‘纳沙贡’内阁,组成了互助合作内阁,因为在内阁里有了印度尼西亚民族党、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领导人”。

  共产党人不是想对一切涉及人民利益的事情逃避责任的那种人,人民的安乐和患难,也是共产党人的安乐和患难,人民的命运,也是共产党人的命运。是的,成为一个共产党员这一事实,就已经包含着对关系到人民的每一件事情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共产党人在维护人民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要求时,有义务不怕任何危险地站在队伍的最前列。

  可是如果认为他们要对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承担责任的话,那么首先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共产党人是否有机会参加政府的决策和执行政府的纲领?

  有一个原则是所有的阶级和集团都接受的,那就是:如果一个阶级或集团没有执政,那就不能够认为它对任何一个政府所采取的措施负有责任,也就是说,不能够责怪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接受这个原则。资产阶级不愿意被认为对不是由他们执政的政府所采取的措施负有责任。同样地,对于不是由无产阶级执政的任何一个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丝毫也不能责怪无产阶级。相反,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作为被剥削和被压迫者,有权批评政府的有害于人民的措施。

  尽管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措施不承担责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人在看到经济和财政方面的恶化和困难愈来愈加剧的情况的时候,就采取一种消极的忧伤的态度。不是的,共产党人对整个内阁或者对各部门的政策都积极地提出了友好的批评和建设性的建议。

  共产党人为什么自愿地参加克服人民生活困难的努力呢?首先,这是因为共产党人不能袖手旁观,让人民由于颟顸无能、不严肃认真和贪污盗窃的现象而造成的痛苦愈来愈大。第二是因为印度尼西亚政府,特别是这个政府的首脑苏加诺总统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也就是反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头号敌人。

  但是,共产党人所进行的上述一切努力发挥作用的可能性是有限的,因为它的各项建议也可能不为政府所接受或者不为政府所执行;它所采取的各项行动也可能不为当局所同意并受到他们的禁止和阻碍。尤其是在目前仍旧实行着危险状态的情况下,共产党人和人民所能采取的行动是极其有限的,尽管这些行动是为了协助和监督政府自己的纲领的执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所组织的、显然是以增加粮食生产为目的的义务劳动小组和“千方百计运动”,碰到了地方当局的不少的障碍,虽然也已经开始有一些地方当局是不阻挠人民主动采取的行动的。

  二、高举民族的三面旗帜

  自从开始执行有领导的民主的主张以来,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有三年了。但是,人民在这将近三年里的经验证明,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的现象并没有得到克服,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了。关于解决人民的基本的重要问题一事就更不用说了。这样的事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实际上,没有工农居于主导地位的人民政权,要正确而迅速地克服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现象,要提高有计划地和有效地解决人民的基本的重要问题的能力,那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党根据力量对比确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即发展苏加诺总统的有领导的民主的主张中的一切积极的思想和积极的方面。争取有领导的民主的主张的一切积极思想和积极方面的胜利,这首先是意味着:一方面必须团结一切进步和革命的力量来争取正确地执行这一主张;另一方面必须反对一切试图把这一主张错误地引到实质上等于借有领导的民主的名义和外衣而实行法西斯方法的方向发展的反动势力。

  在这三年左右的时间里,人民亲眼看到了有领导的民主的主张发展的情况。在中央,由于执行的工作是由这一主张的首倡者苏加诺总统本人直接掌握的,因此我们看到,尽管存在着许多障碍,但是还是作了执行有领导的民主的努力。

  原来的意图是要通过1959年的第六号总统决定书和1960年的第五号总统决定书在地方上实行有领导的民主和互助合作制度。但实践证明,由于1959年的第六号总统决定书,有领导的民主的主张失去了其中的民主部分,仅仅留下了其中的“有领导”的部分,结果我们在一些地区看到了一种似乎权力完全掌握在一人手中的局面。

  人民一开始就坚定不移地反对歪曲地执行有领导的民主和互助合作制度,例如试图以不公正和不民主的方式来组织地方政府和地方议会的做法。最后,总统不得不出面干预,以修改上述两个总统决定书。但是,即使如此,迄今的事实说明,(修正后的)1959年第六号总统决定书和(修正后的)1960年第五号总统决定书,依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执行的,即不愿意或还没有纠正引起人民批评从而促使总统出面干预而修正了该两个总统决定书的各种原因。

  这些事实不能不证明,有领导的民主的主张和互助合作的主张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实行,特别是在地方上。

  因此,显而易见,如果在一个或几个地区,危险状态被用来瘫痪有领导的民主和互助合作制度的执行,培植个人独裁和官僚资本主义,迫害进步人士,禁止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组织的活动,这是完全不符合宣布危险状态所要达到的目的的。借用苏加诺总统的话来说,这完全是因为“枪杆子”想要领导“政治宣言”,而不是“政治宣言”领导“枪杆子”。

  关于大选,政府已答应在1962年年底举行。今天,离1962年底愈来愈近了,但是仍然没有看到为大选进行准备的任何迹象。

  今天,从荷兰帝国主义控制下把西伊里安解放出来的斗争正在日益高涨。苏加诺总统兼最高司令已在1961年12月19日发布了人民三点命令,志愿军已经开始派往边界地区,武装战斗已经发生,有的人已经阵亡。但是,在混合企业中的荷兰资本仍然能够平安无事地剥削人民,掠夺印度尼西亚的天然资源并进行经济破坏和欺骗政府。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认为,坚定的态度还必须意味着完全肃清在像巴达维亚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丽华公司等混合公司中的荷兰资本的残余势力,办法是没收这种公司中的荷兰资本。已经接管并收归国有的荷兰企业的地位必须改为被没收的地位。

  解放西伊里安斗争取得胜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保证人民的民主。如果人民有了民主,而不是人民的敌人有了民主,就有可能进一步加强以“纳沙贡”为核心的反帝的民族团结,就有可能把一切民族潜力动员起来。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全国人民必须高举这三面旗帜,必须以这样的意志来进行斗争:一手拿枪,一手拿锄,这意味着:准备战斗,也准备加强后方。

  我们日益强大的民族团结基本上有三种形式:一、体现为“纳沙贡”的政治合作;二、政党、群众团体和个人在民族阵线内的政治合作;三、成为民族团结的基础的工农联盟。我们必须不断加强这三种形式的民族团结,重点是加强工农联盟。

  我们革命斗争的经验表明,只有动员人民才能巩固民族阵线或民族团结。只有在有了民主时,才能大规模地动员人民。因此,目前我们对内政策的十分重要的问题是举起民族的三面旗帜,即民主、团结和动员,以走向在政治制度和在人民的政治自由方面进行坚决的民主改革。具体地说,就是走向:成立互助合作内阁,取消危险状态,同时重新审查现行的“危险状态法令”。

  关于同荷兰方面谈判问题,这一谈判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可能是正确的:把西伊里安的政权移交给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不给予荷兰或美国以任何经济方面的特殊权利。美国在印度尼西亚—荷兰的纠纷中,正在设法代替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地位。谈判必须是印度尼西亚和荷兰之间举行的双边谈判,不要任何第三方面参加,必须是公开进行,在谈判期间必须继续执行人民的三点命令。

  三、继续进行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

  从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的情况发展来看,可以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印度尼西亚的不良影响已经变得更加广泛。这是因为在经济中还没有朝着印度尼西亚经济独立的方向进行根本的改革,因为有一些政府机构的负责人士仍然没有根据1945年八月革命的要求,没有根据“政治宣言”来行事。

  国家预算仍然有60%以上直接和间接地依靠对外贸易景况的好坏,而对外贸易是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动荡而起伏的。尽管最近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情况有所改善——从10%增加到13%——可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提供的机会还没有被最大限度地利用,而只有当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关系已变得过分困难的时候才被迫去利用它。

  在国际支付和财政制度方面,印度尼西亚实际上仍然是处于世界垄断资本家,特别是美国的控制下。

  印度尼西亚和帝国主义者之间在经济和财政事务方面矛盾越来越扩大和公开。而人民和封建主义残余之间在土地关系方面的矛盾,也越来越明显,并且推动着农民运动向前发展。虽然目前所实行的只是有限的土地改革,而还不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关于土地问题方面的一般纲领中所要求的那种土地改革,但是它在一定限度内削弱了地主的势力,而且会有利于农民。

  关键是:把农民从封建剥削的残余中解放出来,把地主的土地分给雇农和贫农,并且在提高农业生产方面邀请他们以作为这个国家的主人的地位来进行协商。

  实现印度尼西亚经济独立的任务是今天一项重要的基本任务。只要国家真正起着符合当前人民要求、符合临时人民协商会议的决定的作用,那么,使印度尼西亚经济获得独立的基础实际上已经存在。

  在把属于荷兰殖民主义者的大部分企业收归国有以后,摧毁殖民地经济并使得国营经济获得领导地位的基础已经强大起来。印度尼西亚国营经济今天实际上能够在争取印度尼西亚经济独立的斗争中起进步的作用。但是国营经济也能起并不是进步的作用,如果不把国营企业和国营机构中的官僚资本家和贪污盗窃分子清除出去,国营经济甚至可能在实践中是反动的。

  只要政府奉行的经济政策仍然是从外国帝国主义者那里继承下来的经济政策,官僚资本家在国营经济中就仍然有生存的基础。将荷兰企业收归国有以后接着而来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确立地位的问题,而是必须调整人员和确定由“政治宣言”、“我们革命的进程”和“革命——社会主义——领导”的精神所指导的新的管理方向,而且必须不加区别地消灭官僚主义、浪费和贪污。

  在接管荷兰企业后,实际上大部分重要的经济部门已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如陆、海、空运输部门,农场和农业生产部门,比较大的工业和采矿业部门,规模巨大的对内和对外贸易部门。但是这些对控制国家整个经济生活这样有利的基础为什么没有能够克服目前的停滞状态?原因就是:在管理方面有缺点,没有能够吸收工人和其他的劳动人民参加监督;以及那些贪污盗窃国家财产,散布对工会、对共产党员、对“纳沙贡”等等恐怖情绪的官僚资本家所采取的行动。

  根据过去几年中所获得的经验,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官僚资本家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利用了他们在国家统治机构中或国营企业中的地位,或者利用了他们同国家统治机构或国营企业中的官员的关系而成了资本家。他们利用官僚主义,今天特别是利用危险状态作为掩护来获得和加强他们作为资本家的地位。同买办分子(外国垄断资本的代理人)一样,他们也是反对民主,反对人民团体,反对民族团结(反对“纳沙贡”,反对互助合作,反共),他们力求加强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联系,他们同地主勾结压迫农民。

  在他们没有办法反对加强国营经济的原则的情况下,官僚资本家便狡猾地表示不反对,甚至利用了他们在政府中的地位来乱花钱去建设国营企业,其目的是将来使这些国营企业破产,然后借口“无利可图”,并根据预定的计划把它们交给私营企业和交给他们的好朋友。这就是我们必须强烈地反对把国营企业交给私营企业的原因,因为这要成为普遍现象的话,那就意味着为官僚资本家和颠覆分子打开使国家经济陷于瘫痪的大门。

  四、民主地实施八年计划

  八年计划的第一年已经过去了,国家的经济和财政趋势仍然继续走下坡路。如果不作认真的努力来纠正一切停滞不前的原因,将不可能克服目前的经济危机,八年计划将会失败。现在要依靠一切进步力量来击败反动派想破坏实施八年计划的阴谋。

  为什么破坏八年计划有利于反动派呢?首先,因为八年计划是一个民族团结的共同纲领,这个民族团结是以“纳沙贡”为核心,以“政治宣言”和反帝反封建的“总统关于建设的指示”为基础的。其次,因为八年计划的成功将意味着在衣食方面达到自给自足并且开始进行工业建设。这意味着将大大减少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依赖,它意味着削弱买办资产阶级生存的支柱——帝国主义。

  党对八年计划的态度是明确的:支持它,因为它是全民族为了巩固所有进步力量以便改善劳动人民的物质条件和完成1945年八月革命要求的一个共同纲领。虽然党对临时人民协商会议的决定采取肯定的态度,但是,我们对它在执行过程中的缺点、偏差和障碍不能熟视无睹。

  根据迄今为止的经验来看,主要的障碍是反动分子,特别是仍然存在于国家机构中的官僚资本家。用苏加诺总统的话来说,最主要的是因为现在仍然有一些文职和军职的官员还喜欢贪污盗窃国家财产,他们还没有致力于实行“人民苦难的呼声”的指示。

  国家建设取得成功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以满足必要的物质条件来提高劳动人民建设的热情。今天,劳动人民必须为了买得起大米、糖和其他日用必需品而进行生死的斗争。不管工人和农民愿不愿意,他们必须比考虑和注意建设问题更多地考虑家庭的困难。

  不仅农民的情况是如此,企业中的工人也受到敌视,其作法是敌视和企图消灭工人自己组织起来的有代表性的工会,这是违反“国家方针的总路线”的。

  面临着目前的经济困难,特别是日益加剧的粮食困难,我们党发动了“千方百计运动”,这就是千方百计地去争取提高粮食生产以减轻目前人民痛苦的运动。除了进行争取实现紧迫的要求的斗争外,我们党还在这次运动中鼓励党员和人民去作一些事情、去从事一些事情,这些事情都是旨在减轻那些目前正在折磨着他们自己的负担和痛苦的合理而切实可行的事情。

北京与印尼共产党·《人民日报》资料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