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俄﹞拉甫罗夫《历史信札》(1869)

第十五封信 批判和信仰



  在前面的信中,我研究了最主要的口号,也就是通常在社会政党旗帜上的口号,对于一切政党而言,它们实际上正确表达了以前的理论:任何一个口号本身不是进步的表达;因为由于各种情况,它或者代表反动,或者代表进步,它或者具有重要的意义,或者是空洞的辞藻。错误的唯心主义通常研究这些口号,用它们掩盖那些完全外在的、根本不高尚的本能,忘记了那些可以真正理想化的自然需求。因此,伟大的思想,历史的动力,只有在它们的具体意义上,只有在某些情况下作为某些个人的旗帜时,才是真正伟大的思想。只有对它们的具体历史内容的长期批判才可以使人相信旗帜上的口号是夸夸其谈的大话,个人不应该追求虚幻,也不应该成为精打细算的自私自利的阴谋家手中的工具。
  在这些信中经常看到“批判”一词,读者有权问我:如果个人永远批判,而且只批判,那么批判是否消耗自身的行动力量?批评意味着不相信,意味着犹豫,意味着充分考虑是赞同还是反对。但是生活是否永远有闲暇?当有人在我们的眼前快要死去时,是否有时间思考,救他是有益还是有害?当政治风暴由于一个偶然的理由鼓动社会和群龙无首的大众时,可能冲到错误的道路上,可能把朋友视为敌人,把敌人视为朋友,或者由于犹豫不决失去自身的一切力量和自身的灵魂,那时难道明白真实情况的公民有权犹豫不决吗?有权错过机会吗?在办公室里美好的东西可能不适用于户外;对学者必要的东西可能对于社会活动家是有害的。
  这是正确的;但是问题在于,批判是一生的事业,是人应该获得和掌握的习惯,由此才能称之为思想成熟的人。当人们看到一个危在旦夕的人时会心情不好,难道不去想也不去考虑是否应该抢救这个奄奄一息的人?与历史运动格格不入的人没有权利认为自己是社会活动家,因为人民的爆发在他的意料之外,他仍然犹豫不决和仔细斟酌:说什么?做什么?去哪里?真理在哪里?什么旗帜是这个时代的旗帜?激发人果断行动的时代是很少的,整个一生都在为它做准备。当个人面临非常可怕的个人情况或社会环境时,没有人会说:去做你自己应该做的事。因此每一个人都应该时刻准备着。人在培养自身的同时,解决各种各样的生活问题。人在了解各种各样的历史风暴的同时,培养自身加入需要他的斗争。他不是事情开始的时候需要批判,而是为了这件事需要批判。
  这个呼唤批判的时刻到来了。社会已经从长久的冬蛰中愤怒地苏醒过来。反对党的旗帜到处飘扬。批判完成了自己的事业。人在总结自己的体力、智力和道德力量的资本时,把这个资本投入事业中。他的批判越严厉、越谨慎、越冷静、越广泛,他的信仰就越强大、越激烈。
  确实,信仰,而且只有信仰可以移山倒海。在行动时它应该被人掌握,或者在必须发挥自己的一切力量时它是无能为力的。不是敌人对战斗的党有害,而是没有信仰的冷淡主义者对它最有害,因为他们在他们的队伍中,在他们的旗帜下,有时比最忠诚的领袖更大声地宣传他们的口号;当那个时刻到来时,必须行动时,对他们有害的是那些反对批评这些口号的人,当战斗开始时,对他们有害的是那些进行批评的人,犹豫不决的人,准备战斗的人。
  最有力的语言通常可以赋予它们各种不同的意义,但是那些相互争论的人几乎是没有信仰的,正是由于误解,争论双方使用同一个词表达完全不用的对象。
  完全没有必要把各种各样的宗教文化、神话、教义或者哲学世界观与“信仰”一词联系起来。人由于自己的信仰为神话和教义辩护、鼓吹,举行各种祭祀仪式,但是这只是信仰的表现之一。准确地说,也完全没有必要把“信仰”这一术语与超自然的认识联系起来。日常生活、自然和历史及其多样性为信仰提供了非常广泛的材料;那个怀疑一切的人可能最具有信仰,因为在对世界的观察中一切都是不同的。
  信仰是心理学或者外在的活动,在其中有意识,但是没有批判。当我被认识控制时,我已经无法选择,而且它成为选择其他认识的基础,因为我相信这个认识。用其他人的话来说,当我行动时,我在思考如何完成它,而不是思考是否需要完成它,因为我相信它。当我提出目标和反对批判达到目标的方式时,我相信我的目标,而不是目标本身。
  因此,信仰与批判相对立,但只是在有限的意义上。人不会批判他所相信的东西。但是丝毫不排除特殊情况,例如,今天信仰的对象可能是昨天批判的对象。相反,这样坚定的信仰是唯一合理的,唯一可靠的。当有这样或那样行动的理由时,行动就是对信仰的检查;但是如果我的信仰不是批判的结果,也就是说,它没有遇到反对的情况,那么谁能保证,在行动时鼓舞我行动的理由与这个信仰不一致时会不会动摇这个信仰呢?
  只有批判可以建立坚定的信念。只有培养自身具有坚定信仰的人在这些信仰中可以为坚定的行为找到充足的信仰力量。因此,信仰与批判不是在本质上,而是在时间上对立:这是思想发展的两个不同方面。批判为行动做准备,而信仰激发行动。
  形象是在艺术家的想象中形成的。艺术家对它进行严格的科学批判和美学批判。这种批判在艺术家的加工中具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形式。完整生动的形象呈现在艺术家面前。他选择画笔或者雕刻刀表达自己的理想,因为他相信它的生命力,相信它的美。否则他的活动是犹豫不决的,是缺乏灵感的。当绘画或者雕塑是客观的,艺术家才可以开始新的批判过程,因为他对自己的作品不满,可能会破坏作品。但是批判不参与艺术创作的过程,而生命力的信念参与这个过程。
  学者认真确定和仔细研究事实。他们不由自主地在思想中形成一些假定的规律。他所知道的其他事实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他的记忆中,证明、补充和加强已经发现的科学推论。他一遍又一遍地检查。批判完成了自己的事业。他相信已经发现的真理。他走上讲台向学生宣布新的科学发现。他总结经验,及时防止反对意见,提出一种推论,说明新的可能发现。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再批判,也不再犹豫:他相信充分批判的力量,他宣告新的真理。在他没有相信时,他没有宣布它,那是因为批判的价值高于一切。
  人在与他人越来越接近时,认识到他的优点和缺点;知道他的朋友喜欢什么,然后可以理性地对待各种不同的对象。在这个时候,必须依据朋友的意见这样或者那样行动。这是以前的批判过程产生的结果。人相信或者不相信自己的朋友。他在自己的信念的基础上决定和行动。
  生活和社会历史对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人培养真理和正义的理想,一方面在这些理想的影响下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在日益积累的生活经验和批判的思想过程的影响下发展理想。人研究他周围的社会文化,研究他不断完善的思想活动,研究现代政党的各种口号的具体意义。他承认没有完美的过程,但是在历史上有最好的,也有最坏的。他知道没有完全的真理和正义,没有绝对的恶和谎言。但是他明白,在这些历史条件下,斗争只有与这些政党联合才可能成功,只有这些政党可以一个又一个地挑战胜利。当一个政党比另一个政党更好时,进步只有通过它的胜利才是可能的。它是最高的真理,是最高的正义。当然,善于思考的和真诚的人认识到它的缺点,尽力通过自己的影响减少和克服这些缺点,增加真理和正义的比重,这也是他的时代的最好的政党的目标。如果它是强大的,那么他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分歧,违背它的领袖,特别是举起自己的旗帜。但是冲突的历史时刻到来了。一切社会力量呼吁争取进步的斗争,或者呼吁维护反动势力的斗争。置身事外—意味着削弱最强的力量。他相信,这是最强的力量,为了信仰靠近它们。批判和分离的时期过去了。所有最优秀的人为了争取可能的进步联合起来。所有人会加入这个政党,因为它承诺最好的未来。人越是严格地批判地研究各种政党的缺点和优点,越是根据自己的批判坚信这个政党有最好的未来,就越是更加愿意为这个选举产生的政党奉献自身的力量,他与这个政党的敌人进行斗争,为这个政党的胜利欢呼雀跃,为这个政党的失败痛苦。思想的批判没有减弱,但是它的时代过去了,它将重新到来,一旦它到来将是有利的时机。
  当不需要做出让步而是必须树立新的旗帜和向人类提出新问题时,激励个人行动的信仰将更加强大和更加全面。社会痛苦和批判思想发展了个人的信念。它是孤独的,几乎没有同情它的人。可能,历史风暴在不久前已经消灭了那些斗争的人,他们是为了个人认可的真理和正义而斗争。从各个方面压制古老的文化习俗和传统。敌对政党的思想具有强大的、聪明的和既定利益的代表。如何使个人不气馁?为什么他认识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但是没有采取疯狂的措施?尽管阻碍重重,尽管大多数人漠不关心,尽管一部分人胆小,另一部分人可耻,尽管敌人嘲笑,那么是什么激励他投入斗争?这就是信仰。批判使人相信真理和正义就在这里。他相信,对于他显而易见的真理和正义对于他人也是显而易见的,他相信,激励他行动的思想将战胜他周围人的冷淡和敌对。失败没有使他气馁,因为他相信明天。他把古老的习俗与自己的个人思想相对立,因为历史告诉他最根深蒂固的社会习俗也将在真理面前崩塌,他相信真理是唯一的。他把用国家力量武装起来的法律与自己的个人信念相对立,因为法律和国家力量都不能使他所相信的真理和正义成为错误的和非正义的。他在敌人的打击或者局势的压制下牺牲,要求志同道合者像他一样斗争和牺牲,如果只相信他为之牺牲的东西。
  对此根本不需要超自然的因素。五彩缤纷的神话、无法理解的教义、庄严的祭祀仪式丝毫没有使那些决定为信念生活和牺牲的人具有更强大的力量。确实,在人类历史上更多的是人为的虚幻的宗教和形而上学斗争和牺牲的传说,而不是人为的真正的信念斗争的传说。对虚幻的信仰是可能的,正如对进步思想的信仰。不善于思考和不善于批判的人只有在宗教信仰的过程中才能达到英雄主义,这个过程成为他们唯一的特征,在历史中使他们成为宗教信仰的英雄。善于思考和批判的人通过批判的方式培养信仰的英雄主义,这使他们在生活中进行许多艰苦的和不懈的斗争,使他们牺牲许多幸福,甚至生命,传记作家们虽然全面地介绍他们崇高的智力活动,但是有时没有足够重视甚至忽视了这种信仰的英雄主义。乔尔丹诺·布鲁诺[1]的火刑并不逊于圣劳伦斯、扬·胡斯[2]、斯宾诺莎、费尔巴哈的思想,施特劳斯家族[3]可以忍受贫穷,忍受古代和现代宗教的排斥。共和主义者坚定地死在君主主义者的子弹和刀剑下,正如君主主义者死在议会的断头台上。在所有党派的斗争中那些为了信仰时刻准备牺牲的人,那些为了我们公认的真理和正义时刻准备牺牲的人,既不留恋时间和舒适的生活,也不留恋亲人和生命。信仰甚至可以激励那些没有优点的人。信仰也可以激励那些反动的政治活动家,他们流血牺牲和竭尽全力地阻止他们不能阻止的历史。信仰还可以激励思想的受难者和进步的英雄。
  因此信仰是真理和谎言、进步和反动的发动机。没有信仰,进步是不可能的;没有信仰,任何自我牺牲的活动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它不是进步运动的充要条件。我们在哪里看到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我们在那里就无权断定存在进步的目标。只有以严格的批判为基础的信仰才可以促进进步;只有批判才可以确定生活的目标,也就是思想成熟的人可以相信的目标。
  善于思考的人形成了对利益、真理和正义的认识。有信仰的人为他们相信对他们有用的和合适的东西而斗争;最优秀的人为他们的真理和正义而斗争。这些人的信仰越强大,斗争就越激烈。思想越软弱,批判就越不充分,对有用的、合适的、正确的和公正的认识就越全面,在人类毫无意义的斗争中就越容易失去力量。虚幻可能有无限的多样性,它们可能越多样,就越远离现实。我在第四封信中所说的进步的可怕代价主要就是源于虚幻的认识,没有经过充分批判的认识。人越是相信每一个人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相敌对,就越在反对剥削者的公开斗争中,在不怀好意和相互不信任的人的秘密斗争中耗费更大的精力。人越来越相信应该有神秘的宗教仪式、虚幻的教义和神话、划分等级和阶层的礼仪,他们就越消耗自己短暂的生命,几乎没有给自己留出真正发展和享受的时间。他们的真理有越多的谎言,他们的正义就越不道德,他们的思想就越糟糕,生活就越繁重。深刻的信仰,自我牺牲的英雄主义大部分白白地浪费,因为它们没有依据充分的批判。
  随着虚幻在思想活动的影响下不断消失,随着虚幻越来越接近现实,可能减少斗争和力量的耗费,因为以最好的批判为基础的新信仰导致和解,而不是敌对。相信唯一的科学真理,在真理中区分虚幻的创造,在思想的领域消灭敌对。相信人格尊严的平等权利是唯一的正义,消灭民族、法律、阶层和经济的各种正义之间的冲突,消灭支持这些偶像的一切斗争。相信个人的发展和正义是唯一的责任,在努力传播真理和正义的过程中调解个人的所有目标,克服由于虚幻的义务所浪费的力量。相信每一个思想成熟的人的最高利益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一致的,这个原则将导致在进步的道路上最低限度地消耗人类的力量。这些信仰的崇高影响恰恰是因为它们不是通过宗教思想形成的,它们没有任何超自然的因素,它们不需要神话和秘密。它们是依据严格的批判,依据在自然和历史中对现实的人的研究,它们只有当呼吁个人行动时才成为信仰。它们的主要信仰是人。它们的宗教仪式是生活。虽然它们不是宗教信仰,但是它们能够激励个人自我牺牲,激励个人牺牲各种幸福生活,甚至激励个人在圣台上牺牲自己的生命。
  有些人反对这些信仰,甚至反对它们仅仅属于杰出的少数人。确实如此。人类的进步是非常少的,但是它的代价是巨大的。历史既不会在今天终结,也不会在明天终结,而且进步的未来仍然属于以批判为基础的信仰。
  但是进步的未来是否是可能的?现实的历史进步在这里所赋予的意义上是否是可能的?
  到目前为止,准确的预见在历史上仍然是不可能的。由于非常复杂,由于缺少不断增长的个人信念,气象学不可能预见欧洲在1872年9月的天气情况,甚至对大陆在人口和植物数量变化等影响下的气候变化的预见也大部分是猜想。但是可以肯定进步在历史进程中的可能性,个人信仰在个人中的位置是最重要的因素,到目前为止也无法统计,但是可以预见。可能在非常遥远的未来,科学将达到那些成就,以至于可以预见星体在几十亿年前的变化或者机体形式在几万年前的变化;那时或者稍早一些,大概将有充分的可能性预见历史的现实趋势,因此,必须检查进步理论及其实现的可能条件。现在这样的任务—是幻想。说到进步,没有人认为它能解决问题:事情是如何真正进行的?历史的自然规律是什么?进步理论是道德发展的自然规律在社会学中的运用,是它们如何在历史发展中表现出来。进步理论对已经完成的历史事件做出道德评价,如果批判思维的人想成为进步活动家,那么进步理论对他的发展指出道德目标。个人的道德发展只有通过一种方式是可能的。个人活动的道德进步只有在一个方向是可能的。进步是否可以实现它的最终任务—这是未知的,正如巴克尔[4]不知道他是否终结自己的“历史”,康德不知道他是否终结自己的“实证哲学教程”。一个人在活动开始时死了,另一个人不仅结束自己的活动,而且一直活到实证宗教的阶段。对于开始活动的思想家而言,这是可能的,偶然的,不具有丝毫的意义。他开始活动,似乎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似乎作者从来没有脱离这个活动。准确地说,批判的个人对进步理论的态度就是这样的。个人在道德上不断发展;他把自己的道德要求运用在现有的文化形式中,运用在人类财富的分配中;他对自己说:只有这条道路可以实现这些要求;这就是今天可以宣传的思想;这就是今天必须与之斗争的敌人;这就是明天必须准备的斗争;这就是今天和明天都不能实现但是最终可以实现的目标。一旦确定道路,个人应该在这条道路上前进。我尽力逐一说明这条道路,这就是全部。自然规律是否存在,自然规律是否导致道德进步的规律—这没有涉及个人,因为他现在毕竟还不知道。一切与他的意志无关,一切对于他只是武器、环境、客观认识的对象,但是一切不应该影响他的道德目标。他丝毫没有希望实现信仰时,奥林匹斯神会帮助他达到目标,或者他丝毫也没有担心,他们嫉妒他的独立活动;他丝毫没有发现,有意识的奥林匹斯神是决定论,或者无意识的奥林匹斯神是宿命论。培养信仰,实现信仰—这就是需要知道的一切。进步不是必要的和连续的运动。从进步是最终目标来看,评价历史运动是必要的。从这个观点来看,真正的历史是进步的和退步的阶段。批判思维的个人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使自己的活动以促进进步和缩小退步为方向,应该在自己的信念中,在自己的信仰中寻找方法。




[1] 乔尔丹诺·布鲁诺(1548—1600):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思想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1600年2月被罗马宗教裁判所施行火刑。——译者注

[2] 扬·胡斯是14世纪的捷克宗教思想家、哲学家、改革家,曾任布拉格查理大学校长、布拉格伯利恒教堂神父,是捷克的骄傲。1415年因异端罪名被处死。由此激起捷克人民的极大义愤,引起了胡斯战争的爆发。著有《论教会》一书。——译者注

[3] 施特劳斯家族是19世纪奥地利维也纳著名的音乐世家,主要指约翰·施特劳斯父子,即父亲老约翰·施特劳斯(1804—1849)和他的三个儿子—小约翰·施特劳斯(1825—1899)、约瑟夫·施特劳斯(1827—1870)和爱德华·施特劳斯(1835—1916)。—译者注

[4] 巴克尔(1821—1861):英国著名的实证主义史家,以其1857—1861年间所著《英国文明史》而闻名于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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