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 《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
波共历史性失败的后果
——波兰联合政府的建立
史慕加
译者：小点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9年9／10月 第十六卷 第6期（总第145期）
四十年来，“人民民主国家”第一次产生了一位非斯大林主义的总理。华里沙的顾问及团结工会周刊主编马佐维茨基被提名为总理，显示出波兰以及整个苏联集团的危机的深重。
波兰官僚层既不能克服1980—81年革命浪潮的后遗症，也不能使它的统治“正常化”。而且，今年六月选举的结果和1988年的罢工浪潮证明，人民的压力继续在增高。
因此，马佐维茨基政府，是波兰官僚层领导，在群众的反对之下，控制局势和争取转寰余地的最后尝试。
团结工会代表获得国家的最高位置，标志了“人们”与“圆桌会议”政策的决裂。这个圆桌会议协议是以华里沙为首的反对人士和雅鲁泽斯基官僚层领导在不久以前订立的，其本意一方面是以某些让步来搪塞群众的要求，另方面则是使波共政权有民主的花边。它同时也让那些依赖更多市场机制的、不得人心的措施得以实施。但它并不能够阻止人民群众的动员。
根据官方统计，1988年因罢工而损失的工时，比1982年以后任何一年都要多。在公营部门，发生了202起罢工，有5万5千人参加。1989年上半年，罢工的次数和人数都增加了一倍。不顾华里沙在1月19日的呼吁：“今天，波兰再也不能有罢工，而我也不愿见到罢工压力的增加……每个人都会找个理由来罢工，但是根据常理，这是一条死路。”
在1989年头三个月，发生254起罢工，有10万人参加。在四月和五月，虽然只有72起罢工，但是延续时间和参加人数，大有增加。到了六月（选举的月份！）及七月初，罢工的次数和人数尖锐地增加，发生了352起，有些罢工甚至牵涉到整个部门（根据1989年7月13日的Rzeczpospolita报）。在整个七月和八月，罢工次数更多，而且包括地区性的总罢工，有些是团结工会的地区组织号召的，有些则是在开始罢工后被这些组织所支持的，有些则是万不得已才支持的。
由反对份子来组成政府，是对工人要求的新让步。但是，现在还不知道是否这能平息众愤。人民的物质条件愈来愈坏，推翻四十五年官僚统治的欲望非常之强。
廿五年的社会爆炸
反对力量，是在斯大林主义模式的瘫痪、和波兰党政机构在现实局势中惊醒，这双重冲击下，走上政治舞台的前台的。波兰官僚层的领导们已面对廿五年的社会爆炸，而且已经试过种种解决方法。
在大战结束时，斯大林主义者主要倚靠大规模的苏军和官僚镇压，才建立起他们的国家机构。
1966年，非斯大林主义化的平滑机制被突然爆发的工人罢工所中断。波共重新把戈慕卡安置在领导的位置（他原先为党书记，后因“狄托主义偏向”而被审判），然后一方面与天主教高阶层取得妥协，另方面则放弃农业集体化。官僚层遂以孤立工人的先锋份子和架空工人会议来重新稳定他们的制度。
但是多元主义这个潘朵拉盒子一打开就没法再合起来。1968年，面对着青年激进化和波兰联合工人党（即波共）内部的知识分子的异议，党机构就诉诸于反犹太人的运动。这个党，一旦切断了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后，就失去了在前一段非斯大林主义化时期所辛辛苦苦建立起的意识形态的骨干，因而就愈来愈变为庸俗，而成为追求名利者的地盘了。
1970年12月，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大城市发生了罢工。波共起先派军队去镇压，然后又撤换了它的总书记，到最后却答应了罢工者的物质要求。从此以后的十年中，新的党总书记，盖什克，口口声声说要采纳消费者至上的思想，而且当工人阶级要落实在纸面上属于他们的权力时，他竟胡乱地答应每个工人可有一部汽车。
这个做法，不但使波兰欠了一大笔外债，而且使它面对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在此同时，人民的消费欲望引起，但是无法满足。到了1980年夏天，波兰这种情势就导致了它在历史上最大的群众动员。团结工会因而诞生了。官僚层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因此也完全中断了。团结工会的运动很快地政治化，而且开始提出政权的问题。1981年12月，波共政权再度施用武力镇压人民运动。
戒严令的强制实施，并没有阻止不满的蔓延。但是，禁止团结工会作为公开的群众运动，镇压力量却使它的领导圈子受不到群众的控制。团结工会领导层就逐渐放弃工会于1981年所通过的、开启了社会主义和民主前景的纲领——经过生产者的自我管理制度促进经济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化。
新一代的战斗份子
人们企图以减低工、农的消费，高度剥削工资劳动者来解决这个危机；但失败了。官僚层企图以工资上的逐渐让步。来纾解如火如荼的罢工浪潮，因此，不但失去了转寰余地，而且浪费了所有的后备力量。
当人民群众再度开始激进化、新一代的战斗份子出现在政治和社会舞台的时候，官僚层的最高层意识到，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与团结工会领导层取得政治上的妥协，因为后者已经变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拥护者。第二个要求就是，为了有利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投资、为了使生产复苏、及为了保证这个将近破产的国家的残存，接受它们所强加的种种条件。
波共官僚层对局势的新认识，导致了以下几个后果：参加国际货币基金会；决意脱离81年军管所造成的外交孤立；逐步实施自由化；最后一点是，一旦雅鲁泽斯基克服党机构内的抗拒，就加速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波共官僚层在未知和必败之间，毅然选择了未知的道路。
在作这个选择以前，波共曾作了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对机构内各部门的任务，作了平稳的逐步改变。因此，在军管的掩护下，雅鲁泽斯基班子不但使党组织不再管理日常事务、重新调整国家机构，而且加紧把企业主管转变为握有决定权力的“经理”。他们还鼓励经理们（特别是有限公司的）对管理方法进行实验。
国家的经济和行政机构让波共专门管斯大林主义式的意识形态，而它们自己却得出实用主义的路线。这条路线和反对势力的领导们所提倡的自由企业思想十分相似。警察、抗暴部队和担任政治警察的便衣警察等力量也大大地加强。在克扎沙克将军领导之下，而且在他的上司训谕之下，这些警察力量在准备政治改革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最后一点是，雅鲁泽斯基班子使团结工会领导层接受宪法的修改，保证总统有足够大的权力，使官僚层不需要永远抓住“党的领导”这个过时的原则。团结工会领导层以选举雅鲁泽斯基为总统来公开表示他们的默许。
我们可以清楚看出，由团结工会人员来组织政府，并不是圆桌会议的原先计划。这样的一个政府当然尽量保持六个月前所达成的、易碎的协定。对于波共以外的那二个小党，团结工会为了其本身的目的，曾说它们与波共完全不同，其实它们是波共的一部份。雅鲁泽斯基的人马——在波共内部，但是也在两个小党之内的人马，会密切注意新的政府。而且，在军队的眼光中，这是官僚层在选举失败后的第二次失败。
“冲淡了我们运动的基本原则”
这种情况会大大加剧波共内部的紧张状态，甚至也许会挑动官僚层高层中某些人物倒向“敌营”。拉可夫斯基，在当选为波共第一书记以后，就着重这一点：“我们生存在这么一个时期，在这时期中，有时候很难区别，什么是新的、必要的、而且对社会主义决不可少的东西，什么是机会主义路线，这路线会冲淡波共和人民波兰赖以建立的基本原则。”
波共内部的利益冲突
但是第一书记的呼吁并不能使这个正在消逝中的党内部不出现分歧。党员平均年龄差不多是50岁。而且，根据党内的一位政治科学家的统计，在210万党员中，90万党员占有各层面的领导位置。其余的党员，除了已退休者以外，都在官方工会中担任职位。这个官方工会在团结工会被解散以后的行为，遭到人民的痛恨。而且它在企业中也没有什么基础。
已退休的党员和当权的官僚之间，也因客观形势而发生利益上的冲突。据上述的政治科学家说，这些党员的政治生涯，“在社会主义有危机时结束”，所以对他们而言，“如果承认现存制度是不合理的，那就否定了他们一生的意义”。至于当权的官僚则沉溺于私有化的冒险。这是七月间波共第十三次大会上公开暴露出来的危机的根源之一。
巴卡在辞去中央委员会中负责经济问题的书记时，曾批评政府在抵抗通货膨胀和稳定币值方面所采取的政策。他接着解释，“在解决国家的社会经济问题上，党和政府之内有不同的观念和方法。”虽然他同意一般的政策（市场经济、私有化），他却批评实施的方法。他特别反对“成立寄生虫似的有限公司，因为这些公司贩卖陋劣的货品和原材料，从中获得巨额利润。”但他又坚持应该优先发展工人拥有股份的制度（见1989年7月31日的Rzecepospolita报）
但是，对于一些著名人物如怀亚特教授和中委会书记米勒等人所指出的爆炸，似乎可能用改变运转模式来避免。这是与党在官僚权力结构中改变作用有关联的新因素，党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就说过：“统一，只有在发展了内部民主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表示，讨论的自由，以及发生不同倾向和政治立场的可能性，包括提出不同纲领的权利。这也不排除少数派为它的立场而辩护的权利。”（1989年8月2日的Rzeczpospolita报）。
马佐维茨基被指派为总统，也会加深团结工会内部，（包括它的领导圈子）的紧张状态。在他们震惊于选举大胜之余，接近华里沙的领导人尽量不要脱离圆桌会议协议所定下的架构，虽然这协议在那时已经部份过时。
“基本上什么都没改变”
雅鲁泽斯基当选为总统，是靠团结工会的国会议员的投票帮忙。当这消息传布开后，团结工会内部起了一片反对声。华里沙意识到这股反对力量，一反过去对波共政府作积极批评的态度，于8月17日发表了使他的所有合作者震惊的声明：“政府最近所作的新总理人选的决定，证明它还要保持政权的垄断。这就加强了信任危机，而且在社会的眼中这证实了基本上什么都没改变……
“我再度抗议由克扎沙克将军出组新政府。在目前局势中，唯一解决方法是提名一个由团结工会、联合农民党和民主党[注一]所联合组成的部长会议。”（1989年8月8日的Rzeczposlita报）
根据一切征象，马佐维茨基政府将会跟随前任政府的经济政策。华里沙在意大利消息报最近的访问中曾再度肯定此点：
“到今日为止，还没有人是上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就是我们所要做的：经过了长时期的社会主义以后，我们要倒回战前的情况[即波兰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候]了……我们的政治经济模式是西方国家的，它们已经有好的结果。”（1989年8月22日） 。
华里沙集团跟从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意旨
这个态度被以下的事实所增强：在负起政府责任以前，华里沙集团的领导人物早已宣布他们要尊重国际货币基金会所提的条件。团结工会的一位议见（议员？）提出了一个期望得到国际财政机构赞同的经济计划。这个计划主张将债务转换为波兰各个公司的股票——“这不是自我管理的意思，而是较庄重的参与形式”。
这个计划也解释应该采取紧缩政策，因为“假如社会不同意，我们就可能有被切断西方科技的危险，这就表示波兰经济的继续崩解。”
“当权派官僚的私有化”
团结工会领导人从来没想到拒绝偿付外债！波兰从1971年初至l988年底一共借了480亿美元的外债。在同一时期，波兰也向国际财团付还了440亿美元。可是，在1988年底，它还欠390亿美元的外债，其中120亿美元是未付清的利息转换为本金的。
到现在为止，公民议员集团“议会中非共人士的团体”的领导人，再次证实他们一般赞同市场经济改革和私有化的需要。但是他们强烈反对目前正在进行的私有化过程。团结工会的一位出名的经济专家批评说：“在国营部门内快速发展的有限公司只给经济带来损失，而不是利益。”另一位公民议会集团的成员回忆说，根据最近的研究报告，将近13％的有限公司只扮演中间人的角色。
这些批评反映了工人对当权派官僚的私有化的极端不满。这些批评也把对市场机制的理想化和对市场经济具体后果的反感结合起来。以下一段团结工会一位当选议员的话，表明这些议员普遍持有的市场观念：“我们之中好几个人希望有一种建基在一般化的所有制、正规的股票市场、和工资劳动者都有股份的私有化。不过，使我们担忧的是，工人还是无产阶级，但‘当权派官僚’却摇身一变为资本家。”（见1989年8月2日的Rzeczpospolita报）
这样地把资本主义天真地理想化，而且把它等同于物资丰裕的看法，不但是团结工会的积极份子，即使社会上的一般人民也普遍地持有。这是以下三种思潮的副产品：① 官僚层在七十年代所发动的消费社会的模式；② 多少年来的斯大林主义的“赶上和超过”西方的宣传：③ 团结工会和政府的经济学家所发展的思想。
工会会员之间的潜在分歧
初看之下，上述的思潮也许鼓励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希望。但是，失望的成份却更大，因为波兰式的市场经济模式（那就是受国际货币基金会所支配的经济），与今天的天真想法是完全不同的。
团结工会积极份子，对以下这点很敏感：这些方案的实施，会造成团结工会会员之间的分歧。这可由下列事实来说明：格但斯克地区的工会最近召开一次会议，讨论是否于8月11日发动总罢工来迫使雅鲁泽斯基将军接受团结工会成员为总理候选人。在讨论之中，列宁船坞工会负责人发现他自己成为反对罢工的少数之一。他说，他无论如何不会实行会议的决定，因为“这种罢工会打断想在船坞作联合投资的美国百万富豪的利益。”（引自1989年8月19日的Polity ka报）。
“我不想建立强大的工会”
华里沙领导层所作的政治与社会的政策，并没有帮助团结工会利用目前的合法地位来重新建立像1980—81年那样的强有力的工会。团结工会目前有270万会员，许多支会不愿上缴会费，由此可证明他们对领导层缺乏信心。
华里沙很满意这个情况。他在今年8月19日向Polityka报记者宣布：“我不想建立强大工会，因为如果团结工会有一千万会员，它就会像一枝打在政府头上的棍子。我不要吊死任何人。今天，你首先是波兰人，然后才是工会会员，这种态度就强加给不同的价值尺度：先考虑到整个经济，然后才考虑到其它事情。”
因此，政权的危机，以及它今天被迫作出的让步，要比1981年深刻得多。但是，群众的自我组织水平却弱得多。在罢工时，工人也组织了工人委员会，但是他们没有把这些委员会集中统一起来的推动力，而且由于他们对团结工会的结构不太信任，这些原始形式的自我组织就无法向上发展。
六月的选举结果，在客观上提出了政权问题。这个问题，以及官僚领导层的无能，因此在工人运动中找不出政治解决方法。马佐维茨基组成的联合政府，不会被工人看成为他们自己的政府，即使这个政府在目前一段时期还会得到他们的友好的对待。
促进工人政府的政策
什么政策会使工人阶级加强它的自信和群体活动？这是反对华里沙路线的激进的政治斗士今天所面对的问题。
真正的工人政府应该满足以下的要求，所以工会团体、自我管理的委员会、以及反对力量的政治团体应该公开地把这些要求提出来：
第一，有关目前经济状况的要求，这些要求在9年前（1980年8月）即已提出：工资和社会福利按生活指数而增减；收入超过平均工资一倍的，应该减少：废除特权，等等。与此有关的是：拒绝向国际货币基金会和其它帝国主义中心的指令低头，不要还债。
第二，有关自由的要求也不要忘记：停止种种检查，解散政治警察；军人和警察有组织工会的权利；结束对新闻传媒的独霸；所有经济领导人，特别是所有经理人员，应该由选举产生。
第三，有关取消波共作为一政治组织的特权的要求，特别是1981年在几个企业中所提出让大家投票表示的要求：企业不应该再付给波共专职人员的薪金。
最后，有关政权问题的要求：立宪会议的自由选举——这个要求比过去更有关连，因为波共打算经过目前的国民会议来提出宪法上的改变。我们必需记得，目前的国民会议只有部份议员是由自由选举产生的。
如果团结工会这个自治的群众运动能够因为这些要求的提出而重新振作起来，我们就会见到一个对基层委员会负责的、实施这些要求的团结工会政府。
[兆立节译自1989年9月18日的《国际观点》]
[注一]联合农民党和民主党是多年前被斯大林主义领导所设立。设立的目的是使官僚政权在表面上有实施多元化的形象。其实，这两个小党在1989年前都没有起实际的作用。官僚层的危机影响到波共，也影响到这两个小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