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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工人的物质利益”

——格维兹达访问记

译者:小点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8年1/2月 第十五卷 第1期(总第133期)


简介:安·格维兹达在5岁时即随同母亲被放逐到西伯利亚。68年在格但斯克工业学院任助手时,积极参与3月的学生起义。在76年策动援助受镇压的罢工者。在78年创立波罗的海岸自由工会筹委会。80年8月,他是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委员,成为团结工会副主席;81年全国大会上,他与华里沙竞逐会长职位,后被选进全国委员会。81年12月被捕,84年获释。现为油漆工人。他是致华沙公开信的22名团结工会领袖之一。


问:你对全民投票的态度如何?

格:我认为无论怎样的问题、答案和意向,参与这次全民投票只有一个意义——政府在寻求大众承认。1946年的全民投票也一样。它没有问我们最基本的问题:是否想要在波兰有由红军扶立的共党政府,反而问三个后备问题:要不要社会改革、一个院的议会、西面达到奥达河的边界?参与那次投票时,我们可以说不要西面的领土,却不能说不要共党政府。
  我们不能再犯同样错误。任这次全民投票中,我们被要求放弃保卫自己免受剥削的权利。81年12月13日,政权实施战争状态,以回答由社会监管进行改革的要求。改革主题被用来为不断加价、通货膨胀和限制工人权利而辩护。经过6年不断的改革之后,年青人不再有机会找到居所,多数家庭长期勒紧肚皮,尽管越来越努力工作和兼第二份工。今天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保卫工人的物质利益。因此,应该号召杯葛全民投票,口号为:“杯葛全民投票,表示抗议剥削!”

问:你如何评价投票结果?华里沙的主要顾问格拉麦教授说它是每个人的失败,因为政府出卖了全民投票和改革的概念。

格:这种观点完全是无稽的。全民投票的结果:是对雅鲁泽斯基的重大打击。它证实了波兰社会不再相信共党的任何改革。这是40年共党政权的结果。雅鲁泽斯基告诉莫斯科他完全控制局面,甚至可以说经济改革得到普遍支持,因为它得到华里沙、团结工会领导层和专家的支持,全民投票显示这些全部是宣传技俩。
  人们在全民投票之后增加了信心,对自己更肯定,只是不再相信有一个领导层带领他们斗争。我在84年出狱后,曾遍访全国一年,与团结工会主要领袖和厂内普通活动份子讨论。我当时见到战斗性在下降。领导层的权威也在下降。今天,局势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会依赖这两个过程的关系。如果领导层的权威继续下降,但现时的战斗性被保持的话,则人们会开始自动组织起来。甚至在全民投票之前,基层已开始独立地思考。全民投票的结果便是这点的表现。

问:你对团结工会全国执行委员会10月25日对全民投票的声明有什么想法?

格:它是最坏的。我当时在一个小镇,与团结工会一个活动份子讨论。他说:“我们完全不能理解,因为华里沙说改革是好的,但没必要投票。”整个团结工会领导层采取与华里沙相同的立场,即,社会希望经济改革,改革是必需的,但尽管如此,最好不要去投票。工会领导层代表说因为投票结果没有意义。这是很坏的宣传,政府的宣传比他更聪明。尽管如此,人们拒绝支持政权的设计,开始独立地思考。

问:你认为政府为什么判断错误?

格:每个人都这样问。雅鲁泽斯基为什么举行全民投票呢?我认为现在当权者比以往较少相信自己的宣传,但却中了团结工会领导层的宣传毒。它以为这领导层真正代表社会的意见。
  我曾在党和警方内听到这种意见,说只是听华里沙、团结工会领导层和教会讲话,便会知道所有事情。这是说服他们举行全民投票的原因。他们不知道团结工会领导层的意见已经偏离了社会的意见。这是由于社会没有表达意见的途径,甚至在地下刊物内也没有。团结工会领导层和有关的团体己垄断了这些刊物。独立刊物和印刷所的存在是极好的。但刊物的分发和独立的文章却很弱。华沙的认识似乎不是这样,因为在几个大工厂内有工厂印刷所。但在省城市和地区,刊物便发不到了。西方电台因此成为主要消息来源,但这些电台也受到不少检查。一份文件如果没有华里沙、团结工会领导或专家的批准,便不能播出。
  因此,团结工会领导层犯了波共党同样错误,垄断了独立刊物。只有他们的意见被西方电台广播。这种垄断在一段时期内有效。每个人都以为;“我们的见解是不同的,但所有其他人都像报刊上的想法一样。”在全民投票之前,人们说:“我不会去,但其他人肯定会。”事实并非这样。

问:你如何评价雅鲁泽斯基的经济改革计划?

格:首先,政权是以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作为改革的基础。西方,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会,亦要求政权以这个理论为基础。但这是荒谬的,因为没有自由市场这个理论,在这里并不适用。其次,我们的经济学家企图说服我们改革是可行的,但他们无疑从未见过工厂,不知道工业内发生什么或生产过程是怎样的。
  他们幻想生活水平剧烈下降会导致劳动生产力的增加和产质量素的改进。由于他们与生产劳动无关。所以以为如果将无产阶级饿着或鞭笞,会迫使他们努力工作来提高其他人的生活水平。事实上,这些讨论如何加强劳动强度的人,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其他人高好几倍。
  我现时在中部一间发电厂地盘做油漆工人。一个普通烧焊工人每月赚25000波币,一级的烧焊工人赚300000波币。这便是大部份工人的工资。这工资不能养活一家人(据团结工会最近估计,一家四口的最低社会开支每月要53400波币)因此大部份波兰人在工作8小时后,便兼第二份工作,多数是体力劳动,例如我一个同事做搬泥,另一个铺街道石板。人们却叫这些人削减一半实际工资!又叫他们如果要维持生活水平,便要提高生产率。我不会怀疑他们能够做到这点;我不知道他们会怎样做,但通过他们的集体智慧,他们会做得到。只是到时我会拒绝爬上我同事搭的棚架,因为我怕它不能支持我的重量。
  波兰经济是病态的,这病态是由于太高的工作定额,造成虚假的生产力,实际上却是重大损失。早在80—81年,当一些部长问我如何改善经济时,我便说首先要降低生产数量40%而不减工资,令生产有质素,然后再开始提高生产力而同时按比例提高工资。但政权永远背道而驰,却取不到成果,因为波兰工人极之有想象力。我在工业部门工作了30年,工人的想象力仍不断令我惊奇。他们的工作定额被提高,但他们仍能维持同样工资。我有多种工作技能,所以能估计某种产品要多少时间完成。工作定额似乎是完全不可能达到的,但他们却成功了。很简单,他们不遵守技术程序。从外面看,产品似乎合规格,但它的寿命不到应有的十分一,因为8成的技术程序被省略了。工人的所有创造力被用来找寻省略工作程序的方法。
  现时的经济改革会迫使工人找寻更多这样的方法。表面上,生产力提高了,工资因此得以维持,但经济会进一步瓦解。

问:你是致华里沙公开信22名团结工会领袖之一。在信中你们批评团结工会领导层不关注保卫工人生活水平,并要求召开全国委员会大会,以解决领导层的问题。你可否解释这个要求?

格:唯一界定团结工会和它的功能的,是它的会章。根据会章规定,工会领导层由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组成。要求召开工会的唯一合法领导层会议,不应该令任何会员惊异。这是每个会员的义务,特别是全国委员会委员。为什么我们的要求会造成这样多风波,甚至敌意呢?每种规章都是为了限制个人利益,保障整体利益。团结工会的规章便是这样。它们反对个人违反整体工会利益的行为。我支持那些要求尊重和实施会章的人。团结工会目前的领导层并非法定的机关。

问:但在战争状态实施后,是不可能依会章行动。取代全国委员会的组织其后出现了。临时联络委员会是第一个。

格:当临时联络委员会成立时,我正在狱中,当时我很高兴。成立这委员会的需要是很明显的,不能有其它做法。但情况其后转变了。我出狱后,我觉得召开全国委员会会议完全没有问题。技术困难是有的,但并非无可克服。我也参加过200人以上的工会份子会议,而全国委员会委员少于100。
  如果可能遵从会章的话,便应该这样做,否则便是将自己置于工会之外(并非是团结工会社会运动之外,而是工会之外)。如果一个集团令召集工会法定领导机关开会成为不可能,它便是阻碍了工会的运作。

问:你认为为什么存在这个问题?

格:很简单。垄断的情况出现了,而造成垄断的集团尽力保持它。

问:无论如何,团结工会领导集团包括不同观点的人,例如一些人着重争取市场形式的经济改革,而其他人赞成侧重工厂内的工会斗争工作,正如公开信的22人认为团结工会没有足够注意这个问题。

格:是实金(疑为“在”)没有注意!团结工会今天可能是一个社会运动,但他肯定不是一个工会。自从战争状态以后,取得领导的集团并没有进行工会活动。胡亦克是例外,他不时提醒人们我们需要保持工会。
  我只需举一个例子:在84年秋天,我在华沙与一间工厂的40名工人会面。他们都是团结工会的基层会员。在整个会议之中,他们都不发一言,只有领袖在谈话。午夜前,领袖走了,然后工人开始讨论,直至早上5时。从他们口中,我得知新的合约正被筹划中,但没有地区领袖与我谈及它,或是他们不知道,或是没有兴趣。在该会议中,工人们讨论如何保卫自己对抗这个威胁。其后我搜集一些有关资料,并准备在地下刊物刊登。但教士波比胡士高被杀事件引开了每个人的注意力,政权利用这机会通过了新合约而没有遭到抗议。这问题没有引起领导层的注意。这情况一直没有改变。

问:你很严厉批评团结工会现领导层。

格:是的,我对团结工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及其前任领导层的活动的评价是负面的。我完全不同意他们的政治路线、他们寻求与政权和解的构想和追随这个政权的尝试。我还被他们对莫勒维基最近被捕事件中采取的态度所震惊。莫勒维基是地下“战斗团结工会”组织的领袖,政权指责他是恐怖份子。
  团结工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将问题这样提出来:团结工会从来对恐怖主义都不妥协,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抗议。事实上,这表示将政权的诬蔑宣传合法化,说“战斗团结工会”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这是不可接受和丑恶的态度。我们就这事件与其它几个独立战士拟好了下列声明,请代为发表:

  争取释放莫勒维基

  我们呼吁团结工会所有会员采取行动争取释放莫勒维基——我们的工会同僚,弗洛茨瓦夫区的全国大会代表。
  6年来,莫勒维基领导了“战斗团结工会”,一个独立地下组织,对抗庞大的警察动员。主要多得莫勒维基的活动,弗洛茨瓦夫区才能成为近年来最活跃的地区。我们只能以坚定和团结支持来保卫它。莫勒维基的被捕,是政权对付社会的战争之中,一次新的力量较量。

  祖安娜·格维兹达,安德烈·格维兹达,高巴素维丝,桂高斯嘉,加曼托斯基,乌班斯基,古拉斯,米高拉斯嘉。

  如果在反对派之中的分歧会令我们像华里沙和全国执行委员会对待莫勒维基一样的话,政权很快便能够将我们,包括全国执行委员会,全部关在狱中,因为没有人会想保卫我们了。

问:“波兰社会主义党”最近成立。你对这倡举的态度如何?

格:它可能是一个历史性事件,扭转形势。过去5年来,所有有影响力的独立团体都向右走得很远。甚至在过去被认为是左翼的人,现在也采取了在西方会被视为很右倾的立场。我们的右派则更不用说,简直是18或19世纪的右派!左翼是真空,需要填补。“波兰社会主义党”有机会填补它,成为所有左派的党。而在波兰对左倾思潮是有庞大需求的。

问:你有没有加入“波兰社会主义党”?

格:没有。但我参加了它的成立大会,也很赞同它的成立。我没有加入它,是因为我认为它先要解决一连串我认为很重要的问题。
  首先,在经历了打着社会主义旗帜的共产主义之后,我们在概念上有很大混乱。“波兰社会主义党”有巨大工作要做:界定概念,发展一种语言,从共党手中夺同各种标记。例如,“波兰社会主义党”制订的目标是在波兰建立社会主义。在8成至9成的人民之中,这立即会引起感情上的反感。因此“波兰社会主义党”要清楚指出它所谓“社会主义”是什么。这不是一个划一的概念,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党和派别都给与它不同内容,而在波兰更是挖空了内容的。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社会主义者传统的红旗上。“波兰社会主义党”必须远离被滥用了的口号,但保持它的真正内容,转变它们为新的语言。
  其次,“波兰社会主义党”要对社会主义传统采取一个立场。以往的“波兰社会党”的历史和纲领,不大为人熟悉。而且这个党有几个传统,需要从中作出取舍。例如在1906年,它分裂为两个党,一个是采取武装斗争,争取独立的“波兰社会党”革命派,另一派刚与由卢森堡领导的社会民主派合并成为“波兰共产党”。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波兰社会党”的自由、平等、独立派与德军占领军作战,战后则反对波兰布尔雪维克化;同时只有“波兰社会主义工人党”合并为现时的波共。
  现时的“波兰社会主义党”认同那个传统呢?是与共党合作的传统?是争取被共党合法承认和寻求与它共同统治?还是组织社会争取民主和独立,正如“波兰社会主义党”革命派和自由、平等、独立派呢?这是基本的问题。[按:斯大林主义丑化了共产主义传统,往往推使波兰反官僚活动份子认同“波兰社会党”历史上的反共产主义流派。]
  第三,在历史上的“波兰社会党”之内,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一同存在。新的“波兰社会主义党”要界定它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这是困难的。共党告诉我们,马克思和列宁发明所有东西。某些理论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声称拥有它们而因此而放弃,另一些则可以放弃。“波兰社会主义党”需要作出选择,并以通俗的和理论性的两个版本来介绍它们。
  第四,“波兰社会主义党”必须解释对生产手段社会所有制的看法。说国家所有制只会是坏的,而社会所有制只会是好的,是幼稚的说法。“波兰社会主义党”应该赞同民主,正常的议会民主。在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内,国家机器是社会聘用的官员的总和。在这个国家内,国家所有制仅仅是社会所有制。
  还有其它类似问题需要澄清。我希望“波兰社会主义党”会尽力澄清它们,提出答案,吸引尽可能多的人加入,令我也可以加入。


[小点摘译自《国际观点》1988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