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 《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

团结工会与自管

庄义保　译者：小点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11月 第九卷 第十一期（总第71期）



　　虽然团结工会是独立和实行内部自管（SELF-MANAGEMENT）的，但它并没有从一开始就把自管的要求包括在纲领之中。从八○年八月列宁船坞工人的二十一点要求到八一年十月的自治共和国纲领为止，要经过多月的斗争、经济危机和讨论，才令这个运动充分接纳这个政治和经济民主的公式。长期以来，对承担经济管理责任的保留的态度，使团结工会和这个工作割离开来。
　　但自从八一年春天以来，当它将自管作为中心要求的时候开始，它便对自管问题作出重要的贡献。它吸收了以往运动的错误的教训。比起波兰在五六年工人议会（WORKERS’COUNCILS）经验和捷克在六八年冬天的自管运动来说，团结工会的贡献更为丰富：它的制度性提议更为激进；它的斗争首次被视为一个政治战略的整体部份，即作为争取民主形式的政治权力的斗争。不幸地，共党军事机构造成的对抗，使团结工会没有时间将这个概念贯彻到底。但即使在今天，在雅鲁泽斯基独裁统治之下，它仍是持续的反抗运动的一个成果。
　　在“人民民主”国家中第一个独立工会为什么会走上争取自管的斗争道路？这个想法是怎样发展起来的？这个要求对首十六个月的革命有什么影响？这是我们在本文中要提出的问题。

　　最初几个月的保留态度


　　从一开始，在八○年八月卅一日签订的格但斯克协议便企图在两个互相矛盾的要求上保持平衡。一方面，新的工会被定为监管的机构：它的“目的是保卫工人的社会和物质利益，而不是扮演政党的角色。……目标是保证工人有必需的手段来决定、表达和保卫他们的利益。”（格但斯克协议第一条第二段）另一方面，它的权力却远超过纯粹的监管：“新的工会应该能够参与制订影响工人生活条件的决定：包括国民收入在消费和积累方面的分配、社会消费基金（卫生、教育、文化）的分配、工资政策——特别是工资随通货膨胀自动增加、长期的经济计划、投资的方向、价格政策等。政府承诺保证实现这些功能的条件。”（格但斯克协议第一条第五段）
　　对于团结工会的始创者来说，“独立”和“监管”隐含着对政府将采取的经济政策不负任何责任的意思；而工会参加作出决定，是为了影响结果，因此工会或多或少要负一些责任。
　　在签订八月协议后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多数人（七成）认为这个制度应该能迅速改善波兰工人的生活。但事实在几个月之后显示得很清楚：政府并没有执行协议，它并没有采取任何重要的经济改革，而工人的生活条件每天都变得更差。工会份子处在人民越来越大的不满和当权者不能（或不愿）采取任何真正经济调整的夹缝之中，这种情况被迫地反映在工会份子的政治和经济行动中。除非人们订出不同的经济选择和不同的劳工管理方式，否则当政府谈论国民总收入下降时，人们又怎能保卫星期六休息的权利呢？如果不质疑整个农业政策，又怎能支持农民的要求？由于在这种利害关系和要求的性质之下，操纵和保卫工人阶级利益的行动便要扩展为对政府政策的全面挑战和作出改革建议。
　　关于自管的辩论就是在这种环境之下开展的。困难是有的。不少人采取保留的态度；从最近历史经验的多种因素去考虑，这是可以理解的。首先，有五六年十月成立的工人议会的遭遇；五八年关于“工人自治大会”（CONFERENCES OF WORKERS’AUTONOMY）的法律，将它们削弱成为党的工具，成为“委任名单”制度下的输送带。而且，从七八年起，这些“工人自治大会”的主席位置自动保留给厂内的党书记。因此，对“自管”这个名词是有一些不愉快回忆的。所以，在八○年秋天成立工会，是一件微妙的事。我们要记得，要经过工厂和全国的多个星期的斗争之后，工会才在十一月十一日获得承认和注册。虽然有很大热情和动员，工会的内部组织是繁冗的，这是由工会与政权之间的不断紧张关系造成。很多任务会活跃份子认为这个组织太弱，不能肩负真正的全国责任。最后，人民还不信任经济参与；他们从旧的工会的经验中感到经济参与即等于贪污。
　　人民恐怕一旦团结工会在工厂或全国负起责任，它便会被束缚着，要共同处理危机。他们没有信心。华沙一个主要的代表在十月表示：“人们现在向我们呼吁共同管理和共同承担责任。我们已在旧工会中见到这代表什么。我们不想通过参与而掩饰领导层的错误。……团结工会与当权者之间缺乏信任是一个事实。……我们需要的是制度化的保证；我们一定要确保诚实和能干的个人能够对抗那些愚蠢和不诚实的人。”
　　工会份子这种敌视态度，并不意味他们不清楚危机的程度。从十月和十一月起，很多呼声坚持必须对整个问题采取立场。在十月，全国委员会的一个专家马索域奇在华沙宣称：“工会一定要对国家的普遍事务发表意见，例如在计划、分配消费预算等。工会现在才刚开始运行，它一定要为这个任务作好准备。”
　　因此，可以见到不同的人向不同的方向走。一些专家特别提出将监管制度化。十一月四日，告鲁斯基神父在格但斯克一个研讨会上提议工会应参加统计学院、价格委员会和计划改革的工作。另外一些人选择重建一个真正的自管制度。在八○年十月的一篇文章中，高秦斯基要求：“认真进行经济上的非官僚化，减少官僚在经济决定上的影响力……恢复自从五六年便存在我们心中的工人自管的思想。但是，要它发生，便需要废除一九五八年关于‘工人自治大会’的法律。”
　　然而，高秦斯基并没有说明这种自治的内容。另一方面，从十月开始，在格但斯克出现更详细的工会计划；但这份由库伦写的计划并没有被用作未来讨论的基础：“我们必须尽早在每间工厂选出自管委员会，要成为独立于工会和所有控制的工人代表组织，正如战后初期一样。选举应该基于按比例的代表……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将包括管理社会基金（假期、营舍等）、房屋基金、控制互助存款和贷款，和所有在劳动法例内订定的权力。”
　　这些工作都是有限的，并没有触及工作间内的经济权力和管理的问题。不过，这个提议仍然是有利于推广民主选举工人代表的思想。它的内容被格但斯克厂际委员会的时事委员会接纳为选举委员会的方法。
　　因此，工会在成立之初的几个月中，对自管采取了一定的保留态度。十月和十一月在罗兹市的一些车间经验只是局部的。而在圣诞节，当政府决定实行肉类配给时，团结工会以最传统的工人监管方式作出反应。（正如工会华沙区领袖保泽克说：“我们还未强大到可以委任我们选择的企业领导，但我们已强大到可以将不喜欢的厂长赶走。”）

　　对经济危机的反应


　　这个情况一直到八一年三、四月才开始改变。很多工会支部改变了态度。自管委员会在车间内涌现，有系统的发展开始冒出头来。造成这个突变，是有几个原因的：首先是经济危机不断加深，而且达到灾难性的程度。工业和农业生产危险地下降，内部市场日趋败坏。四月一日的扩大配给制度只是稍为改善了情况；配给券照常地只是局部收效。经济机构的无组织、不同派系之间的不断斗争，还加上了贪污，令整个配给制度成为一幕闹剧。团结工会因此面对一个选择：或是完全避开经济问题，冒着被人民因责备而背弃的可能，或是承担这个任务，但因此便必须寻找方法避免上文提及的危险。要走出这个困境，便需要找到一个民主管理经济的方式，让工人充份明白事情的真相，以致能保卫他们的想法和影响最后的决定。
　　政府本身的提议，也促使了工会改变看问题的方法。政府在八○年十二月提出了一个关于自管的法案。波共党又不停地指责团结工会不负责任。它的最终含义是：所有波兰人必须携手合作（和勒紧肚皮），将国家驶离灾难，而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党——提议真正的自管。但是，工会领袖十分明白这个法案目的只是恢复破了产的“工人自治大会”。因此他们被迫改进本身的提议。
　　最后，团结工会的支部在车间内面对这个问题：管理阶层当初企图阻碍工会的成立，现在却寻求将它结合在共同管理企业的工作。管理层提议工会应该取代仍有的“工人自治大会”或是成立新的“更民主”的组织。工会活跃份子必须知道怎样对付每一个提议。
　　工会的社会研究中心在八一年三月初进行的一个调查，显示了这时期的倾向。接受调查者全部是团结工会活跃份子。调查包括了178间工厂，有47％仍存在“工人自治大会”。工会究竟作出什么反应呢？工会通常是不参与这些“自治大会”的；即使有，在11％中，工会以观察员身份参与；有8％是为了通过计划而参与的。面对这个制度上的空白，人们更加感觉需要新的自管组织。这正是占了调查结果68％的提议。由谁主动提议呢？68％说由团结工会，43％说由管理阶层，18％说由旧的工会支部、7％说由当地的党组织，13％说由没有组织的工人（总和超过100％，因为有些说由几个组织同时提议）。我们可以见到，工会活跃份子的日常经验使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立场。至于他们认为新的自管有什么用处呢？下列图表由不同规模的工厂给予各自的答案：

　认为自管者
工厂工人数目必须无用无答案
0—30082％18％0％
300—100093％4％3％
1000以上95％4％1％

　　调查亦显示在直接生产性的工厂内，94％被访者认为自管是必须的。这个数字在非生产性的工厂内则下降了10％。
　　至于自管组织的工作范围是什么呢？意见是纷纭的。问卷要求被访者在下列三个选择中选一个：自管议会应该“作决定”、应该“表示意见”、“不必理会”。下列是被访者认为自管议会有能力“作出决定”的答案百分比：选择厂长、分配利润（用作工资或投资）占75％；获取资料占74％；管理工人占68％；订定工厂的计划占64％；决定工资占60％；决定奖金占61％。下列是认为自管议会要“表示意见”的比率：提名管工占44％；组织工作占49％；监管存货占50男；投资事项占50％。最后，认为“不必理会”的事情只有一样：分配假期券（37％）。但是，问卷调查者认为这些结果似乎显示被访者仍未能清楚区别自管组织和工会的决定权力。
　　因此，即使问卷不能被视为代表当时整个波兰工人阶级，但仍显示了对自管态度的某些改变。问卷的最后一个问题很清楚地表示了这点：68％被访者认为团结工会应该立刻开始建立工人自管机构；13％认为这些组织一旦成立后，团结工会应该扮演一定的角色；4％认为工会不应该理会自管，只有二人（1％）认为工会应该反对这个计划（其他人没有意见）。

　　“联络网”和卢布连团体


　　在团结工会内部成立讨论经济改革和自管的机构，这个新的觉醒在八一年春天具体化。三月十七日，在格但斯克船厂和热舒夫公共运输的活跃份子的倡议下，成立了将全国十七间最大的企业的代表聚在一起的“大企业联络网”，每省成立一个联络网。（这些企业包括格但斯克的列宁船厂、什切青的华斯基船厂、卡托维兹的胡亦克矿厂、波兹南的切盖尔斯基工厂、华沙的乌苏斯拖拉机厂等。）
　　对全国整体生产制度的关系，和企业内的工会会员数量成为企业被选为联络网的双重基础。代表们每月聚集一、两次（华里沙参加了在四月十四、十五日的会议），目的是“鼓励成立车间自管委员会，以作为导向改革全国经济的基础。创立一个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这点亦写在联络网的纲领之内。每个提议都受到二十万八千个团结工会活跃份子的支持，令联络网成为工会内一个真正的咨询组织。”
　　属于联络网的企业可以在省区成立相似的机构，与国会议员或工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举行会议、和研究不同的改革计划。它们亦可以“在地区或全国发生危机的时候采取行动”。
　　联络网“不是工会的权力机构之一。它只是一个咨询性的结构。它本身没有执行机构（例如主席团），而只能向全国委员会提议各种计划。”
　　工会全国委员会在五月二十八日通过一项决议，承认它是“全国委员会的一个咨询机构，专责有关社会经济改革的工作。”对于联络网的创建者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满意的公式！
　　在六月一日波兹南的会议上，“大部份参加者认为这个决议并没有保证由联络网完成的计划，会作为与政府讨论的基础。”实际上，当这类会议继续下去，工会内普遍的情绪转变便保证了这些计划会被用作参考的基点。在六月十九日，全国委员会主席团采纳了联络网的立场，发表一份（批评政府法案）公报。值得强调的是，这个公报成为工会在自管问题上基本转变的信号；这个转变后来在全国委员会的七月全体会议中得到证实。
　　从那天起，争取自管的要求成为团结工会的纲领中心。
　　反映这个主题的另一个神经枢纽在八一年七月出现了；它来自上年秋罗兹和卢布连的车间开始实行自管的试验。它们与联络网有维持接触。在七月十二和十三日，在卢布连举行了一次区际会议；参加者包括自管筹委会、工人议会、区领导层，团结工会的企业委员会等。主题是工人自管。
　　会议决定成立一个“自管委员会区际合作工作团体”，亦称为“卢布连团体”。它的任务是发动一次委员会代表的全国性会议和协调区际联络。它通过了一个实时的行动纲领，支持及散发联络网的成立文件。这个团体的目标较联络网更有实质。它从“必须向工人自管组织订定一个短期行动的整体计划”开始，因为“除非一些先决条件能够实现，否则在下一个月内，自管组织是不能接收管理各企业的。”这些条件包括由国会通过法律，成立紧密的区际联系，和成立一个全国资料中心。
　　虽然联络网和卢布连团体似乎是相辅的，但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合作却十分困难。由于不同背景和经验，造成的一连串分歧，使两者逐渐变成互相竞争的政治轴心。在团结工会大会和其后几个月之中，这变得尤其明显。但如果将工会内发生的辩论简化为它们之间的对抗，则是错误的。各式迥然不同的立场曾经涌现。为了方便，我们将它们归纳为这两类立场；但是，不要忘记每个轴心之内其实存在着每种立场。

　　自管观念的分歧内容


　　团结工会第一届全国大会采纳的纲领，只是局限在普遍的公式上，并没有明白提及由联络网完成的国会议案和法律规例。工会的自管计划可以从下列三个主要问题研究出来：关于社会企业的提议，这是所有讨论都提及的提议；在委员会、计划和市场之间的合作；和上述种种与中央政治权力的关系。以下是逐点研究：

　　甲、社会企业

　　被工会迅速接纳的联络网，综合在八一年九月发表的六十三条条文的一份议案内。其中，社会企业被定为国家经济的基本单位。在生产手段中取消私人财产的问题并没有提及。相反，它提议从“国家化”转去“社会化”。要做到这样，社会企业以自决的形式、以经济计算为基础，管理自己的业务。它被赋与法定人的地位掌管所有雇员。后者管理国民财富之中给他们托管的一部份，通过他们本身的自管组织加以运用。”（第一条）“这些自管组织的成员向选举他们的人负责。”（第十条第三段）“全体自管雇员可以处理企业的财产，决定它的活动和发展的总路线，和决定怎样分配利润。”（第十条第五段）
　　这三条广义条文与波共党所捍卫的和国会在九月通过的想法直接对峙。后者认为雇员和他们的自管组织只有“权利和义务”对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表达自己的意见”。因此，分歧立即涌现：对团结工会来说，自管议会是企业内的权力机构，但在政府看来，它只是咨询机构。当我们研究联络网给予委员会的权力时，这便变得更明显了。
　　自管议会将由“一次平等、直接和秘密的总投票”选任，任期为四年。“企业内每个雇员都有权投票”，但“只有在企业内任职超过两年的人才有权被选。这个条文不适用于新的企业”。除了第一个特点——代表性——之外，还有第二个特点：独立性。议会必须完全独立于政党、工会和企业行政人员。企业内最重要的管理人员（厂长、会计师、人事部经理等）及担任“社会和政治组织领导职位”的人都不能被选入自管委员会。”（第十六条）
　　这个原则与党的“名单委任”制度对立。根据党这个制度，管理人员和旧有的“工人自治大会”的成员向地方的党领袖负责，而不是向选民负责。至于团结工会的原则的目标，在工会纲领的第一条论题表现出来：“压止专权的经济权力集中在党机构和官僚的手中。构成这种传达命令的经济组织架构必须被解散。将经济行政权力与政治权力分开来，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这个议案的一个主要条文，是给予议会权力去选任和解雇工厂的厂长（第四十二条）。厂长的职能被削减为“执行自管组织的决定”（第三十六条）。他负责“企业的日常管理”（第三十七条）。他仍可以有权否决议会的决定，“当决定违反了法律的时候”（第四十一条）。
　　虽然国会在八一年秋天企图调和，但这些条文仍表现了团结工会与波共党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些条文比五六年通过的关于工人议会的法律更为激进。当时的法律将自管结构的权力局限为厂长的顾问而已。讽刺的是，波共党现在保卫的立场接近五六年的立场，而团结工会却远远走在前面了。
　　超越五六年的另一个大创新，是对[工人]议会和工会的清楚划分。工会的工作是保卫工人作为生产者的利益，而议会代表了人民作为雇主的愿望。议会决定了企业的整个经济策略：组织、计划、分配利润、合作、选择管理人员、监督工作、商业合约等（第十九条）。这些决定需有起码三分二会员在场，以多数票通过。（第二十五条）有时会需要与工会咨询：当决定直接影响“有关工会会务的问题时，企业委员会必须在投票作出决定前，容许工会发表符合工会和劳工法例的意见”（第五十八条）。

　　乙、自管与合作

　　假使团结工会活跃份子迅速同意社会企业的定义，另一个重要问题仍然未有答案：企业之间怎样协调各经济选择？这个问题在工会内有极端分歧的讨论。这些讨论大致环绕几个主要论题：计划、市场和企业自治、议会之间的协调，政治制度。
　　对计划问题，工会专家们犹疑在两个传统的波兰经济观点之间。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有弹性和非中央化的计划与市场规律自由发挥的结合。这个想法由保盖伊和高秦斯基拥护并在工会大会中得到胜利。至于其它更服膺经济自由主义的人，例如告鲁斯基等，则认为自管企业和市场的独立性应该盖过其它。对于他们来说，计划将会局限在一些总指标而已。不管怎样，这个纯理论性的辩论一直都只限在专家们之间进行。只有在谈到有关改革的经济选择（价格、就业、投资等），它才能落实下来。但这些选择并没有在工会大会中作出。
　　无论如何，在所有有关企业自治的社会影响的辩论的背后，都牵涉到这个总问题。这也是人们坚持工会与议会要互相独立的原因；团结工会主要领袖之一的莫扎鲁斯基，指出南斯拉夫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甚至团结工会也需要独立于自管，这是为了令自管制度可以避免南斯拉夫不知怎样避免的危险。而且，这些社会性危险是官方针对联络网计划的唯一有理性的宣传攻击。他们的说法，基于联络网的提议会隐含新的社会不平等这一个事实。得利于更佳的投资和拥有更现代化机器的企业将会在市场上取得很强大、近乎垄断性的地位。它们能够运用这些条件去满足它们自己部门的特殊利益，从而剥夺了那些从经济角度看来是弱小的企业和地区”。因此，太大的市场自由会扩大现在已经够大的社会不平等的危险。工会作为低下阶层的保卫者，将变得很重要；在它的纲领上，有关社会要求这点是很清楚的：它不容许失业、鲁莽的价格增加、和不平等现象。
　　不过，这些原则却并非足够的保证。因此工会发展了一条制度化公式：“一个自管共和国”，以保障整个社会的自管制度。在经过长期的讨论之后，两个对立的立场仍然存在：联络网（它提供了工会大会通过的纲领的要点）和卢布连团体。双方都企图将企业自管、弹性的计划和政治权力的民主公式结合在一起。
　　联络网的文献包含了整个经济结构（包括银行制度）。它首先提议大量削减行政结构、废除必须附属工业或联合工会的规定，和成立一个有弹性的计划架构。
　　文献宣称：“计划本身并不是目的。相反地，它应该是对社会所有圈子的有利过程。社会通过它表现对国家前途的愿望。……应使计划减至最起码的，其它则让给控制的自然作用过程。……计划的社会化过程需要地方及中央自管企业的自治计划。……在中央，可以倡议计划和讨论基本的经济选择和优先的选择的场所应该是国会”。
　　每个层面将会指导它范围内的事情，将其它工作留给别人。这个原则在卢布连团体的提议中也可见到。它是为了针对正在改组中的传统政治组织（人民议会、国会）。地区性自管会落在旧有的人民议会手中，而选举的方式将会改变。例如，议会的一半委员会由直接投票选出（席位的多少相等于人口的比例），而另一半会由地方上的委员组成，他们也应该是按比例直接投票的自由竞选者。国会会由同样方式选出代表，而不是由波共党控制的唯一名单内产生。
　　在指导式的计划范围内，社会企业（或自由企业的联盟）与上述的政治架构的经济联系，会纯粹以经济工具——如税收、津贴或各种经济利益来实现。我们可以见到，这个指导式计划的原则，是从西欧顺手拈来的。唯一的分别——多大的分别啊！——是它并非基于由“良好的经理”管理的私有财产的企业，而是由工作的人们管理的社会企业。
　　最后，整个计划质疑了波共党及其卫星机构在选举代表上的政治垄断。这个“细则”超越了简单的经济改革问题，提出了波兰革命的中心问题。
　　第二个概念主要由卢布连团体成员拥护。它预见了在所有层面（地方、地区和全国）的自管议会的有弹性的协调。这些议会服从“从下而上”的计划。这个概念比较没有倾向制度化，而是基于工人监管和分配生产，及企业之间的直接竞争。
　　八一年八月六日在卢布连会议中提出的“工人议会十诫”，并没有试图梦想一个完美的自管制度的计划。他们订定了在地方、地区和全国水平建立自管的实际必需条件。例如，在车间里，“在未拥有被工人信赖和明白的资料之前，不要参加积极管理。要求管理阶层作出企业情况的报告，并由自己的专家审核。如果管理阶层忽视这个要求，则自己作出报告。如果增加生产意味着违反八○年八、九月的协议，或者工人议会对怎样运用企业的生产能力未能控制的话，不要鼓励工人增速生产”。
　　还有：“在地区内组织一个自管合作的地区性委员会。记着：为脱离危机和成功地建立基于自管的经济改革，仅仅拥有一些仍在争取的良好法律是不足够的，一切完全倚靠你能否在企业内争取到所有工人认同自管的观念。记着：工人议会、团结工会和所有真正的自管组织的合作，是创立与国会和人民议会并列的第二经济议院（CHAMBER）（自管议院）的条件。这个议院将决定国家和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
　　第二议院的提议是作为一个较谨慎的政治建议而提出的（避免了正式质疑波共党在国会的领导作用），它也更能代表自管运动。这个提议从在联络网的第一次会议开始已被提出来，但在波兹南的会议中被否决了。这个议院应该会团结到“自管组织民主选举出来的代表、消费者和环境保护联盟、人民议会和工会。在这个议院上面会有代表议院，代表了国家的政治利益。这个自管议会将会发挥中心媒介的作用。……它会成为全国生产手段的真正社会拥有者”；它会为全国作出计划和经济政策的主要选择。
　　因此，团结工会内两个不同的提议，在提出不可避免的社会企业之间的合作问题时，亦同时提出了中央国家权力的战略性问题。

　　丙、自管和权力

　　若讨论自从团结工会大会以来有关自管的不同政治问题，即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工会发觉面对一个中央权力，后者日复一日拒绝扮演它假装要扮演的伙伴角色。国会在八一年九月通过的自管法律，无疑是代表了波共党从最初的提议的一定的退却，但它基本上仍然是与团结工会的计划相矛盾的。团结工会大会亦这样判断它。最后，面对着经济危机的恶化，每一场政治辩论都在党、教会和团结工会对如何达到国家团结的协议的政治辩论上，越来越两极化。随着雅鲁泽斯基将军在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的军事镇压，这个想法亦告终结。
　　在这段期间内，团结工会的活跃份子和领袖辩论了一系列战略性的选择。本文所叙述的这两种概念演变成为两个紧密的倾向。它们支配了十一月底、十二月初的讨论。
　　支持联络网计划的人认为首先必须与政府和教会达成协议——如果需要的话，通过总罢工——，然后在法律和联络网的计划的基础上，开始经济改革和建立自管制度的过程。其他人（卢布连团体）则认为自管组织首先是“争取自管的斗争组织和监管生产的架构”。必须采取一种造成既成事实的政策。如果政府或波共党反对它，则人们必须组织积极罢工，即是一种人们继续工作，但在自管议会领导下的罢工。支持这个立场的人认为，通过这个方法形成的力量对比，会实现与政府的协议。“从一开始”便与它达成协议，只会是幻想。
　　工会的全国领导层并没有足够时间在这两个倾向之中作出抉择。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领导层的大部份成员在八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晚的突袭中被捕了。


（小点译自《东欧工人焦点》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1982年夏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