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 《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
波兰工运何去何从？
作者：阿里奥 译者：小点、的曼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1982年8月 第九卷 第七、八期合刊（总第67／68期）
在经历了官僚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军事镇压的震惊之后，波兰工人的精神很快便恢复过来了。现在看到的反抗运动的力量，证实了他们反抗被称为“占领者”的决心。
工运受到的挫败产生了激烈的争论，重点在于如何赢取每人都同意的三个眼前的要求：解除军法状态、释放所有囚犯和恢复工会和普遍民主权利。出现在团结工会地下刊物的大部份文章都表示这些是最低限度的要求，意见上的分歧在于何时和怎样建立更有利的与军政府的力量对比。
最出名的工会领袖们与波兰主教同样关注到一件事。他们极力以任何代价避免发生不可控制的社会爆炸，及因而会出现与政权的血腥对抗。
保泽克和告鲁斯基相信，要做到这点，便要建立一个非集中化的社会运动，目标是组织一个“地下社会”，削弱军政府的权力。罗马素夫斯基则拒绝任何认为这个制度是不可改良的见解，因为这表示了“波兰的局势不单是困难的，还是绝望的”。他反对任何极端的政策，辩称需要“扩大批评者的活动范围”。对他来说，唯一可行的是“基于制度不流血地走向民主化的政治前景”。
为了防止出现逃避和消极，李斯和波鲁斯域主张一个只限于上述三个要求的纲领。这个纲领是需要考虑“现实，特别是地理政治方面，我们对此只能有有限的影响”。因此，“一些全国目标必须押后”。目前的目标是争取团结工会合法性和释放囚犯，方法是通过“需要各方面都有良好意愿”的“与政权的协议”。
教会方面的代表并强调这点：“政权必须认识到，没有对话和公民社会并不接受某些事情的情况下，是不能脱离危机的。但在另一方面，公民社会明白到制度的需要和国家的客观情形，是内部稳定的先决条件。”公民社会必须“考虑由于我国的地理政治形势造成的后果，以表现这种现实性。”而苏联的阴影亦隐约出现在这场辩论中。
这些文章中令人注目的，是不断的幻想与政权达成持久了解的可能性，及对任何集中行动，例如总罢工，的前景的怀疑，甚至是例如保泽克的敌视；因为它假定“会令政府重新团结起来，将运动一次过摧毁”。另一方面，无论他们认为苏联军事干预的可能性是否高，所有作者都以波兰的地理政治形势为他们的立场辩论，并指出在与政权对抗时，不能超越某些限度，否则会触发大灾难。
五月初震撼波兰的抗议运动的规模和决心，清楚地显示了领袖们指出的前景是不完整的。在另一方面，库伦见到这些动员会发展下去。二月在监狱中，他表明相信“当一个健康的社会受到袭击，被迫忍受贫困时，是会以反击作为反应的”。他又说：“占领者已终止了任何和平行动的机会了。”因此，他提倡为有组织的群众起来作准备，这个起义可能以“同时袭击国内所有权力和消息中心的形式”出现。他在五月十二日向反抗运动领袖发表的一篇公开信中再提及和发展了这个意见。
他表示确信反抗的行动并不是最终的目的，没有清楚的目标，工人不会长久地动员，特别是当灾难式的经济情况压力，对人民的精神和社会影响不能预料的时候。他认为，只有当让步是反映了国家权力与一个独立组织起来的公民社会的协议时，这些让步才是值得的。但是他相信，“拒绝斗争是不能避免失败的”。一个起义——或是起义的威胁——是唯一能迫使“占领者”退却的方法。因此，他指出必须将反抗运动集中化，因为他认为只有集中化才能避免分散和不受控制的社会爆炸。此外，他亦首次强调对军队和警察下工夫，以争取一部份军队同情反抗运动的目标。
对于库伦的文章，除了一些积极的见解，特别是他关于对军队的工作之外，还存在着一些值得批评的地方。
首先，库伦与很多其它团结工会领袖一样，仍然相信与官僚的持久妥协是可能的。在二月的文章中，他甚至谈到与苏联官僚的妥协呢。其次，他并没有指出这个妥协的基础。“反抗运动的领袖必须要社会同时准备作出重大让步，与政权达成妥协，和以有组织的群众起义来终止占领”。但他同时又说“政权不会与社会，甚至不会与自己达成谅解”。这并没有澄清问题。第三点是在他的文章之中，没有提到工人阶级作为反抗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这解释了他为什么并没有提议实质的行动来动员工人阶级支持目前的目标。虽然他提到起义，但并没有预见推翻官僚政权和以工人统治来代替，反而是两者之间的妥协。
但是，军事镇压行动已显示了与官僚的持久妥协是不可能的。协议是反映了在某一个时期工人与政权的斗争的力量对比。这些战术式的妥协，如八○年格但斯克协议或八一年一月的星期六假期，不但是不可避免，还是必需的。但另一方面却不能忘记，政权签署这些协议，“完全是向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决心低头”的缘故。必须指出，这些协议只是过渡性的，它们并不代表最后的胜利，只是为其它斗争开创胜利的道路而已。一些团结工会活动份子曾经相信八○年格但斯克协议是不会反复的，只是由于苏联的威胁“迫使社会限制一些重要的愿望”（库伦语）。十二月十三日驱走了这个幻想。
正如米力克说：“团结工会是统治机关的致命威胁。它破坏了共产党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共党原则。”事实上，团结工会的诞生夺去了官僚机关的所有合法性。而一个不合法的政权只能以镇压来保持权力。因此，社会与官僚之间不能有任何战略性妥协，官僚与独立工人组织共存，将削弱它的权力。
将反抗运动的策略建立在寻找妥协之上，（如库伦、李斯和波鲁斯域提议的），只会带来严重挫败。这些团结工会的代表提出的建议，使过去几个月来由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幻想恢复过来。
这个态度被愈来愈多的团结工会活跃份子指责。在一份地下刊物中，一名读者来信说：“我们只余下反抗的途径，从消极抵抗到或许必需的武装斗争。所有那些相信军事救国委员会会同意谈判的人都是天真的。对委员会来说，谈判相等于自杀。这个政权为了保护自己，会用各种手段残暴地对付社会，包括对人民发动血腥战争。我们不能对此有幻想！我们唯一实际可行的纲领是组织一个无可避免的对抗。”
上述领袖的立场，由于大部份都没有澄清妥协应该包括什么，所以是更加危险的。一位活跃份子在“致保泽克的信”中说：“你似乎忘记了，要谈判协议，必须有一定的周转余地。如果像你那样退却，便剥夺了本身的谈判本钱。”
当然，必须订明妥协的最低条件，但如果像李斯等人，将团结工会要争取的所有要求和指向权力问题的斗争押后到将来不知什么时候，却是错误的。这些斗争包括消除所有不正义的事情、所有损害工人以自肥的寄生虫、争取基本生产手段真正社会化、争取一个自治、真正民主的社会。在“目前的情形”、“现实”等名义下，并不能漠视工运历史屡次证验的真理：不可能清楚界定短期和长期目标，它们在斗争中往往是混在一起的。
因此，我们虽然不排除在战术上作出妥协，但我们只会同意下列这一份地下刊物所反映的立场：“这里没有人可以与我们达成谅解，所以我们除了建基在社会团结上作坚定的反抗之外，别无其它选择。”
将民主要求，例如要求恢复工会权利，与直接向官僚权力挑战的要求分别开来，是不可能的。相反地，必须在这两种要求之中找寻连接的桥梁。因此，李斯在下列所说的是错误的：“透过工会运动谈判得来的基础，我们将看到工会能否扮演管理国家的角色，或只限于工会事务。”
最近的历史都显示了团结工会远不限于传统的工会，它代表了一个社会运动，比局限于保卫工人的眼前利益走得更远，直接干预了管理经济和政治生活的问题。在团结工会合法活动的时候，这情形已发生了；在军政府之下，它继续存在着。它关系到这个社会的性质。当资本主义不再存在，但社会主义仍未出现时，每一个经济要求立刻提出了政治的问题。
罗马素夫斯基指出：“希望工会活动会仅限于工会问题而不必牵涉入政治，是一个误解。工作、工资和职业的问题当然是纯粹工会事务，但这并不表示它们不会紧密牵涉到劳工法例和并生的管理经济的问题。”致保泽克公开信的作者将罗马素夫斯基的论证推论到底：“社会现在为生存而战斗，而一个先决条件——我认为是最主要的——是一个真正的经济改革；而没有政治改革将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撤消民族救国军事委员会。”
对政权的“不成熟的攻击”
另一方面，不应引致相反的幻想，令人们误信争取民主权利和经济要求会自动导致政治斗争，或工人阶级能胜利的革命局势。必须考虑每个时期的实际情形。十二月十三日前的斗争条件与其后的条件有基本分别。现在必须发动地下斗争，因为在各地都不再存在合法的架构可以公开地发表工人的观点。
虽然自受镇压以来，有大规模的反抗和战斗性表现行动，但失去了普遍民主和工会权利造成的严重挫败是不可被低估的。一千万名公开组织起来的工人与一千万名企图在地下组织，并不是一样的。因此，我们虽然不同意保泽克的悲观，但也不同意罗马素夫斯基的乐观。前者恐惧不受控制的社会爆炸，所以特别坚持要小心；后者则说十二月十三日“只是一场败仗，我们损失了一些物资和被清除了组织架构”，他说这些损失“不是主要的”。
今天，继续团结工会的斗争，不但要考虑群众的士气，还要考虑阻碍他们的组织和活动的客观限制。革命并不是直线的过程，这与告鲁斯基的想法相反。他认为要由群众夺取在所有层面的控制和决定权。他描绘一个双重权力的情况，但明显地没有与政权直接对抗。这个前景是有欺骗性的，因为波兰官僚会保卫自己，它就在十二月十三日显示了它准备用所有手段维持它的权力。
罗沙·卢森堡在分析波兰和俄国一九○五年革命的经验时写道：“在走向夺权的政治危机中，在漫长而困苦的斗争之中，无产阶级会获得政治上的成熟，使它在将来取得革命的确定胜利。因此，无产阶级这些‘不成熟’，对国家权力的攻击本身便帮助激起和决定最后胜利的重要的历史因素。”这个胜利部份决定于关乎到群众激进化的不可预见的因素，群众的愤怒会突然围绕着一些似乎是无害的要求而爆发。“自发的因素在所有群众罢工中有很大作用”。
胜利亦决定于先锋队的耐心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历史显示出，它在长时期只是由核心活跃份子组成而已。在波兰是这样，在其它地方也是一样。从六七年到八○年，与社会自卫委员会有关的小组织和组织自由工会的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准备了八○年罢工的基础。
最后和最重要的，胜利受决定于一个革命领导层能否提供一个行动纲领，令它可以在重要时刻将广大群众动员到特别目标上，而这是不能在几天之内做到的。
协调反抗运动
十二月十三日显示了团结工会，特别是它的领导层，是如何没有准备与政权对峙。“不能与政权对峙，不能向党的领导角色挑战”等。这些结论是荒谬和错误的。作出这些结论，即是放弃希望，表示千百万工人多个月来提出的要求都要放弃。但也不能像库伦一样只呼吁群众起来反抗“占领者”而没有更严谨的准备。
波兰群众显示了他们重新采取主动的决心。从五月初以来，这就更加明显了。它是否表示群众已准备好在未来几个星期夺取政权呢？
不同意一些团结工会领导层提出的前景的工厂活跃份子，在讨论之中表示了要求协调运动的活动，以取得更佳的力量对比。这是主要的意见，而不是力谋作出决定性攻击的意见。“很多精力和热情是浪费了，……因为像这样分散地做，是不能有效地行动的。唯一有效地重建真正的社会网，是把我们的行动从属于工会的地区领导之下。”
另一种意见，回答保泽克认为领导层不能为基层作决定的想法：“认为工会的工作应由全体会员决定，是有价值的，但在军法之下，不能召开全体代表大会，会员没有方法表示意见，因此[华沙]区领袖提出的‘让工人决定’的口号是十分天真的。战争状态会维持很久，而一个等待的政策，无论是等待人民的声音还是工会领袖的声音，都不成政策。如果我们仍然保持被动，时间将不会在我们方面。我们不是提议创造新架构，或是改变工会的名称或目标。我们提议行动。我们有民主选出的地区领袖，会员有权期望他们领导地区组织和普遍的工作”。这等于他们要采取“主动以刺激现在的活动”。
“给保泽克的公开信”的作者说：“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国领导，它要能在现在创造条件，让团结工会将来可以重获合法性……我们需要协调，而不是命令……来建立一个群众反抗运动并给予它希望。”
近来，表现在地下刊物的基层批评已变得更尖锐：“为什么华沙领袖，例如保泽克和告鲁斯基，将他们提议的消极反抗与弱小的组织联在一起呢？因为，不幸地，在他们的想法中，消极反抗是有象征式性质的行动。”
在同一份刊物中，谈到保泽克的策略：“它是基于象征式行动的想法上，但人们认为它是无用的”，因为他们相信“作出姿态的时间已经过去，现在需要的是真正的打击。他们正找寻可以真正损害敌人的行动提议”。“领袖和专家呼吁基层实行自己组织，采取象征式行动而不会带来镇压，和遵守加于自己的抑制。但基层活跃份子却要求领导层提供行动和组织的纲领和指示”。同时，“从十二月以来的反抗形式已不再足够了。工会刊物、付会费、帮助受害者及其家人、成立反抗核心等，都是不足够的。包括一些工厂的协调网已在基层组织起来。厂中的工人已开始要求地下区领导作出更决断的行动”。
这些活跃份子的观点写照了托洛茨基在一九三五年与法国共产党领袖的辩论：“工人群众明白了‘首领’所不明白的东西：在一个很大的社会危机的情况之中，有限度的经济斗争需要大量努力和牺牲，却不能造成重要的成果。工人准备好参加群众示威，甚至是总罢工，却不是在没有前景的小罢工中消耗下去。”他又说：“但却不能认为群众的激进化会自动地保持下去。工人阶级期望它的组织采取主动。当最后作出结论，说它的期望是落空之后，激进化的过程会分裂成为消极、抗议、零星的绝望爆发行动等。”
团结工会领袖已表现出对群众的要求是敏感和能够改变自己立场的。他们表示怀疑加速成立全国协调和号召全国行动的提议。但其后他们决定成立一个临时协调委员会，并且以传单和团结工会电台号召五月三日和十三日的示威。
积极罢工和权力问题
活跃份子在地下刊物中，发表异于某些领袖的意见时，并没有表现极端主义的倾向。他们并没有主张发动总罢工，但却希望知道如何前进，并使各种积极行动得以协调。
其中一位作者在论述了一些可以实时进行的行动——例如能够显示团结工会存在的行动、向“与当局勾结者”斗争、互相帮助支持、消息传播网、地下刊物联络网、政治辩论等——之后，说：“在新的形势下，我们需要自我组织起来的目标和任务仍会继续扩阔。”
一位编辑表示反对保泽克的策略，指出它是消极的。他们提议“一套集体行动的渐进计划，在每一个阶段提出一些要求。假若这些要求没有被答应的话，便威胁进行新的行动。”
当然，这些提议并没有使有关怎样推进当前运动的争论发挥尽。
（图：雅鲁泽斯基宣布军法管制）
像其它国家一样，罢工是波兰工人用以抗拒官僚制度，与自己创造有利的力量关系的天然方法。不过，从工人在军法统治的第一个月里厌恶运用罢工中可以反映到，他们不愿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里都使用罢工这个武器。
工人拒绝罢工，是因为看到经常依靠罢工是无效的；同时，传统形式的罢工——包括占据，会使官僚化的工人国家遇到特殊的难题。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罢工不仅是无产阶级用以创造新的政治条件，推进斗争的工具，同时还可以直接威胁老板的经济利益。
可是，波兰工人很快便知道，罢工只会对双方不利。他们知道，停止生产可能会使官僚制度受挫，但是工人为经济困难而偿付的代价将比官僚更多。
所以，波兰革命的其中一项基本的战利品：积极罢工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工人可以不停顿生产，而是监管生产和分配。然而，这个以抵抗形式的占领却超出了总罢工，提出工人权力的问题。
一般来说，一个持久的总罢工，瘫痪了工厂、运输、通讯，就意味着国家政权被架空了，后者只能够让步，或用暴力、饥饿来粉碎这场罢工。
一次广泛的积极罢工走得更远，因为它在事实上使到官僚丧失了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组织的控制。一份地下刊物指出，在一九八一年的波兰“证明了团聚于团结工会的民众社会，不单止能够干扰生产，也能够在新的基础上收回生产。”
刊物又说：正是这种从某几个地区开始，图谋扩散到全国各地去的积极罢工迫使官僚们行动起来；“它毫不迟疑地准备了建立全国戒严，并用武力来粉碎团结工会”。
工人在过去五个月里表露出来的决心，显示了他们远远没有放弃去年十二月以前的要求。目前的问题，是怎样把当前的目标，过渡到在过去两年来波兰工人所有斗争的总目标。他们走在一起，为了工人操纵自己的事务，夺回那被篡夺的权力而战斗。
团结工会要是不想象在去年十二月十三日那样被迫退回防守，那么，除了为怎样达到目标的战术手段和斗争的方法而辩论外，还必须为怎样争取军队找出答案。
工人卫队
雅鲁泽斯基的突袭，应该使那些以为军队是“人民的儿子”而信赖军队的人抹亮了眼睛。当然，兵士和工人的紧密联系是存在的，尤其因为波兰军队是征募制，所以这个联系是真实的。不过，官僚化的工人国家里的军队和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军队一样，首先都是压迫机器。军队严密地监视、阻挠和限制征兵与其家人——即社会——的关系；它是一副不断地宣传爱国观念的战争机器，用来保障统治层的权威和特权。
在波共内部，不管军队机器和行政机器有多么剧烈的争吵，都无损于军人政府作为一个护卫官僚利益的忠实的保护者。还有，决不能忘记，波兰军队里百分之九十的高级官员都是共产党员，其中无数人还是在苏联受训的。
库伦表示希望“运动立即在军队和警察民兵之间进行鼓动。我们必须号召他们在行动上互相配合，并同他们的协作保持联系”。库伦在这点上是对的。他说只在抵抗运动能够保证和军队中的重要部份协作时，反对军事独裁的群众起义才会有力。这点也是对的。十二月十三日以前，团结工会在这个问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军法统治使很多行动家对团结工会的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态度质疑。
在这里引述托洛茨基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是很有价值的：“以为可以依靠宣传把整个军队争取过来，因而一般地毋须革命这个意念是幼稚的。军队是由不同成份组成的，这些不同份子由纪律的铁环焊合在一起。”
“以为可以用同时发生的和平的过程使‘军队走到人民一边’是全然的空想。面对着生死存亡的统治阶级们，是不会在对于军队成份的理论的影响下，自动放弃其地位。军队的态度——这个对于任何革命都是一个未知素——只能在兵士发觉自己面对着人民的时候，才会明朗化。”
托洛茨基还指出，只有当工人能够用行动来向兵士表示“他们为取得政权而斗争到最后一滴血的真正决心和能力”时，军队中的决定性部份才会走到无产阶级的一边。
工人卫队“民兵”的问题便在这里提了出来。这种卫队如果要有真正的效用的话，只有武装起来。可在罢工纠察队的基础上成立卫队。“在每一次罢工和街头示威上，必须推广成立自卫纵队的需要性这个意念。”“总罢工是局部罢工的一般化；工人民兵则是罢工纠察队的一般化。”
在团结工会的领导层之中，已经有人提出了这种呼唤，证明了他们已经明白到组织秘密工人卫队的必要，以及当工人和军事独裁政府作决定性冲突的关头时出来行动。保格但·李斯最近清楚地表明这点：“我们的斗争已经指向一场总罢工；与八一年的十二月相反，我们将会被迫决定保卫罢工中的工厂。”
团结工会中有很多一直主张消极抵抗，意思就是拒绝以暴易暴。领导层里大部份的领导和专家一直推行的自制策略，恰恰就是建基在以一切代价来回避流血的意念上。这个意念还存在于很多正在讨论下一步该采取什么策略的文章内；它们反映了教会方面的声明：
“社会抵抗国家戒严如果采取暴力形式，便会使社会堕落在恐怖和镇压的无休无止的循环中。这种行动应该受到强烈谴责。反对的力量，只有在内部缓和有所进展及达成国家协议时，才会有效。”
我们不赞成为了暴力而暴力，也反对恐怖主义和个人暴力。恐怖主义者向当权的少数人袭击所造成的干扰只会是短暂的，而“恐怖主义者的袭击对工人群众所造成的迷惘却会是深刻的。如果你想达到的目的，只是要取得一柄枪枝，那么花费那么多气力在阶级斗争上的原因何在？”
向那些使用恐怖行动的工人，说明个人暴力的无效的唯一有力的方法，是向他们提供可以使群众抗拒制度，并能够获得包括军事层面上的胜利的斗争方法。消极地请求的方法是不能够说服他们的。
我们反对和平主义者所提倡的在所有环境里反对使用暴力的教义，因为这无疑是说，工人要失败在拥有武器，并以之帮助维持统治的少数人手上。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里的工人的所有起义史表明了这点。所以，教会宣传“抵抗仇恨的诱惑”是无力的。
“我们转向教会，希望它会教我们怎样做、怎样保护我们自己，可是我们听到什么呢？‘不要让自己仇恨’……当教会警告我们，反对使用暴力，这是向社会多过向制度的，因为它正确地承认了那仅仅依赖暴力的制度是不会放弃（暴力）的……但是，社会——工人和青年又能够放弃它吗？”这段话是一个对教会的态度充满质疑的行动家所写的。
反对的声音会说：在过去十六个月里，工人找到得以避免流血的途径——这对于七零年十二月血腥镇压后留下的创伤来说是重要的。但是，武装保卫自己并不表示就要立即开火；并不是当你拥有力量——武器——时，便要使用力量。但是，倘若有工人卫队的话，就会拥有比赤手空拳更多的力量来抵挡警察和坦克；谁可以预估军队的态度、斗争的结果，或甚至会不会有斗争本身呢？
反对的声音又会说：正是波兰工人在军管后的“合理”态度，避免了流血；否则可以看看拉丁美洲的军事独裁有什么后果。
不过，正如一份流通在波兰境内的文件的作者说：“那些国家的形势和我们的不一样。因为国家不是雇主，军事政权被迫停在工厂大门前。所以，在那些国家里，警察的管制更厉害，因为它们不可能向劳工施行全面的经济管制。因此，这便是为什么在这里，警察的镇压比较少。”
事实显示，倘若工人将在今年五月那样进行进攻，军事政权会毫不犹疑地使用力量和武器。工人不能够被动地希望敌人也会“讲理”。
当然，面对着从头到脚都武装起来，及拥有新型武器的军事力量时，成立工人卫队似乎还嫌不够。可是，要是工人卫队获得全部的工人阶级和社会的拥戴时，它便能够向兵士表明工人是有决心抵抗政权的突击队的，这样便可以开拓工人和兵士的革命友谊。这样，工人手上便有一张价值不菲的皇牌，能够把“这个对于任何革命都是一个未知数”的武装斗争赢取过来。
越来越多的工会会员都同意，不应该重犯团结工会在去年十二月以前所犯的错误。一份地下刊物说：“波兰革命被认为能够合法地，毋须使用暴力、依赖力量地胜利的……我们都天真地相信可以避免依赖力量。”
十二月十三日以前，库伦宣称他同意非暴力；今天，他说：“必须认识到暴力只有在暴力之前才会退却，更要公然宣布运动本身并不拒绝使用武力。”
那么，对那些认为这个策略会挑衅起苏联的侵略，因而是不可行的议论，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呢？无可否认，这种危险是存在的。但经验难道不是说明了，苏联已经下定决心——甚至非直接地——干预波兰的形势，使它接纳和屈从吗？
波兰工人如不准备放弃他们的热望，便必须寻找一条能够帮助他们控制国家事务的道路。显然地，倘若他们仍然处于孤立状态，得不到被克里姆林宫官僚们同样地操纵着的工人的仿效，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行动上的支持，胜利是很难获得的。
除非团结工会自八零年八月以来争取的目标被明白地抛弃，否则除了寻找其它方法以建立有利的力量关系，便没有其它方法。必须明白，要敌人退缩的最佳方法，是让他感到你的力量；要懂得不单波兰工人才切望建立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
我们在一份地下刊物的文章里读到：“不仅在波兰，甚至在这个阵营里的其它国家，改革生产的管理和报导公众事务的要求，在很久以来便成熟了。可以肯定，波兰的经济危机是特别深刻的，不过，这个危机在其它东欧集团（包括苏联）各国也被生产下降、外债和落后的技术暴露出来。”
“在某些国家，独立工会的胚胎形式已经发展起来。虽然一时间仍找不到波兰革命的仿效者，但是东欧是真实地经历着一个深刻的转接期；压力只能够阻迟这个转接期，但却不能够停止它。我们正是在这种展望里考察波兰事件的。”
（小点、的曼译自《国际观点》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