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 《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
波兰团结工会首届全国大会总结
[法] 杜维 译者：小点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12月第八卷第12期（总第60期）
团结工会首届全国大会证明了一个事实：1980年8月以来的发展毫无疑问地是波兰社会的一个深刻的革命。独立工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经验和组织能力。在18天的大会中，工会完成了一个纲领、民主的制度和选出一个全国领导。大会的代表是经由企业、然后在省区民主选举出来。各代表被选的标准是纲领，每人约代表一万名工人，大部份是工业工人。所有代表都参加了某些委员会，约四百名代表参与工会全国纲领的准备工作。消息传递是充分的；大会出版一份日报，综合报导每日的消息和自由作出评论。
代表了整个社会
这个大会与其他东欧国家大会的主要分别，一眼就可以看到。代表并非被动地听取政治局的冗长报告。在格但斯克的奥利维亚体育馆，代表们分开约二十组，每组有一个咪（即麦克风），代表可随时介入发言，各代表可以互相讨论、交流经验和看法。不少议案（包括最重要的），都是由不同地区的代表提出来的。此外，多名女童军担任传送员，传递消息、议案、抗议等。代表只需要写字条便可发言。
除了代表之外，还有二千名嘉宾和观察员聆听辩论。虽然大部份东欧国家工会拒绝邀请参加，但西方主要工会都派代表团，并向大会致讯。在会场之外，以千计的群众透过扬声器听取大会情况。
但这些在东欧国家中罕见的民主步骤，仍未能表现了大会的全部气氛。大会选择了一个一岁大的婴儿，作为象征。这个婴儿还有很长的岁月要走，要长大，要学习在一个敌对的环境中生存。在大会日报第一期的社论中可以见到这个反映：“一年之前团结工会诞生时我们的期望，到现在已向前发展了。去年八月似乎是一次巨大的工人斗争，现在变成只是一条漫长而艰苦的道路的开端。”
这次大会代表了社会中的大部份。他们将本身的前途掌握在手中，他们明白到在前面的任务，人们到处提到“选举”，提到“工人国会”。从政府派部长前来解释加价一事可以见到，连政府也承认大会的代表性。
参加大会的人们也感觉到这点，群众耐心聆听辩论和交换意见。在高兴的气氛之中夹有对前途的焦虑，但也显露了群众明白到大会的结果关系重大。
社会力量的对比也表现了出来。会场外，巨大的标语写着：“我们要求使用大众传播媒介！”，“谁人害怕一个自由的工会？”等。每天晚上，民警将标语洗掉。到了早上，工人便平静地再写上标语。世界好像倒转了！民警在晚上才出来，而白天却是工人的天下。
所有这些，都显现了一个完全倒转了的波兰社会。在一年之中，什么也改变了。虽然一些个别市民感到害怕和疲倦，但并没有影响到工会的团结性。政府的诡计并没有成功。相反地，经过一年多的动员之后，政治问题变成中心问题。工会不是要夺权，但要有作为一个政治力量的角色。
大会投票通过对东欧国家工人发表呼吁。这是大会最美妙的时刻之一，代表们露出诚恳而满意的笑容，聆听大会宣读呼吁（见《十月评论》11月号）。一些观察员会将这事看成是一个策略上的错误，但对大会代表来说，这首先是一个道义上的责任。
民主和革命的纲领
比一年之前，大会的气氛是更为踏实了。一年之前的想法是：有了工会，什么都变成可能的。一年之后，人们明白到一些失败。人们知道必须改善策略，研究各项要求，建立有效的斗争方法。经济危机仍然持续。党和政府再证明了其无能，改变生活成为一项极深远的任务，需要有大量手段和耐心。
在这个情形下，占去大会主要地位的政治辩论出现了。代表了社会上不同运动的意见在各辩论中表达出来，并容许共同发展一个纲领。以35条条文为本，这个纲领吸纳了不单是一年来的经验，还有1956年匈牙利工人的经验和1968年捷克的经验。
纲领界定团结工会为一个“联合了工会特点和一个巨大的社会运动的组织”，宣称要建立一个“工人自治的波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为人服务而不是为国家本身服务，国家要为社会服务而不应等同于某一个政党”。为此提出一系列的要求和目标，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自治，经济改革和实现“新的社会合约”。“我们的纲领是一个斗争的纲领，为了争取我们自己选择的目标，纲领反映了我们社会的要求和期望，纲领从这些期望中诞生”。
波兰的地理政治情形在考虑之列。在没有提到隔邻大国的名字的情形下，纲领指出：“责任驱使我们考虑战后欧洲的力量的对比”。它接着说：“波兰只有在独立和有意识地决定其责任时，才能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伙伴”。它同时提出对国内的反动力量要警惕：“国家不会原谅任何出卖团结理想的人。国家不会原谅将我们的精神和物质遗产淹没于血泊中的人”。
三十五条条文介绍了一个“融合了计划、自治和市场的新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的计划。提议中的改革包括所有领域：工作条件，卫生，家庭权益，环境等。教育制度要检讨。计划反对失业，提倡由社会控制整个经济生活。计划又向特权宣战，政治制度（特别是选举法）、法庭和行政应该民主化。“多元化应该反映在政治生活中”。工会更宣称“支持和捍卫人民为向社会提出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纲领和为实现这些纲领的自治组织”。
纲领其中一章题为“自治的共和国”，以工人真正地代表生产手段的“社会拥有者”。第21条提议在国家议会之外再设立第二个议院，代表全国的自治组织，对经济和社会的重大抉择有决定权。
这个计划需要实现一个“新的社会合约”，包括三个不可分割的因素：“反危机的协议”来应付凄苦的冬天及作为“当权者与社会合作的第一个证明”，要求合作作出激烈的改变的“经济改革协议”，和自治共和国协议，后者要列出公众机构民主化的前景和方法。
这个文件综合了896位代表共同达成的协议。大会的辩论和中间的休会，容许各代表在几个主要问题上表达分歧的意见，这些分歧描绘了在将来会发展和清楚界定自己的各政治派别。
工会民主
当人们拒绝了统治波兰三十六年的极权和反民主的政治制度时，对工会的民主生活自然更为关注。有时候，这个关注甚至会走向极端呢。外国的观察员经常被冗长的对会议程序的辩论困扰，但工会只将它看作是“民主的小小代价”而已。代表们有时像是抱歉地说“我们在学习民主”，但事实上他们在推展一种创新的方式，值得西方“民主派”学习的。在改革会章和对工会全国委员会的活动的评价上，出现了几个对抗性的概念。
一些专家认为：一定要在会章内维持省区的强大的自决，将工会中央权力在两方面分割出来：一个按比例选出的、类似国会的庞大的最高议会，和一个类似政府的执行委员会。这种“联邦主义”对大部份代表来说，是太具弹性，特别是在目前环境，每个地方的冲突都立刻在全国有重要性。这个意见被华里沙和莫扎鲁斯基反对，他们恐怕会在工会造成双重权力的情况，他们拥护由全国选举委员会提出的更为中央集权化的建议。大部份代表也赞同这个建议。所以，工会将由一个有107名委员的全国委员会领导，委员会包括省的30名主席和69名由大会依省比例选出的代表。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团包括由大会选出的主席和19名全国委员会代表，包括6名省主席在内。主席团与各省的职责分配，也引起特别的辩论，然后才得到大会接纳。
最后这点并不单只是一个概念上的争论，而是反映了一年来的评价。全国委员会曾经两次越权（三月的比德哥什事件和九月国会对自治法律投票的事件），超越委员会甚至大会的权力，替工会作出主要的决定。代表们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对卸任的全国委员会的评价上。
一些人说，要从客观条件出发和要明白到很难再做得更好。但另一些人说，这些情况部份是由工会造成的。一个小省的代表说：“在批评全国委员会的时候，你们也在批评自己。除了你们，又是谁授权他们的呢？我从去年八月以来就是全国委员会的一个工人委员。在那个时候，我能够像工人一样地发言。而此后新的哲学家、知识分子涌进，垄断了发言权。当初的工人去了哪里呢？他们甚至不是这个大会的代表呢！”
工人与知识份子之间的对立在几次事件表现出来，这显然是工会的一个弱点。很多人认为，在企业内的情况、社会问题、工作保障、卫生等问题，都被全国委员会遗弃了。专家的作用被视为负面的。无疑，组织上的弱点和不断的紧张局势，助长了这种想法，亦做成一个反知识份子的空气，有利于一些政治阴谋。
有见于这个危险（虽然它只是有限度的），一些代表坚持是工会的工作差，需要工人与知识分子团结起来。格韦斯达作了一个分析，他列举了一系列的专家执行工作时的不民主，但坚持专家的必要性：“我们指责他们给予自己的意见，但我们正是为了这个才选择他们的。我们不能指责他们操纵工会。必须只是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从不同的意见中作出选择。”另一位华沙区的领袖指出工会机构的恶劣运行，提出整个组织首先要做的事：“每个人都要改变社会，但没有人知道怎样帮助工人每日的斗争，怎样才有较佳的工作保障呢？怎样改善我们的日常生活呢？这是工会活动份子应该首先要做的事，我们已经说得太多了。”这种并不以知识份子作为代罪羔羊的态度，得到大会的鼓掌。
在选举主席的竞选运动中，也出现对主席华里沙（即瓦文萨）的批评，他的三位挑战者（约适克、格维斯达和卢鲁斯基）分别表达了不少代表的不满情绪。约适克说：“所有工会活动份子，无论处于任何地位，特别是高层，应该保持与工人的联系。……我不相信独裁，而相信各活动份子的自觉的纪律。”选举的结果显示了这个不满。华里沙在第一轮选举中得到55％选票而当选，但也总共有45%反对他的票。选举全国委员会委员会时也表现了这个不满。两名专家，保加和格拉密（后者为华里沙的主要顾问），并未获选。
大会对卸任的全国委员会在自治问题上的妥协作出了严厉指责，表现了一个不愿失去自我控制的运动的强烈反官僚的意愿。
经济改革
波兰日益恶化的经济灾难，是管理制度的无组织和过去15年来错误的经济选择造成的。加上当权者的无能和得不到足够的权威作出改变，情况便更加严重。
团结工会当初限制自己，不发展一个关于改革的反建议。现在它已逐步走向提出具体的提议，这些提议关注上述两种危机的原因。工会的纲领工作委员会提出不同的经济选择和一个关于工人自治的整体概念。
关于第一点，有两个对立的倾向，首先是工会专家之一，告洛斯基教授的提议。它受到代表热情地聆听。它实际上是一个以诱人的方式进行的“解决危机的纲领”。改革是全面的，基于大量削减投资，重组现行的内部结构，发展私人部门和扩大自由市场。此外还调整国家的农业政策，以刺激经济迅速上升。在企业自治上，它重视的是财政和商业上的自治。它倚赖经济手段。这些激烈的改革同时受到提出波兰独立联盟的纲领的代表的支持，后者还明白地加上废除国家对外贸的垄断。
这套计划受到一批经济学家的激烈反对，特别是华沙代表保加。他形容这些计划是煽动性：“计算出来的数字是虚幻的。应该从真实情况出发，不应叫人民相信奇迹。”他解释，如果我们根据这些计划，我们只有等待，因为这需要整个国家动员起来，特别是这计划的第一部份会令平均物价加两倍。在工会大部分专家的支持下，保加提出另一个办法：“要从这个问题的答案出发：谁应该偿付危机的代价？”他毫不含糊地指出应该是特权阶层。他提出控制物价和分配的临时措施，以首先重整经济的正常运行。然后，在刺激自治的发展和与政府谈判之后，再实行整体改革，这些改革目前只是在大原则上订定。
这些讨论导致在初步纲领出现一些互相矛盾的修改，但大体上只停留在专家之间的互相辩论方面。代表们只限于作一些片面的评语，特别是在坚持工人的具体要求上。最后投票的条文倾向接纳保加的建议，但仍是十分空泛的。但在10月4日政府宣布香烟大幅度加价之后，大会突然转向更具体。代表们不断抗议，威胁要罢工，拒绝一小时的工作只换得一包香烟，责难从华沙到来解释政策的财政部长。两日之内，经过不少动议和反动议，大会压倒性地通过莫扎鲁斯基提出的动议。它要求“将物价冻结在现行水平”，立即就经济改革及因此而必须的加价举行谈判。如失败，将威胁举行警告式大罢工。
工人的反应显示了是什么（除了学术性的辩论之外）驱使波兰工人选择如何对抗危机的方法。在政府准备明年一月大规模加价的时候，这显得更为重要。
工人自治
在关于工人自治的辩论之中也同样出现工会与政府的分歧，主要是在自治委员会的权力上。对波共来说，自治委员会只是一个协商的组织，厂长仍是由政府最后控制。此外，有权自治的企业数目受到限制。据工会专家估计，政府拒绝给予自治的企业，占国民总生产一半以上。工会的反对是一致的。
在工会大会第二节召开之前几天，国会对政府提出的自治法律进行投票，一些议员希望与团结工会领导层寻求妥协，所以出现一个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现象：大部份议员修改政府的计划，令其更有利于工会。自治企业的领导将由自治委员会和（由党、政府控制的）建设委员会选任和撤换。如果出现争执，双方可以上诉。此外，自治企业的名单将与工会谈判。工会全国委员会获悉这个修改，便立即决议支持国会这两点，至于被国会拒绝的工会第一节大会决议所要求的举行全民投票，则置诸脑后。
工会大会第二节召开后，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向代表解释，认为是“工会的巨大胜利”，创造了新的书面，十分有利自治的发展。虽然不足够，但也提供了工人委员会运动的行动的法律根据。“如果政府企图无理限制自治企业，它便会犯法。这是最主要的。”这种强调了的乐观并不为代表们接纳，而且，主席团的决定方式被认为不民主。它等于说四个人（其中两名专家并非选举委任的）可以替整个工会作决定。
对妥协的内容也有争辩。莫扎鲁斯基认为委任厂长的方法是可以接受的，工会现在应该为决定自治企业的名单努力制造既成事实。库伦是为妥协负责的四个人之一。他从战略方面为妥协辩论：“或是对国会的招手作反应以影响法律，否则我们关上谈判之门，法律就会变得更坏，我们便会走向对抗。”
相反地，大部份代表认为所作的让步太重要了，格维斯达将妥协形容是“历史性错误”。推动自治运动的56名代表发表声明：“国会的法律不能满足我们的期望。……我们呼吁大会决议能符合我们的要求，迫使工会干事真正保卫自治。”三名代表发出警告：“越来越多的企业令我们觉得警惕，显示了国家扼杀真正自治运动的企图。企业的领导人将工人委员会压制在波共的企业委员会第一书记之下。工人自发组织的自治委员会被忽视。这些行动得到政府的支持。”
结果形成了两个议案。第一个认许有关的法律，要求“成立分析和监察小组。在六个月之后，由全国委员会决定是否组织第一切大会所计划的全民投票。”这个动议被大部份代表拒绝，改投另一动议：“议决在各企业内举行全民投票，以决定是否接受这两条远离工会立场，危及到企业自治和自管及由此的经济改革的法律。”这个决议事实上否决了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在两节大会中间接纳的妥协。它证明了代表要坚持去年的胜利果实。它强调了对政府缺乏信心，要自觉地解决经济危机的共同意愿。事实上它清楚指出，如果与政府发生冲突，应该是在主要的问题上。工会应该避免受误导，而集中于影响全国的问题上。
对自治问题的决议与反对加价的决议都显示了，工会的基层在表达不满和在企业内的激进化时，由于工会内部的民主，能够作出压倒性的发言。
“实用主义者”和“基本主义者”
工会的不让步只维持在一个甚为温和的策略上，起码是在工会如何应付政府和党方面。
分歧主要在两个概念上。大部份卸任的领导层（华里沙、莫扎鲁斯基、格维斯达等）认为自己是“实用主义”，要基于去年夏天达成的协议的范围内一步一步向前进。要改良现行制度，用监察政权来改善制度。“工会应该为面包而不是为政权而斗争。因此应该运用和支持所有新的组织形式和自治，以容许工人将生产和分配产品掌握在手中。”波兰的地理政治形势短期内不能改变，要迫使政府订定新的社会合约。
另一方面，一小部份代表和专家认为自己是“基本主义者”，提倡工会全面对制度宣战。“不可能对这个国家架构有任何信心，工会的责任是指出和改变实际危机。我们不能只限于表现征象。”他们提倡以格但斯克的基础为出发点，集中于一个政治目标：尽速组织国会的自由选举。
这分歧目前仍未发展到有组织的派别。它只是将不同政治出身的代表和专家聚在一起。大部份采取去年以来的立场，争取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传统的波兰工人运动；热烈寻求工会民主，坚持自治，认为组织自由选举是太早了，“基本主义者”的激进化却相对地从社会的更多的不满中得到加强，但他们之中大部份仍混合了对波共党的主要敌视、民族主义和传统天主教。即使代表们对这些演讲者鼓掌，到了投票时，他们便更倾向于第一种立场。投票后的纲领可作证明。
要从这个大会绘出团结工会的政治地图仍属太早。我们只能简单指出各流派会向何种方向发展。他们部份源于去年八月以前的民主运动的政治传统，亦基于波兰人民面对危机作出的不同反应。
民族主义者选择自由选举和倾向自由经济的经济改革。他们大概是这个大会的最大的失败者。他们的结合多是临时性，是空谈多于工会的实际事情。
决定工会前途的政治流派大概会从大多数“实用主义者”中产生出来，虽然他们之中也是不一致的。如果就他们面对政府的战略来区别，大约有三个不同的倾向。
首先是库伦一派，他们提议在一些条件下组织一个“全国协调政府”。他解释：“当我们提出一个渐进的改变计划时，我们能否假设政权仍维持在原有的人手中？这个改良是否不可能的呢？我们似乎觉得日常生活告诉我们答案是否定的……即使从基层实现这个改变计划是不可能的，我们仍然需要将全社会团结在这个计划周围，因为只有在这个情形下，全世界都会认为政府应对冲突负责。当这种冲突到来时，正如在比德哥什事件中，政府会迅速落败。我们因此可以成立一个全国协调政府，决定选举和实行改革。……苏联将被迫接受这个协议。”这个计划受到大部份的工会领导人的不信任的眼光，但代表了一些寻求与政府谈判成立一个三派（波共、教会和团结工会）政府的意见。
第二派以格维斯达为首。这派坚持工会民主及在谈判中必须强硬，对过去几个月的评价是负面的。“毫无疑问，我们的工会正处于一个困难的时期，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点……除了经济问题，排长龙，缺乏基本工业品等之外，工会还面对政府的越来越严重的攻击。……政府清楚地要加强这些攻击，他们正企图将我们卷进一连串地方纠纷之中。我认为我们在第一次受攻击时没有坚决地作出反应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虽然没有明显提及政权的问题，他们要求将争取工人控制作为工会对付经济危机的主要任务：“我们要求获得控制，这可以说是一个群众的工作，特别是它要求工会所有会员细微而不张扬地工作。它是困难的，但我们应该坚持。这样我们就会见到那一方退却，是政府还是工会？”
最后还可以从罗兹和卢布连的活跃份子关于自治的声明中找到第三派的立场。他们结合了工人控制生产、工人自治运动和积极罢工的概念。“在与政府对抗的时候（这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该准备好从消极占领式罢工走向积极占领式罢工[译按：即继续生产，但由工会将产品分配]。首先是将主要生产资料交由社会托管，及建立社会企业。……如果团结工会被迫采取集体罢工这个武器，就让工会发动罢工，能够加速社会自己组织起来的过程及开展脱离危机的道路。”但这个派别仍没有在国际关系上作出基本的立场。
以上三种立场并没有综合了团结工会内丰富的辩论，本身也未定型下来。并没有派别有确切的政治立场，这是在西方很难见到的情形：在辩论会上，工会领袖们大声辩论和反省，以寻求解决似乎是不可解决的问题。但这些辩论都坚持一个神圣的原则：工会的团结。
1981年10月12日
[小点译自法国《出路》月刊（总第13期）1981年11/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