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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工会”主席候选人的竞选发言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12月第八卷第12期（总第60期）
格维斯达 GWIAZDA
我们工会无疑处于困难局面，我们必须承认这点。做成局面如此困难的原因很多。我国正陷入日深的危机，这个危机不是由经济或国家财富状况引起，而是由错误决策引起，而危机正转化为真正的经济危机。一年前，我们或许可以克服或至少限制这个危机，但现在每多过一天我们就需要更多时间和努力才能做到这点。除了经济问题、轮候队伍和食物及工业产品的缺乏外，我们工会正面对当局日增的攻击。
一年前，当局不会胆敢检控这么多工会活跃份子；一年前，总检察官不会胆敢对独立刊物和工会报纸实行这么多调查。在这方面，我们不但没有进步，反而是后退了。
这些事件发生了，是因为我们对于小型攻击（当局意图以此试探我们是否会让步）并没有作出反应。当时，我们称这些行动为次要冲突，但它们现已不再是次要冲突了，因为我们工会和出版部有二百名活跃份子已被检控。
现在当局意图已很明显。他们要在以千计的小冲突上与我们纠缠。我认为当我们并不对第一个攻击作出强硬反应时，我们犯了一个错误。从现在开始，我们将会牵涉在不是一个而是二百个冲突中。
大众传播媒介的情形与一年前一样。去年11月我们就“团结工会”在电视上广播的问题展开了讨论：我们每周应该有一小时还是两小时的广播时间？现在，没有人再谈论这个时间多少的问题了。如果说我们可以用让步来与当局和解，就是将头埋在沙堆里。我们有35年经验，之上再加一年。我们不会用让步来避免冲突。让步将我们带到更接近根本的冲突。
有没有出路呢？明显地出路是永远存在的，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所采取的每一步骤都将出路的标轴改变。我认为我们可以与当权者达成妥协。毕竟我是本工会所作的所有妥协（屈降除外）的发动人。我们需要妥协，但现今当权者与社会之间要达到的平衡，不能低于而应相当地高于我们现在的水平。只有在社会和工会会员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我们才可谈论妥协、平衡、冷静等。如果低于这个水平，是无法有稳定化的。我们要认识这点，当局也要。在社会、国家和一般人民的生存需要未得满足时，是无法有稳定化的。在过去一年来，关于工作安全和工作条件的问题，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到。在过去一年来，关于环境保护的问题，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到。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做这些是需要金钱的。我们要找出是否有金钱做到这个目的。我们要找出商店的空柜空架是由必需、懒惰还是故意破坏做成的。
财政部“团结工会”小组在该部取得的资料显示，今年国民收入的25％将会用在社会消费（包括房屋）上，而75％将会用在国家和国家投资上。所以，我们每日有两小时是为自己工作，而六小时是为国家工作。我们要想想这个比例是否正确。我们要想想我们做这六小时为的是什么。不幸地，我们不能使用官方或国家部门的统计数字，太多的证据显示这些数字在每一平面都是虚假的，报告也是一样，而要找出谁要负上罪责也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要将控制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个很难被视为受欢迎的任务，主要因为它需要我们许多会员进行谨慎细微、紧张艰苦和并不引人注意的工作。但我们需要去做。我们与部长和政府谈了一年了，情形却像是盲人领着盲人，谁都没有论据。这只是一场消耗战，一个争取让步的企图。我们在过去一年来的所有谈判中作出了这么多让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未能掌握经济运转的情形，例如：我们送去捷克的谷物，是否真的以面粉形式回给我们。不幸地，我知道这是很困难的。我也知道我们会有许多难题，也会遇到当局不妥协的反对。但我们要自己去做。每个工作队在各自的工作间里做。
我们被称为工会份子，但我们首先是波兰人，而且更首先是人。这并不表示这个字是堂皇的；人也有缺点。任何人要为理想的人建立一个制度，就只会是模仿共产主义者。这是共产主义者的错误。他们想为理想的人建立制度，然而所有结构却应该是为真实的人建造的。
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只有3％波兰人与德国本土驻军战斗，而这3％人口给全国带来世界最勇敢国家之一的声誉。我们必须记着大多数人不能进行斗争。说如果我们人人都怎样怎样，是无用的。明显地，人人有异；明显地，对许多人来说，他们最大的关注是一条面包，但毕竟就是为了这些人，我们才成立工会。
约适克 JURCZYK
我未足16岁就开始工作，到今年已有30年工龄了；有26年是在什切青船厂做的，其中5年是做焊工。我所受的教育是没有什么可足夸耀的；我在一间经济专科中学毕业。在1970年，我是罢工委员会一个成员，而在1980年，我被选为什切青罢工委员会主席。
现在谈谈问题中心。任何工会活跃份子，无论处于何位，尤其是高位，都绝不能在生活中与工人失去联系。无论他愿意与否，他都必须找时间认识工人的问题，知道什么问题需要在今日解决，什么可以留待明日解决。这点很重要。天才是没有，即使有，我绝不是天才。最大的智慧和力量在社会里。如果一个工会活跃份子这样工作，他就不只会得到其他工会会员的尊敬，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会认识到工会的力量。
关于工会纪律问题，我是赞成纪律的，但不是专制，而纪律必须是自觉的。一个士兵可能受到全部训练和武装，但缺少好的指挥官，他就不会通过考验。
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无权在任何情况下作出自己的决定。一个小组也没有权利作出决定。我认为正确的立场是：所有重要问题必须传达到工厂，讨论了一、两周后，各区就应该将问题带回最高平面，由全国委员会以多数票作出决定。其他办法是没有的。最近发生的事，就是大会作为工会最高权力机关，通过了一项决议，却被一小组人推翻了该决议，这事永不能再发生。我不是在讨论该决议的重要性；我是指这类情形永远不应再在工会内发生了。
第二件事是：我主张继续推行强硬的、决断的、不妥协的路线。当然不是盲目地去做。无论我们是否采取一个步骤，也应好好考虑。妥协是不存在的。我想证明这点：我的说话要有事实根据。为什么我主张强硬的、决断的行动？我只引一个例子：关于大众传播媒介的主张；我们等待了十三个月了。这是一个要求，或是主张，但无论怎样称呼它，它却不用什么经济费用的。尽管如此，政府还是未能实现这要求。
我以极大的关注和兴趣观察党的第九次特别大会。国会议席进行自由选举，将容许我们克服深刻的经济、道德和社会危机。如果你们不介意，我想重覆我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的话：波兰并不贫穷，只是管理不状况罢了，而我们的经济（我是完全负责和严肃地说这句话的），是一个强盗经济。让我举一个具体事例来说明这点。我们以千三至千五元一吨的价钱出口铜，但我们以三万元的价钱买入同一吨铜的制成品。我们从西方借入美元，并要带利归还。我们的工资，则是铜的价值的13％。这就是我们的危机根源。即使我国所有工人和劳动人民加倍努力，我们也永不会有充足的面包，除非我们先改正外贸情况。这是优先的问题。不要误会我，我极之赞成与东西方各国贸易，但要以健康的条件进行。商业是不情绪化的。
我并不年轻，你们知道我46岁了；我可以记得所有的工人蜂起运动。波兹南、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和什切青的土地，浸透了不但是辛酸的泪水，而且是无辜人民的牺牲了的血。到今天，没有一个罪犯因1956和1970年下屠杀令而被带上法庭受审。今天，我国人民排着长龙轮候购物，营养不足，药物、医院病床和幼儿园缺乏，而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却险恶地发出一个声明，说他们会用所有手段，包括血洗。各位，作为一个波兰人，我对这样的政府感到羞耻。我主张国会议席自由选举，令权力落到城乡人民手中，令国会代表波兰社会而不是其他人。
最后一点是，冬天又要来了，我们的妇女在排着长龙。我认为，在目前，当工会大会第二部份完毕时，最重要的事是与“团结工会”开会，讨论如何供应全国所需。
我不敢想像我们的妇女在排队轮候了两、三小时后，回家时家里是冰冷刺骨的。我不敢想像为了这点我们要付出什么代价。因此，我们要尽所能阻止这情况。这就是我简略要说的，我随时可以回答你们的问题。
卢鲁斯基 RULEWSKI
与当局和现实抗拒了十七年，令我经历了监狱生活、罢工和工会的建立，使我有权在今天在这里与你们讲话。
我认为我们的错误是接受了真实的或想像中的苏联威胁的理论，令我们抑制着不敢寻求我们所有目标（工作服以至国会选举问题）。我建议拒绝这个抑制，因为在未决定苏联的帝国主义政策之前，我们不能界定抑制的限度。就让我们以工人的语言来说话，让我们接受工人的妥协，但到目前我们只是接受政治妥协，例如自治法案和企业法案。
我鼓励你们利用苏联签署的一系列协议，在我们纲领中包括要实行“欧洲安全会议”的决议（该由苏联、波兰等35个国家签署），因为该决议第一条说明各国有权退出或加入国际协议，也指出各国的主权。……
传播媒介或会说我超出了工会活动的范围。可是，工会应该有更广的展望。我们要检讨外交政策，没有人有权拒绝我们这点，因为外交政策关系着经济问题和军火生产。我们毕竟是这个政策的唯一保证，当局只是代我们签署外交协议，因此可以证明我们对外交政策的活动、控制和发表意见，意味着控制国家财政预算案，控制有多少用在军火上，有多少用在饥饿的人和七百万波兰人的最低限度福利上。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认识到内外的威胁是与经济状况和敌视我们的力量关联着的，那么我们要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教育自己。这个关系必须由像“团结工会”的社会运动来指挥。
德斯那神父形容得很好。我们时常未认识到“‘我们’‘一起’这些字并不时常意味团结。”因此，我们要与所有社会病态战斗，而不只是反对醉酒和吸毒。我们要从属于工会控制，使负面倾向得以节制。关于小量面包的分配，我们要坚决反对工会建立幸福乐土的形象。我们不要幻想，不能要求太多幸福，因为不能损人利己。至少当我们争取自治时，我们要视工厂如自己的农场，要谴责以往背叛企业的行为。在自治范围内，我们要结束寄生制度——即人们离开工厂，唯一目的是找更好生活地位。我认为德斯那神父已谈论过发展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活动这一点，有千年传统的基督教教义也证明了这点。
我认为工会活动纲领许多问题中，有第三类问题。我们的情况是，人们不再梦想去芭蕾舞表演或戏院，而是梦想一块面包或汤里一块骨头。因此，我们要尽力使商店充满货品。我对于工会和国家关于经济改革的方案持批判态度。他们强调重组或推翻结构，强调权力的转移，但作为人的工人和经济改革实现者，并不被视为活动的主体。我觉得缺乏了发展得好的鼓励工作动机的制度。我梦想一个企业中，工人、文员和工程师是拥有和管理企业的人。我们要令到一个工作机构的财富在该机构的雇员中分配，分配根据是服务年资。这种不可转移的分摊股份，将令他们老年得到保障。这能令工厂的社会生活转变，将不只工作队而且家庭联系起来（本句疑有误），也会在社会中产生新的文化模式。当然，在大企业内，需要进行非集中化的经济计算，令工人可以更易掌握。
华里沙 WALESA
作为工会主席候选人，我知道斗争只是刚开始。我担心的是一件事：我们太低估了对手。我们太自信，同时未能发觉一些足以令我们受挫败的问题和麻烦。因此，我会问你们一系列问题，由你们思考。
第一个问题是，在1980年8月之前，政府是否知道它无法偿还贷款，而限期却接近了。它是否知道如何令一些人将支付方法重新编排？第二个问题是，你们都知道波兰反对派以前非常强大，同时它开始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我的问题是，政治家本身也很强大，但他们为何冒粉碎反对派之险？
我们要思考这些问题，因为如果我们与对手周旋，我们就要记着工会大会和无论全国委员会由谁领导，都要负责，并密切留意对手的行动。我认为我们未能考虑到这点。
为此原因，如果我连任，继续我一直以来的战斗，又如果我同意纲领（因为我们仍未有纲领），但如果你们要我在无法成立“各工厂联系建基委员会”的地方成立它，那么我就不会支持这个纲领，因为那样等于你们要我操作我不懂得如何驾驶的飞机。所以，我们仍未达到协议，但如果我们赞同某主张，就需要是准备将它付诸实现。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尽力将工会维持现状，尽管有许多纷争，有许多实际上在战斗的不同倾向和意见。同时，让我们更接近生活。我意思是，我们不要忘记，冬天就来了，他们会对我们施以压力，而且非常狡猾的；如果我们不向他们表示适当的尊重，他们就简单地关喉。
因此，我们要考虑怎么办，如何为此在今天作出准备。我们今天也要意识到我们可能会缺乏面包和商品，我们应该为阻止这点而制订计划。
当然，我会提议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每一间工厂委员会应该受一条乡村保卫，而该工厂要对该乡村负责。
明显地，联系不是要做牲口或猪牛买卖。这点是禁止的，除非要被用来作为最终手段。但我们必须准备好。因此，到时我会有许多这类简单的提议。
同时，我知道这场战斗很艰苦，如果我们鲁莽行动，我们胜利的机会就会达到最低限度。我们低估了对手。我们未能发觉他可以很简单、很迅速地将我们饿死。因此我们不要轻视他。
我们同时要记着：有些建议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例如建立一个比现在还坏的独裁制度。我意思是当我们推翻国会、政府之后，取代他们位置，然后我们就会面对如何运转这制度的问题。我们将会被踢出去，其他聪明人会利用我们。
我在这个制度中长大，我认为我们要保护自己，建立其他架构来对抗这个架构。在目前，我们有三个独立的自治架构，我们要保卫它们以保证民主：工人自治（我们在建立它，并通过实践修改它，也会建立省和国家自治架构），我们的工会，和党国行政架构。取代或撤换其一，就会削弱（真正削弱）民主。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作出其他组织性解决方法，它们既不依赖我们，也不依赖其他；我们要坚持和保卫民主，而不是建立现今这样的制度。
任何人如果想参与全国委员会，应该记着历史会衡量我们。我们可以争取到伟大的事，但做到这点不是通过野心或是以为战斗是容易的，可以容易争取到的。我们面对一个艰巨工作，我们的名字将或是备受尊敬，或是备受责骂。
因此，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没有多进行讨论，我们没有看看装备得很好的对手，他们正在以有组织的方法一步步攻击我们的信用和社会对我们的信任。他们这个有目的的行动会达到胜利，而这胜利不属于我们。
在认识到这些时，让我们寻求要追随的根，让我们保卫自己。直接的工人的道路我们伸手可及，但让我们不要相信自己的出众的智慧和伟大的力量。这个力量有时会领导我们走上错误的道路，而不只是喊口号。我们以前也喊过空的口号。我们是这个制度的学生，他们用口号，我们也用了口号。
政治不是讨论的问题，而是行动的问题。就让我们行动，更激烈地行动；我们利用既成的事实和我们正成立的组织；让我们保卫自己免犯过错，免于被歪曲；让我们不要跌进对手已跌进的陷阱里。
（全译自“团结工会”大会通讯日报1981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