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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新时代的开端

(法)于迪

《十月评论》1981年1月第八卷第一期(总第49期)



  当波兰工人提出“工人解放将是工人自己的任务”这个口号时,官僚层大为振荡,整个欧洲稳定的维护人大为震惊。
  自从工人阶级开始动员,击退政府提高食物价格的决定后,至今已有两个多月。工人很快赢取了大幅度加薪,这些初期的胜利,更增加了他们的自信。斗争令他们有机会在组织上跨进一步。工人基于这些胜利,提出远超于肉类价格的要求。官僚层本身的权力也受到质疑。

打击官僚制度的中心


  格但斯克船厂工人打开了铁闸,整个工人阶级的力量就向前急涌。占人口49%的体力工人是独立工人运动的出发点,这个发展是“人民民主国家”前所未有的。这是划时代的历史事件。
  事实上,自1970年以来,尤其是更急剧地自1976年以来,波兰工人一直在工厂和工作间团聚其力量。自1976年六月事件以后,工人围绕越来越特定的要求进行了无数次动员,集中于要在工厂内成立自治的工人组织。
  整个过程已经取得了成果。《工人报》等报刊的传散,帮助建立起许多不同斗争和组织经验的联系(即使是薄弱的联系),不同的工人团体因而得以在要求和策略上精益求精。
  格但斯克、什切青、禾路高、罗华许达(钢铁厂)和乌苏斯(拖拉机厂)的工人围绕明确提出的要求和以高度的自我组织而进行的行动,冲击着官僚控制制度的核心。
  官僚特权阶层能够幸存,基本上是将工人阶级保持非政治化,因而阻止工人阶级的活动。镇压、官僚层对消息的封锁、严厉地控制例如工会等组织、一党政制、组织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所有层面(基朗和莫西里斯基称之为“组织起无组织状态”)等等,构成了官僚层的武库,阻止工人任何新的行动和组织。
  然而,斗争经验的积累,容许了一个受斗争磨练的工人层份艰苦地形成;它能够利用官僚层的弱点和经济危机的深化(后者对官僚领导层又产生反响)。这就造成了条件,使能开始克服官僚层树立起的障碍。
  成立自由独立的工会、废除新闻检查,这些要求为所有罢工委员会所提出,代表了对官僚特权不可容忍的攻击。官僚层僭取了许多物质特权都依靠这些;因此,盖莱克宁可作出任何物质让步,甚至答允建造一座纪念碑纪念警方在1970年谋杀了的“煽动者和反社会主义分子”,而不愿意容许能发挥效力的自由独立工会。

有组织的工人和经济管理


  工人取得了许多有关企业的知识,吸取了高木加、盖莱克、巴比乌奇等人无数允诺的教训后,就走到危机的根源——官僚政权。他们明白每次工人阶级指出来时政府被迫承认的“错误经济决定”,实际上是官僚管理的必然结果,即是说,这个计划制度的动力,是一个特权经理阶层的利益和党国不分的架构的领导人的需要两者的结合。这就不得不扩大各式各样的扭曲和浪费,它们转过来又受到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经济衰退的压力所影响。
  当一个经济制度里所有主要的生产资料由国家拥有、宪法禁止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国家掌有外贸垄断、计划由中央推行,那么,要令经济能最有效地运作,就唯有通过联合工人对计划、生产和分配的民主控制。这就是波兰工人本能地明白到的,他们解释说:“工会必须能够讨论每个企业内的生产计划。这是唯一的方法可以避免一些灾难性的错误,例如在格但斯克建立一个新的预制房屋建筑材料的工厂,可是头两个这类工厂的开工率还未到三或四成。”
  无疑地,最觉悟的工人经过多年的经济困扰,已认识到加薪甚至是工资随物价上升而调整等,都是不稳定不可靠的。为了要对抗剧烈的危机,他们要为自己提供自己的工具。要不但能保卫他们的物质利益,而且能令他们在经济平面的权利和选择取得力量。工人要求自由和独立的工会,要求有能力相互联系并公开发表意见,尤其是针对经济政策的大问题和它所意味的基本选择。
  面对经济危机,官僚层的反应与工人的反应截然相反:工人必须更艰苦工作,增强劳动纪律,接受“波兰所必需”的牺牲——为的是盖莱克、巴比乌奇和瓦盖斯斯的波兰!
  应付危机的上述两个答案的根本差异,揭露了今日波兰的分界线:一方面是一个少数层份——特权的和寄生的,它自称代表着工人,而这些工人正是被它剥夺了所有政治权利和独立组织;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它的数量上的增长和日增的教育和文化,已令它成为管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候选人,它目前的行动立即显露了它担负这个任务的意愿和能力。这就是真正分离着波兰的东西,而不是天主教意识的歪曲镜子所反映的错误前景,也不是“经验与前景”组织的改良主义演讲。

权力的问题


  再一次地,波兰工人蜂起显示了:工人运动每一次增强,工人阶级进行的每一次有组织的行动,都朝向恢复社会主义民主。它的意义是:这政权的政治权力将操在无产阶级手中,通过民主选举的工人代表会和人民代表会而运作;在代表会中,所有意见都可发表(这需要一个多党制度和新闻自由、集会自由),而计划是从属于工人的战略性抉择和民主控制。
  许多事物显示这个广泛运动的基本动力正朝着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向走:直接的群众民主,标志了罢工的组织过程;不同的“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开始进行联系协调;对罢工者印行的工人报纸进行讨论;工人的要求本身;工人对保存生产工具的关注;等等。
  但要成立这样的政权,就表示要废除官僚层的控制,即要推翻当权阶层,将政治和经济权力交到工人手中。正在波兰进行的冲突,将这个问题——政治革命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
  就是这个,令盖莱克们和华哥斯基脸色转为苍白,正引起波兰统一工人党架构上层严重危机,引起党基层的不满、请愿和重组,使教会官僚热烈同意支持党(《人道报》宁可让波兰大主教发言而不让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发言,并非意外之事)。
  这也就是为什么“知识分子专家”呼吁要温和节制——他们既不能也不愿提出权力的问题。也正因此,舒密特、卡达以及戴斯唐等都向波共第一书记表明他们乐意帮忙——“由于政治原因”,正如德国大使所强调的。
  也因此,西方银行同意提供新的巨额贷款给盖莱克政府。
  这次工人的蜂起浪潮,如布拉格之春在六八年所做到的一样,在客观上要求在议事日程上提出工人委员会代表大会的需要;该代表大会可作为集中化和行动的途径,以表达工人的意愿。这个代表大会将会是对于重要的权力问题的初步反应。
  工人正确地宣称经济危机因政府无能而加剧。政府没有群众的支持。盖莱克本人不是说过:“党与工人阶级的联系已被深深摇撼”吗?所以,工人在进行讨论后公布他们解决危机的方法,不是比什么都更合逻辑吗?最有效做到这点的工具,不就是从工厂和街坊委员会选举工人代表出席代表大会,讨论不同意见流派提出的各种解决方案吗?
  波兰的工人先锋迟早会需要对这个权力问题发展一个答案。不能做到这点就会是容许官僚层——不论它有什么遁词、妥协或暂时的反应——最终将它的“解决”方法强加于劳动群众。

要利用有利的力量对比


  目前,工人采取了主动。他们已令“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获得承认,并已取得不少其他方面的大量让步,尤其是取得政府承认他们成立“自治的、自己控制的工会”的权利。这个形势越是持续,格但斯克、什切青、罗域许达和西里西安矿区的联系就越得到发展;垄断性消息系统的缺口越是冲得大,一个重要工人层份的政治觉悟趋于成熟的可能性也越大。这就是官僚层所有派系都最为害怕的。他们都尝试而且永不会放弃保持运动的分立状态。“社会自卫委员会”成员的被捕,就是为了阻止他们扮演将斗争不同区域联系起来的作用,这个目的。波兰官僚层将会试图将让步限于最能控制的制度性架构内。当工会条例草案提交国会讨论之时,这点将会明晰。因为如果官僚层现在同意接受所有必需的事物以便能快速回复正常局面,那么明天它就会立即发动一个反攻。正如过往一样,它将会同时采取贿赂、分化,和最终镇压运动最不妥协层份等手段。
  这并不表示工人将不能够利用结束初步冲突的不稳定妥协,以便能组织他们的力量。波兰工人阶级发动的全面斗争已经达到了第一个平稳停滞时期。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苏联军事介入的威胁一直被引用。当然,这点以前和将来仍继续会对所有罢工者和对整个波兰工人阶级有影响,即使它未能瘫痪工人采取主动的能力。(后者的情况,将会对所有“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人提供一个极重要的教训。)
  盖莱克和所有官僚流派都运用了,而且将继续运用苏联入侵的威胁(他们中不止少数会承认这是他们本身生存的最后保证)。因此,他们寻求增加对群众的压力。《真理报》已经发动战争呼喊,攻击“渗透工人中间的反社会主义和反革命分子”。罗马尼亚共党机关报《火花报》猛烈抨击工人采取罢工的途径。而捷克的《红色权利报》则呼吁本国的工人委员会对基层要更为敏感。这些“姊妹”官僚层的紧张,只加强了呼吁“友好装甲部队”协助的威胁。
  要将这个威胁的重担子从格但斯克工人肩上取下来,最有效的援助就是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出现群众活动。但目前更为直接的,就是发展工人声援的最广泛运动;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欧洲,这是最不可或缺、最可行的支持。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最迫切的任务,是推动各种主动性,鼓励工人政党和它们领导的工会(尤其是共产党和共产党内的流派)参与无产阶级和国际团结声援的联合阵线。这就是第四国际一直做而且将会继续做的。


【本文是法文《国际通讯》双周刊本年9月11日的社论,执笔者为于迪UD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