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 《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
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如何在波兰成长
霍理
《十月评论》1981年1月第八卷第一期（总第49期）
波兰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人士所达到的政治和组织经验的水平，远超于今日苏联或东欧的其他地方。
即使在八月和九月罢工胜利之前，由围绕“社会自卫委员会”的反对派成立的地下工人报纸《工人报》已有三万份的销路。
反对波兰官僚层的权力和特权的群众斗争的经验，由近期罢工浪潮的主要领袖华里沙自卫性地概括如下：“波兰在1956、1970和1980年都发生了蜂起，因此机器必须加以修理，但这点似乎不可能，所以何不尝试寻找新的一个？”
波兰工人和反对派运动的活跃份子也有不少经验来应付克里姆林宫介入打击波兰官僚层所不能阻止的反官僚动员。
上述威胁笼罩着所有反对斯大林主义政权的主要蜂起浪潮——在1956、1970、1976年和今年。这是波兰人民和反官僚斗争的领袖必须长期考虑的。在1956年，波兰工人开始武装起来，以便面对苏军进占华沙的威胁。他们迫使克里姆林宫退下来。
据说，在最近的罢工中，禾路高的波兰军队自己主动开始驻守保卫性岗位，以抗拒在邻近地区驻守的苏军的可疑行动。
基于过往的经验，工人运动和反对派组织的领袖有必要发展一个推进和保卫斗争的前景和战略，包括如何应付苏联的威胁的策略。
近期罢工的纪律性，工人运动和反对派组织的领袖的审慎、自卫性声明，都显示了他们的政治才能。
在几个星期的波兰群众与斯大林主义政权力量的紧张对峙中，罢工者及其支持者并没有任何一次暴力行动。工人及其领袖的声明中，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供波兰官僚层或克里姆林宫作为藉口来纠合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或苏联国内的支持，以发动对自由工会运动的进攻。
罢工的纪律证实了自1970年的浪潮以来，已发展了一个拥有强大权威和政治成熟性的工人领导层份。如果缺乏自觉的政治过程、缺乏一般前景和策略性方法的探讨，是不能发展到这个地步的。
狭隘的工作份子？
因此，资本主义报刊将华里沙和其他波兰工人领袖描绘为狭隘的、非政治化的工会份子，明显地反映了报刊的政治偏见和盲目。
维系这个错误观点，对资产阶级报刊是有利的，因为西欧和北美的读者一般不了解反对派领袖需要在一个仍受斯大林主义官僚层极权控制的社会的狭窄限度内活动。于是，就有一个倾向是从字面意思理解一些声明，例如华里沙在九月八日接受英国伦敦电台访问时说：“我纯粹是一个工会分子，我对任何政党都没有兴趣。”
但华里沙继续解释说：“我将我们的斗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已经胜利完成。我们现在到达第二个阶段，这将会是非常困难的，而我不知道它会如何结束。”
至于第三个阶段，他说：“如果我谈及这个会对我很危险。我的工作只是将人民的意愿公之于世。我们所希望的其中一样东西，是将土地和我们在内工作的工厂掌握在我们手中。”
工人渴望“将土地和我们在内工作的工厂掌握在我们手中”，这就是社会主义。
华里沙要以自卫式方法提出他的前景，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要考虑官僚层的反应。官僚层不会也不能容忍任何政治反对派的活动，尤其是左派的反对派。
即使当官僚层面对八、九月的罢工而仓惶退让时，它仍坚持要新的工会同意它们不会组成一个政党或是向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挑战。克里姆林宫在1956年介入匈牙利、在1968年介入捷克，它最终的辩解是说在这两个国家，共产党不再发挥它们的“领导作用”。
所以，自由工会同意尊重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华里沙在9月23日向华沙数千工人的一个集会演说时，解释他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法：“工人承认党的领导作用，但只是当党不在工会运动内发挥领导作用的情形下。”
社会自卫委员会
自1976年以来，波兰反对派内部一直进行有关战略和策略的广泛讨论。
“社会自卫委员会”（简称“社卫会”），尤其是库伦（KURON），所提出的方法，是呼吁发展独立的所有类型的社会组织，尤其是工人的组织；它们要能够战斗和争取到具体的目标，但不与官僚层的政治权力迎头碰撞。
据库伦说，反对派的中心目标应该是鼓励人民不同层份组织起来，冲破斯大林主义政权为阻止人民动员和团聚而设计的极权束缚。
库伦在第一期《声音报》（“社卫会”在1976年6月罢工后协助创办的一份地下报纸）上解释这个基本概念：“在1960年代一段时期，我以为我们必须首先改变政治制度然后再转向社会行动。与‘社卫会’联系的独立组织主动性令我们明白我是错的。事实显示，如果这类社会行动削弱了国家对主动权、决策和消息的垄断，而同时在社会上取得支持，那么，它就可以继续进行，即使统治者反对。”
“社卫会”始于如库伦之类的反斯大林主义活动分子，他们差不多全在1968年3月的学生示威中起了作用。它成立时，是作为保卫委员会，保卫在1976年6月的罢工中受害的人士。
在进行保卫行动时，“社卫会”发展了与1970年和1976年浪潮冒的工人领袖层份的联系。它开始鼓动波兰社会其他层份组织起来对抗官僚层。
于是，“社卫会”推进了“学生团结委员会”的成立，并推进了一个独立农民运动。两者在八、九月的罢工中都起了作用，农民运动发表了一份公开信，表示支援工人；学生也为罢工者筹款。
工人运动
库伦在一份名为《对行动纲领的一些想法》的纲领性长文中，尝试概括“社卫会”在1976年以后的经验，并基于这些作出前瞻。
“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工人运动，特别是产业工人的运动。为了达到它的目标，这个运动必须最低限度在工厂平面组织起来。
“这个运动的要求必须要在独立于政府的专家的协助下草拟出来，这些专家包括经济学家、工程师、法理学家、社会学家。这些要求必须公开于全国和全球。在这里，工人运动与知识分子和学生的运动必须有联系。”
“社卫会”本身是一个例子，说明这类联系如何能建立起来：“在1976年9月21日，‘社会自卫委员会’在华沙成立。它的任务是提供经济、法律和医疗援助，给予在6月25日以后被镇压的人士。委员会是由几十个曾工作于学生和知识分子运动的团体组成。
“但‘社卫会’很快就在周围团聚了数千人，他们整理委员会的公报和资料。在委员会周围发展的社会群众行动暴露了政府对罢工者进行的恐怖程度和形式，引起了国内国外的舆论，迫使政府停止镇压。”
库伦继续解释“社卫会”的实际政治处理方法：“这是工人和知识分子联合活动的第一步。可是，要达到汇合就需要更多走几步。我们需要在工作队和工作间建立工人运动的小组。我们需要从讨论中草拟要求和提出它们。
“但工人的团结比起要求更为重要。如果当局让步，然后却开除活动分子，那么各让步将无形地消失，新的行动将更困难。如果当局不作让步，那么最低限度工人组织会维持下去，工人迟早会争取到他们的要求。
“因此，在现在，最重要而且可能是唯一的可被提出的要求，是要所有在1976年6月25日以后被撤职的人都得以复职……和要所有因参与示威而被判罪的人都得到特赦。我们要在工作队和工作间讨论这些要求，令真正的工人领袖走出来。”
作为“社卫会”建议的策略的例子，库伦引述了乌苏斯巨型拖拉机厂工人给政府的公开信：“我们认为将因参与6月25日罢工和示威而被解雇的工人复职，是必须的，因为我国现处困难情况、工厂内气氛紧张、以及在工厂队伍内缺乏有经验人士的情形下，生产计划难以完成。”
库伦认为为达到联合，也需要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建立一个运动：“保卫科学和学术研究的独立性是必须的。我们需要新闻业、政治思想、和在所有社会运动中有受过良好训练的活跃分子。因此，我们需要学生和知识分子一个增长的运动，它创造自己存在的条件，即是说，创造独立的科学和学术、新闻业、和政治思想。同时，它协助所有其他运动。”
库伦的结论是：“所有这些的要义是：社会必须以社会群众运动来组织，各运动共同行动，和以最大可能的程度表达所有市民的意愿。这是一个纲领，一个基于社会群众组织而建立‘第三个波兰’的纲领，实际上即建立唯一可能形式的波兰——公民责任和社会行动的波兰。”
“第三个波兰”意指一个新的独立的波兰国家；第一个波兰指中世纪的波兰，它被分割所消灭；第二个波兰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波兰共和国。第三个波兰同时明确地意指一个由动员了群众（主要是工人）管理的社会主义社会。
对苏联威胁的回答
库伦在他的《对行动纲领的一些想法》中，同时谈及莫斯科介入的问题：“运动的限度和波兰群众的主权的界定，一方面是他们的社会行动的程度，另一方面是苏联领导随时的武装介入。”
库伦强调因这个威胁而引起的警惕的需要，这点在大部份波兰人脑中盘旋：“没有人可以说最高限度是什么，而那些说最好早些而不是迟些止步的人是正确的。”
可是，库伦问：“现在避免进行反对派活动是否会减少介入的机会？”他的答案是否定的：“我深信介入的威胁是真实的，但介入将会是因为反对派的活动弱而非强。今日最严重的危险——存在于波兰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政权瘫痪的结果。”
因此，库伦以自卫方式提出反抗官僚统治的斗争。极权统治的制度已将波兰引入一个社会和经济危机，这危机不断加深，并威胁会导致社会秩序的完全崩溃。
在近期罢工中的作用
在近期罢工之前和正进行的期间，“社卫会”推行的行动和策略纲领极类似库伦在《对行动纲领的一些想法》所描述的。
例如，许多由“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在八月提出的要求已经以一般的形式预先见于在1979年在波兰发表的《工人权利宪章》（见本刊本年十月号）。其中一些发起人是与《工人报》有关连的，而《工人报》是“社卫会”的刊物。签署者包括华里沙、华伦蒂乐维斯（两人都是波罗的海沿岸罢工的领袖）和《工人报》编辑波路西域和尼丁斯基。
“社卫会”在导致八、九月蜂起浪潮的七月罢工中所起的作用，《洲际通讯》9月1日报导说：
“在7月2日晚上，以主要反对派组织的姿态出现的‘社卫会’发表了一份简短公报，报导罢工的情形。如果工厂没有‘社卫会’和《工人报》的成员，他们就会访问该厂以证实所收到的消息，并传散他们的声明和第56期《工人报》（出版于7月1日，即罢工前夕）。它与华沙几个地方建立了不断的电话联系。‘社卫会’还每日通知外国报刊有关罢工的情形，但只提供它已经证实了的消息。
“在7月11日，‘社卫会’发表了一个新的声明，接着是第二日《工人报》第57期，刊载了声明全文和有关正开展正进行的罢工的文章，并描述了工人提出的要求和已出现的组织形式。另一篇文章详细描述了乌苏斯的经验，反对派活跃分子认为乌苏斯事件是当时最先进的经验。
“‘社卫会’投身于援助因进行罢工而受到镇压的工人。它开始替几间工厂筹集罢工基金。
“同时，‘社卫会’刊印了一系列眼前的要求，包括要求实行肉类配给，认为这是唯一解决分配不足的平等供应方法……
“‘社卫会’一名负责人库伦在电话上对我们说：‘我们认为在这个罢工浪潮中，我们可以吸取经验，而最重要的是可以将最先进的经验普遍化。由于我们期望着“热秋”，我们认为这个秋天将会达到自我组织在整个社会散开，尤其是工人的自我组织。
“在8月17日的斯得哥尔摩《每日新闻报》的访问中，‘社卫会‘在瑞典的代表巴路士嘉强调说，反对派组织寻求推进群众行动的形式和自卫性政治策略。该报概括说：
‘让巴路士嘉说，“社卫会”发挥影响的另一迹象是罢工者有着严格纪律，在《工人报》敦促工人以有组织和民主的形式作出行动。”
据该报报导，巴路士嘉还“强调‘社卫会’的呼吁主要是向左派发出的，而且是反对回复到资本主义的。”
巴路士嘉解释说：“我们许多成员都受到例如工人代表委员会等形式所吸引。”
两个处理方法
波兰反对派内许多有关战略和策略的辩论，在过去四年来都集中于如何对付莫斯科的军事势力的问题，因莫斯科在背后支撑着波兰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当波兰独裁政权被推翻或被决定性地削弱时，就有莫斯科军事占领的威胁。
两个基本的处理方法出现了。一个是“社卫会”的。另一个对立的意见由“波兰独立联盟”最明确显示出来。后者认为反对派的中心目标必须是争取波兰国家真正的主权。这个组织的文件倾向于强调道德和爱国教育的需要，教会要起更大的作用，现存架构（例如司法机关）要改变。它的基础文件包括了反苏联的声明，并坚持波兰与西欧的历史一致性。
另一个最近发展的“主权第一”流派，是“争取独立的波兰同盟”，其中一名创始人是莫索斯基，他同时是“保卫人权和公民权利运动”的创始人，后者是除“社卫会”外另一个主要的反对派联盟。莫索斯基曾谴责库伦的社会主义观点和库伦对公开工作的坚持，他甚至暗示库伦类似运动中的特务。
“主权第一”的意见，在“保卫人权和公民权利运动”内的表现，更强于在“社卫会”内，但两个组织间似乎仍未有明显的政治两极分化。
地下刊物《意见》，最近被斯大林主义政权没收了二千份，它是与“保卫人权和公民权利运动”有关联的。这个组织最闻名的人除莫索斯基外，还有斯舒密（最近被捕和被拘禁48小时）和史永顿（当罢工进行时在西里西亚被捕的活跃分子）。
在《对行动纲领的一些想法》中，库伦回答主权第一流派提出的问题：
“极权制度强加于波兰人民头上，是三十多年前由苏联的武装力量进行的。当时，西欧强国（尤其是美国和英国）是同意这个行动的。为了要保证这个制度的稳定，苏联三次表现了她随时会用武力对付任何想将它甩走的人……
“波兰政府并无主权。因此，难怪大部份波兰人将缺乏主权视作我们社会的罪恶的根源。”
可是，库伦反驳人们认为主权可以脱离争取波兰社会基本民主化的斗争而存在：
“扩大人民的主权意即扩大国家的主权。国家当局要能独立‘于外国控制’，就要依赖大众。“因此，反对极权主义的斗争，就是争取人民和国家主权的斗争。可是，人们可能会争取国家的主权而不争取人民的主权。
“我再次强调：这个社会的罪恶的根源是极权制度，它拒绝人民呼吸的自由。这个制度就是我们正经历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瘫痪的首要根由。决策如果是在华沙做出，就等于什么改变都没有。”
在第一期《声音报》的声明中，库伦等人同时强调如果将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斗争仅仅视为波兰的民族问题，就会有惧外心态的危险：“极权制度培养惧外主义……如果不是助长相互的仇恨，‘官僚层’就无法阻止乌克兰人、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波兰人和俄国人认识到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因此，我们的行动纲领是击退存在于我们自己人民中间的惧外心理和沙文主义，推进人民了解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立陶宛人要求独立的意愿，并推进人民了解到我们与俄国的民主人士，因共同的目标而连系起来，基础是他们对民主和自由的渴望。这是走向波兰主权的现实的道路。”
尽管有上述政治歧见，库伦仍寻求维持反对派的联合阵线，共同争取民主权利。对于所有倾向于破坏斯大林主义统治者对消息和组织权利的极权垄断的活动，他都给予积极的评价。这包括天主教教会和社会主义组织的活动，只要它们能协助将消息传散和保卫在官僚层镇压下的受害者。
库伦和“社卫会”尝试基于波兰人反对多世纪以来的压迫和分割而抱有的正确民族传统和感情。他运用“第三个波兰”这个名词来形容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就反映了这个关怀。
库伦也回答一些批评，后者认为“社卫会”的前景是乌托邦的或是煽动性的，因为它所主张的波兰将被克里姆林宫视为不可容忍的威胁。
反官僚的战士并无兴趣去威胁苏联，库伦说。苏联政府几十年来一直与分兰保持良好关系，而芬兰不但有政治民主而且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库伦问：为什么苏联不能与“由群众组织成的第三个波兰”——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波兰共存？
说明：KURON，文中译名“基朗”统一改为“库伦”，亦即库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