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正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必须由爱党的立场，随时检阅本党的弱点，贡献良好的意见。我们爱领袖，爱同志，但我们更应当爱革命的进展和主义的成功。我们现在感觉本党的弱点实在太多了：
先就党与党员的关系来说，现在本党可以说大部分的党员是找不着党；而党也是找不着党员。党对党员止于列名造册；党员对党，止于报名领证。做党官，吃党饭的党员，似乎还可以扣一点党费，此外连缴党费，贴印花，都有时办不到。除了各级党部专门办党的人，简切些说，就是替党的机关办理公文的党员而外，其余的党员，都不外是和有权力的私人发生着关系，寻求自己的生活。好一点的人，也无非是在寻求个人生活之际，还凭着各人的理想，根据本党的主义，政策，替社会尽一些希微的责任。等而下之，或者是莫名其妙，与党无关；或者是鄙劣贪污，为党之玷，简直不堪开问。本来党的作用，就是团结思想相同的份子，更便此种份子贡献其思想才力为党的活动，以一定的计划，整个的行动，去领导社会，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所以党员的工作，应该受党的支配。党员的工作情形，应该随时报告于党。党对党员，应得要随时加以考察，努力者奖励之；驰懈者警惩之；发生困难者补助之；行动错误者指正之。这才算得是党有党员，党员有党。平心而论：现在的我，自问当然是三民主义的信徒，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员，所担任的工作，也不为不重，然而我的工作，是党支配我的吗？还是我自己去寻求的呢？我是否随时将我的工作情形，报告于党？而党对于我的工作，又是否有相当的考察和指导？我且如此，其他类是于我，更次于我的党员，如何说得上和党的关系。无怪乎本党的党员多至数百万，结果对于封建势力，对于帝国主义，只好空呼打倒的口号，而望洋兴叹一筹莫展了。怀抱改造社会思想的人，因为各凭良心的行动，不足以收效果，所以才有结合为党，以求步伐整齐的必要。如果有党以后，党员的行动，依然是个人的行动，试问党的作用安在？何必多此一举？
其次说到领袖：党的领袖，不外由其对于党的理论历史人格努力为一般党员所景式而自然形成。党员对于领袖，因有公同的信仰，而领袖自身则只觉为党服务，不敢后人，绝不自认其为领袖，而非领袖不可；假如一党之内，客观上具有领袖资格者不为一人而为数人的时候，则领袖与领袖间的关系，仍不外一普通党员与党员的关系，不过既有领袖的资格，则当自知一言一动皆于党国发生莫大的影响，更应当比一般党员加倍的注意，加倍的谨慎。现在本党中央同志之不团结，实在令人痛心！不团结的原因，在当事者各是其是，自觉都有充分的理由，然在一般小党员和民众的心目中，殊不能为之曲谅。我们认为献身于党国的人，应该只有公的感情，革命的感情，果使对于革命救国的方法和途境，彼此见解不同，当然不能强合；若见解无多出入，即绝不应由私人的感情意气而生龃龉。因私人的情感而致妨害公的行动，由革命的立场说，就是不革命。我们对于中央同志间的分合，不愿作任何批评，以免有抑彼助此，攻击个人的嫌疑。而且即使清算旧账，指摘出谁是谁非，亦于党的工作没有多大的益处。我们只希望中央同志由其对于党国的责任上着想，各自反省，彼此开诚相见。如果对于理论上尚有不同的见解，则着眼于救国和建国的立场，以求真理之所在，自然不难统一。若不幸而有权利意气之事！则当痛自悔恨，从新做起，以副全体党员和全国民众的希望。
次说到领袖与一般党员的关系：领袖对于党员，应该是绝对的亲爱。领袖指导党员，党员信任领袖，一齐向革命的大道前进。但是现在我们见得到的，在领袖与党员间，只有利用，只是隔膜。党的领袖对于多数党员，就根本分不出谁是忠实的党员，谁是非忠实的党员。譬如一个银行经理，不知道银行里面有多少的财产，这是多么的可笑！至于党员方面，大都不外利用领袖，以求达到个人升官发财的目的。当领袖的，也似乎只要他能够喊几声掩护自己的口号，便确是忠实的同志，纵令其人对于社会为非作恶，也都在不闻不问之列。我们看见有人在领袖之前痛陈党员的罪恶，而领袖不觉其责任的重大；我们看见有人在党员之前丑诋其领袖的行动，而党员不仅不代为申辩，且又从而附和之，大家都说同志的关系超于一切，领袖与同志间，至少要如兄弟般的亲爱，然当弟骂兄，当兄骂弟，皆非引起对方之气忿不可。何以领袖与党员间竟如此漠不相关呢？与此，我们就应当深深体会其内容症结之所在了。
再次说到党员与党员之间，更是令人齿冷。所谓同志，绝对没有同学同乡的关系亲密。现在军政机关以及各种团体会社，举凡利之所在，有关衣食者，大都以亲戚同乡同学种种封建的结合为主，真正想到同志，想到用同志来为党工作，为社会服务的，实在不容易见到。同志二字，成为了普通的称谓，似乎还不及某某先生，某某仁兄，来得慎重，显得亲切。再进一步，则所谓同志的资格，完全以地位而为决定；有地位的，军阀也是同志，官僚也是同志，而且是重要的同志；没有地位的，不管你对于革命如何努力，对于主义如何忠实，只能算是社会上的弱者，你虽然有思想，有行动，然而你不懂人情事故，你在地位上落伍了，你就不能得到所谓同志的怜惜。最可耻的是同为党员，大家戴起蓝色眼镜，你猜我是某人的信徒，我说你是某人的走狗，各人看轻对方的人格，也看轻自己的人格。仅有的一点聪明才智，完全在此种相疑相忌之下而相抵相消，所以只见有党的名称，而见不到有党的工作。
至于党与民众的关系，论理至少要办到能相互了解，相互信托的地步。何以要有党？根本原因就是在解除民众的痛苦。党不单是党员的党，而是民众的党。必须要能深入民众，领导民众，得到民众的信赖，以广大的民众为党的基础。离开民众，便失却了党的意义。现在我们的党，似乎太使人民失望了！不仅是离开民众，而且有许多地方，简直为民众所嫉视。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民众的希望，就是他们实在的利益。有许多人总怪民众不识大体，只知有个人而不知有国家，然而试问历年以来，国家财政困难，文官减薪之议闹了许久，结果何尝能够办到？可见不只是眼光浅短的民众爱好自己的利益，就是自命在领导民众的官吏，又何尝不力争自己的利益？中国人最大的坏处，就是不肯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处处曲谅自己，事事苛责他人。坐汽车的，总嫌步行的走得太慢；住洋房的，总怪其他的党员不做下层工作。也不知是真糊涂吗，还是假装糊涂？我们相信，党的中央有几件事，如裁撤厘金，取消苛捐杂税之类，在已经实行的地方，或能得到一部分商人的满意；但是中国最大多数的民众，何只于此？青年对于本党现状的不满，自是很显然的事情，就是很有组织的士兵，又何尝能在党的领导之下解除了他们的痛苦。中央所发的饷款，大都被高中级的带兵官层层剥削净尽，而士兵无从收得实惠。做政治工作的，只落得一个卖膏药的头衔，受尽了官长士兵的讥讽，尤其是本党同志没有深入农村和工场，探讨农民工人的隐情，予以适当的领导，平时形势隔绝，一有罢工暴动之事发生，究系出于民众的呼吁？抑系受了旁人的利用？简直莫名其妙。到得无可如何之际，便抬出政治上的权力来镇压他们，久而久之，在党的方面，总觉得民众不帮助我们，不了解我们。殊不知军阀，官僚，土豪，劣绅，都背上本党的招牌在那里欺骗民众，鱼肉民众，就是本党的党员，也把眼睛看花了，头脑弄昏聩了，叫民众从何处来认识本党，信托本党？中华民国的民众，可说是驯善极了的民众，他们绝没有意外的希望，过分的要求。果然本党确能给予一点实际利益，他们无有不欢欣鼓舞，感恩戴德，永世不忘的。无如本党始终不去过问他们，又让一般假革命的人去蹂躏他们，而不能制止，民众自救无策，呼吁无门，安得不怀怨本党？本党的同志，于此应当十二万分地痛切反省！
居尝细思，本党何以会弄到现在领袖不和，同志漠然，民众失望的地步呢？表面上虽然千头万绪，其原因甚多，而根本的症结，要不外在本党以内有权利观念的存在。虽然大家都说入党是来革命的，为义务而非权利，然而权利者，众人之所欲也。党内既然有了权利，谁复念及义务！同志之间开始竞争，由竞争而隔膜，由隔膜而对敌；于是党的工作，便无形中搁在一旁。说者称此为党的腐化，腐化是本党绝大的危机。本来几百年来，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升官发财的社会，官无大小，都有生财之道。现在本党以党训政，在训政时期，无疑地要以党握政治的大权，要以党员充任重要的官吏。但是越是权力之所在，越是利益之所在。一个市党部的委员，可以在一年之间，发几十万的大财，而不足怪。于是当党员，做党官，做官就发财，发财就享乐，就腐化，就忘却了革命，这一套伤心的步骤，成为了不可避免的事实。本来发财人未见得就不能革命，然假名革命而个人发财的，绝对是不革命反革命。比方我是中央委员，或者是立法委员，同时我又在南京买了几百亩的地皮，试问我对于平均地权，将抱持若何的观念？我对于土地法的制定，会全然不顾虑到我的利益吗？假如真不顾虑我自己的利益，我也就不会去买地皮了。社会上的事情，在富人和贫人的眼光中看来，完全两样，冬天的大雪，乞丐们看见会发抖，饱食暖衣的文人学士们看见，却正好借此饮酒赋诗，以为增加不少的清兴。所以惟圣人能知圣人，惟有穷人对于穷人的痛苦才了解得深切。中国国民党要为大多数贫苦的民众解除痛苦，必先要保持自己的超阶级性，不要使党内有官僚化资产化的趋势。现在本党党员所由之路，不是向民间去，而是向上钻。今天入党，明天想当省党部委员，进一步就想当中央委员；当了中央委员，又想兼任政府的重要官吏，大家都向着权利之途而迈进。个人的力量不足，则经营小组织以为争斗的工具，当大党员的，平时总得设法养起一批打手，不争气的小党员，则随声附和，以求自己的出路。平时不会养打手不会随声附和的党员，就难免有落伍的危险。党的主义政策，还容易研究，党内的小组织小派别，实在难得研究。照此种情形，谁还有余力去做下层工作？谁还肯去做下层工作？做下层工作的，没有整个的党来保障他的生活，振作他的精神；如果他在党内平时不认识一二个领袖，即使为党努力以致被封建势力或反动势力摧残而死，简直是蚂蚁子在石洞里叩头，叫做无人得见，连烧埋费都无从领起。所谓党的力量，安得而不相抵相消，无形澌灭？听说某某市党部选举四全代表大会的时候，有消耗运动费在万元以上的。平常无人理睬的党员，到了那几天竟每天都有几处的应酬，公然纳之上座。尤其最痛心的，据我所知，有几个省市平素最亲密而且是同一小组织以内同志，为了竞争选举，竟弄得彼此参商。这是什么原故呢？是主张不同吗？是思想分歧吗？都不是的，无非为了权利，为了自己升官发财的出路！总之，当中央委员的，有大官可做，至少每月有几百元或千元以上的生活，而且为一切名誉敬仰之所归，在精神上物质上都有安慰，所以有才力的人，都争着要干。其次省市党部委员，至少也有三四百元一月的生活，又可以报消公费，侵蚀宣传费，遇有不干不净的机关，如特税处之类，还可以暗中得着不少的津贴，有机会又可以跳入政治机关的利薮，所以有才力的人，也还愿意去干。下而至于县党部，除特殊情形的地方以外，大都生活既感困难，名誉地位也说不上，于是有才力的人，都不肯去干，肯去干的便有其他的作用。大家都说，县党部的委员何以去干涉政治政治，包揽词讼，甚至有等于新土豪劣绅的行为。其实人同此心，何足多怪！一个人在社会上作事，最上者为发挥人生的兴趣，其次为名，其次为利。前者已立立人，乃凤毛麟角，不可多得；好名者已属上乘；而天下滔滔，好利者实比比皆是。现在做下层工作的，名利兴趣一切都说不上，试问谁肯甘于吃苦而无偿？能甘于吃苦而无偿，就是总理的精神。人人有此精神，则又可以不必革命，不必组党了！胡展堂先生说过：党要家庭化，军队化。所谓家庭化，军队化，不只是口里讲，而且要从事实上去做；不只是精神上的培养，而是要注重物质上的条件。就拿我们自己来作个比例，我们由幼至长，我们的家庭供给我们求学的资财，虽当田卖地，乞怜告贷，亦必勉力赴之，毫不悔惜，等到我们在社会上有了工作和收入的时候，也会存集起来，供养父母。家庭之于我们，我们之于家庭，在生活上的关系，是如何的紧密！然而我们的党，是不是如此呢？又就军队说，军队的好处，就是无论官长士兵，都失却个人的自由而在一个命令之下，统一动作。命令叫谁担任攻坚，就得去攻坚。命令叫谁死守，也就得死守。个人决定没有选择工作自由行动的机会。现在本党的党员，生活既无人过问，谁都是凭着私人的关系，到处寻求生活，中央党部根本就没有一一指派党员工作的可能。所谓军队化，不知从何说起？我觉得现在本党的组织，不但是不能家庭化，军队化，而且比较青红帮的组织都还有赶不上的地方。譬如一个青红帮的帮员，落魄无依，如果遇见老头子，申明履历，当老头子的至少得替他筹旅费，谋生计。至于本党，除了有地位的同志，到处得人开会欢迎拥护而外，假如一个小同志，携带党证和转移证到任何区分部投入，我相信绝没有人会理睬他，甚而至于要怀疑他。党既不顾党员的生活，党内又有权利主义的存在，掠夺争{斗}（录入者注：此字无法辨别，疑为“斗”字），一盘散沙，如何可以担当革命的责任，挽救垂危的国运呢？目前中国国民党最低限度，应该使全国才智之士集中于本党，更使本党党员人人都能发挥其聪明才力以为党努力。因为中华民国处境过于艰难，日俄两大帝国主义，皆挟其极坚强的组织，极雄厚的力量，以我为掠夺的目标，进攻的焦点，我们的党，如果没有比日俄两国更精密更坚强的组织，必不能抵御外侮，排除万难，而建设自由平等的国家。
所以我们希望本党的领袖，要有甘地的精神；本党的组织，要有超过于俄国共产党的严密。现在有能力有觉悟的份子，各凭良心为国奋斗，只可以说是三民主义在与一切反动封建势力相激战。此种情形，一方面足以表现主义的力量之伟大，而另一方面则显出本党组织的无能，长此不图，势难持久。总之本党不能运用党的组织以建设廉洁政治，改良封建军队，则革命前途，决难有很好的成绩。现在存心为党的中央同志，可以想像得到他们是非常之痛苦，非常之着急。然而若果不有办法，以铲除党内的权利观念，保障党员最低的生活，纵令痛苦着急，也是枉然。我们希望：今后最好办到中央同志苦于一切同志，全党同志苦于民众。让一步说，也要办到中央同志与一切同志共甘苦，全党同志与全国劳苦民众共甘苦。中国国民党在革命的环境上，在党员的基础上，都与欧美的政党不同。欧美不当帝国主义交攻之冲，而自为帝国主义；他们国内有小资产阶级的基础；他们失业工人的救济金几乎相当于我们中上级官吏的薪俸。代表如此国家{X}（录入者注：此字不清，无法辨认）如此民众的党，可以不一定要如何刻苦。尤其是他们的党员，多半是有职业的党员，他们以党员养党，所以党可以不顾虑党员的生活。我们的党员则多半属于士大夫阶级，以党为业，所以我们必须顾虑他们的生活，使不致困难，尤须限制他们的生活使不致腐化。我们不单从精神上培养党员的人格，更必须由物质上彻底消灭党内的权利观念，使一切名誉地位属于刻苦工作的同志，然后可以发挥本党超阶级的特性，而完成革命的大业。根据此种意念，我们再进而研究，如何救济本党的弱点，提出整理本党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