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纳吉·波拉日〔Nagy Balá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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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的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1]

纳吉·波拉日（Nagy Balázs）

英译者序

　　本文是纳吉·波拉日对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成立过程的记录的删减版。本文最初以法文发表，收录于布鲁塞尔纳吉·伊姆雷政治研究所（Imre Nagy Institute for Political Research）于1961年编纂的《匈牙利革命研究》（Édudes sur la Révolution Hongoise）之中。后来纳吉·伊姆雷政治研究所又出了单行本，本文即根据这个单行本译成英文。由于篇幅有限，纳吉的不少材料只好舍弃，但我们希望我们收录的这些部分基本上忠于他的叙述。纳吉的记录提供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材料，据我们所知，这些材料都是独此一家的，因此我们诚挚地感谢纳吉·伊姆雷研究所准许我们发表。在这个译本中，我们删去了所有关于材料出处的注释，并删去了纳吉对各种事件的大部分评论。本文中用小括号圈起来的句子，是我们为了方便读者理解上下文而加入的，但本文基本上是对纳吉自己的叙述的直译。

一、胜利的日子

　　虽然直到苏军第二次武装干涉后，中央工人代表会才成立，但在革命胜利的时期，工人就已经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了。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外省的一些地方，当地工人代表会已经接管了整个地区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与行政生活。由于缺少任何中央管理，所以当地工人代表会很容易就建立了自己的权力。但是，哪怕是在布达佩斯——尽管纳吉·伊姆雷政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劳动人民的各种要求——工人仍在试图进行自我组织，独立于政府和各种政治组织之外。比方说，在一些地方，在大型工业企业的工人代表会的鼓励与监督下，当地各个工厂的代表成立了市区一级的工人代表会。在新佩斯和切佩尔这样的工人阶级居住区，工人代表会成了整个社区的代表。

　　布达佩斯工人在建立工厂一级的代表会的同时，也在更大的范围内组织自己的活动，特别是试图建立市一级的组织。比方说，在1956年10月31日^[2]，24家大企业的工人代表举行了会议^[3]，出席会议的有冈茨机车厂、冈茨造船厂、冈茨电器厂、马沃格机车厂、郎格机器厂、贝洛扬尼斯电信器材厂和联合照明与电气厂的代表。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提出了9项与“工人代表会的基本权利与职能”有关的要求，第一条是：“工厂是工人的财产”；第二条是：“由工人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会对企业进行全面管理”。第五、第六、第七条规定了工人代表会的各项权利：

　　1．批准与认可一切与企业有关的计划；
　　2．决定基本工资标准与制定该标准的办法；
　　3．对一切有关出口货物的合同作出决定；
　　4．就一切与信贷有关的活动作出决定；
　　5．管理企业全体员工的聘用与解聘；
　　6．任命企业的经理，经理要对工人代表会负责^[4]。

　　毫无疑问，在革命期间，工人按照自己的意愿，主持工厂和市区一级的事务，把他们自己的要求和他们自己的力量结合成了他们自己的组织。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介绍同样在10月31日举行的另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是由布达佩斯第11区各工厂的工人代表会的代表召开的，有该区的十多家大工厂参加，并通过了一个共同决议^[5]。

　　11月1日下午，科苏特广播电台宣布，大工厂、知识分子、学生和政府的代表已经在早上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将于当天晚上召集各大工厂的工人代表会的代表开会。根据第一期《人民自由报》的报道，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切佩尔多家工厂、马沃格工厂、冈茨工厂、郎格工厂和另外十多家大工厂的代表。他们决定复工，因为他们相信革命已经胜利了，他们完全信任纳吉政府。

　　这个决定与上面讲的几件事无关，也没有谈到工人代表会的权利。但它表明：如果政府想要解决巩固革命和让工人复工这样的关键问题，就不能不与工人谈判。纳吉政府完全抛开了各种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直接向工人——或者说工人代表会——求助。换句话说，成立一个工人组织，不仅是工人自发意愿的表达，更是巩固革命的绝对必要前提。因此，哪怕是在苏军第二次武装干涉之前，成立中央工人代表会也已势不可免。工人代表会已经开始接管工厂生产，各厂的工人代表会已经开始着手协调各厂的生产计划。因此，这距离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实际成立就只有一步之遥。

　　（由于纳吉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表达出了人民的意愿，拖慢了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成立。）一个又一个工人代表会决定，最迟将在11月5日复工……

二、苏联第二次武装干涉

　　（然而）苏军在11月4日凌晨发动奇袭，彻底改变了形势。匈牙利人仓促组织了武装抵抗，但他们无力阻挡苏军，尽管他们一直坚守到了11月10日或12日，工人阶级居住区抵抗得特别激烈……在首都，工人阶级运动的传统堡垒切佩尔区一直抵抗到了11月11日。只要看一看官方公布的战斗期间的损失统计，就会发现：受损最重的第8区、第9区、第20区和第21区，都是工人阶级居住区，相当于巴黎的工人阶级居住区。比较漂亮的第12区居民区受损较小。另外一些公开的统计数据虽然简短却触目惊心：“在武装冲突中，死亡人数最多的是第8区（22%）、第9区（14%）和第7区（13%）。”这些都是布达佩斯的主要工人区。最后我们还要引用一下这些数据：“据各家医院提供的数字，80%—90%的伤员是青年工人，而学生仅占3%—5%。”

　　工人非常清楚苏军再次武装干涉的意义；他们先前坚决同意于11月5日复工，现在他们又同样坚决地继续罢工。在工人手中，罢工是比武装抵抗更重要的武器，而武装抵抗一开始就是没有希望的。（新成立的卡达尔政府对于结束罢工深感头痛，这也反映了罢工的重要性。）

　　早在11月4日，卡达尔就在广播讲话中向工人呼吁：“回去上班吧。”工人们理都不理。在11月6日和7日，卡达尔再次警告工人：他“希望”、“请求”工人复工，然后他换了威胁的语气，接着又改为恳求。但是他的请求、威胁和恳求全都没有用。11月8日，他的亲信莫罗山通过广播宣布：“复工是每个正直工人的义务。”工人依然没有复工。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总罢工依然没有结束。当然，工人去了工厂——领了工资——然后继续进行罢工。11月13日，卡达尔政府宣布：没有复工的工人不得领工资。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工人和卡达尔都很关心政治稳定。工人要求苏军撤离匈牙利，并恢复纳吉·伊姆雷的职务。罢工一天不结束，卡达尔的位子就不会安稳。）从11月4日开始，卡达尔就想赢得革命人民的信任。他在11月4日通过广播发表的政纲中的第9条和第11条，本质上是革命的。第9条指出：“应在全体工厂和企业落实以最广泛的民主为基础的工人管理”；第11条宣称：“一切现存行政机关和革命代表会的民主选举将得到保障”。政府做出了讨好工人的姿态，工人马上就明白了，缺乏组织的罢工无法实现任何目的。各个工厂的代表会就利用了卡达尔政府的呼吁，重新组织了自己的活动，并成为了斗争的实际组织——用未来的一个中央工人代表会委员的话说，工人“感到国家已经失去了领头的”。

　　11月10日，布达佩斯最大的工厂之一——冈茨电气厂工人代表会派出代表团同卡达尔会谈，提出了武装工人的要求。会谈结束后，这个代表团的团长在一次会议上介绍了同政府讨论的经过：

　　“半个月前，我们同政府进行了全面的讨论……政府向我们保证：这个要求（工人有权参与警察的管理）一定会得到满足。然而，到现在他们还是什么都没做……还有另外一个相似的要求，也就是建立武装护厂队。政府想从工人阶级那边得到拒绝法西斯主义复辟的保证；不仅如此，工人阶级自己也需要得到保证，它必须武装起来，这样才能保卫革命的基本目标及其成就。”

　　卡达尔政府企图把工人代表会的活动局限在纯经济问题上，不想让它们染指政治问题。卡达尔政府宣布，哪怕是在经济问题上，工人代表会都必须严格遵照现行法律框架规定的各种条条框框，这是对工人的公然嘲讽。（卡达尔政府还宣布它自己是唯一的、合法的中央组织——而各市区的工人代表会就不是了，更不用说中央工人代表会了。）

　　为了把卡达尔政府给立起来，苏军司令部只好带头重新组织首都的生活——当然是利用军事化的手段。11月6日，苏军司令部发布了第一个命令，其中的第三段是这样说的：

　　“我们要求工人——工厂、车间、运输部门、市政府与企业的员工复工。任何人，以任何方式逃避复工的，将被逮捕。”

　　匈牙利工人与俄国驻军天天都会发生争吵和冲突。于是（驻布达佩斯俄军司令）格列别尼克要第11区各工厂的工人代表会领袖于11月8日跟他会面。在非常紧张的气氛中，工人宣布：只要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不会复工。格列别尼克当即拒绝，并扬言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绝不会答应工人的要求。他把跟他会面的工人当作法西斯分子和帝国主义特务，还威胁说要逮捕他们。在另一次会议上，他跟切佩尔的一个代表团会面时，重复了上述论调。工人马上发现：如果他们要保卫革命、使自己的要求得到满足，他们就必须发展出比总罢工更加有效的斗争方式。

　　（政党不够有效，所以工人只能依靠自己的资源。）从11月8日开始，布达佩斯的各个工人代表会成了各种活动的焦点，特别是在第11区、第13区、新佩斯和切佩尔。11月12日，第11区各工人代表会派出代表，举行会议，并起草了一系列共同的要求，其中包含八项要点^[6]。在苏军第二次武装干涉之后，这是较大范围内的工人代表会首次联合起来开会，并且——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共同起草了一系列要求。这些要求不只是常见诉求的罗列；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个真正的纲领。

　　简单来说，这些要求包括：工厂属于集体所有，由工人代表会管理，工人代表会是企业唯一的管理者；扩大工人代表会在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权力；在工人代表会的管理下，组织民兵式的治安力量；在政治上，要建立社会主义多党制。

　　这次会议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表明了工人阶级正在更大的范围上进行自我组织，超出了工厂和企业的限制。就在卡达尔政府颁布法令，把工人代表会的活动限制在一厂范围内、限制在经济方面内的那一天，第11区的工人进一步扩展了自己的活动，把更大范围内的工人组织起来。各地的工人都承认：他们必须团结起来，加强力量，并组织代表会议。这些会议的必然结果，就是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成立。

　　但是，不是只有工人才关注拯救革命、抵抗俄国干涉和卡达尔政府。比方说，各种知识分子组织，它们在政治上也很活跃，但它们关注的主要是政治和理论方面，它们想制定出一个政策，解决由俄国的军事干预所导致的政治问题。在它们提出的各种方案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纳吉政府的国务部长比波提出的方案^[7]；比波曾是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农民运动的成员，也是裴多菲党的领袖之一。比波建议，在相互保障的基础上，同苏联达成妥协。他的方案包括俄国军队逐步撤离匈牙利，以及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纳吉·伊姆雷政府能够提供必要的保障，使匈牙利能同苏联达成双边协议。比波坚持认为，革命的基本成果，特别是工人代表会与革命委员会的制度，必须保留下来，直到产生一个能够代表匈牙利的社会与宪法原则的立宪议会为止。然后就可以实现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与分散化的、依照大多数人的意愿进行的行政管理。

　　（比波的方案在知识界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比波和知识分子为了落实这个方案，向工人求助。他们看到工人代表会的活动剧增，并鼓励这一变化，他们相信这能提供必要的力量，帮助落实自己的方案。他们尽力劝说各个工人代表会，让它们组成一个统一的机关；不少知识分子访问工厂，参加工人代表会的会议，并向工人发表演讲。记者、学生和裴多菲俱乐部会员都尽力同工人建立共同阵线。

三、新佩斯的尝试

　　11月12日，正当第11区的工人代表会派出代表举行会议的同时，30千米外的新佩斯也正在进行另一场重要的讨论。在新佩斯的这次会议上，人们进行了更为自觉的尝试，试图把工人的力量以代表会的具体形式集结和组织起来。这一天发生了好几件大事。就在这天早上，在苏军坦克的严密保护下，原来的新佩斯区议会的斯大林党党员举行了会议。但是——在这个时期，这是一种典型现象——在革命期间成立的新佩斯革命工人代表会的委员也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次“灵魂交流”当然是一片混乱。死硬的斯大林分子像卡达尔及其同伙一样，大唱革命高调，高声炮轰会场；而工人代表会委员则反对一切。最后，斯大林分子在苏军的刺刀保护下退场，而革命组织留了下来，取代了斯大林分子……

　　革命工人代表会的委员们发现形势已经无可挽回，就转到另一个房间，举行了自己的会议。有几个青年知识分子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这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一位青年知识分子起身发言，他解释说，工人全盘反对卡达尔政府的政策不够有效，因为这种政策坚持不了太长时间。因此，他认为工人必须同行政机构中的斯大林分子、同卡达尔中央政府断绝一切关系；如果他们想要谈判，他们就得跟真正的掌权者——苏联军队和苏联政府谈判。但是，首先应当做好准备。得有一个能够代表整个工人阶级的有组织力量的机构，所以必须成立中央工人代表会。更进一步说，这个机构必须具有战略头脑，必须能够利用工人现有的一切武器，比如罢工和其它形式的群众示威。所以，中央工人代表会一定要赢得工人阶级的完全信任。

　　他还说，在他看来，对工人而言，强调同卡达尔谈判，就等于至少在事实上承认卡达尔政府。这种态度只会产生一种后果：卡达尔政府会把这个中央机构当作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卒子，或者是过一段时间后就解散它。

　　新佩斯革命工人代表会迅速通过了召集各工人代表会的代表成立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决议。他们要求出席会议的青年知识分子起草和传播邀请书。这个历史性文件的标题很简单，就叫《号召书》，它的草稿完成后，就被新佩斯革命工人代表会批准了^[8]。

　　《号召书》呼吁布达佩斯各家工厂“让它们的工人代表会派出代表，于11月13日星期二下午1点整，到新佩斯市政厅开会，成立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

　　表面上看，知识分子的提议是成立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关键因素。然而，工人早就开始尝试建立更加协调的组织形式了，这个提议只是正巧符合了工人的这个动向而已。

四、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第一次大会及其同卡达尔政府的谈判

　　不能把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成立当作是一个简单的、自动的过程。它的成立，需要克服许多障碍和疑惑，需要获得必要的组织经验，才能完成。必须提高工人的总体觉悟，中央工人代表会才能逐渐成形。只有蠢人才会以为工人——甚至是知识分子——非常清楚自己该怎么做、或是要做什么。11月13日下午，代表们聚集在新佩斯市政厅门外。有流言说，就在前一天晚上，新成立的治安部队在苏军协助下，已经占领了市政厅，抓走了新佩斯革命工人代表会的全体委员。工人们没有浪费时间。联合照明与电气厂工人代表会建议大家都到他们厂去开会。在场的工人“悄悄闪人”了——这是一位目击者后来的说法。

　　舍贝什季恩写道：“我们抵达（市政厅）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孤零零的代表叫我们都到联合照明与电气厂去，这样我们就不会在路上碰到警察了……我们赶到联合照明与电气厂的时候，发现一部分工厂和市区的代表已经到了，所以我们就抓紧时间开了会。但我们马上发现，还有一大批工厂代表没来，所以我们只好决定把会议推迟到第二天，而且还要事先通知各大工厂的工人代表会。”

　　就在这两次会议之间，卡达尔和工人进行了一次讨论。（成立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第一次大会，与工人代表团访问卡达尔，这两件事究竟哪个早、哪个晚，现在还不清楚。）工人代表团向卡达尔提出了工人的要求，其中重点强调了以下几点：

　　1．重新任命纳吉·伊姆雷为总理；实行多党制，举行国会选举；
　　2．苏军撤离匈牙利；
　　3．承认工人代表会，并承认工人代表会有权管理作为集体财产的工厂；
　　4．承认工人的罢工权；
　　5．重建民主工会，并取缔被政府直接控制的工会。

　　跟第11区工人代表提出的要求相比，这些要求看似更加温和，而工人代表团提出这些要求的方式也更加委婉。第11区工人代表的决议要求全面扩大工人代表会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权力；但工人代表团这次却只要求承认工人代表会。另外，第11区工人代表的决议要求确认工厂是工人的财产，而这次却只要求承认工人代表会对自己的工厂拥有权利。两者的调子明显不一样。最后一个要求，也就是建立自由工会，虽然是新要求，但也是工人阶级的一个典型的要求。（这些调整肯定是策略性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工人为了让政府接受自己的要求，采取了很谨慎的态度。比方说，在这一次的要求中，就完全没有提到武装工人，而在第11区工人代表的决议中是提到了这一点的。

　　工人代表团在离开前通知卡达尔：如果不满足工人的要求，罢工就会继续下去。卡达尔的回答是简单、傲慢而粗暴的：工人想做什么都可以，政府会找人来接替他们干活。代表团有权不承认政府，但他并不在乎，因为他有苏联给他撑腰。

五、中央工人代表会成立大会

　　11月14日这一天，电话铃响个不停。工人们正在筹备晚上的大会，工厂里的电话铃声就没停过。到了下午，各工厂的代表陆续来到新佩斯市政厅外集合，由于市政厅仍被军队占领着，他们又到联合照明与电气厂去了。

　　到底有多少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这个问题很难搞清楚。有人说有四五百人，但实际出席大会的代表根本没有这么多。当然，会场内外的确有四五百工人，因为同时还有另一个会要开。跟各工厂的代表一起来到的会场的还有大群工人，所以大会开幕时，许多工人也参加了。我们不想过多地赞美这次大会的自发组织，只想指出：尽管这个大会非常重要，它却完全摈弃了一切官僚控制的手段——既没有人检查证件，也没有人引导代表入场。就算有人说，这次大会开得有点乱，也不能说他错了。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次大会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重点：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召开，是得到了工人“大会”的批准的。它是一个议会，在这个议会上，工人的代表和被代表的工人，都享有平等的发言权。它开得当然有点乱，但这是一种正确的混乱！

　　（观察一下这次大会的成分，就会发现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首先，年纪较大的代表当中，有不少是长年投身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们曾在1919年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参加了工会斗争，也有过参加社会民主党的经历。在斯大林主义时期，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曾因参加社会主义活动、持有社会主义思想而入狱。其中一些人曾在战后参加过共产党，那时候的共产党还是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过了几年，他们仍是工人，他们要么是在牢房里面，要么是在工运边缘发现了这个“大骗局”。比方说，电信设备厂工人代表会的委员当中，有90%都曾是党员。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无论是在各个工厂的工人代表会中，还是在这次大会上，青年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还有各厂的工人代表会的委员，有差不多一半是23—28岁的青年工人。我们应当提醒读者注意：在1945年，旧制度垮台的时候，他们只有12—17岁，所以他们是在人民民主政权下成长起来的。

　　几乎所有的大工厂都派来了代表。布达佩斯有八九个市区出席了会议，这些市区要么是由当地的大工厂间接代表的，要么是由当地的市区代表会直接代表的，而这些市区一级的代表会又代表了好几家工厂。出席大会的还有一些外地代表，特别是工人代表会最活跃的两个地方——波尔朔德（工业区）和杰尔（工业城市）。出席大会的还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要么是某个知识分子组织的代表，要么是以个人名义参加大会的。大会开幕词中对“历史必然性”的空泛声明，表明工人还只有一个朦胧的概念，还不太清楚需要完成什么样的具体任务、需要什么样的方法和策略才能协调和统一各个工人代表会的活动。但是，尽管工人还不太清楚该怎么选择当前任务，他们却非常清楚自己要落实什么样的纲领、要提出什么样的要求，而且还要坚定不移地去落实纲领和提出要求。（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总纲领很快就起草好了。）特别是“……在成立大会上，尽管代表们来自不同的工厂，但他们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就好像他们已经事先商量过似的。”

　　这个纲领与先前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几乎完全相同。第11区工人代表会的决议以及他们的代表同卡达尔会见时提出的要求，集中表达了全体工人的一致意愿，在成立大会上，这些要求又被重新宣读了一遍，再次表明它们体现了全体工人的意志。但是，还是有一些虽然很小、却很重要的差别。一个又一个代表专门强调：“工厂必须成为真正的集体财产，而不是资本家的财产”。代表们强调的另一个要点，跟多党制有关：工人想要的政党，只能是承认社会主义成就、并且立足于社会主义原则之上的政党。

　　代表们在发言中还强调了一般的“民族”要求。代表们强烈要求苏军撤离、让纳吉·伊姆雷恢复职务、保障民主权利等要求。（成立大会提出了一个纲领，但如何落实这个纲领依然是个问题。）虽然每个代表都坚持认为，中央工人代表会绝不能承认卡达尔政府，只能承认纳吉政府为唯一的合法政府，但没有人提出如何让纳吉政府恢复权力的办法。

　　（经过一番争论后）波利起身发言。他就他同卡达尔的会谈做了汇报^[9]，并总结了结论，他告诉在场的代表们：“贝洛扬尼斯”工厂的工人已经了解了谈判的情况，并接受了他的提议。工人的立场应当是不承认卡达尔政府。但是，与此同时，工人还得建立一个组织，利用这个组织对抗卡达尔政府。只有通过这个组织，工人才能逼迫卡达尔做出必要的妥协。代表们必须成立中央工人代表会，它可以依靠总罢工的力量，提出工人的要求，并同政府沟通。工人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罢工就不会停止。

　　一个又一个代表起身发言，宣布赞成波利的计划。他们强调指出，卡达尔拒绝接受工人的要求，表明工人阶级必须通过大规模地宣示力量，逼迫卡达尔接受工人的要求；这也表明，成立中央工人代表会已经刻不容缓。

　　但有一些代表走得更远。他们当中有几个人提出，应当建立全国性的中央工人代表会，代表全国的工人——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提议，并且得到了不少代表的热烈欢迎。但有几个代表反对这个提议，因为他们得到的授权只允许他们成立大布达佩斯地区的中央工人代表会，另外，不少外地代表都没来参加大会，所以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这个情况很重要）因为它表明，出席大会的代表对于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的问题，不光是从政治效果的角度来考虑的，更是——这点更加重要——从民主精神的角度来考虑的。对于匈牙利工人以及他们的代表而言，工人代表会最重要的性质，就是它的民主性。工人代表与整个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工人选出自己的代表，就只是为了让代表们表达自己的意愿，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工人代表偏离了工人的授权，往往就会被工人召回。工人不喜欢过于“独立”的代表。

　　在成立大会上，多次出现了高度坚持民主程序的现象。代表们接连强调：现有的代表会只是临时性的机关，应当尽快在工厂和市区举行普选，选出能够得到整个工人阶级的完全信任的代表会。

　　大会一致决定：应当成立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并把这个消息告知在工厂大厅里等待的工人。但是，代表们马上发现，这样一个宣言并不能让工人满意，工人要的首先是一个行动计划。所以，大会建议：由每个市区推举一名代表，成立一个委员会，起草一个决议，再把这个决议提交表决。

六、决议起草委员会

　　负责起草决议的有20—22人，遗憾的是我们恐怕永远也无法查清所有人的姓名了。（不过我们有一份不完整的名单，通过这个名单，可以弄清这个委员会的大致构成。）跟各个工厂的工人代表会一样，决议起草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也是特意调整过的，里面的“年轻人”和“老人”的比例大致相当。年轻人是在人民民主制度下成长的，所以他们的体验，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过的前辈大不一样。他们熟知共产主义政治、国有财产、计划经济之类的东西。除此之外，他们不知道别的东西。在不熟悉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人阶级生活的人看来，这些年轻人简直不可理喻，因为这些年轻人一面拒绝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一面却又自觉地、系统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但是，工人拒绝“上面强加的”社会主义形式，却拥护“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这两者难道是矛盾的吗？

　　老一些的委员——比如波利·山多尔、波拉日·约热夫和波拉日·山多尔（Balázs Sándor）——在1945年以前的艰苦岁月中曾参加过金属工会的斗争。在霍尔蒂统治时期，甚至在霍尔蒂掌权之前，金属工会就是最活跃的工会之一，它的革命活动为它赢得了“工人阶级无可争辩的矛头”的美誉。决议起草委员会的委员当中，我们只查清了十个人的名字，其中就有七人是金属工人，再加上拉茨·山多尔，金属工人就多达八人。委员当中有四人是技工，其中三人是学徒。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金属工人当中，有几个是工具匠，这是一个需要较高智力水平的工种。工具匠的工作是独立的，与大规模量产无关。工具匠是金属工人中的贵族。在匈牙利，工具匠是高级技术工种，多年以来，它曾为工人阶级运动提供了大量杰出人才。

　　（决议起草委员会的会议没有留下记录，我们只知道他们进行过漫长而激烈的争论，最后以起草决议结束。）他们通过了波利的提议，并决定：他们无权成立全国工人代表会——一些代表后来对此作了解释：主要原因是，就连布达佩斯都有一些工厂的代表没能出席这次大会。其实，他们的第一个任务，是请这些工厂加入，加强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立场。

　　“中央工人代表会批准了以下提议：布达佩斯各市区应当在大工厂的指导下，成立工人代表会；各市区的工人代表会应当派出代表参加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

　　同时，中央工人代表会决定同政府接触，把中央工人代表会成立的消息告知政府，并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要求。起草委员会为此写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里包括了中央工人代表会成立的消息以及它的各项要求。以下是声明全文：

　　“今天，1956年11月14日，各市区工人代表会派出代表，成立了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中央工人代表会已经获得授权，有权代表布达佩斯所有工厂的全体工人进行谈判，并有权决定是继续罢工还是复工。我们宣布：我们坚决忠于社会主义原则。我们认为生产资料是集体财产，我们随时准备挺身而出，保卫作为集体财产的生产资料。

　　1．我们工人认为，只有让享有人民信任的领袖恢复职务，才能恢复法律与秩序。因此，我们建议由纳吉·伊姆雷同志领导政府。

　　2．前国家保安局人员被吸收进了新成立的治安部队里，我们对此表示抗议。我们认为，新建的治安部队应当由青年革命者、忠于人民和工厂工人的军人与警察组成。新建的治安部队不能专门为某个政党或团体的利益服务。

　　3．我们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全体自由战士，包括莫雷泰尔·帕尔和他的同志们。

　　4．我们要求全体苏军必须立即撤离，这样才能加强我国与苏联的友好关系。我们必须得到让我国通过和平途径重新崛起的机会。

　　5．我们要求广播电台和报刊不得再报道假消息。

　　6．在我们的要求得到满足之前，我们只让那些对于人民的日常需求来说必不可少的工厂开工。我们会进行维护和重建工作，但是只进行到能够满足国民经济的当前需求的程度。

　　7．我们要求废除一党制，并且只承认那些立足于社会主义的政党。

　　8．只要我们的要求能够获得令人满意的答复，我们马上就会复工^[10]。”

　　这个声明写好后，决议起草委员会马上任命了一个代表团，让它在当天晚上同卡达尔会面。这个代表团由当晚在场的12—15人组成，团长是切佩尔代表戴维尼。其它一些决议也得到了批准，并被提交给工人，最后工人一致赞成这些决议。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就这样诞生了。

七、寻求妥协

　　（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派出代表团同卡达尔会面，在这次会面中，卡达尔的态度比以前软了不少，他似乎明白了他面对的是怎样一个对手。）卡达尔小心地斟酌措辞，尽量避免对代表团提出的要求作出全面的答复，不然他就得就中央工人代表会的重要意义进行“危险”的讨论。因此他用了“切香肠”的方法，一次只谈一部分要求。表面上看，他的答复是清楚的、妥协的。他的态度很礼貌，甚至还承认了这些要求的性质。可是，他实际上一步也没有后退。代表团想让卡达尔做出实际的答复，但他们的期待落空了。

　　会面结束时，卡达尔显然没有做出任何承诺。政府的任何让步，都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强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权力与影响力，并有可能对政府的命运产生剧烈影响。所以，在政治上，双方的第一次对峙清楚地表明了双方立场是针锋相对的，但这次对峙只产生了僵持的结局。

　　第二天，11月15日，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委员们再次在新佩斯的联合照明与电气厂开会，讨论了由昨晚的谈判所引发的形势，并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波利建议：中央工人代表会不应寻求卡达尔政府的承认，同时也不能完全无视卡达尔政府的存在。他主张，法理上的（de jure）不承认，在实践中并不等于实际上的（de facto）完全疏远政府。考虑到总罢工不可能无限期继续下去，这一点就更加重要了。工人得不到足够的粮食和资金，因此，在严酷的现实逼迫下，工人最终只能复工。所以，总罢工将会逐步消退。

　　波利继续说道：另一方面，如果工人不能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工人代表会就不能正常开展工作。如果不顾一切继续罢工，迟早会引发工人的不满，导致工人代表会遭到孤立。罢工就会垮掉——并成为工人阶级斗志消退的象征。但是，如果中央工人代表会号召复工，以此换取政府做出一些让步，那么工人的斗志就能维持下去。这样做的话，工人代表会也就不会脱离工人群众，因为工人代表会将在工厂中同工人保持日常的联系。从许多方面来说，总罢工已经不是现在可以采用的策略，而是伤害人民多过伤害政府的武器。

　　既然中央工人代表会不打算让斗争突破界限，那它就只能寻求妥协。但这又引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政府不愿做出丝毫让步，那么，中央工人代表会应该怎么做，才能迫使政府做出妥协并保障落实呢？他们应当通过妥协，为工人争得哪些权利呢？波利的建议提供了一些答案。他认为，政府必须承认罢工权，并作出一些重要的让步，中央工人代表会才能号召复工。（在讨论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具体决定之前，我们得先跑一下题，简单讨论一下工人的各种政治思想。）

　　工人想要建立一个代表机关，授予这个机关以工人的名义谈判的权力。前来开会的代表们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建立工人想要的这种组织，因为工人不想让哪个政党或工会来代表自己，所以必须建立一个中央机关，协调各个工人代表会的斗争。正如中央工人代表会在11月14日的决议中指出的，它“有权代表工人进行谈判”。显然，工人还没有想到夺取政权这一步——波利在自己的发言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他们把中央工人代表会当作一个对抗性的机关。

　　这就是矛盾所在：中央工人代表会声称工人并不想夺取政权，然而，工人在实践中却做了夺取政权所必需的一切事情，特别是组织了一个既强大而又活跃的政治反对派。

　　工人不想夺取政权，既有理论原因，也有政治原因。如果工人接受了波利的理论立场，那他们就不能赋予工人代表会政治权力；11月25日，波利在同政府谈判时解释了这一点：

　　“是工人阶级成立了代表会，目前，工人代表会是得到工人支持的经济与政治组织……我们非常清楚，工人代表会不能是政治组织。希望大家明白，我们完全承认政党和工会的必要性。但是，如果我们承认，目前并没有成立这些组织的可能性，那我们就只能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一个组织里，同时等待事态的发展。在匈牙利工人奠定自己的基础、夺回罢工的权利之前，我们不应、也不能谈论工会……我们都知道工人代表会将成为国家经济的指导机关，对此我们自然是非常欢迎的。但是，我们不想犯下党在以前犯过的错误——那时党是国家的主人，同时也是全体工厂的主人，是唯一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如果我们犯下了相同的错误，那我们又要倒退回起点了。我们要让工人代表会来管理国家的经济事务，而工会有权号召罢工，并处理一切与保护工人利益有关的事务^[11]。”

　　波利和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其他委员认为，工人组织有三种类型：一是代表会，它们要控制国家的经济生活；二是工会，它们要捍卫和代表工人的利益；三是政党，它们必须是社会主义政党。这三类工人组织之间并没有冲突，因为它们在社会中、在工人生活中都有最适合自己的位置。

　　因此，在理论上，波利并不想让工人代表会获得政权。但在实践中，他承认它们必须发挥政治作用。那么，他为什么不考虑夺取政权、并建立一个符合他的主张的体制呢？因为匈牙利的国内形势非常微妙，苏联干涉的压力非常大，所以他还有其它政治考虑。苏联专横地干涉匈牙利革命，把卡达尔扶上了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夺取政权，就等于攻击苏联……中央工人代表会认为：一、推翻卡达尔政府，就等于发动武装斗争，而在苏联第二次武装干涉之后，武装斗争已经失败了；二、（就算中央工人代表会按照某些知识分子的建议，同苏联建立联系）无论中央工人代表会与苏联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由苏联扶植的卡达尔政府都会继续存在，所以，中央工人代表会必须同卡达尔谈判。因此，中央工人代表会面前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尽量迫使卡达尔政府作出妥协。换句话说，中央工人代表会在政治上只能继续充当反对派。

　　最后，我们还要提醒读者注意：工人遵循的基本政治原则，也是导致中央工人代表会没有采用夺取政权的政策的原因之一。我们说的是工人的民主精神，这种精神非常强烈，所以，没有得到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授权，工人是不会擅自替农民和知识分子做主的。发展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盟友、加强中央工人代表会的代表性，使它能够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发言和行动——它后来也是这么做的——那是一回事；而在中央工人代表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就拥有这种代表性，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在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委员们看来，既然政府坚决不肯让步，那就只好让工人做出让步了，因为政府在重要问题上，比如恢复纳吉·伊姆雷政府这种问题上，是绝不会退让的。另一方面，中央工人代表会的委员们宣称，只能在一些可以商量的问题上寻求妥协，所以他们必须宣示自己的力量。

　　于是，中央工人代表会决定，只要卡达尔承诺将与苏联就撤军和重新任命纳吉·伊姆雷担任政府职务这两个问题进行谈判，它就会重新同卡达尔谈判，并准备于11月19日复工。在讨论过程中，几位中央工人代表会委员发现，号召复工会引发极为不利的反响。他们认为，工人的怨气很大，中央工人代表会很难说服工人复工，但他们又表示，他们相信最终还是能说服工人复工的，因为如果工人同意复工，以后中央工人代表会重新号召罢工时，工人还是会响应的。

　　这些决议在第二天发表了，到了11月16日，它们已经广为人知。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就这样成为了布达佩斯市工人阶级公认的组织。

　　本文由奥莉薇亚·麦克马洪和科林·巴克编译。

^[1] 纳吉·波拉日这篇文章最早是由布鲁塞尔纳吉·伊姆雷政治研究所在1961年用法文发表的，原题为《1956年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成立》（La Formation du Conseil Central Ouvrier de Budapest en 1956）。现在这个英译文是由奥莉薇亚·麦克马洪（Olivia McMahon）和科林·巴克（Colin Barker）编译的，最早发表于《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 Socialism），第18期，伦敦，1964年秋季。——原注

^[2] 原文为“12月31日”，经核对前文，改为“10月31日”。

^[3] 即1956年10月31日，24家工厂的代表在布达佩斯宣布成立工人代表会议会的会议，详见《工人代表会议会》一节。

^[4] 这一段与《工人代表会议会》一节中收录的决议文本略有出入。

^[5] 请参阅《转折点》一节中的《布达佩斯第11区工人代表会的决议》。

^[6] 请参阅《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成立与活动》一节中的《布达佩斯第11区工人代表会的要求》。

^[7] 即收录于本书第二部的《解决匈牙利问题的建议方案》，但中译者没有翻译第二部。

^[8] 请参阅《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成立与活动》一节中的《新佩斯号召成立中央工人代表会》。

^[9] 波利是那天早上会见卡达尔的工人代表团团长。——原注

^[10] 请参阅《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成立与活动》一节中的《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成立宣言》，但是本文收录的文本与前文略有出入。

^[11] 请参阅《中央工人代表会的成立与活动》一节中的《波利·山多尔在11月25日的国会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但是本文收录的文本与前文略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