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纪德《从苏联归来》及《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1936-1937）

三

　　在苏联，预先规定，对于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许有一种以上的意见。而且那里的人，精神也被调练成这个样子，使得这个附和主义对于他们竟成为容易的、自然的、不觉得的，以至于我不敢设想这里面含有虚伪的成分。这些人果真是实行过革命的人么？不是的，这些是享用革命利益的人。每天早晨，《真理报》教他们以合宜知道，合宜思想，合宜相信的事情。超出这个以外，是不好的！以致人们每次同一个俄国人谈话，恰像同所有俄国人谈话一般。并非每个人都严谨遵从一个口号，而是一切都安排得使他不能离众独异。你试想想：这种精神调练是从最柔嫩的幼年时代就开始的！……由此可以说明那些非常的顺受；有时你，外国人，会觉得这种顺受是很可惊奇的；由此又可以说明某些幸福可能性；这使得你更加觉得奇异。

　　你替那些排队等待几个钟头的人诉苦么？但他们以为这样等待是十分自然的。面包、蔬菜、水果，你认为不好么？但除此以外没有别的。人家拿给你看的这些布料，这些物件，你认为丑陋么？但这里没有什么选择。除了去同那不大令人留恋的一个过去时代相比较以外，一切比较之点都被除去了，如此你只好满足人家拿给你的东西了。这里，紧要的乃在说服人，说：人们是再幸福没有了；说：其他地方都没有这里幸福。要做到这个地步，唯有细心隔绝同外界一切交通这个方法（我所指的外界，乃是国境以外）。感谢这个方法，所以在相等的甚至显然低下的生活条件之下，俄国工人也自以为比法国工人更加幸福，更加幸福得多。俄国工人的幸福是由希望，信任和无知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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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难以将这些感想整理成个系统，因为问题在这里是交互错综纠缠不清。我不是一个专家，经济问题是在心理反映之下才引起我的兴趣的。在心理学观点上，我却能很清楚解释为什么要做成这样一个严谨封固的瓷瓶，为什么要把边境布置得密不通风：在新制度尚未成立而事情往后不会进行得更好时候，护持着这样一种幸福，对于苏联居民的幸福乃是有重大关系的。

　　我们赞许苏联有一种非常的冲动，向着教育，文化。但这个教育只教那些足使人的精神庆贺现状并称颂“福哉，苏联，唯一有希望的！”的东西。这文化都朝着一个方向，它没有一点无所为而为的东西，它积蓄着；不管马克思主义如何，这文化却差不多完全缺乏批评精神。我知道，那里人们替那个所谓“自我批评”大吹大擂。我在远地很钦佩，我想这批评若是认真而诚恳做去，一定要造成新奇效果。但我很快就不得不明白：这批评除了一些告发和谏劝（食堂里汤煮得不好或俱乐部讲演厅内地扫不干净等等）以外，只在考究：这个或那个是合乎“路线”，还是不合乎“路线”？人们所讨论的并不是路线本身。人们所讨论者，乃是要知道这件工作，这个行为，这种理论，是否符合于这个神圣路线。想将这批评推远一点的人，有祸了！在范围之内由你怎样批评都行，在范围之外则不允许的。历史上本有这类先例。

　　再没有别的东西比这个精神状态更有害于文化。后面我将解释这点。

　　苏维埃公民对于外国事物异常无知。^[1]不仅如此，人们还说服他们说：其他一切国家都远不如苏联。这个幻想是有意培养的；因为如此，每个人；即使不甚满足的，也要歌颂这不使他陷于更恶劣地位的现行制度。

　　由此产生出一种自大心理。我举数例如下：

　　每个大学生规定学一种外国文。法文是完全被抛弃的。他们认为值得学的，是英文，尤其德文。我很惊奇，他们说得那么不好；法国一个中学二年级学生外国文比他们还要好些。

　　我们问过的人中，有一个给我们这样解释（用俄国话说，耶夫·拉斯特给我们翻译）：

　　几年以前，德国和美国还有几点可以给我们学习，但现在我们无需向外国人学习什么了。那么，说外国话有什么好处呢？^[2]

　　而且即使他留心外国发生的事情，他们首先留心的却是：外国人对他们作何感想。他们所关心的，乃在知道我们是否充分称赞他们。他们所害怕的，乃是我们不十分知道他们的功绩。他们所期望于我们的，并不在于指教他们，而在于恭维他们。

　　这个儿童花园中的可爱的小女孩（这花园本是值得称赞的，同其他供给青年的设备一样），包围着我们，拿些问题窘迫我。她们所要知道的，并不在法国有儿童花园与否，而是我们在法国是否知道苏联有这样美好的儿童花园。

　　人们给你提出的问题往往使人惊愕，使得我迟疑不敢在这里写出来。人家将以为是我杜撰的。当我说巴黎也有地下铁道的时候，人们带着怀疑神气微笑起来。难道我们只有电车，只有公共汽车么？....有个人问（这不是一个小孩，而是一个受教育的工人了）：法国有学校没有？另一个人知道得多些，耸耸肩：学校么，法国人有的，但人们在学校里鞭打小孩。他认为这话是有可靠来源的。至于法国一切工人都是非常不幸的，这点更无待说，因为我们还未曾“革命过”。在他们看来，在苏联以外尽是黑夜。除了几个无耻的资本家，一切的人都是在黑暗中挣扎的。

　　有教育的并很“杰出的”的小姑娘（阿迭克营地只容纳天才的小孩），十分惊异起来，当话谈到俄国电影，我说《夏伯扬》和《喀琅施塔得》两片在巴黎大受欢迎时候。人们本来告诉他们，一切俄国片子都不准在法国开演的。告诉他们这话的人既然是他们的教师，我便看得很清楚，这些小姑娘怀疑的，都是我自己的话。法兰西人这么爱吹牛啊！

　　在人们刚向我夸耀的一只铁甲舰上（“完完全全在苏联制造的，这只兵舰”）与一群海军军官谈话时候，我冒昧地说：“我恐怕苏联的人知道法国的事情，还没有法国人知道苏联事情那么清楚。”座中起了一阵喃喃声音，显然是不以为然的，说：“《真理报》对什么事情都载得很详细。”忽然有个人，离开人群，喊道：“要叙述苏联所做的新的，美的和伟大的事业，全世界所有的纸张都还不够用。”

　　上面说的阿迭克模范营地，这个培养模范儿童、神童、小才子、小学士的天堂（为这原故，使我更喜欢得多的是其他的儿童团营地，那里虽然朴素些但较少贵族气），有一个十三岁男孩；他是从德国来的，若是我没有听错的话，但早已给苏联调练过了；他引导我穿过他所赞美不置的公园。他像背书般说：

　　你看：这里，过去不久什么都没有。……忽然有了这个梯子！苏联到处都是这样：昨日什么都没有，明日什么都有。你看：那里，那些工人，他们怎样做工！而且苏联到处都有这类的学校和营地。自然不是完全同这里一样好的，因为这个阿迭克营地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斯大林特别关心这个地方。来到这里的小孩都是超凡出众的。你等一会可以听一个十三岁小孩奏乐，他将是世界上最好的提琴家。他的天才在苏联这样受人看重，人们赠给他一个历史上有名的提琴，一位旧时很驰名的造琴家所造的提琴^[3]。还有这里：你看这堵墙！有人敢说它是十天之内筑成的么？

　　这小孩的热情显得这么诚实，以致我不忍将这堵仓促筑成的墙早已现出的裂缝指给他看。他只愿意看，只能看那足以助长他的骄傲的事物；他在兴奋中还添加一句说：

　　“连小孩都要惊异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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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孩子所说的话（别人教他说的，也许是背熟的），我听着很有意思，所以当晚就记录下来，现在详细写在这里。

　　然而我不愿使人信为我从阿迭克没有带来其他的回忆。不错：这营地好极了。一个巧妙地整顿过的斜坡，分做一层层坪地由高而低直达海滨。凡是为小孩子幸福、卫生、运动、娱乐等所能想象得到的设备，都聚集在并排列在坪地和斜路上面。所有小孩都表现健康，幸福。他们失望得很，当听到我们说：我们不能留到夜里：他们已经准备升起传统的营火，已经在下面花园树上挂起彩旗，来欢迎我们了。本来准备晚间举行的各种游艺，唱歌跳舞等，我要求都在五点钟以前作完。回去的路程是很远的，我坚持入夜以前必须回到塞瓦斯托普城里。这事做得很对，因为陪我到那里旅行的欧珍·达比就在那晚生病了。起初一点看不出来，他能够完全享受小孩子们为我们举行的种种游艺；尤其那个可爱的塔吉斯坦地方小姑娘的跳舞，她叫塔马尔，我相信她就是盖满莫斯科墙壁那些图画上斯大林抱吻的女孩子。这跳舞的好看和这女孩的美丽是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是苏联旅行中最美的纪念之一”，达比对我说，我跟他一样想。这是他的最后一天幸福日子。

　　索契的旅馆是最娱人的一个，它的花园是很美的，它的浴场是很舒适的，但那些沐浴旅客，就要我们承认法国没有这样好的浴场。为礼貌原故，我们忍住，没有告诉他们；法国有比这好的，有比这好得多的。

　　不；这里可钦佩的，却在于这个半豪华的舒适的旅馆，是交付民众使用的，——倘若住在这里的人不又是特权分子的话。一般说来，最有功绩的人得受优待，但有个条件，即他们须是随声附和的，须是“在路线之内”；惟有这种人才享有这个权利。

　　在索契可钦佩的，却是城市四周无数的休养院，一切都是设备得极好的。所有这些都是为劳动者而建筑的，这是很好的。但就在近旁，人们看见那些用来建筑新戏院的工人时，心里更觉得不舒服，他们工资很少，居住在卑陋的宿舍里面。

　　在索契可钦佩的，却是奥斯特洛夫斯基。（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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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我称赞索契旅馆，那么对于苏虎姆附近的西诺卜旅馆，我将说什么话呢？那是好得多了，而且可以拿来同外国最美的，最好的和最舒适的沐浴旅馆相比较。它的美丽花园是旧时代留下来的，但它的房屋却是最近才建筑的；布置得巧妙；无论外观或内部都是最妙的；每个房间都有浴室，都有专用的平台。家具是优雅的，烹饪是上等的，是我们在苏联尝过的最好的烹饪之一。西诺卜旅馆是尘世间人类觉得最接近于幸福的处所之一。

　　旅馆旁边设有一个苏维埃农场，为供给旅馆食品之用。我赞许其中一个模范的马厩，一个模范的畜栏，一个模范的猪圈，尤其一个最新式的大鸡埘。每只母鸡脚上有一个环子，标着号码；母鸡生蛋期间都有详细登记；每只母鸡有自己生蛋的小箱子，生蛋时关进里面去，生过之后才放出来。（我就不懂：这样小心经营，而我们在旅馆吃的蛋都不是最好的。）我再说一点：人们进去这些地方，须将双脚踏在染有药水的地毡上使皮鞋消毒。牲畜就在旁边经过；那是很不好的。

　　人们若是跨过那划定苏维埃农场界线的壕沟，便到了一列卑陋的房屋。那里每四个人合住一间长二米突半宽二米突的房子，每人每月两个卢布租金。苏维埃农场所设饭馆，每餐就值二个卢布，这种奢侈，每月只得七十五卢布工资的人，是享受不到的。他们面包之外还有一条干鱼，就觉得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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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并不反对差异工资制；我也同意：这办法是必需的。但生活条件之差异应有方法补救。我害怕，生活条件差异不惟不减轻，反要加重。我害怕，不久会形成一种满足的劳工资产阶级（当然是保守性的），可以同法国的小资产阶级并驾齐驱。

　　到处我都见到这个预兆。^[5]我们既然不能——可惜！——怀疑；虽然经过革命，好多人的心还是蕴藏着资产阶级本能。卑鄙的、享乐的，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因为人的改造不是可以纯然从外面做到的），所以我十分担忧，看见这类本能，现在在苏联给最近几种决议所间接提倡着，鼓励着；这类决议在法国获得使我们惊心的喝彩。跟着家庭（当作“社会细胞”），承袭和遗赠之恢复，个人利益和私产之兴趣就抬头起来，压下同志友谊，均分财物和共同生活之需要。并不是人人如此，无疑的；但好多人确是如此。于是人们看见形成了一些社会层，即使不是阶级；形成了一种贵族。这里我说的不是功绩上和人格上的贵族，而是会打算盘的附和主义的贵族，他们到下一代就要变成金钱的贵族了。

　　我的恐惧是夸张了么？我希望是夸张的。何况，苏联过去已对我们表现过；它是能够突然转变的。但我恐怕，为扑灭今日治理者所夸奖的和鼓励的这个资产阶级化过程，不久就有一个突然转变之必要，像当初停止新经济政策时候那么剧烈。

　　看到那些属于或自认属于“好的方面”的人，对于“底下人”之轻蔑或至少漠视，怎能不令人痛心呢？“底下人”，譬如仆役^[6]，小工，男女“日工”，总之：穷人。苏联没有阶级了，这我知道。但有穷人。有很多的穷人；多得很，我却希望不再看见穷人，或者确切点说：正为不要再看见穷人，我才到苏联去。

　　还应当说一点：那里慈善事业以及简单的布施已经不流行了。^[7]国家负担这事情。国家负担了一切，旁人就无需救济了，这我也知道。由此产生出人与人之间关系上某种冷酷，虽然大家都讲同志友谊。自然，这里不是指同等人的关系而言；但在那对上面说的“底下人”的态度中，自大心理却是十分猖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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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资产阶级精神状态，我怕在那里渐渐发展起来；在我看来，这是彻底反革命的。

　　但在今日苏联人们所称为“反革命”的，却完全不是这个，甚至却是差不多同这个相反的。

　　今日人们所视为“反革命”精神的，正是同一个革命精神，正是当初摧毁半腐朽的帝俄旧制度的那个发酵素。人们喜欢能够设想，一种洋溢于外的人类爱，至少对于正义的无上需要，充满了人的心。但是革命一经完成了，胜利了，稳定了，于是就再没有人理会这个了，于是鼓舞当初革命家的那些感情，现在就成为障碍物了，有如服务过了的事物一样。我拿这些感情去比拟人们建筑拱门时候所用的支柱，一旦拱门建筑好，这些支柱就被丢开了。现在革命胜利了，现在革命稳定下来了，驯服了，妥协了，有些人或者说：聪明了，于是那些还受这革命酵素所鼓舞的人，那些认为所有这些一步进一步的退让都是变节的人，便成了障碍物，便受人鄙蔑，被人消灭。那么与其玩弄字眼，宁可承认革命精神（甚至干脆地：批评精神）业已不流行，业已不需要，——不更好些么？现在人们所要求的，乃是顺受，乃是附和主义，乃是赞美苏联所行的一切；现在人们所努力去求取的，乃是不使这赞美成为无可奈何的，而要使之成为情愿的，甚至热烈的。最使人惊奇的，便是人们居然达到这个目的。他方面，最少的抗议，最少的批评，也要受最严重的处罚，而且不久就被压服下去了。我怀疑：今日在其他的国家，即算在希特勒的德国吧，“精神”能比这里更少自由、更低头、更恐惧的（更受恐怖所吓怕了的）？

^[1] 或至少只知道那他们认为足以鼓励他们的事情。

^[2] 看见我们没有隐蔽下来的惊愕之后，这学生确又添加几句话说：“我懂得，现在我们都懂得：上面的话是一种不合理的推论。外国语文虽然再不能给我们学习到什么，却还可以当作教育工具的。”

^[3] 这谈话之后不久，我就听到这神童用他的斯特拉狄瓦留斯提琴，弹奏帕格尼尼的几首乐曲和库诺的一首杂曲；我应当承认，这弹奏是使人毛骨悚然的。

^[4] 我同欧珍·达比谈起这自大心理，他本是个极端谦虚的人，对此有特别深切的感想。他正在重读《死魂灵》第二册，便拿这书给我，指着端书果戈理一封信中间如下一段要我看：“我们中间好多人，尤其青年人，都过分地夸大了俄国人的优点；他们不去发展这些优点，反而只想拿来夸耀，拿来对欧洲人叫喊：‘外国人哪，你们看哪，我们好过你们哪！——这种骄傲是非常有害的。既激恼别人，又伤害自己。世上最好的行为，将因自夸而低贱……。在我，则与其矜夸，毋宁暂时的败兴。”——果戈理所痛恨的这个俄国式骄傲，却受今日的教育所发挥和鼓励。

^[5] 新近禁止堕胎的法律，使得那些工资不够供养一个家庭的人，恐慌起来。这法律也使得其他的人恐慌起来，但那是由于别的理由的，即：当初不是答应过，这个法律将经过一种全民表决，将征询民众意见，以决定是否公布及施行么？广大多数人（或公然或暗中）宣布反对这个法律。人们不理会公众的意见！这法律还是通过，当时引起几乎普通的惊愕。报纸自然只发表赞成的文章。但我同好多工人作私人谈话时候，对这问题，我只听到一些畏怯的咒骂，只见到一种埋怨的无可奈何的表示。这个法律，在某种意义下说，还是公平的。他回答那些很可惋惜的滥行。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于更早的另一个法律，禁止同性恋爱的，又作何感想呢？这法律将犯此罪的人都算作反革命者（因为直至于性的问题，非附和主义也是受法律制裁的），判以五年流刑，若不悔改，仍须判刑。

^[6] 由此反映出来，便是仆役何等谄谀，何等卑躬屈节；我说的不是旅馆的仆役，那大多数是极知自尊的，然而对人还是很恳挚的，我所说的乃是那些替治理者，替“负责任人”做事的仆役。

^[7] 然而我急需添说底下的话：在塞巴斯托普公园里有个残废的孩子，只能扶着拐杖走路，在游人坐的长凳前面经过。我长久观察他，他在求乞。他向二十个人求乞，有十八人给他钱；但无疑，给钱的人，只是为他的残废而感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