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 -> 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1789—1850年）

第十二章 约翰·弗兰西斯·布雷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约翰·弗兰西斯·布雷（1809-1895年）当了一本书，极其出色地综合了本书第十章所论述的欧文主义和英国的反资本主义经济学说，而这本书竟出自一位半美国人之手，确实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情。布雷出生于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的华盛顿，父亲是一个移居美国的英国演员，母亲是美国人。1822年，布雷由父亲带回英国，全家定居在里兹，布雷当了排字工人。他好像是在1835年开始同工人运动发生积极的联系的，而且主导思想这时已经形成。他的第一篇问世之作就是1835到1836年在非常激进的《里兹时报》上发表的。1837年，他当选为新成立的里兹工人协会的司库，这个协会同洛维特的伦敦工人协会宗旨相同。布雷在里兹工人协会发表讲演，并于1839年出版了一本书，除了他后来在美国发表的一些论著以外，他只出过这一本书，书名叫做《劳动关系中的不公正现象及其消除办法，或强权时代与公理时代》，发行于当时英国北部宪章运动中心——里兹，奥康瑙尔主办的《北极星报》就是在这里出版的。布雷在英国一直住到1842年，后来在宪章运动趋于衰落的时候回到美国。在那里，他一身兼三任，既是印刷工人和农民，又是报纸撰稿人，继续宣传自己的思想。他留下了一些从未发表过的著作，直到最近几年才被发现，不过他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和声誉则完全取决于他在1839年出版的那本书。
　　马克思对布雷的著作评价很高，他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批判蒲鲁东时曾经广泛地引用了布雷的话。诚然，马克思对布雷的思想既加以赞许，也同样给予批判，不过毫无疑问，他从布雷的观点中学到了许多东西，特别是在价值和剩余价值学说方面。
　　如上所述，布雷的著作是欧文主义和反李嘉图派经济学的综合，不过对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社会主义者的活动和工人阶级运动也提出了极其尖锐的批评。布雷非常同情工会运动，但也完全了解它的局限性。他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会为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而斗争，不啻是以卵击石，因为它们根本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为制定工厂法而进行的斗争；只要在经济上存在着两个阶级，一个阶级占有生产工具，而另一个阶级又仰仗这个占有阶级提供生产工具，那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工人的处境。劳动者有权享受其劳动成果的全部价值，因为交换的自然法则是产品应该按照其所消耗的劳动量进行交换。但一个阶级的垄断占有制却同这种平等交换的原则相矛盾。劳动成果的大部分为有产阶级所攫取：在日常的工作日中，劳动者只是用部分时间为自己谋取仅够维持生活的报酬，余下来的全部时间都是被迫为雇主进行无偿劳动。这是欧文主义同霍吉斯金学说的综合，而其表达方式则远比二者透辟。马克思基本上同意布雷的上述理论，但也指出了其中的空想成分。马克思说，为劳动者要求全部由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产品，那是空想，因为在现代的生产条件下，大多数劳动者都没有这种产品。他们在一种基本上是社会性或集体性的生产过程中出卖劳动力，因此，提出享有“全部劳动产品”这个要求在当代世界上如果还具有任何实际意义的话，那就必须由劳动者集体提出，而不应由个人提出。除去这一点以外，马克思对布雷在书中所作的分析评价很高；此外，由于这本书出自一个工人之手，而不是出自一个同情劳工疾苦的中产阶级著述家之手，因而得到马克思的格外推崇。
　　布雷对工会主义运动以本位主义为目标这一现象进行了批评。他说工人单单为自身的利益而斗争是不够的。他们必须为整个社会采取行动，为整个社会制度的彻底改变进行努力。他对宪章主义者的批评甚至比对工会的批评更为尖锐，因为他相信政治结构只是社会中各种经济力量的反映——这里显然又看到他对马克思的影响。他认为，除非使基本的经济制度——法律就表达了它的需要——也得到改变，否则单单改变政府是无济于事的，而工人应该全力以赴的目标主要就是改变经济制度。
　　布雷是一个欧文主义者。他论证说，工人只有在合作公社中自由而平等地联合起来，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并利用这种生产资料共同劳动，他们的疾苦才能解除。他从根本上抨击私有制度，认为这种罪恶制度的根源在于土地的私人占有，而土地本来是一切人所公有的。谁也没有任何权利或者任何说得过去的理由占有一寸土地。这项自然法则遭到破坏，就引起了私人占有其他生产工具所产生的一切其它弊端。因此，要实行改革，首先就必须把土地归还给人民共同使用。但是布雷承认，要想一下子就把千百年来私有制度和阶级压迫的恶果彻底消除干净是不现实的。那么，在工业和土地方面怎样着手同资本主义的弊端展开斗争呢？布雷以欧文主义的公社为目标，想要找到一个通往这个目标的中间站，并且相信已经找到了这个中间站，这就是，他建议一切工人都参加一些属于他们共有的合股公司。他认为以前的合作计划之所以失败主要是由于缺乏资金，因此，工人以及那些愿意帮助他们的人必须组织公司，定期缴纳小额款项以积累创办生产事业所需的资金，从而为社会化工业组织打下基础；与此同时，也要求恢复土地公有制。但是，布雷建议的合股企业一旦建成以后，就不再依赖资本主义银行家所垄断的虚伪货币。合股企业应发行自己的货币，这就是根据工人所掌握的生产资源（即他们本身的劳动力）发行劳动券，并通过这种劳动券来公平合理地交换彼此的产品——这也就是按照劳动时间的平等交换。他们应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银行，专门向合股企业提供这种通货，并调节其发行量，使之同劳动力的供应相适应。还应该设立批发市场和零售交换集市，以便按相当于劳动成本的价格分配产品。交通运输和其他服务性事业则由各个地方委员会选出的专业管理局负责安排。所有这些都使人清楚地联想到欧文，而在货币问题上，又使人联想到约翰·格雷。
　　布雷的建立庞大合股公司体系的思想是以持股者完全平等而不是以资本主义的持股原则为基础的，他的这种思想以及他为建立这种制度而提出的建议，对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偿还运动显然起了鼓舞作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偿还主义者主要集中于里兹，而布雷早已在这里工作并发表他的著作；他们最杰出的理论家件R·李斯显然受到布雷思想的鼓舞。在布雷的思想中，这种即将掌握全国统治权的合股公司网只不过是过渡到欧文所擘划的那种更完善公社制度的中间站；不过他认为对未来的详尽预言要是超出了这种中间阶段的范围，那就远离实际了。
　　当然，布雷的计划远比他本人所以为的更富于空想性。但是它不仅影响了偿还主义者，而且影响了消费合作运动。在这个运动的推动下确曾建立了罗契台尔先驱者合作社一类的合作社，这些同资产阶级合股公司相对立的工人阶级组织，其基础是“一人一票制”，但并不排除对股东按投入的资本付给股息。布雷的计划甚至同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那些所谓“工人有限公司”的发展也多少有些关系，这类公司在纺织工业中曾大量出现，股东都是工人。但是，这些公司并没有像罗契台尔先驱者合作社那样实行所有股东一律平等的原则，股东的投票权同所持股票的多寡成比例。这是对资本主义原则的让步，布雷一定会完全反对。
　　布雷的著作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不决定于他提出的那些积极建议，而决定于他持有的基本理论和他表达这种理论的出色方式。他并没有说出多少欧文、霍吉斯金、汤普森、格雷或者前二十年其他著述家所没有说过的话。但是，凡是他所说的，他都说得文从理顺，令人折服；他以前人所未用过的方式把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贡献的要旨融合起来。他附和欧文的观点，强调社会制度对于人的性格形成的影响，强调自由竞争对于人的思想情感的邪恶作用。他像霍吉斯金以及其他许多著述家一样，着重指出人类在需求和基本性格方面生来就是平等的。他也跟一些早期著述家一样，坚信现有的生产资料，只要利用得当而不是浪费在生产奢侈品和保护不平等的制度上，就足以为人人创造很高的生活水平而无需过度劳动。他把权利的平等看作是一项自然法则，人类违反了这项法则，结果是多数人饱尝辛酸，而少数人则为非作歹以保护其非正义的特权，心中惶惶不安。同霍吉斯金一样，布雷也敌视政府，认为政府是保护财产而压制生产者正当要求的一种工具。他坚持，人类要从事自己的正当事业——共同追求幸福，就必须首先把社会分裂为敌对阶级的现象彻底消除，这种现象本身主要是由私人占有土地造成的。在这一点上，他重复了汤普森把欧文主义和功利主义融合为一种学说的做法。
　　同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布雷坚决相信人类的进步是必然的。布雷并没有十分清楚地阐明自己的历史观。但是他认为历史发展的过程是同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是不断前进的，尽管有时出现足以毁灭全部历史文明的逆流。他把法国大革命看做是一种新的发展潮流的浪头，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把人类推向前进；他把法国大革命看作是一场不仅是对一个国家而且是对全世界发生影响的运动，它“不受国家、肤色或信仰的限制”，而注定要波及所有各个民族。关于这个问题，布雷以流畅的笔调，用他的《劳动关系中的不公正现象》一书的副题发挥说，“强权时代”终将为“公理时代”所代替。从这里可以看出，布雷虽然强调经济力量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但毕竟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科学的社会主义者”。他只是一个对十八世纪所产生的“思想在不断前进中”这个信念起了承先启后作用的人。
　　布雷虽然远远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给了马克思很多教益。我们不妨从马克思引用他的话中举出一两段来看看：
　　“我们马上来回溯一下产生政府本身的根源。……一切统治的形式，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公平都是从现在占统治的社会制度，即现存的私有制度中产生出来的。因此，要永远消除现在的不公平和贫困，就必须彻底摧毁现代的社会制度，［而代之以更加符合于人类正义和理性原则的社会制度。——译者按：此半句不见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每个人都是一个环节，而且是一连串作用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这一连串的开头只是一个观念，而末端也许是一匹呢绒的生产。因此，虽然我们对各种职业有不同的感觉，但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人的劳动必须比另一个人的劳动得到较多的报酬。发明家除了得到正当的金钱报酬以外，经常还会获得我们只给予天才的那种赞誉……”
　　“……人们之间可以交换的东西只有两种，即劳动和劳动产品。［因此，让他们随意交换去吧，他们似乎只是以劳动交换劳动而已。——译者按：此句不见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在公正的交换制度下，一切产品的价值都会由它们的生产费用的全都总和来确定，并且相等的价值经常会换得相等的价值。［这段话显然影响了马克思的思想。］”
　　“……交换的不平等是财产不平等的源泉，它是吞噬我们的无形的敌人。”
　　“平等交换的原则，按其本性来说，必然会引起普遍劳动。”
　　“……我们这种股份公司的新制度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对现代社会的一种让步，它允许产品的个人所有制和生产力的公有制同时存在；这种新制度使每个人的命运取决于他本身的活动，并使人人均享自然和技术的成就所提供的一切利益。因此，这种制度可以适用于现在的社会，还可以准备它今后的变化。”[1]
　　后来的社会主义评论家之所以对布雷一直颇有好评，主要是由于马克思引用了他的话；当然，这样一来就抹杀了那些使布雷受益良多的早期著述家。尽管如此，布雷还是应该受到重视的，这不仅是因为他所说的那些话，同时也是因为他在知识分子的一片喧嚷中发出了真正劳动者的声音，而且是雄辩滔滔的声音。首先，他论证了阶级斗争的学说同基本的伦理观并不是互不相容的；其次，他懂得如何著书立说。
　　1842年，布雷去巴黎作短期访问以后，回到了美国，此后一直住在美国，终其天年。他已经写成了第二部著作——《从乌托邦到世界几个未知地区旅行记》，他在书里讽刺了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社会制度。但是，这本书一直没有出版，而且在书的手稿连同其他许多材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被发现以前，人们都不知道它的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久，曾宣布要出版这本书，但迄无下文。布雷在美国曾给一些劳工刊物和社会主义刊物写过许多书信和文章，并于1855年发表了他的另一部著作——《即将来临的时代》的头几部分，这部著作一直没有写完。1879年，他仅有的另一部完整的著作问世了，书名为《上帝与人的统一和全人类的统一：新天道的社会与宗教基础》。在上述两部著作中，布雷都力主奉行一种以“永生”观念为基础的非神学的宗教，认为人只能通过努力建立正确的社会制度这一途径而且只能在今世求得永生。他在《上帝与人的统一》一书以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所反映出来的观点已经有了某些变化。他仍然提倡用合作社来矫正社会弊端，并对劳工在现行制度下受剥削进行抨击。但是他回到美国后，终于认识到欧文和傅立叶建立公社的计划是一种空想；他这时所主张的，乃是一种无需经过任何完整的公社生活制度就可以取代资本主义的合作社制度。他同意按照不同的技术和勤劳程度给予不同的报酬，并且准备有限度地承认私有制所产生的各种权利。不过，他继续指责为资本支付利息是对劳动的剥削，并且希望国家建立一套银行系统，向合作生产者发放无息信贷。这同蒲鲁东的“无偿信贷”方案非常相似；布雷认为这个计划会取代生息的私人资本和资本家的利润。他呼吁农民和产业工人联合起来夺取政权，要求大量削减政府开支并迫使立法机关通过公民投票把一切法律草案交由人民直接决定。布雷在后期著作中还猛烈抨击金本位制，力主实行以生产力为基础的纸币制度，并且主张在对外贸易中实行直接以货易货。
　　布雷后期的全部著作并没有给他的原有贡献增添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作为美国劳工改革同盟的副主席和劳工骑士团的积极分子，布雷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美国劳工运动中虽然起过一些作用，但始终没有成为主要人物。他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中的地位是由他1839年在英国发表的那部著作确立的；而且正如我们谈过的，这本书之所以重要倒不是由于作者具有独创的思想，而是由于他在表达思想时条理明晰。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0-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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