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比尔·麦凯大哥（美国早期汽车业工人的斗争）
第二十章 路德弄清楚了哪一边对他有利
凯尔斯—海士厂的罢工运动继续了十三天，接着而来的是盾斯台德厂；然后是飞犀车身厂和卡第拉克厂；然后西城所有的小厂家都参加了进来。不过带头的还是凯尔斯—海士。
到一九三七年年底，西城分会已拥有三万会员。福特工人和别的厂的工人都混合在一起，比尔仍在打算给福特工人单独组成一个分会。路德并不太乐意让别的分会从现在被他领导着的包罗甚广的分会里退出去。而现在路德个人的乐意或不乐意开始起着一些相当重要的作用了。
事实上，比尔对于路德本人近来所起的一些变化，一直以不安的心情在密切注意着。华尔德自称为社会主义者，有时又说是共产主义者，有时他的看法却不会比一个“新政”拥护者（你付钱然后可以任凭选择）更左一丝一毫。他开始发展成一种他所特有的作风，使人觉得你要他做什么样的人他都可办到，并且两秒钟之内绝不会是同样一个人。他跟共产党员在一起时就喜欢引用列宁和马克思的话，“红”得比玫瑰花还红，另一方面，在应付他兄弟维克多的时候，他只不过是一个地道的诺门·汤麦斯式的[1]社会主义者而已。同托派分子鲍勃·康泰打交道的时候，他同意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建成的理论。
他还居然叫人在一七四分会的墙上画了一幅壁画，画的是列宁像[2]。可是对待比尔，他愈来愈变成一个良心上有问题的人了。
比尔曾经见过这样的事儿。他并不是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了。他曾经遇到这种类型的人，并熟悉他们的底细。许多从前曾一度挺身而起、在街头上高唱“红旗”歌的人，后来变成了国会中英王陛下的社会主义反对派。这个曾经呼吸过仅仅高站在工人肩膀上始可呼吸到的稀薄空气的人，身上有着强烈的野心所引起的征象。
他到底是顶走运的。他参加这个运动的时候，刚好赶上工人阶级战斗性日益高涨的巨浪，这个浪涛的最高潮出现在劳联的斗争中。“天下事都有时运，赶对了时机，就会飞黄腾达……”他现在正乘坐着这种时机的浪潮。像比尔这种绝对忠实于工人阶级的人，在巨浪高潮的时候是少不了的。碰到散发传单，为写传单和油印传单而熬夜，躲避警察，设法避免陷入福特所雇用的匪徒的毒手这些紧要问题时就需要共产党员，而他们也必然乐于从事。
可是当巨大浪潮既已来临，看样子只要你还能在巨浪之上保持漂浮的姿态而从此即可一帆风顺的时候——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路德曾接触过很多工人，跟他们谈过话，按照他自己的意志说服过他们，争取他们加入工会（那真是轻而易举！），驾驭过他们，和他们交谈时曾把真理和下流无聊的话掺杂一起而感到很有效果。他也曾被他们思想中的一些为他所意料不及的纠缠和转弯抹角的想法而感到惊恐，尤其当他意识到自己葫芦里除了空话以外一无所有，终不免为人家识穿的时候，便愈加害怕得厉害。
最最可怕的是他发现共产党员是无法收买的。他发现像比尔一样的那些人，生活举动是和他们的信仰完全一致的；他们对于工人阶级，尤其是对于汽车工人，是绝对忠诚的。
这件事所以最最可怕，其原因是：当后来他们分道扬镳的时候，路德知道：共产党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必然走工人阶级的道路，只要共产党存在一天，你就没有办法引诱工人心甘情愿地来签订五年、十年、或二十年不复
罢工的合同，或者是“增减工资，临时决定”的模棱两可的合同，也没有办法引诱他们去参加血腥的战争……
在他的左右，现在已经有很多用甜言蜜语来奉承他的人。以前他也许一度相信过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是没有协调的可能的；可是现在却有维克多给他指出在这两者之间完全有可能去“走钢索”而摔不了跤。以前他曾一度深信工人们必须把自己作为一个阶级来进行斗争，正如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永远是和他们对抗着一样；可是现在他却倾向于那种认为美国没有阶级，仅仅有好多人民，共产党无非是盲目狂热而已的说法了。一九三四年，当他在苏联境内时，他曾这样写道：“这里没有那些使工人们生活中充满了恐惧的资本家……”
在快到一九三七年年底以及在后来的年月里，表现得更露骨的是华尔德攻击起自己来了，说他自己以前是个撒谎专家，并且公然抨击起他曾“多次目睹”的先进的工人阶级民主制度来了。一九五一年，他的堕落可说是“功德圆满”，居然给一期专门挑拨战争的《柯立尔》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说是将要用原子弹去“解放”那些曾与他一同分吃过面包，喝过茶，同住过一间房的高尔基城工人们！
比尔知道维克多和华尔德在三十年代前期艰苦的日子里（当时苏联人民正在建设方面取得了不起的成就）在苏联所见到的一切在三十年代后期变得更真实美好了。路德兄弟对苏联和社会主义的态度的转变，其线索不可能从苏联的“转变”中去寻求，而只有在他们自己的转变中去寻求。或者说得更清楚些，在时代的转变中去寻求。
因为当时的时代在考验着所有的人，而且不久以后对他们要有更严格的考验。工人们曾经很器重冠伦、奎尔、路德、汤麦斯、亚戴士、茂雷、卡里、吕弗士、杜平斯基、希尔曼之流的人。这些人之中有一些人，后来从工人们身上要骗取到高达每年五万美元的薪俸！
这可并不是毫不费力得来的钱啊。
真正蜕变了的是华尔德。苏联正向全世界昭示着它自己确是和平的堡垒，正在迅速地发展成一个工业国，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并且已经培养出一种世界上从来未有的人民——可以自由地为着人类的福利去征服自然的人民！
比尔和华尔德两个人常在一起谈论有关好多重大事件的意义。比尔总是一股固执劲儿；他对华尔德，也许是像对待自己的弟弟那样吧，给他指出帮助工人认识他们自己的力量和命运是何等重要；他所指的是把工人当作一个阶级，而不是说个别的工人。比尔没有野心要比工人们“高升”得快些、早些，或是骑在他们背上。
对于华尔德来说，要等待到整个工人阶级取得政权，时间实在太长了。明白他底细的人已经管他叫工人运动中的“时势英雄”了。一七四分会愈来愈像是他私人的卧室，得不到他的准许谁也不能进去。
有一天比尔对她说：“华尔德，现在差不多是我得把你撵下宝座的时候了。”
分会中有足够的人支持比尔竞选主席来击败路德。工人们毕竟明白分会是由谁建立起来的。这个早就使华尔德感到恐惧的威胁，第一次真正地打进了他的心坎。因为他自己知道要是和比尔较量的话，他是在是个“小人物”。比尔是底特律汽车工业工人队伍中的灵魂，人家全叫他比尔大哥。
路德表示抗议，说他对工人阶级是忠心耿耿的。他那时是一名活跃的社会党党员，入社会党仿佛已有好多年了，并且生平唯一的目标，就是要献身于工人阶级……
“要是没有人经常对他注意，”比尔说，“他将来一定会变成汽车工人工会中一个最危险的人物。”
“你难道不知道，”有人这样说，“他和我们有一致的见解吗？”
“你或者可以这样想——可是我知道得更清楚些。”
比尔在别人面前没有再坚持，并且撤销了自己的名字：于是华尔德代替他参加了竞选，结果被选上了。他现在可爬到称心如意的地位了，这是往上爬的必须经过的一步。可是他这次得以避免和比尔较量的侥幸获胜，还是和他的心愿不太相称的。如果他要“独立”而不受比尔这种人的牵制，他就不得不着手建立起自己的派系，采用一切方法来笼络别人。他的办法再简单不过，而且是因袭的老一套：只要是在他控制的薪金名单上有空位置，他就挑选一名驯养的、衷心感激他的信徒去补上这个缺。工会的薪金名单可以说已经变成了他私人的发薪单，这是让工人们出钱来满足个人野心的老一套办法。
同时他还拉拢一些受过大学教育的“社会主义者”。他们都是割裂文字的专家。这些替他起草讲稿、推敲口号的人就像魔术家一样。他们的本领在于能把文字弄成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东西。下面这些成就，像什么“精神上的氢弹”，“倒过来的沙文主义”，“面包和自由之间的平衡”等等，在后来的年月里，居然甚嚣尘上。
比尔见到这种情况，大为惊讶。他极端严肃地对路德说：“华尔德，你记着这点：我组织西城各处分会，只为了一个目标——那就是要把福特王国打垮。”
路德蹬着眼看他一眼，并拍了拍他的肩膀。
“好吧，老麦，”他说，“我们总有一天一定要做这件工作的！”
比尔还了他一眼——他看出这个年轻的机会主义者，身上隐约可见的腐化堕落的预兆，就像一层薄薄的绿色的灰尘蒙在他那种青春的活力上一样。他冷冷地说：“我希望到我们搞起来的时候你也在旁边。”
他从来没有把福特忘掉过，即使在和通用汽车公司进行的每一次斗争中也不例外。他经常参加讨论战略计划的会议。
工人阶级希望能主宰自己命运的这种要求，愈来愈厉害了。没有成千成万的工人们日常不断的积极活动，汽车工业的工人是不可能组织起来的。办工会单凭上级领导用打字机打成的信件是不可能的事，而只可能由下面那些新从工厂中出来，有结实肌肉和工人阶级智慧的工人来掌握。
到一九三六年五月左右，那些叛逆的分会在对劳联的太上皇们进行了几个月复杂而艰苦的斗争之后，已取得了一种自主权；事实上已取得足够的力量来阻挡住劳联领导的瘫痪政策。斗争发展的最高潮是那些叛逆的分会被开除出劳联。
在这同时，路德一直很忙。他知道他一定要手脚快，否则他又要遭到危机，迫使他必须在政策和个人野心两者之间有所选择。他要把握住一点：当两者发生冲突时，自己不至于吃亏。此后他要牢牢地掌握着一件事：使自己的野心变为汽车工人工会的政策——至少是他所能控制的那一部分工会组织。
一七四分会是汽车工人工会的一个大分会。他开始把适当的人安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去。他的机器将不是一辆普普通通的T字型福特车，而是像一辆开山机。他把他兄弟维克多拉了进来；后来又把乔治·爱德华兹拉了进来，然后是鲍勃·康泰。那些不愿进来的人他就收买——比方说，迈克尔·杰·曼宁就是这样，他是比尔提名的第二届主席候选人，和路德提出来的乔治·爱德华兹是打对台的。曼宁当了选，可是路德却收买了他。后来，路德又把弗兰克·曼福德财务秘书的职务也撤掉了，而用杰克·富勒顶替了他的位置。
这些都是在为巩固工会和建成工会而斗争的名义下干的，这一切都披着进步名词的外衣。
比尔知道轮到他自己头上的时候要来了，果然，有一天路德问起他在搞些什么工作。路德当然知道比尔这些日子一直在组织怀安多德区的底特律黄铜公司的工人，跟以往一样和福特工人们开会、凭两条腿在城里各处跑——每星期只取二十块钱。
“你不像往日那么忙了吧？
“对了，”比尔答道，“稍许有点松了劲。”
路德做得挺漂亮，可是比尔终于给解除了职务。这并不是因为比尔对工人们所起的作用减少了，而是因为他对路德的用处减少了。路德的下属谁也不能把自己的灵魂看作是属于自己的，事实上也没有人想如此做。与他想法不同的人要想对自己的思想有所爱惜，就只好不吃路德的饭。
比尔现在给撵出来了，连个正式的职务名义和固定的收入（即使是极微薄的）这一些可怜的安慰都没有了。对他来说这是件很伤心的事——倒并不是因为他自己的遭遇（他没有个人野心），而是因为眼看着有一个人在迅速地堕落下去。这一个人数年以前曾用极大的热情和精力跑来找他，并且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忠于社会主义的人。
比尔曾经注意着这个野心家的曲折演变：从吹嘘到屈辱，从站立在工人肩膀上的高峰到名列老板们所赐予的光荣榜上的另一高峰。
现在事情已经很明显，在路德心目中，他以前和共产党人的合作只是在往上爬的扶梯上的一个精明的步骤而已。因为，在那些日子里，只有共产党和与共产党合作的人才能得到工人们的完全信任。因此，你要么变为一个共产党员，要么就是口头上自以为是共产党员，或者是尽量容许人家把你误认为共产党员——总之，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就行。当时有大批的机会主义者出入于工人运动和共产党中。党不得不把他们像虱子似地从党内以及工人运动中清除出去。汽车工业中的积极工人们在路德的背上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记号：机会主义者。
一个机会主义者是那样一种人，他为了个人的野心会兴风作浪地出卖工人阶级，把它捆绑起来——手脚、嘴巴，眼睛和耳朵都动弹不得，然后交给敌人。
路德所起的作用颇为那些被大家当作是他的敌人的人们所赏识。这一点在几年以后商会所出版的《工人运动中的共产党员》这一类出版物中说得很清楚。这本小册子解释道：“如果路德有时看上去似乎很‘激进’的话，那只是因为他的工会里有共产党员，所以他不得不扮演激进的角色，否则就会失掉工人们的拥护。”
“在工人运动的政治斗争里，路德被认为是反共集团中的一个领袖，”这个大老板们所出版的小册子异常宠爱地说。“但是他同时又是一个拥有强有力的共产党少数派的工会领袖。他不但要应付这个派别的破坏活动，并且还要应付产联全国委员会的破坏活动（这本小册子是在产联几次清除会员运动之前出版的）。全国委员会里共产党员的影响所及，使最高领导方面相信路德这个人对于他们自己的地位是个威胁。结果路德只有两条路可走：他必须是或者采取攻势，或者自己引退，让位给一个共产党笨伯。这就部分地说明了他的公开谈话中的矛盾。一方面，他可以赞成提高劳动生产率，反对通货膨胀式的提高工资。另一方面，他却提出实际上等于通货膨胀的工资要求来。”
为了筹集经费支持福特工厂的组织运动，比尔走遍了全国的汽车工厂区，兜售着徽章和厄普登·辛克莱所写的《汽车大王》。他到各地分会演讲——到弗林脱厂，在那里温丹·莫铁茂和鲍勃·屈拉维斯曾经从开放工厂的世界里取得一大块地盘；到脱里沱，在那儿乔治·亚戴士才初露头角。比尔这里募五十块钱，那里募一百；而从他兜售的款项中，人家让他每星期支十块或者十五块钱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
这次周游全国的旅行倒真是一次很有价值的学习。他对全国各地的情况看得很清楚，他直接和许多积极的工人领袖们接触；他对他们必然会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在从一城到另一城的跋涉中更加强了。
罗斯福已经打败了兰登[3]，全国的建设事业跟着开展了起来。工人阶级坚决地站在新政的后面。有这股力量在推动，罗斯福才能迫使他自己阶级中某些起阻碍作用的派系不得不支持新政政策。共和党一直在叫嚣着说，罗斯福提倡的那些社会改革，意味着工人将来可以在颈项上挂着狗牌子到处乱跑了。
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公开援助，英国和法国的秘密援助以及美国的“中立”援助之下，弗朗哥将军发动了西班牙侵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曲。法西斯主义依然在拼命地挺进。共产国际的领袖季米特洛夫曾警告过全世界的人说：法西斯主义在走向战争的道路，如果要制止它，必须要由世界各国组成一个牢不可破的人民阵线。苏联当时要求受到希特勒威胁的国家采取“集体安全”政策，结果这个本来可能防止希特勒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和平提案却遭到强国的拒绝。
富有战斗性的产联对于日益嚣张的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并未麻痹。它要求援助西班牙共和国，撤销军火禁运政策，使政府军可以得到枪炮击退法西斯党徒。三千名美国青年（其中很多是产联会员）到西班牙去和那里的法西斯主义作斗争。这些“早熟”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中，有一千五百人就此一去不还。
在约翰·路易士的领导之下，由左翼和中间派组成的一个工作联合机构指挥着产联。左翼和中间派的这种合作，使产联对工业界开放工厂的胜利斗争达到了最高潮。在斗争的过程中，会员总人数到一九四一年左右发展到近七万人。
产联和老牌的劳联已并驾齐驱，并且有超越劳联的趋势了。它从劳联那些顽固不化的分子手中取得了在工人中的领导地位，并把他们远远地抛在后面。它开始对国会和总统起着直接的影响，因为它是罗斯福屡次选举胜利的核心力量。华格纳法[4]的得以通过，全国劳工关系局早期所以能发生作用，各项社会改革，包括养老金、失业补助金和健康卫生福利等的最后得以通过，都是由于产联的力量。它的战斗性的高涨甚至迫使劳联也不得不比以前走得稍左些。
可是比所有这些个别成就更为重要的，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是产联所代表的伟大的进步力量。它在文化上产生了一种影响，影响了整整那一代的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在千百万人的生活中，第一次使人体味到什么是真正自由的感觉。
对于比尔来说，这就是将来打垮亨利·福特的力量。
[1] 诺门·汤麦斯是美国社会党的领袖，他的观点是“左倾”的社会主义和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的混合，而且染有深厚的托洛茨基主义；而他把这种不调和的混合，称为“社会主义”。——译者。
[2] 这幅壁画后来给刷掉了。——原注
[3] 兰登是个法西斯分子，共和党党员，他得到大资本家集团的支持，于一九三六年和罗斯福竞选总统——译者。
[4] 华格纳法——当时美国参议员罗勃脱·华格纳提出的一个法案，奖励工人集体谈判，并保障工人有自由参加工会的权利。——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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