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阿尔贝·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1982）
第三章 第二督政府。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终结（1797—1799年）
在果月政变和康波福米奥和约之后，督政府在国内广泛采用了专制的办法。它取得了某些成效，同时也为以后的执政府作了行政上的准备。但是，政治上的稳定被证明是不可能的，现政权的社会基础同热月党的社会基础同样狭窄。只要大陆和平继续维持，现政权便能存在下去。但这必须以损害共和三年宪法的自由实施为代价。第二次反法联盟的组成和重新开战引起了最终的危机。雾月18日既恢复了国家的权威，又维护了显贵资产阶级的社会优势。但是政变既诉诸于军队的力量，资产阶级的显贵们也由此失去了政权。
Ⅰ．镇压与改革（1797-1798年）
政府的组成在果月政变后有了变动，但是在人员和机构方面仍然很不稳定。政府成员部分地更新了。督政府内卡诺和巴泰勒米分别由弗朗索瓦·德·纳夏托（他仅是一名优秀的管理人员）和杜埃人梅兰（有一定的政治影响）替代。在前部长中只有拉梅尔留任，其余的部长除了接替司法部长梅兰的比利时人朗布雷奇外都很平庸。实际上，执行机构的行动总要受共和三年宪法中有关自由主义的规定所钳制。它对议会两院和国库没有任何法定的干预权。于是产生了加强执行机构权力的想法。但是修改宪法的程序极其复杂，根据宪法第338条，这需要9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整个问题摆在那里，一切都可能被每年一度的选举结果否定掉。
1．特别政策
果月政变后建立起来的特别政权虽然被称作“督政府的恐怖”，但它不过是共和二年政权苍白无力的返照。对于热月派资产阶级来说，不可能实行救国委员会曾实施过的经济独裁，并且督政府始终不具备革命政府所特有的“强制力”。确实，由于实现了大陆和平，并且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已蜕化为小股的匪帮，当时的危险并不严重。一些军事委员会粉碎了果月18日以后在圣灵桥、卡庞特拉和蒙托邦等地发生的骚乱。共和六年雪月30日（1798年1月19日）的法律规定，凡两人以上合伙谋杀者将判处死刑。镇压的治安性质比恐怖成分更明显。搜查住宅、行政拘留、干涉通信秘密、限制报刊的自由（并未恢复检查制度，而是取缔了大量报纸，如在共和四年霜月16日和27日，即1797年12月6日和17日）、监视剧院、清洗行政人员，所有这些措施主要是针对流亡者和教士这两类人。它们并不是根据新的立法，而是严格执行现存的法律。
对付流亡者，只需使用根据果月19日法律重新生效的一系列立法。共和六年，各军事委员会下令枪决了160名归来的流亡者，其中有些人，如絮尔维尔确实曾在阿尔代什重新拿起过武器。有的人可能走得更远。西埃耶斯在这方面象征着既要摧毁贵族，又要摧毁民主的革命资产阶级。他提出要消灭一切贵族。他的主张未被接受，但是根据他的提议却通过了共和六年霜月9日（1797年11月29日）法律，把贵族置于和外国人等同的地位：
“前贵族和被授予爵位的人，只有在具备根据宪法第10条关于外国人（加入法国国籍）的条件和期限后，才能在各地初级议会、市镇议会和选举议会里行使法兰西公民权，才能被任命担任公职。”
这项法律的实施细则从未规定，其原因是很明显的。
1792年和1793年针对教士的法律继续有效。但是，对于归国的被流放教士不再流放到圭亚那，即“不流血的断头机”，取而代之的是默许的死刑。一些被列入流亡者名单的教士因此被枪决。此外，督政府可以通过个人签署的法令，把即使遵纪守法但拒绝根据果月19日（1797年9月5日）规定宣誓憎恨王政的一切教士流放。大约有1 700-1 800名教士受到这些措施的制裁。263名教士被流放到圭亚那，1 000名教士被拘禁在雷岛或奥莱隆岛。
果月18日政变后，督政府的宗教政策是激烈地反教会的。果月19日法律的第25条要求严格执行共和四年葡月7日（1795年9月29日）法律关于宗教崇拜活动及其治安问题的规定：任何公开仪式，任何崇拜的外部标志都被禁止。共和六年热月17日（1798年8月4日）法律规定必须遵守10天一旬制；果月23日（1798年9月9日）的法律又规定必须使用共和历。它是“人类思想的伟大和美妙的创造”，现在称作“共和国年鉴”，无论平民和官员都必须遵守。共和六年雨月17日（1798年2月5日）的法律规定，私立学校，主要是教会学校必须接受市政当局的视察，“以便了解那里是否璞守10天一旬制，是否庆祝共和国的节日，是否对公民的名称引以为荣”。人权和宪法的权利应该是“学校启蒙教育的基础”。由国民公会规定的旬末节和全国性节日必须按期庆祝。有的人甚至想走得更远，使共和国成为与天主教对立的一种真正的世俗宗教。督政府的大多数拒绝重新搞“最高主宰”崇拜。但是拉勒韦利耶尔却竭力推荐由书商舍曼于1797年1月创立的“对上帝的崇拜者和人类的朋友顶礼膜拜”的“有神博爱教”。这种新教宣扬，“地球上一切民族的信条和道义”，它企图“通过宗教把人们同自己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职责联系起来”。虽然它在资产阶级共和派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它从未能触及到普通老百姓。拉勒韦利耶尔被督政府的大多数成员谴责为鼓动宗教狂热。
督政府终于激怒了广大的信徒。但是它遏制了教会反对派和那些拒绝宣誓憎恨王政的教士们的反对。特别措施使它能在一段时间里削弱反革命势力。雅各宾派想利用当时的形势，督政府则准备用特别措施对付他们。
2．共和六年花月22日（1798年5月11日）和对雅各宾派的镇压
准备共和六年选举很快成为果月18日后督政府主要关心的事情之一。被开除的议员加上两院1/3任期已满的成员，共有473名议员要被替换，其中包括一半前国民公会议员。这一变动的意义极为重要。现政权通过共和六年雨月12日（1798年1月31日）的法律做好了防备，法律授权现任的两院审查新当选议员的权限（应当理解为清洗）。然而很快就显示出来，威胁政权的危险主要不是来自被果月镇压吓坏的、并已经瓦解的保王派，而是来自左面的反对派。
果月18日以后，“新雅各宾派”的宣传主要通过各“立宪派联谊会”迅速开展起来。大量被任命替代被清洗分子的特派员和各行政长官都支待这些联谊会。督政府感到了危险，于是就利用社会上对当时被称为恐怖主义者的新雅各宾派的恐惧，提前下手把任何民主的企图置于死地。风月9日（1798年2月27日），在平等宫“立宪派联谊会”（又称萨尔姆俱乐部），邦雅曼·贡斯当提出了4点政纲：“为恐怖主义恢复荣誉；警惕专制危险；给王政主义应有的鄙视；准备选举以巩固共和国。”这里的共和国是指共和三年建立在财产权之上的共和国。“立法者的一切手段都在于维持、巩固和确保”财产权。
督政府在选举前给全体法国人（雨月28日，即1798年2月16日）、各地初级议会（风月9日，即2月27日）和各地选民（芽月4日，即3月24日）的致词里都阐明了同样的论点。它揭露了两重危险，即“来自两方面的反对派”，并提出了：“既不要恐怖，也不要反动！既不要王政，也不要专政！”“的口号。督政府不顾关于共和派的分裂将产生有害后果的警告，以反对雅各宾主义和过激为借口，准备清除反对派，加强自身的权威。
共和六年的选举是在政府加强了行政压力并经过精心准备的前提下进行的。在选举过程中，在各选举议会里发生了由梅兰挑动的多起分裂，这使得督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宣布选举结果有效与否。在巴黎，当左派占多数的选举议会在奥拉托利大厅集会时，另一个在政府授意下由609名选举人中的212名“分裂分子”组成的大会却在法兰西研究院召开。新当选的议员没有任何可以恐吓资产阶级的手段，而督政府却认为自己掌握了一个顺从的多数派。两院里拥护督政府的议员支持由分裂派选出的议员，并要求宣布他们的当选有效。花月8日（1798年4月27日），雷尼耶在元老院宣称：“为了保证法国不再看到革命恐怖重新出现在法兰西大地上，你们必须宣告，戴红帽的保王派的危险性毫不次于戴白帽徽的保王派。他们将不得进入此地，除非从你们身体上踩过。”花月18日（5月7日），谢尼耶同时谴责“保王乱党”和“无政府乱党”。五百人院的多数派和督政府串通一气，不顾儒尔当将军的抗议，通过了开除新当选议员的名单。元老院也屈从了。
政府揭露了一起“分为两股的阴谋”后，共和六年花月22日（1798年5月11日）的法令宣布并没有发生过分裂的8个省的选举结果无效；对19个省由分裂派议会选出的议员给予承认；取消了60名法官或行政官员的当选议员资格。总共有106名议员被宣告当选无效。相反，政府提出的191名候选人被选入两院。其中85名是督政府任命的特派员和官员，另106名是法官和行政官员。他们在理论上是经选举当上议员的，但实际上其中很多人是由政府安插的。督政们就这样掌握了两院大多数，但由于采取了这些虚伪的暴力措施，政府的威信则更为下降。政府的威望并不因为它在花月27日（1798年5月16日）改组时任命特雷拉尔接替弗朗索瓦·德·纳夏托而有所回升。新任督政官是律师、前立宪派和弑君派国民公会议员。他是个第二流的人物，并且是一个拙劣的政治家。然而执行机构在一段时期里还是得到了加强，这使它能把果月政变后开始的改革继续进行下去。
3．第二督政府进行的改革
从共和六年花月到共和七年芽月的选举，从1798年春到第二年春天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督政府重新获得了某种平衡和力量。经过清洗的两院不再是反对派了。在这种政治气氛里，法国的经济和财政改组开始了。有两名部长为此作出了很大努力。他们是财政部长拉梅尔和内政部长弗朗索瓦·德·纳夏托。这项主要在行政方面进行的持久性改革事业为波拿巴后来的改革作了准备。共和六年和七年的法律为执政制奠定了基础。
财政的复兴和税务的改革在果月政变后立即开始。
“2/3破产法”（又称“拉梅尔清算法”）通过共和六年葡月9日（1797年9月30日）的财政法解决了登入“公债大册”里的债务问题，通过霜月24日（1797年12月14日）的法令解决了国家拖欠的债务问题。有1/3的债务因被登入“公债大册”而得到保证，过期未付的款项不用硬币支付，而是用“1/3保证票”“的票据来代替。持票人能以此缴纳税收或作为购置国有财产支付手段的货币部分。“1/3保证票”免征一切税收。其他2/3被调整的债务用国库发的票据支付，持票人可用来作为购置国有财产支付手段的其余部分。这样，国家预算减轻了1.6亿多，以此作为偿还2/3债务的利息的费用。实行破产使形势好转。后来的执政府得益匪浅，它还通过一次补充破产清算了过去遗留的问题。1801年3月，“2/3调整票”被兑换为债券，其利息为5%，按本金的0.25％计算，这意味着它比共和六年的面值损失了95%。
税收的改革旨在增加收入并使之经常化，从而使预算得到平衡。
直接税的管理机构进行了改组，1789年以来的有关原则被废除了。制宪议会曾规定只有民选的机构才能制订直接纳税人名册并征收税金。共和六年雾月22日（1797年11月12日）的法令决定在每省建立一个隶属于财政部长的“直接税办事处”，由督政府特派员以及负责决定课税基数和收税的官员组成。这一项法律为波拿巴共和八年的改组提供了模式。
税务制度彻底改革了。共和七年霜月4日（1798年11月24日）的法令设立了一项新的直接税——门窗税，这是根据住宅规模大小估算的、对收入的一种总税收。1798年秋起，现有的各类税收都进行了调整，如营业税（10月份）、土地税（11月份）、动产税（12月份）。间接税也稍有恢复。五百人院通过的盐税遭到元老院否决，对进口烟草的税金略微有所提高。此外还规定对公路征收所谓“买路钱”以及对公共车辆座位征收相当票价10％的税金。印花税额有所增加，并且还扩大到报纸和广告。共和七年葡月27日（1798年10月18日）的法令恢复了巴黎的入市税，以保证公共救济资金的来源。共和七年霜月22日（1798年12月12日）的法令改革了税收登记办法。以上的改革都很有成效，这些税务法令的基本部分直至今日仍然有效。
但是财政赤字尚未消灭。共和六年赤字达到2.5亿。拉梅尔估计共和七年赤字为6600万。于是只得采用传统的办法：出售国有财产、借贷、剥削被占领国家（远征埃及的部分经费由伯尔尼金库支出）。督政府现在完全受气焰嚣张的金融家、供应商和实业家的摆布。贪污腐化日益成风，在陆军部长谢雷的周围尤为严重。这种恶习根深蒂固，甚至连波拿巴的专制制度也未能加以制止。
经济上的困难部分地抵消了政府卓有成效的努力。通货紧缩引起了信贷利率的上升和物价的下跌，而这些又妨碍了经济的复苏。市场上流通的硬币很少，人们的积蓄使它更为减少。在共和九年执政府时期，市面上只有10亿左右的硬币流通，而1789年时的流通量为25亿。
信贷利率很高，通常每月至少为10%，短期的为7%。虽然1796年佩勒戈和雷卡米埃建立了“来往账户银行”，1797年建立了“商业贴现银行”以及在鲁昂等地也开办了几家银行，银行机构仍不能满足需要。这些银行的主要业务是对股东的贴现。
通货紧缩引起的物价下跌，由于1796年到1798年连续丰收而更为严重了：农产品的价格一般要比丰收的1790年低1/4到1/3。供应的矛盾不尖锐了，面包降到2个苏1斤，这有助于社会的安定。但是，通常拥护政府的选民大地主、大农场主等农业生产商的不满情绪却增长了。政权的威信再次受到了损害。
同样，农业危机也影响到工业。工业从战争的影响中艰难地恢复过来，但很难适应扩大了的边界。在1788年雇佣360名工人，而在共和六年只雇佣60名工人的里尔毛纺织厂主，抱怨受到来自兰堡、韦尔维耶、埃克斯-拉-夏佩尔等地的粗呢的竞争，这些都是被占领或新兼并的国家和地区。农产品价格的低廉削弱了农村广大群众的购买力，因此也限制了市场的繁荣。信贷的缺乏则挫伤了人们的事业心。公路状况不良和完全无保障也阻碍国内贸易的发展。
对外贸易陷于瘫痪状态。1797年，远洋贸易船队的载货量只有1789年的1/10，与海外诸岛之间的贸易处于停顿状态。随着对埃及的远征，和地中海东岸国家的贸易也中断了。虽然兼并了不少地区，但共和八年的出口量降到几乎只有1789年水平的一半。这时英国商品充斥德意志市场，但法国工业家，尤其是棉纺织业家却竭力反对建立一个包括卫星国在内的统一市场。他们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忠实信徒，并且很想对那些姐妹共和国实行专有殖民体制。共和七年花月9日（1799年4月28日）的关税法重新使用了1791年的条款，并且更为严厉：对制造品都课以进口税；对奢侈商品或法国生产的商品出口则课以原料税。这种关税制度将成为执政府时期海关政策的基础。
督政府的经济事业（其主要倡导者为弗朗索瓦·德·纳夏托）在这种条件下只能在很狭窄的范围内展开。内政部长的活动是多方面的，但是他主要是提出建议，而不是强迫命令。纳夏托主张建立新型农业，淘汰无用的牧场，改组和重新划分市镇。但他只限于下达通报，鼓励生产。为促进工业生产，他于1798年秋在马尔斯校场举办了第一届全国博览会，并取得很大成功。他对人口开展系统普查，进行农业统计调查，增办中心学校，改善公共救济，还在每个市镇设立“慈善办公室”。但是这一切收效甚微。工业生产低于1789年的水平。主要表现在棉纺织业的技术发展缓慢。毛纺织业和冶金业处于停滞状态。资本主义的财富积聚主要表现在商业里。布瓦耶-丰富雷德、理查与勒努瓦尔、泰尔诺，以及更老的沙普塔尔、奥贝尔康夫等实业巨头，都是老式的资本家。他们通常把活计分到各户加工，而不是集中在工厂生产。除了制造业，他们还经营商业和银行业务。法国仍然像个农村，主要的生产是农业。尽管已经宣布了圈地和种植的自由，老式的农村却仍然维持着，马铃薯、饲料根块等新作物发展得很慢。
督政府时期经济上的软弱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它在政治上的困难。共和二年那样的统制经济和对利润的限制已不复存在。因此，只得靠被征服国家来维持政权和军队。而当共和七年的失败把军队重新带回法国国土时，督政府只得进一步加重纳税人的负担，因此更失去民心。政治问题再次提到了首要的地位。
Ⅱ．第二督政府与欧洲（1797-1798年）
康波福米奥和约签订后，只有英国仍坚持反对法国。为推动反英斗争，看来有必要维护来之不易的大陆和平。然而，督政府推行了一套大陆扩张政策，迅速破坏了外部稳定的一切可能。更有甚者，它还被拖入了对埃及的远征，从而把冲突扩大到地中海。这种冒险政策终于使国内改革的努力付诸东流。
1．反英斗争
共和六年雾月5日Cl797年10月26日），督政府决定建立一支由波拿巴指挥的英国方面军。督政府在霜月1日（1797年11月21日）的宣言中，表示了法国的不满，谴责圣詹姆斯内阁是“欧洲最腐蚀人和最腐败的政府”。它指出了与此相关的经济利益，尤其是航海和殖民地方面的利益：“这个内阁必定渴望战争，因为战争使它致富。”它还追述了英国对法国的殖民地和盟国的巧取豪夺。瓜德罗普于1794年被维克多·于格重新征服。但是，马提尼克、圣卢西亚岛和多巴哥却丢失了。在圣多明各，即使图森·卢韦尔蒂尔赶走了英国人，督政府的权威也很微弱。西属特立尼达与荷属圭亚那都被英国人占领，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在锡兰和开普敦扎下了根。法国的殖民地贸易遭到彻底破坏，外贸航运在英国的包围下处于瘫痪状态，海军也十分虚弱。宣言还痛斥卑鄙的阿尔比荣〔注：阿尔比荣（Albion），凯尔特语，意即英国，常含贬义。——译者〕：“在它的财富里凝聚着各国人民的血和泪，它是在人民的尸骨堆上致富的。”在政治上对英国的不满同样很强烈。督政府还指出，英国用金钱资助反法联盟军以及土伦、吉布隆和旺代等地的叛乱：“让英军到伦敦去下达和平令吧！”大约5万名法军在布雷斯特集中了。
然而，法英之间的斗争主要是经济性的。一直对制造商有利的、重商主义方式的封锁变得更为严厉了。尽管1793年3月1日国民公会法令在理论上禁止英国商品的进口。但是，法国商品需要出口，法国工业原料，尤其是棉花需要进口，这使法律在执行过程中不得不灵活变通。现在，法国对封锁的设想更加具有战争性了，企图把它作为迫使英国破产，阻止英国出口的一种手段。共和五年雾月10日（1796年10月31日）通过的一项法令下令截获运载被禁英国商品，特别是纺织和五金产品的任何船只。然而，必须再次考虑制造商和中立国的利益。但是在果月18日政变后，任何随和的做法都被摈弃了。共和六年雪月29日（1798年1月18日）的法令宣布，凡是接受过英国检查或运载英国商品的中立国船只，都要截获。海上行劫大为增加。中立国的船只在法国港口几乎绝迹了，于是只得转向和美国的贸易。这样，主张对成品禁运的工业家抗议原料的匮乏，而那些富有的消费者则抱怨来自殖民地食品的消失。
面对法国的威胁，英国的对抗更强硬。对外国入侵的害怕激起了民族感情。皮特政府通过增加税收，特别是对1799年收入200镑以上者征收10％所得税，来筹集资金。军事努力继续进行，津贴制的建立，使入伍者增加，但由于不实行义务兵役制和兵员缺乏，不可能对大陆进行任何重大的征战。舰队是英国实力的基础，它保证英国的制海权和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它将挫败法方任何登陆的企图。英国舰队打败荷兰舰队后，1797年2月14日又将一支西班牙舰队在圣樊尚角击败，卡迪斯港被封锁。纳尔逊舰队进入了地中海，而法国的布律耶斯舰队竟然无法穿过地中海返回布雷斯特。
波拿巴风月（1798年2月底）的报告，放弃了入侵英国的计划。波拿巴一切都为了他的东方幻想，正在加紧准备远征埃及。而督政府却把手渐渐伸向西欧，其结果是导致第二次反法联盟组成。
2．伟大民族和姐妹共和国
康波福米奥媾和以后，督政府的对外扩张政策不久就引起了各大国，尤其是奥地利的不安。这是包括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等诸方面因素的扩张。果月18日政变后革命热情重新高涨，给宣传注入了一种新的推动力，其目标仍然是把各国人民从贵族和暴君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伟大民族”的周围将是各姐妹共和国。它们是政治上被奴役，经济上被剥削的卫星国。反英斗争也助长了扩张政策：必须从英国手里夺取大陆市场，检查各主要港口和通道以肃清走私。1798年，自由城市牟罗兹被并入法国，日内瓦则成为莱芒省的省会。
果月18日后，1798年1月22日，法国驻海牙代表德拉克鲁瓦、巴达维亚军队总司令达昂代尔和占领军司令儒贝尔一起发动了一次同样性质的政变，巴达维亚共和国被重新改组。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建立起来，各级官员必须宣誓“憎恨原执政官、联邦主义和无政府状态”。但是花月22日后，中央集权的民主派被谴责为无政府主义者，政府进行了清洗，显贵们又占了上风。
瑞士共和国取代了由资产阶级贵族统治的、各独立州组成的旧联邦。瑞士的爱国志士，如巴塞尔人奥克斯和沃州人拉阿尔普，主张结束寡头政治，建立中央集权的共和国。经过一番阴谋策划之后，沃州被法国占领。波拿巴在其中起了作用。他已把瓦尔特利纳并入伦巴第，并希望通过瓦莱地区保障山内共和国同法国的交通往来。1798年2月13-14日夜间，布吕纳的部队向伯尔尼进军，占领了它的国库。一部督政式的宪法被在阿罗召集的议会所接受。但是还必须扑灭施维茨、于里、恩特瓦尔德等山区各州的起义。为了镇压反抗，督政府驻瑞士方面军的特派员拉皮纳于1798年6月16日运用自己的威望发动了一场政变。奥克斯和拉阿尔普被选为瑞士督政官，从而加强了民主派的力量。
1798年2月21日山内共和国被迫接受一项同盟条约和一个贸易协定，它将继续被一支2.5万人的军队占领，并供给其费用。为使上述条约得到批准，督政府干预并清洗了山内共和国的议会两院。1798年6月，督政府对驻米兰的特命全权公使特鲁韦的指示表明了它企图对各姐妹共和国维系臣属政策：山内共和国必须“只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利益效劳，并且帮助它成为整个亚平宁半岛上一切政治争执的仲裁人。山内共和国必须相当强大以助我们一臂之力，但永远不能强大到损害我们利益的程度”。必须使山内共和国的当局保持“自卑感”。督政府特别仇视领导山内共和国，主张意大利统一的雅各宾派。因为，一个共和制的、然而又是分散的意大利对它的政策更为有利。
1797年12月28日，在意大利爱国志士发动的一次暴动后，建立了罗马共和国。但是其结果却转为有利于反对派。于是他们就攻击对此负有责任的法国人，迪福将军被杀。于是，意大利方面军司令贝尔蒂耶向罗马进军（那里的革命者宣布成立了共和国）。教皇被迁往西也纳。有多努和蒙日参加的一个公民委员会强行通过了一部督政式的宪法。马赛纳取代了贝尔蒂耶，罗马共和国遭到了供应商和将军们的洗劫。
皮埃蒙特虽然在1797年有过一次革命尝试，但被残酷地镇压了下去。后来还发生过山内共和国爱国者挑起的骚动，但是它仍然维护了自己的独立。果月18日之后，撒丁国王批准了一项同盟条约。1798年6月27日，督政府特使迫使撒丁国王接受一项准许法国部队占领都灵的协议，这对当地革命者的骚动十分有利。
康波福米奥和约规定的、旨在决定莱茵河左岸命运的拉斯塔特会议，在1797年11月16日开幕。在前奥属比利时、列日前主教区以及被兼并的前荷兰领土上（分为9个省并实行法国革命法律），法国的统治是很牢固的。在莱茵河地区，被占领的地方建立了4个省份。奥地利首相蒂居对法国的扩张采取忍让政策，期望得到法国的回报。法国特使特雷拉尔要求得到包括科隆在内的莱茵河左岸全部领土。对此，1798年3月9日德意志帝国议会原则上表示同意。奥地利全权代表科本兹尔立即要求得到补偿，特雷拉尔拒绝了。4月在维也纳，一些捣乱分子袭击了升着三色旗的法国使馆。人们以为两国要断交。
花月22日消除了这种印象。督政府开始追捕左派。在各姐妹共和国它同雅各宾派闹翻了。尤其在意大利，它树敌很多，并且还损害了法国的利益。但是反雅各宾的反动势力光靠自己不可能使法国同奥地利和解。督政府拒绝在它的禁猎地意大利对奥地利作出补偿，于是就把它逐步推向了英国方面。而这时对埃及的远征又使共和国树立了许多新的敌人。
3．在埃及的冒险（1798年）
远征埃及的根源在某种程度上要追溯到波拿巴的“东方幻想”，这有他在康波福米奥表示的要确保法国占领爱奥尼亚群岛的打算为证。显然，在共和六年选举前夕，督政府对于能摆脱一名令人捉换不定的、野心勃勃的将军，并不恼火。名义上臣属苏丹的埃及对法国来说并不是陌生的地方。马赛的商人和那里一直保持着传统的贸易往来。早在1796年，法国驻开罗领事马加隆就建议占领埃及，认为这是轻而易举的事。于是产生了用埃及补偿在安的列斯群岛的损失的想法。共和五年获月15日（1797年7月3日）塔莱朗在法兰西研究院的演说里，对这一想法作了进一步发挥：《论目前形势下在新殖民地可以得到的好处》。塔莱朗在这一事件里的作用同样也令人捉摸不透。他主张同英国缔约，因此不会不了解，征服埃及必然会引起英国对通往印度道路的安全产生忧虑，还会促使土耳其反对法国。难道是为他的朋友波拿巴的荣誉锦上添花？或者像他情妇格朗特夫入的信里所说，把英国方面军的威胁引向一个更远的目标，从而“有利于他的英国朋友”？共和五年热月9日（1797年8月16日），波拿巴已经在谈论占领埃及的好处了：“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一定会感到，要真正摧毁英国，我们必须夺取埃及。”共和六年风月5日（1798年2月23日），波拿巴向递交了一份计划，督政府于15日（3月5日）批准了这份计划。
远征的准备工作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在极度秘密的状况下进行。在两个月内，由55条战船组成的一支舰队以及280条运输船集中到土伦。远征军共5.4万人，其中3.8万人为作战部队。波拿巴带着一个庞大的参谋部和一个由187名学者、作家、艺术家组成的委员会。
远征埃及于共和六年花月30日（1798年5月19日）启程。6月6日舰队经过马耳他，不经战斗马岛就落入法军手中。舰队避开纳尔逊，抵达亚历山大港，并于7月2日攻占了该城。部队直奔开罗。当时的埃及名义上由贝伊政府统治，实际的主人是剥削这个国家的“马穆鲁克”〔注：“马穆鲁克”是土耳其-埃及一支部队的名称，源自13世纪，最初由奴隶组成，后成为统治埃及的集团。拿破仑收编他们参加法军。1811年白色恐怖时，被总督哈麦德·阿里在开罗屠杀殆尽。——译者〕7月21日在金字塔下，他们的骑兵被布成方阵的法国步兵击败。由于缺少骑兵，波拿巴未能乘胜追击。7月23日他进入了开罗。但是，1798年8月1日，纳尔逊率领的英国舰队袭击了阿布基尔附近的由布吕耶斯率领的法国舰队，并把它一举歼灭。只有两条战舰得以幸免。一下子，英国成了地中海的主人，而波拿巴当了自己征战的俘虏。
波拿巴在埃及的冒险和他在意大利的征战完全一样，是法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次征战把共和国最优秀的部队派往远方。然而对英斗争还在继续，大陆和平很不稳定。因此，它是不符合民族利益的。直到那时为止，革命的法国对东方事务是不感兴趣的。自从1796年占领开普敦以来，英国一直自诩为通往印度道路的主人，这时它又发现了苏伊士通道的重要性。土耳其和俄国先后开始不安。于是组成了这3个列强的联盟，这是走向第二次反法联盟的第一步。
4．第二次反法联盟（1798-1799年）
第二次反法联盟的组成（1798年4-12月）是欧洲对督政府侵略政策的反击。在好几个月里，英国一直力图在大陆上为法国树立一个新的敌人。没有它，英国不可能对法国予以决定性的打击。东方和意大利发生的一些事件给它造成了这个机会。
埃及事件促使俄国和土耳其向英国靠拢。土耳其于1798年9月9日向法国宣战。在俄国，半疯子保罗一世继承了叶卡特琳娜二世的王位。他对法国革命怀有刻骨仇恨，因此接纳了王位僭望者路易十八，把他安顿在米托。特别是他重新实行向地中海的扩张政策。反法斗争使他同土耳其言归于好。根据1798年12月23日的条约，土耳其向俄国开放它的港口和海峡。一支俄国舰队进入地中海，并夺取了爱奥尼亚群岛。1798年12月29日，英国、那不勒斯和俄国结成联盟，决定在意大利进行干预。
恰好罗马事件在半岛上又点燃了战火。在纳尔逊的鼓动下，那不勒斯的君主费迪南三世和亲英的玛丽-卡罗琳娜向罗马共和国发起进攻。1798年11月26日，那不勒斯部队在奥地利将军马克指挥下攻占了罗马。督政府对此予以反击，首先占领了皮埃蒙特，因为它的国王是英国人公开的间谍。然后，尚皮奥奈发起进攻，并于1799年1月23日解放罗马，夺取那不勒斯。国王和王后乘坐英国战船逃往西西里。那不勒斯遭到一场浩劫。虽然督政府指示把那不勒斯留作未来谈判的筹码，尚皮奥奈仍然在那里建立了帕泰诺普共和国。这时普鲁士恪守中立。奥地利经过一阵犹豫，在俄国准备好干预意大利时下定了决心。它同意俄国部队通过自己的领土。鉴于这一形势，督政府于共和七年风月22日（1799年3月12日）向奥地利宣战。它立即出兵占领了托斯卡纳，并把教皇迁往瓦朗斯。
第二次欧洲反法联盟在1799年12月因瑞典国王居斯塔夫四世的加入又壮大了力量。然而奥英之间却没有任何条约。虽然各大国一致同意把法国赶回旧日的边界，但是它们之间的默契是有限的。英国和俄国在地中海的利益互相冲突，正如奥地利和俄国在意大利的利害冲突一样。这一回，又是英国作了巨大努力资助第二次反法联盟。然而它国内的工人运动却在不断高涨（禁止罢工的“联合法”制订于1799年7月12日）。俄军共投入了8万人，因此人力上的优势转向了联盟军。战争逐渐扩展，到1799年春已经全面展开。
1799年4月28日拉斯塔特谋杀案〔注：拉斯塔特为德意志西部城市，1797-1799年间，法、奥、普三国代表在此谈判，讨论莱茵河左岸问题。第二次反法联盟组成后，谈判中断。1799年4月28日，当法国代表准备回国时，受到奥地利骑兵的砍杀。——译者〕尤其表明了这场战争不可调和的性质，这是一场欧洲的贵族反对革命民族的战争。那天夜里，正当法国全权代表们离开会议时，遭到了奥地利轻骑兵的杀害，3名代表有2名身亡。西埃耶斯认为“消灭法国的警钟”在各君主国的首都已经敲响。督政府无须动员就点燃了全国的怒火。
共和七年花月17日（1799年5月6日）督政府声明：
“必须捍卫的不仅仅是自由的事业，而且还是关系到全人类的事业。”
战争再次具有了革命的性质。
Ⅲ．最后一次革命危机（1799年）
康波福米奥和约签订后，大陆和平曾使督政府有所加强，并得到某种稳定。战争的再度爆发以及1799年春季战役的失败，使政权的平衡成了问题。从雅各宾派的加强发展到温和的反动，最后导致了共和八年雾月的军事政变。
1．共和七年的军队和1799年春季战役
共和七年的军队所遇到的困难和1793年救国委员会采取战时措施以前的困难一样严重。但是，它重新获得了一部分正在失去的人民。为了解决兵源问题，督政府重新实行了“全民总动员”。根据共和六年果月19日（1798年9月5日）的“儒尔当法”，20至25岁青年的义务兵役制升格为经常性的征兵制。然而义务并不等于必须服役。立法机构作为仲裁者有权根据形势征集必要的兵员，补充或扩展部队。法律也按民主原则规定了晋升制度：
“除了在工兵或炮兵部队服役者，以及在战场上有显赫战功者外，任何法国公民只有在部队当过3年战士或士官后才得晋升为军官。”
共和七年葡月3日（1798年9月24日），有20万青年被征召，以后又陆续不断地征召，直到获月10日（1799年6月28日）的法令把五届的适龄青年全部征召为止。共和七年芽月28日（1799年4月17日）法令规定的替换制在获月14日（7月2日）被取消了。
实行征兵并非毫无困难，一方面特别缺乏有效的户籍管理，另一方面士兵逃亡时有发生。大量人员不合格。在葡月3日动员的20万人中，只有14.3万名合格者，其中9.7万到兵站报到，而最终只有7.4万人到达部队。共和七年的军队同共和二年的部队一样，在数量上不占优势。而且，出售1.25亿锂的国有财产仍然不能把它像样地装备起来。这不仅是为时太晚，而且是因为资金不足。共和七年的士兵驻扎在长期受法国剥削的卫星国里。他们同共和三年的士兵一样，面临着物资匮乏。征兵措施把新兵和1793年以来留在军中并渐渐变为职业兵的士兵混编在一起。这样，共和七年的军队部分地恢复了共和二年军队所特有的民众精神。
1799年战争主要是大陆战争。自从阿布基尔事件以后，英国人成了海上霸主。1798年8月由安贝尔将军指挥的对爱尔兰的远征，只不过是一次有头无尾的军事行动。在大陆上，战事的进展缓慢。根据1799年春的作战计划，3支减员的部队将分别占领荷兰、莱茵河与那不勒斯。儒尔当统率的4.5万人的多瑙河方面军将经过德意志南部向维也纳进军。谢雷统率的4.5万人的意大利方面军将经由威内西亚和卡兰西亚向维也纳进军。在中路，马赛纳统率的瑞士方面军保证交通来往无阻，威胁蒂罗尔并构成一支机动力量。奥地利方面也进行了类似的部署：7.5万人在查理大公统率下驻扎在巴伐利亚，6万人在克雷率领下驻扎在威内西亚，2万人驻扎在蒂罗尔。至于波拿巴统率的东方军，督政府期望它发挥钳制作用。
在德意志，战局开始得不妙。1799年3月25日，儒尔当在斯托卡克败于查理大公，引起他左翼的贝尔纳多特率领的莱茵方面军一起后撤。
在意大利，谢雷试图强行越过阿迪日隘口，在韦罗纳被战败，于是后退到了阿达，他把指挥权让给了莫罗。这时苏沃洛夫统率下的俄国军队进入了战斗。他们在1799年4月27日强行通过了阿达各隘口，特别是卡萨诺隘口，逼使莫罗撤离米兰和伦巴第。由于对督政府政策的失望，意大利爱国者主张统一的雅各宾派站到了联盟军一边，起义反对法国人。莫罗的军队在亚历山大里亚重新集结，并向热那亚后撤。在那不勒斯方面军中，麦克多纳尔德取代了尚皮奥奈，指挥着部队在艰难地北进。苏沃洛夫转过头来挡住了他的去路。在特雷比河岸进行的一场历时3天（1799年6月17-19日）的激烈战斗中，麦克多纳尔德战败，并开始朝热那亚撤退。
在瑞士，马赛纳起初占领了格里宗，侵入沃拉尔贝格。但由于法军在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失利，他的两翼都暴露了，因此他也开始后撤。他遭到了查理大公的袭击。1799年6月4日，他赢得了第一场苏黎士战役。但是，他放弃了城市，退到利玛河后面构筑工事。勒库尔布将军此时也撤离了圣哥塔公路和勒斯山谷。
共和国军队从各条战线向后撤退。但是自然边界仍然保持着完整。联盟军内部的分歧给了督政府一点喘息的机会。奥地利政府不喜欢看到俄国人出现在意大利。蒂居首相考虑把苏沃洛夫派往瑞士以便使自己在半岛上为所欲为。在法国，危险唤醒了民族意识，激起了革命热情的新高涨。
2．共和七年牧月30日（1799年6月18日）
在外部战事失败之前举行的共和七年选举，是在不利于督政府的气氛里进行的。经济萧条、税收加重、实行征兵，引起了普遍的不满。比利时各省于1798年11月发生起义。西部各省虽然免于新的征兵，但也再度发生了朱安党骚乱。督政府在雨月23日（1799年2月11日）的通报中再次谴责了保王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双重危险：“法国公民们，你们战胜了阴谋的欧洲，目前只需要你们战胜国内的敌人。”弗朗索瓦·德·纳夏托动员有产者：“难道你们愿意看到最高限价法出现吗？”在风月14日（3月4日）的通告里，他抨击了保王势力的威胁：“公民们，不要憎恨，不要复仇，尤其不要反动。”但是他主要致力于唤起资产阶级对恢复“1793年可憎的制度”的恐惧心理：“公民们，共同的利益使你们团结起来，振臂高呼：法国永远不再要无政府主义！”
督政府使用了通常的高压手段：革职，委任特派员，像在萨特一样组织分裂派选举大会。然而反对派的势力十分强大，以至于在187名正式候选人中有127人被击败。但是两院的多数并没有因此改变：虽然处于少数的雅各宾派有所加强，但热月派的资产阶级仍占优势。在1799年春战事失利后出现的危机里，热月派资产阶级终于占了上风。
第二督政府是在一种日暮途穷的气氛中倒台的。军队面临着最严重的匮乏，从各条战线向后撤退。意大利丢失了。保王派重新拿起武器。沉重的税务负担激怒了有产者。正当政府的威信日渐下降时，一次偶然事件帮了反对派的忙：花月20日（1799年5月9日），抽签结果决定最强有力的勒贝尔作为任期已满的督政官。花月27日（5月16日），元老院指定西埃耶斯接替他。前者反对共和三年宪法是人所共知的。牧月21日（6月9日）西埃耶斯正式上任，他在窥测了当时形势的支持下，鼓动两院反对他的督政同事。两院于牧月28日（6月16日）宣布进入常设状态。当天晚上，他们以违反宪法第136条为由，取消了特雷拉尔的当选资格。根据宪法，从不当议员到被选入督政府必须相隔一年。第二天，特雷拉尔被戈耶取代。他是共和二年的司法部长、优秀的共和派，但却是一个第二流的人物。
共和七年牧月30日（1799年6月18日），议会两院再度向督政府发起进攻。它是由弑君者、前国民公会议员卡尔瓦多斯·贝特朗领导的：“你们扼杀公众舆论，取消了自由，迫害共和派，禁止一切创作，抹杀真理。”两院准备报复花月受辱之仇：“共和六年法国人民把他们信得过的人选到各级议会，你们竟敢说选举是无政府主义阴谋的结果，你们破坏了国民代表制。”布莱·德·拉默尔特接着说：“自从果月18日建立了独裁政权以来，立法机构始终处于被蹂躏状态。”他攻击梅兰是“一个目光短浅、热情不高、只图报小恩小仇、胸无大志的人”；而被宗教狂热驱使的拉勒韦利耶尔在致力于“创立一种谁也不知为何物的宗教。为此他抛弃了一切革命理想，践踏一切符合良知的规章制度。”
梅兰和拉勒韦利耶尔被勒令辞职，并且也被他们的同事所抛弃，他们只能让步。获月1日和2日（1799年6月19日和20日），弑君者、前国民公会议员罗歇·迪科和当时路过巴黎的不很知名的将军穆兰当选为督政官。
共和七年牧月30日这一天与其说是政变，倒不如说是一个重要的议会起义日。它是前一年花月被整肃的两院对执行机构的一次复仇。吕西安·波拿巴〔注：吕西安·波拿巴系拿破仑·波拿巴之弟。——译者〕在五百人院宣告：“立法机构恢复了在国家里应有的首要地位。”
包括督政官和各部部长在内的政府成员根据两院意志进行了调整：贝尔纳多特将军任陆军部长，康巴塞雷斯任司法部长，富歇任警察总局局长，前救国委员会委员罗贝尔·兰代为财政部长。以上的任命意义重大：坚定的共和派重新执政了。正在这时，反法联盟军的胜利又使得共和国濒于危险境地。
3．新雅各宾派的加强与温和的反动
革命的高涨和民族愿望再次联结在一起。团结一致反对果月派的牧月派在胜利后发生了分歧。在两个月里，新雅各宾派压倒了热月党资产阶级，并且强制推行了他们的救国政策。这些人是在共和五年的选举中被保王派击败的前国民公会议员，共和六年花月又被果月派逐出议会。鉴于当前祖国面临的危险，他们很自然地重新使用起共和二年的办法。热月14日（1799年8月1日）恢复了新闻自由，雅各宾派的报刊重新出版。各俱乐部重新开放，并日渐增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平等与自由之友社”，又名“马内日俱乐部”，这是以它在杜伊勒里宫聚会大厅的名称命名的。俱乐部于获月18日（1799年6月6日）集会，第一任“协调员”是德鲁埃。他是在瓦雷恩阻止国王出逃的英雄，并是巴贝夫的战友。许多议员都参加了马内日俱乐部。处于少数的雅各宾派推动着两院焦虑不安的多数。为了对付外部局势，多数派同意动员全国人力和财力。
征兵法开始全面实行。由儒尔当在共和七年获月10日（1799年6月28日）提出并获得通过的法律，把五届的适龄青年全部都动员起来。获月14日（7月2日），替补制被取消：“凡是被替补的人，只要其替补者逃亡，退役或被征召，他们就必须亲自上战场。”
获月10日，原则上通过了决议：向富裕公民强迫借款1亿法郎作为征兵用的开支。热月19日（8月6日）对具体实施办法作出了规定。根据累进的比例，对缴纳100法郎以上动产税或300法郎以上土地税的全体公民的收入都要征借。收入与免征税的资本（第7条特别指出，这是指通过“经营、供应、投机”所得的收入）须由不被征借的公民组成的评审委员会作出估价。
获月24日（7月12日）通过了人质法。五百人院的一位议员认为这是为了“制止在南方和西部各省已经出现的强盗行为和朱安党叛乱的征兆”。在一个被立法机构确认“明显发生骚乱”的省份，中央行政当局有权抓流亡者的家属、前贵族以及“被公认参加了凶手集会或集团”者的家属作为人质。这些人被认为应“在个人和民事上都对国内发生的仇恨共和国的暗杀和抢劫负责”。凡有人暗杀1名官员、军人或国有财产的获得者，都要流放4名人质。对于每一次暗杀，人质都必须在民事和道义上负责，交罚款5 000法郎，赔偿遗孀6 000法郎，死者的孩子每人3 000法郎。人质法引起了所有抱怨革命的人们的反对。至于受到该法保护的那部分人，强迫借款也把他们推向了反对派一边。
反对雅各宾派的反动势力不久便表现出来。早在获月26日（7月14日纪念日），西埃耶斯就唤起人们谴责“那灾难的时代。在那时，一切概念都被混淆，以至于那些没有任何正式职务的人，顽固地想插手一切事务”。
热月23日，“在8月10日”纪念日之际，出现了再次声讨“这种被法国人深恶痛绝的恐怖”：“不，他们完全不是共和派……这些人疯狂地挑衅，使公共财源枯竭，彻底破坏了信贷，毁灭了商业，使一切工程都陷于瘫痪。”
如果说征兵到处都遭到冷遇，那么强迫借款则特别引起了大资产阶级的不满。他们有组织地进行消极抵抗。早在热月13日（1799年7月31日）借款法实施细则投票之前，《政论家》报就指出：“从前人们喜欢炫耀，甚至夸大自己的财富，而今天人们则以同样的感情来隐匿自己的财富。奢侈销声匿迹了。许多人，尤其是地产主必须这样做。另一些人则设法逃避他们所惧怕的巨额纳税。也有的人为了更确实地证明自己的穷困，人为地制造破产。”
报刊上发起运动敦促督政府同“吸血鬼们”决裂。社会上重新出现了有产者的恐惧心理，这些感情由于“马内日俱乐部”的主张而变得更为强烈了。儒尔当将军在7月14日纪念日祝酒时提议“让梭镖长矛重新复活！”获月25日（7月13日），《导报》写道：“据说，许多人害怕这个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他们开始高喊：‘打倒雅各宾派’，并且把石块扔向会议大厅。”
在公共场所的谩骂打斗越来越多。但是，雅各宾派即使得到前无套裤汉运动骨干，如职员、手工业者和小业主的支持，也无法把群众重新发动起来。自从区的建制撤销以来，群众始终处于无组织状态，并且被长期的迫害压垮了。雅各宾派孤军作战，又没有明确的社会纲领，因此无法同得到行政机构、警察以及果月政变以来2万名驻军强有力支持的政府进行对抗。
封闭俱乐部标志着督政府和雅各宾派的决裂。热月8日（1799年7月26日），“马内日俱乐部”在元老院被揭发蓄谋“复活恐怖，搜索一切逃亡者的名单”，因此它不得不离开马内日大厅，迁往巴克街。热月11日（7月29日），警察总局局长富歇，立即向两院提交一份报告，强调“必须保护政治会议的内部讨论，共和国将竭尽全力使之对外部严格保密”。五百人院否决了这份报告。热月26日（8月13日），富歇封闭了“马内日俱乐部“，没有引起任何反应。然而保王派的危险和军事上的失利使得雅各宾派在这场风浪中还能坚持一段时间。
热月18日（8月5日）在上加隆地区发生了保王派的暴动。曾一度受到威胁的图卢兹坚持住了。该市的行政大权掌握在雅各宾派手中。热月26日（8月13日）消息传到巴黎，两院立即授权进行为期1个月的住宅搜查以“抓获流亡者、煽动士兵造反者、刽子手和强盗”。果月1日（8月18日）暴动在蒙特雷若被镇压。夏天，骚动在西部再度发生。
乘军事失利之机，雅各宾派发起了最后一次进攻。热月28日（8月15日），儒贝尔在意大利战败身亡。果月10日（8月27日），英国人在荷兰的海尔代尔帮助一支2.5万人的俄国军队登陆。像1793年一样，共和国的边界又受到了威胁。果月27日（9月13日），儒尔当将军向五百人院建议宣布祖国处于危急状态。他列举了国家在四面八方受到的危险：“意大利在枷锁下；北方的野蛮人在法国的大门口虎视眈眈；荷兰遭到入侵；舰队被叛徒出卖；瑞士惨遭蹂躏；保王党匪徒在许多省份为非作歹；共和派却以恐怖主义分子和雅各宾派的罪名被流放。这是历史的再次被颠倒，保王势力的警钟将要在全法国土地上敲响。”
儒尔当的建议引起激烈的争论。吕西安·波拿巴否定了这一建议，因为他认为“让督政府符合宪法的权力得到扩大，比被革命力量牵着鼻子走”更为有利。
问题的实质所在：为了对付面临的危险，或是像共和二年那样依靠人民，或是加强执行机构的权力。多努更加明确，他害怕“回到1793年的制度”“。儒尔当的建议在第二天以245票对171票被否决。共和八年葡月2日（1799年9月24日），加罗（吉伦特派）促使五百人院通过了一项法令，对凡是“建议或接受损害共和国目前疆界完整性的和平条件”的人，将处以死刑。这是雅各宾派的最后一次胜利。这时，由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外部的形势已经好转。
4．1799年夏季的战事
战事最初对法国不利，但是反法联盟的分歧使得局势迅速地扭转了。
在意大利，没有等尚皮奥奈的部队穿过皮埃蒙特前来会合，儒贝尔就发起了进攻。1799年8月15日战斗一开始，他就战死在诺维。他的部队也被苏沃洛夫率领的俄军打败。意大利丢失了。奥地利首相蒂居企图把它据为己有，他设法摆脱俄国人。
在瑞士，马赛纳同查理大公统率的奥地利军以及占领苏黎士和利玛河一线的柯萨科夫率领的俄军对峙。奥地利政府担心英俄联军在荷兰登陆，因此下令查理大公离开瑞士前往美因兹。9月11日，苏沃洛夫开始上路接替他。在两支俄国军队会合之前，法军对它们进行了分兵出击。勒库尔布将军攻占了圣哥塔和勒斯山谷。当他钳制住苏沃洛夫的时候，马赛纳向孤立困守在苏黎士城里的柯萨科夫发动进攻，并迫使他越过莱茵河。这是第二次苏黎士胜利（1799年9月25-27日）。然而，苏沃洛夫还是越过了圣哥塔，击败了勒库尔布的部队。但是，他很快遇到了得到马赛纳支待的莫尔蒂耶部队的阻击。于是他转而进攻坚守在兰特山谷的莫利托尔将军。由于没能通过隘口，他只得向沃拉尔贝格撤退。这样，瑞士又重新为法国人所掌握。狂怒的保罗一世于10月23日下令把部队全都召回俄国。
在荷兰，8月27日登陆的英俄联军遭到失败。约克公爵首先发动进攻。但是，1799年9月19日在卑尔根，10月6日在卡斯特里库姆他两度败于布吕纳的部队。18日他签订了撤离阿尔克马尔的协议。
1799年秋初，反法联盟军的进攻被粉碎，疆界的完整得到保障。波拿巴和他的埃及方面军对此没有作出任何贡献。相反，东方的钳制失败了。
远征埃及的失败源于阿布基尔的失利。法国军队陷入了死胡同。波拿巴赶在土耳其进攻之前于1799年2月向叙利亚进军。他在蒙塔鲍尔获胜，但在圣让达克尔失利了。因为后者有英国人在海上的支持。5月20日他只得下令向埃及撤退。然而，英国人部署在罗德岛的一支土耳其军队从阿布基尔登陆。这支部队1799年7月25日被波拿巴在阿布基尔就地击溃。虽然波拿巴是个胜利者，但是他的军队已经被当地的气候和战争拖得很虚弱。因此他仍然是自己发动的这场征战的俘虏。波拿巴认为局势已经不可挽回，于是把指挥权丢给了克莱贝尔，于8月带着两艘驱逐舰秘密离开埃及。他避开了英国巡洋舰，于共和八年葡月17日（1799年10月9日）在弗雷儒斯登陆。
外部危险被制止，温和的反动派占了上风。雾月2日（10月24日），元老院否决了加罗关于对接受损害法兰西领土完整的建议的入处以死刑的提议。更有意义的事情是强迫借款的原则遭到异议：雾月17日在五百人院，一个不知名的议员要求撤销这种“累进和专断”的借款。雾月18日的政变将使得有产者最终安下心来。
Ⅳ．共和八年雾月18日（1799年11月9日）
波拿巴于葡月17日（10月9日）在弗雷儒斯登陆，22日（10月14日）到达巴黎。这一消息十分惊人。《对外关系信使报》葡月23日写道：“波拿巴在法国登陆是人们已经听说多次但从未相信的事件之一”。同一天的《导报》写道：“……大家都如痴如醉。一直陪伴着波拿巴的胜利这时抢先了一步，他的到来对濒临死亡的反法联盟将是致命的打击。”
舆论把波拿巴看作康波福米奥的和平使者，是将能迫使欧洲再度恢复和平的人。确实，由于瑞士和荷兰战事的胜利，入侵的危险被排除了。战争结束了，在来年春天之前波拿巴不可能被任命指挥重大战役。他不愿意让督政府在没有他参与的情况下荣获恢复和平的功劳。于是，他开始向以西埃耶斯为主谋的、积极主张政变的人靠拢。
1．社会上的恐惧和宪法修正论
政治问题及其社会反响实际上升到首要地位。危险排除了，但是一切仍然悬而未决。对外战争还在继续，来年春天将重新开战。内战再度爆发。葡月22日（10月14日），朱安党人先后夺取了勒芒和南特，随后立即被赶走。但这是一次意义深长的警报。共和八年春天又将进行选举。无论保王派还是雅各宾派获胜，政府的稳定将会再度受到影响。共和三年的宪法是争论的中心：并非对它建立在纳税人基础上有异议，争论的焦点是它的自由主义和各方权力的平衡，尤其是每年一度两院1/3议员的更新。果月政变后，督政府已经通过建立潜在的独裁体制解决了问题。每年一度的选举对一切都提出了异议，必须使它不能如此频繁地进行这是早在花月22日之后多努提出的要求。他虽然是共和三年宪法的起草者之一，但是他对政府的不稳定已经感到厌倦。他既憎恶王政复辟，也讨厌民主化。在多努的周围，以《哲学旬报》为机关刊物的思想家们也怀有同样的感情。邦雅曼·贡斯当早在共和五年（1797年）春就发表了一部题为《政治反应》的著作，要求有一个“强有力和稳定的政府”：“只有它才能保证公民的入身安全和财产不可侵犯”。斯塔尔夫人自然同意这些观点。具有杰出宪法头脑的西埃耶斯是个宪法修正论者。国民主权的原则仍然是不可侵犯的：热月党资产阶级若要放弃这一原则就得否定自己，并且还会让神权的信徒占了便宜。因此就要把主权原则同建立一个稳定和强大的执行机构的要求调和起来。西埃耶斯设想用自行遴选代替选举，这将成为共和八年宪法的特点。热月党和督政府通过“2/3名额”法以及果月和花月的清洗，已经虚伪地使用过这种手段了。共和八年的宪法在许多方面都像是督政府宪法实践的必然结果。
雾月政变的社会基础说明了它轻易成功的原因所在。假如不符合新社会统治阶级的要求，它就不会成功。热月派确认了保守资产阶级的优势和政治权力。督政府捍卫了这些特权。但是在共和七年，雅各宾势力的高涨仿佛威胁到了有产者的特权。社会上再次出现恐怖情绪，它构成了宪法修正论的牢固基础。在革命过程中产生的新社会的两种人，特别希望安宁和社会稳定。
首先是有产业的农民。他们希望和平地劳动，社会秩序不被经常不断的抢劫所扰乱。他们仇视任何复辟企图，因为复辟就会恢复什一税和封建权利，停止出售国有财产，从而影响他们和平地享用自己的产业。但是，他们也同样惧怕人民运动的高涨，那样只会引起“无政府主义”，为实行“土地法”和瓜分财产开方便之门。他们准备支持确实能对付这两种危险的政权。
另外是商业资产阶级。他们看到自己事业的兴旺因政权不稳定和战争连绵不断而受到影响。他们认为强迫借款可能导致税务平等，因而对此十分害怕，认为这是不折不扣的“土地法”。他们希望有一种政治制度能保护其利益，永远保障其权利，使他们能加紧经济革新。商业资产阶级和有产业的农民构成了执政府和第一帝国的社会基础。大部分显贵都来自他们的行列。
对共和三年宪法的修改程序在它的第13条里已有规定。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程序，要求两院进行连续3次投票，召集“修改宪法会议”，整个过程需历时9年。既然不可能这么办，于是只有政变。西埃耶斯下定了决心。但是，还必须像果月18日政变一样，求助军队迫使两院的多数就范。不过，共和五年的多数派是保王派，而共和八年的多数派却是共和派。儒贝尔将军感到自己能领导这次行动便表示同意。但是，1799年8月15日他不幸战死在诺维。西埃耶斯转向莫罗，但莫罗犹豫不决。正在这时波拿巴登陆了。莫罗对西埃耶斯说：“这就是你们需要的人。”他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他那能引起幻想的雅各宾派经历，他的威望和野心，他毫无顾忌的行为以及他擅自抛开埃及指挥权所造成的困境，这些都为他发动政变创造了条件。
政变的准备进行得很迅速。塔莱朗在波拿巴和西埃耶斯之间调停。其他督政官中，被迫恪守中立并表示同意；罗歇·迪科像影子一样追随西埃耶斯。元老院议长被收买了。雾月1日（1799年10月23日），吕西安·波拿巴被选为五百人院议长。军队的经费主要由被雾月7日（1799年10月29日）的法律激怒的供应商提供，因为这项法律剥夺了他们优先由国库支付的权利。阴谋家把要求全面和平的愿望和修改宪法巧妙地结合起来。更有甚者，他们利用社会恐惧驾驭两院，使资产阶级对他们肃然起敬。因为平等派恐怖主义的阴影再次引起资产者惊恐万状，甚至斯塔尔夫人也可为此作证。
半官方的《导报》于雾月19日（1799年11月10日）写道：“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包括自由、产业以及保证它们的宪法在内的一切都不可能再恢复了。”《导报》还指出：“强迫借款这项强盗法律毁坏了我们的财政，人质法给我们带来了内战，共和八年的一部分收入被征收吞噬了，任何信贷都不复存在。”
共和二年的幽灵萦绕着资产阶级。它渴望永远摆脱这一幽灵。
2．政变
雾月18日（1799年11月9日），元老院于清晨7点开会。一些部队借口检阅，集结在杜伊勒利宫。一个不知名的议员以这时起决定性作用的大厅巡视委员会的名义，揭发一起虚无缥缈的阴谋（“阴谋家……只待发出信号就会举起匕首向全民代表机构的成员刺去”）。第二天的《导报》更加明确地或更有创造性地提到了雅各宾派的计划：“改两院为国民公会，排除不合他们口味的人，把政府交给一个救国委员会。”
元老院根据共和三年宪法第102条的规定，投票决定把两院迁往圣克鲁。波拿巴将军“负责执行此项法令”，巴黎的部队归他指挥。这是非法的措施，因为它属于督政府，而不属元老院的权限范围。督政府就这样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甚至连它的卫队也归波拿巴指挥），它只得屈从。辞职隐退到自己的庄园格罗布瓦。穆兰气急败坏，但又无能为力，他和戈耶被莫罗监禁起来，直到他们辞职为止。关于这一天的意义，雾月19日的《导报》是这样阐明的：“入们议论关于强迫借款法和人质法的报告，以及不再增添流亡者名单间题。”
雾月19日（1799年11月10日）下午1点左右，两院在圣克鲁集会。波拿巴在城堡周围集结了4 000-5 000部队。在元老院，前一天缺席的议员要求作出解释，并对是否存在什么阴谋提出怀疑。在吕西安·波拿巴主持的五百人院，从会议一开始左派就用唱名的方式强迫每个议员上讲台重新宣誓忠于宪法。事情可能要拖延下去。于是波拿巴出面干涉。
在元老院，他保证忠于共和国，否认自己想要“建立一个军政府”，并且控告五百人院里“有人企图恢复国民公会、革命委员会和断头台”;他对可能反对他的“正直的”战友们进行干预的人发出威胁：“我已看到战友们的刺刀。”至于宪法，它已“遭到了3次蹂躏”，不复存在了。“督政府也不存在了”。最后他允诺：“致使我拥有这些特别权力的危险状态一经消失，我就放弃这些权力。”
波拿巴在掷弹兵和将官们簇拥下来到五百人院。全体议员顿时站了起来，因为不经召唤波拿巴没有权利进入议会大厅。有的议员抓住他的衣领，推搡他。有人则高喊：“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打倒独裁者！”波拿巴只得在几名士兵保护下退出会场。讨论在混乱中继续进行。吕西安竭力为其兄辩护，但不起作用。一队士兵奉波拿巴之命把他劫走。军队，特别是两院的卫队犹豫不决。吕西安骑在马上鼓动他们。他谴责一小撮手持匕首的代表企图暗杀他们的将军，恐吓大多数议员。他终于说服了士兵，他们出动了。一队士兵在米拉和勒克莱尔率领下，敲着战鼓进入橙园大厅，驱散议员。议员们高呼着“共和国万岁”离开会场。
当天晚上，元老院的多数议员和五百人院的少数议员着手组织了临时执政府。他们宣告督政府不复存在，并把62名“经常胡作非为”“的议员从全民代表机构里开除出去。成立了一个由西埃耶斯、罗歇·迪科和波拿巴3名执政官组成的执政委员会，他们——“法兰西共和国执政官”被授予指导政府的全权。议会两院被两个各由25人组成的委员会替代。后者被赋予投票通过执改官提出的法律、准备修改宪法的权力。根据第12条，该宪法的目的是“确认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国人民的主权、统一与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代议制、分权、自由、平等、安全和财产权。”
最后，元老院取消了使供应商惶惶不安的措施，恢复由国库支付他们的优先权。3名临时执政官宣誓后回到了巴黎。
一份张贴在巴黎的通告（雾月24日），即1799年11月14日的《导报》提请人们注意这份通告充分表达了政变后资产阶级的愿望：
“法国需要实现伟大和持续的事业。动荡把它毁了，现在它祈求安定。它不要王政，王政已被废除。它需要执法的权力机构行动一致。它要一个独立、自由的立法机构……它希望代表们属于稳健的保守派，而不属于动乱的革新派。总之，它要采摘10年牺牲结出的果实。”
现在要最终结束革命时代了。巩固应取代动乱，有产者的社会优势地位应最终确立。在这方面，雾月政变同热月以及1789年的路线完全一致。如果说资产阶级愿意加强行政权，恢复政府行动的一致性，它并没有放弃实施自由的权利，只要这对它的私利有好处。然而，事态的发展使资产阶级的打算成为泡影。雾月分子企图建立的专制制度，很快变得只对波拿巴的个人权力有利。社会显贵的共和国转变成军事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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