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分地只用了四个小时就人人满意，这怕是海专精算学家做梦也不敢想象的：一群大字不识的农民，有什么能耐去干这种脑力活呢？可实际上，不需要给他们抽象解释群众的活动机制，只要把这件事甩在他们脸上即足矣。工厂内的生产组织，与之又能相差多少呢？行政管理工作又如何呢？
另外，实践上不信任群众的可不止这些人，天天说着群众是天才的人，也会这个在群众除生产工作以外最擅长的领域要求他们止步，把他们的权力缩减为投票、投票、再投票，提意见、提意见、再提意见，这大概是一种过渡时期特有的精神分裂症候。如果所谓“工作场所民主”也只有投票和提意见而已，那它就一定要复制它的镜像，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缺点——除非再向前一步，由劳动者直接管理生产。农民们已经告诉过我们这样做的效果了，在四个小时一个村子的事实面前，一切有关“效率”“人性”的批评都显得苍白无力。
（录入者 江风 按）
全慰天曾任清华大学社会系助教，后任人民大学的史学教授，长期研究近代经济史。他的这篇记录，比陈体强的上一篇，甚至更深刻些，虽然表面看来掺杂了不少“毛主席好英明啊！”“感谢毛主席啊！”之类套话。
在谈到土改期间的大众教育时，他指出：
在土改中作宣传教育工作时，我们又把这些文献中本来简要的内容更加简要地向群众说明，如：“地主是我们的敌人”、“中贫农是一家”、“没收地主全部土地，征收富农出租土地”、“中农坚决不动”、“毛主席是咱们大救星”等，无论在大会小会上，总得讲几遍。从土改工作开始到完成，几乎有机会便说。简明扼要的说，不惮重复的说。
不但如此，还要群众按闾分组开“片儿会”，大家讨论，大家说说。有点像旧私塾先生要学生背书的样子，背了一遍又一遍，不但顺背，而且倒背。
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解释说：
“群众学习土改政策为了马上就要实践，硬是要把地主打倒，把土地分到手的实践。为了防止在实践中发生偏向，铸成大错，所以一定要大家都把政策学得烂熟。这不是为学习而学习，不能儿戏”
被统治阶级对涉及财产关系、权力与管理等问题，通常是麻痹、回避的。用有关的具体纲领口号，即所谓“政策”，反复的刺激大众，正是为了引导群众进入到阶级斗争的领域，面对过去回避的，熟悉过去陌生的，思考过去默认的。
在谈到农民如何迫使地主低头时，他指出：
农民情绪发展到高潮，一致大叫：“给我跪下来，向群众低头！”等到李大肚子的老婆跪下时，大家便又拍掌大笑，奚落她一番。又一次小组会上农民又瞧见了工作组老杨同志要李大肚子自己打了几耳光，并且低头，向大家九十度鞠躬。这些在农民看来是天大的事，不能不感到自己在政治上的的确是翻了身，作了主人。
这样的尊卑颠倒，正是阶级社会日常秩序的颠覆。
（李星 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