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潘涅库克

World Revolution and Communist Tactics

世界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策略

潘涅库克（Anton Pannekoek）

1920年
Coward 译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pannekoe/1920/communist-tactics.htm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一


　　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是由两种力量促成的，一种是物质力量，另一种是精神力量，后者起源于前者。经济的物质发展产生了意识，激活了革命的意志。马克思主义科学，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催生的，首先形成了社会主义政党的理论，随后又形成了共产主义政党的理论，它使革命运动具有深刻而有力的思想统一性。当这一理论逐渐渗透到一部分无产阶级的时候，群众自身的经验必然会促进人们切实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已经行不通了。现在，世界大战和经济的迅速崩溃，使革命成为了客观上的必要，但是群众还没有从思想上掌握共产主义：而这一矛盾使革命成为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是各种矛盾、犹豫和挫折的根源。尽管如此，理论本身现在又获得了新的动力，并迅速地在群众中扎根；但这两个过程都不可避免地被突然出现的实际问题所阻碍。

　　就西欧而言，革命的发展主要是由两种力量决定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崩溃和苏俄的榜样。无产阶级为什么能够在俄国如此迅速地、相对轻松地取得胜利？这是因为资产阶级软弱无力，无产阶级与农民建成了联盟，革命发生在战争期间，在此不必赘述。在苏俄，劳动人民是统治者，在这个国家里，劳动人民废除了资本主义，开始建设共产主义，这个例子给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这个例子本身并不足以刺激其他国家的工人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自身的物质环境对人的影响是最强烈的；所以，如果本国的资本主义毫发无损，那么来自遥远的俄国的消息就不会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人们充满了恭敬的敬仰，但却是以一种胆怯的、小资产阶级的方式，他们没有勇气通过行动来拯救自己、俄国和整个人类”，这就是罗格斯[1]从俄国回到西欧后对群众的印象。当战争结束时，这里的每个人都希望经济迅速好转，而说谎的报刊把俄国描绘成一个混乱和野蛮的地方；于是群众等待时机。但此后，情况却恰恰相反：混乱在传统的文明之乡蔓延，而俄罗斯的新秩序却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力量。现在，群众也在这里骚动起来。

　　经济崩溃是对革命最有力的鞭策。德国和奥地利在经济上已经完全崩溃，一贫如洗，意大利和法国也在无可奈何地衰退。英国已经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以至于政府的大力重建能否避免崩溃都成了疑问，而在美国，危机的迹象已经初现端倪。而在每一个国家都出现了类似的事情，群众中的动乱正在增长；他们在巨大的罢工运动中与贫困作斗争，这对经济的打击更大；这些斗争正在逐渐发展成为有意识的革命斗争，而且，群众在信念上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们却越来越多地沿着共产主义给他们指明的道路前进，因为实际的需要正在驱使他们朝这个方向前进。

　　随着这种必要性和情绪的增长，共产主义先锋队在这些国家得以发展；这支先锋队明确地认识到了目标，并在第三国际中重新组织起来。这个革命发展过程的显著特点是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鲜明分离。这种分离，在因《凡尔赛条约》而陷入经济危机的中欧国家最为明显，在这些国家，为了拯救资产阶级国家，必须让社会民主党掌权。在那里，危机是如此深刻和不可补救，以至于激进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即独立社民党，正在迫切要求归附莫斯科，尽管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坚持旧的社会民主党的方法、传统、口号和领袖。在意大利，整个社会民主党都加入了第三国际；群众不断进行反对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小规模战争，激进的革命情绪在蔓延，使我们可以忽略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理论上的混合。在法国，共产主义团体最近才从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运动中脱离出来，现在正朝着组建共产党的方向发展。在英国，战争对旧的、熟悉的条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产生了共产主义运动，它几个不同来源的团体和党派，有着新的组织形式。在美国，有两个共产党脱离了社会民主党，而后者也与莫斯科结盟。

　　苏维埃俄国出乎意料地抵御了反动的冲击，迫使协约国进行谈判，也给西方的工人政党留下了新的有力印象。第二国际正在瓦解；在群众日益增长的革命情绪的推动下，中派已经开始向莫斯科靠拢。这些团体开始自称共产党人，但他们的观点却没有大的改变，他们正在把旧社会民主党人的观念和方法转移到新的国际中去。现在出现了一种与原来完全相反的现象：随着他们加入第三国际或宣布赞成第三国际的原则，就像上面提到的独立社民党一样，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尖锐区别又一次消失了，这表明这些国家的革命时机更加成熟了。虽然第三国际坚持某种原则，试图将这些党派挡在第三国际之外，但它们还是渗透到每个国家革命运动的领导层中去，对新的口号阳奉阴违，保持自己对激进群众的影响。每一个统治阶层都是这样表现的：它不允许自己与群众割裂开来，而是把自己变成“革命的”，以便通过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地削弱革命。而许多共产党人往往只看到了我们因此而增加的力量，而没有看到我们的弱点也在增加。

　　随着共产主义的出现和俄国的例子，无产阶级革命似乎获得了一种简单、直接的形式。但实际上，现在所遇到的各种困难，表明它是一个极其复杂而艰巨的过程，并指出了它的原因。

二


　　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方案和策略，并不是从抽象的原则中产生的，而是由经验、由现实的生活实践决定的。共产党人的目标和手段，必须在以往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加以阐述，因为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俄国革命和德国革命到现在为止所走过的道路，代表了我们迄今所能得到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动力、条件和形式的一切证据。

　　俄国革命使无产阶级的政治控制力以惊人的速度上升，完全出乎西欧观察家们的意料，虽然它的原因是清楚可辨的，但从我们现在在西欧所遇到的困难来看，它已显得越来越惊人。它最初的影响必然是，在热情初起的时候，人们低估了西欧革命所面临的困难。在世界无产阶级的眼前，俄国革命把新秩序的原则以其全部光辉和纯洁的力量——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民主新模式的苏维埃制度、工业、农业和教育的重新组织——展现出来。在许多方面，它把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内容描绘得如此简单、清晰和全面，几乎可以说是田园风光，似乎没有什么比效仿这个榜样更容易了。然而，德国革命已经表明，这并不那么简单，在德国崭露头角的力量，大体上在欧洲其他地区都在发挥作用。

　　当德国帝国主义在1918年11月垮台时，工人阶级完全没有做好夺取政权的准备。由于在思想上和精神上都被四年的战争打碎了，而且还陷于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之中，在最初的几周内，虽然政府的权威已经失效，但工人阶级无法明确认识自己的任务；密集但短暂的共产主义宣传不能弥补这一不足。德国资产阶级从俄国的例子中学到的东西比无产阶级多；为了麻痹工人的警惕性，它把自己打扮得非常革命，并立即开始重建自己的权力机关。工人委员会自愿把权力交给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和民主议会。仍然拿着武器当兵的工人不是解除了资产阶级的武装，而是解除了他们自己的武装；最活跃的工人团体被新成立的白卫兵粉碎，资产阶级组建了武装民兵。在工会领导层的纵容下，现在手无寸铁的工人一点一点地被剥夺了革命的果实。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就这样被带刺的铁丝网堵住了，它使资本主义得以幸存，但也将使它陷入更深的混乱。

　　当然，在德国革命过程中获得的这些经验不能自动应用于西欧其他国家；革命的发展在那里将遵循其他路线。权力不会因为政治军事上的崩溃而突然落入毫无准备的群众手中；无产阶级将不得不为之进行艰苦的斗争，并在赢得权力时变得更加成熟。11月革命后在德国热火朝天地发生的事情，正在其他国家静悄悄地发生：资产阶级正在吸取俄国革命的教训，为内战作军事准备，同时用社会民主主义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欺骗。但是，尽管有这些差异，德国革命还是表现出某些普遍的特点，并提供了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教训。它使人们认识到，西欧的革命将是一个缓慢的、艰巨的过程，并揭示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力量是什么。西欧革命发展的缓慢节奏虽然只是相对的，但却引起了各种派别的冲突。在革命快速发展的时期，战术上的分歧很快就会在行动中被克服，或者干脆察觉不到分歧；密集的原则性鼓动澄清了人们的思想，与此同时群众涌入其中，政治行动也会推翻旧观念。然而，当一个外部停滞期来临的时候；当群众不再热情，革命口号似乎不再能够抓住人们的想象力的时候；当困难不断增加，对手似乎越战越勇的时候；当共产党仍然软弱无力，屡战屡败的时候——就会出现观点分歧，寻求新的行动路线和新的战术方法。于是，就出现了两种主要的派别，这两种派别在每个国家都可以看到，虽然每个地方都有差异。一派试图通过言语和行动来革新和澄清人们的思想，并为此试图让新的原则与旧的、已接受的观念形成最鲜明的对比。而另一种则试图把仍处于旁观状态的群众吸引到实际活动中来，因此强调的是一致而不是分歧，试图尽可能避免任何可能使他们望而却步的事情。前者力图在群众中形成明确的、尖锐的分离，后者力图团结；第一派可称为激进主义，第二派可称为机会主义。鉴于西欧目前的形势，一方面革命遇到了强大的障碍，另一方面苏联对反动派的坚决抵抗给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可以预期，会有更多的工人团体涌入第三国际；因此，机会主义无疑将成为共产国际的一股强大力量。

　　机会主义并不必然意味着柔顺、和解的态度和词汇，激进主义也不必然意味着更尖锐的态度，相反，狂热而尖锐语言中往往说明缺乏明确的、有原则的策略；事实上，在革命形势下，突然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伟大的革命事迹上，是机会主义的特点。它的本质在于总是考虑眼前的问题，而不是考虑未来的事情，而且只停留在现象的表面，而看不到决定性的深层基础。当目前的力量不能立即实现某种目标时，它往往会用另一种方式，用迂回的方法来实现这个目标，而不是加强这些力量。因为它的目标是眼前的成功，为此它牺牲了未来持久成功的条件。它的理由如下：通过与其他“进步”团体结成联盟，通过对过时的观念作出让步，往往可以获得权力或至少分裂敌人——资本家阶级联盟，从而为斗争带来更有利的条件。这是事实，但在这种情况下，权力总是变成一种假象，是个别领导人行使的个人权力，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权力；这种矛盾带来的只有混乱、腐败和冲突。在征服政府权力时，如果工人阶级没有充分准备行使其霸权，就会再次失去，否则就不得不向反动势力做出许多让步，以至于形成内耗。敌对阶级的分裂——这是改良主义大肆宣扬的口号——是表面的，资产阶级在心里还是团结在一起，这反而会欺骗、迷惑和削弱无产阶级。当然，在正常条件未满足之前，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先锋队可能不得不接管政治权力；但只有群众因此变得明确、深刻、团结和自主，才有进一步向共产主义发展持久动力。

　　第二国际的历史上充满了这种机会主义政策的例子，它们也开始出现在第三国际中。它包括寻求非社会主义工人团体或其他阶级的援助，以达到社会主义的目标。这就导致策略变得腐败，最后走向崩溃。现在第三国际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因为那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平静时期已经结束了，当时最好意义上的社会民主不过是用原则性的政策与混乱作斗争，为未来的革命时代作准备。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崩溃了；不能等到我们的共产主义宣传赢得多数人时再展开行动；群众必须介入，而且要尽可能迅速地介入，才能使他们自己和世界免于灾难。当需要群众的时候，一个小党，无论多么有原则，又能做什么呢？机会主义努力地试图以最快的速度聚集最广大的群众，难道不是由需要所决定的吗？

　　一个大的群众党或不同党派的联盟与一个小的激进党派一样，不可能进行革命。革命是在群众中自发地爆发出来的；一个党所煽动的行动有时可以触发革命（这是一种罕见的情况），但不是决定性的力量，这种决定性的力量，在群众无意识的深处和世界政治的重大事件中。革命党的功能就在于事先宣传明确的认识，使整个群众中有知道必须做什么的分子，他们有能力自己判断形势。而在革命的过程中，党必须提出群众自发行动的纲领、口号和指示，这些纲领、口号和指示是群众公认的正确的，因为他们发现这些纲领、口号和指示以最充分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目的，从而达到更明确的目的；党就是这样来领导斗争的。只要群众仍然不积极，这似乎就是一种没有回报的策略；但原则的明确性对许多起初退缩的人有潜移默化的作用，革命会显示出它的积极力量，使斗争有明确的方向。另一方面，如果试图通过淡化原则、结成同盟、做出让步来组建一个大党，那么这就使得混乱的分子在革命时期能够获得影响，而群众却无法看穿他们的不足。对传统观点的顺从，是企图获得权力，而没有思想上的革命作为前提，因此，它阻碍了革命的进程。这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只有最激进的思想才能在群众参与革命后对他们产生影响，而只要革命还没有进行，温和的思想就能满足他们。革命同时涉及到群众思想的深刻动荡，它为此创造了条件，本身也受其制约；因此，革命的领导权就落在了共产党身上，因为它的原则毫不含糊，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与强烈而鲜明地强调新的原则——苏维埃制度和专政——以区别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不同，第三国际中的机会主义尽可能地依靠第二国际的斗争形式。俄国革命用苏维埃制度代替了议会活动，并在工厂的基础上建立起工会运动，西欧的第一个冲动就是效仿这个榜样。德国共产党抵制国民议会的选举，并开展运动，要求在组织上立即或逐步脱离工会。然而，当革命在1919年停滞不前时，德共中央委员会采取了不同的策略，选择了议会制，支持旧的工会联合会，反对产业工会。这背后的主要论点是，共产党不能失去对群众的领导，因为群众仍然完全以议会的方式思考问题，所以通过选举运动和议会演说才能最多地接触到他们，而且通过进入旧工会，他们的成员增加到700万。在英国，从英国社会党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同样的想法：他们不想与工党决裂，虽然工党属于第二国际，但他们害怕失去与广大工会会员的联系。这些论点在我们的朋友卡尔-拉狄克那里得到了最鲜明的表述和论证，他在柏林监狱里写的《世界革命的发展和共产党的任务》可以说是共产主义机会主义的纲领性论述[2]，这里认为，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共产主义应该利用一切宣传手段，议会活动和工会运动仍将是无产阶级的主要武器，新的目标是逐步实行工人控制。

　　为了检验这种观点是否正确，我们将考察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条件和困难。

三


　　人们一再强调，革命在西欧需要很长时间，因为这里的资产阶级比俄国的资产阶级强大得多。我们来分析一下这种力量的基础。这种力量来自于他们的人数吗？无产阶级群众的人数要多得多。来自于资产阶级对整个经济生活的掌握吗？这当然曾经是一个重要的力量因素；但是他们的霸权正在消退，在中欧，经济已经完全崩溃。来自于他们对国家的控制，以及国家的一切强制手段？当然，国家总是用后者来压制无产阶级，这就是为什么征服国家政权是无产阶级的首要目标。但是在1918年11月，德国和奥地利的资产阶级失去了政权，国家的强制机器完全瘫痪了，处于群众的控制之下；而资产阶级却能把这 个国家政权重新建立起来，再次征服工人。这证明，资产阶级拥有另一个隐蔽的力量源泉，这个力量源泉没有受到打击，因此它使资产阶级能够逆境中重新建立起自己的霸权。这种隐藏的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思想控制。由于无产阶级群众仍然完全受资产阶级思想的支配，他们在资产阶级崩溃后，用自己的双手恢复了资产阶级的霸权[3]。

　　德国的经验使我们面对西欧革命的主要问题。在这些国家，旧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和与之相伴几百年文明，深深地影响人民群众的思想和感情。因此，这里的群众的心态和内在品格，与东方国家完全不同，因为东方国家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文化的统治；这就是东西方革命地不同之处。在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自中世纪以来，就有一个以小资产阶级和原始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的强大的暴发户阶级；随着封建主义的衰落，在农村也成长起一个同样强大的独立的农民阶级，在这个阶级中，有许多个体户。资产阶级意识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坚实的民族文化，特别是在率先发展资本主义的英、法等海洋国家。在19世纪，整个经济受制于资本，最边远的农场也被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贸易体系，加强和完善了这种民族文化，报刊、学校和教堂的心理宣传把这种文化牢牢地嵌在群众的头脑里，包括进城和留在乡村的无产阶级。不仅在资本主义的故乡是这样，在欧洲人建立新国家也是这样，比如美洲和澳大利亚，中欧、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国也是如此，但是形式有所不同，这些国家直到那时还停滞不前，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浪潮却能与旧的、落后的小农经济和小资产阶级文化相联系。但是，当资本主义进入东欧各国时，它遇到了非常不同的物质条件和传统。在俄国、波兰、匈牙利，甚至在易北河以东的德国，都没有长期支配精神生活的强大资产阶级，是原始的农业条件决定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有大规模的土地财产、宗法封建主义和村社共产主义。因此，在这里，群众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是比较原始、简单、开放的，就像一张白纸一样。俄国人自称是工人新世界的先锋，西欧的社会民主党人常常惊讶地嘲讽这种"无知"。在提到这些社会民主党人时，一位出席阿姆斯特丹共产主义会议的英国代表[4]非常正确地指出了两者的区别：俄国人可能更无知，但英国工人被塞满了偏见，所以向他们宣传共产主义就更难了。这些“偏见”只是资产阶级心态的表面，或者说外在的一面，这种心态浸透了英国、西欧和美国的大多数无产阶级。

　　这种心态的全部内容与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对立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几乎不能用几句话来概括。它的主要特征是个人主义，它起源于早期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劳动形式，新的无产阶级共同体意识和接受纪律的必要性，只能逐步取代这种个人主义——这种特征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可能最为明显。个人的视野只限于他的工作场所，而不是拥抱整个社会；分工原则显得如此绝对，以至于政治本身，即整个社会的政府，不是被视为每个人的事，而是统治阶层的专业，是特定专家、政治家的专门领域。资产阶级文化以其数百年的物质和知识商业、文学和艺术，将自己嵌入无产阶级群众之中，并产生一种民族团结的感觉，这种感觉扎根于无意识之中，比外在的冷漠或表面的国际主义更深刻；这种感觉可以潜在地表现为民族阶级团结，并极大地阻碍了国际行动。

　　在无产阶级中，资产阶级文化主要是作为一种传统思想而存在的。陷于其中的群众用意识形态而不是现实来思考：资产阶级思想一直都是意识形态。但是，这种意识形态和传统并没有结合起来，前几个世纪无数次阶级斗争中遗留下来的精神反射，变成了政治和宗教的思想体系，把旧的资产阶级世界，包括诞生于它的无产阶级，按照意识形态的观点划分为团体、教会、派别、党派。因此，资产阶级的过去在无产阶级中也是作为一种组织传统而存在的，它阻碍了创造新世界所必需的阶级团结；在这些陈旧的组织中，工人成了资产阶级先锋队的追随者和信徒。在这些意识形态斗争中，正是知识分子提供了领袖。知识分子——牧师、教师、文人、记者、艺术家、政治家——构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阶级，其职能是培养、发展和宣传资产阶级文化；它把这种文化传授给群众，并在资本霸权和群众利益之间充当中介。资本霸权的根源在于这个集团对群众的思想领导。因为即使被压迫的群众经常反抗资本及其机构，但也只是在知识分子的领导下进行的；而一旦这些领袖公开站到资本主义一边，在这种共同斗争中赢得的坚定团结和纪律，随后就会成为资本主义最强有力的保障。因此，衰落的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基督教意识形态，作为他们反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表现形式，已经成为一种有生命力的力量，但在这之后，它往往就变成了一种反动制度，保护着国家，就像文化争端（kulturkampf）[5]后德国的天主教一样。[6]尽管社会民主主义做出了很大的理论贡献，但它灭有摧毁上升中的工人队伍中的旧意识形态，在这方面它所起的作用和天主教大体相同，这是历史要求它做的：它使无产阶级群众在精神上依赖政治领袖和其他领袖，而这些领袖作为专家，去管理一切影响本阶级的重要事务，而不是由群众亲自动手。在半个世纪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形成的坚定团结和纪律并没有埋葬资本主义，因为它代表的是领导和组织统治群众的力量；在1914年8月和1918年11月，这些组织和领袖，使群众成为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工具。资产阶级过去对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影响，意味着在西欧许多国家，例如在德国和荷兰，无产阶级被分成了意识形态上对立的集团，阻碍了阶级的团结。社会民主主义最初是想实现这种阶级团结，但部分由于它的机会主义策略，即用纯粹的政治政策代替阶级政治，它在这方面没有成功：它只是使对立团体的数量增加了一个。

　　在群众被逼到绝望和行动的危机时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群众的控制，不能阻止这种传统的力量暂时发挥作用，如1918年11月的德国。但是，意识形态又会再次出现，并把暂时的胜利变成失败。在我们看来，构成资产阶级观念霸权的具体力量，可以从德国的情况中看出。它体现在对"民主"等抽象口号的崇尚；体现在旧的思想习惯和纲领观点的力量，如通过议会领袖和社会主义政府来实现社会主义；体现在在无产阶级缺乏自信，比如一连串有关俄国的肮脏谎言对群众的影响；体现在群众对自己的力量缺乏信心；但最重要的是，体现在他们对党、对组织和领导人的信任，这些领导人象征着他们的斗争、革命目标和理想主义。组织的巨大精神、道义和物质力量，这些由群众自己用多年的努力艰辛地创造出来的巨大机器，化身为属于一个时期的斗争形式传统，在这个时期，工人运动是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的一个部分，但现在，它却粉碎了在群众中再次燃起的革命倾向。

　　这个例子不会是唯一的。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迅速崩溃与无产阶级精神上的不成熟（体现在资本主义传统对无产阶级的影响），这二者之间存在矛盾。这种矛盾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因为无产阶级不可能在繁荣的资本主义内部达到精神上的成熟，这只能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来解决，在这个过程中，自发的起义和夺取政权与挫折交替出现。因此，让无产阶级长期徒劳地使用新旧斗争手段冲击资本堡垒，直到最终彻底征服资本堡垒，这种革命战略是行不通的；而拉狄克所提出的长期拉锯和精心设计的围攻战术也因此落空。战术问题不在于如何尽快赢得权力，因为这种权力是虚幻的，这对共产党人来说是在投机取巧，而是如何在无产阶级中建立持久的阶级权力的基础。任何“坚决的少数派”都不能解决只有整个阶级行动起来才能解决的问题；如果民众无动于衷地允许这种夺取权力的行为，并不能说明群众真的很被动，而是共产主义还没有赢得他们的支持，而且他们还可以作为反动的积极追随者，随时准备围攻革命。而“手握绞刑架的联盟”不过是掩盖了这种站不住脚的党的专政。[7]当无产阶级的巨大起义摧毁了资产阶级的破产统治，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最鲜明的先锋队，接管了政权，这时它的任务只有一个——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铲除无产阶级软弱的根源，加强无产阶级的力量，使它能够完全投身于未来的革命斗争。这就意味着让群众自己达到最高的活动水平，激发他们的主动性，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使他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成功地执行后者。这就使得必须打破传统组织形式和旧领袖的统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和他们一起组成联合政府；必须发展新的形式，巩固群众的物质力量；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重新组织生产和防御，以抵御资本主义的外部进攻，这也是防止反革命的前提条件。

　　资产阶级之所以在这个时期仍然拥有力量，就在于无产阶级缺乏自主性和独立精神。革命发展的过程就是要让无产阶级把自己从这种依赖、从过去的传统中解放出来——而这只有通过自己的斗争经验才能实现。在一些地方，资本主义已经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制度，工人已经同它进行了几代人的斗争，无产阶级在每一个时期都不得不采取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斗争方法、形式和辅助手段，但是这些方法、形式和辅助手段很快就不再被看作是暂时的权宜之计，而是被当作持久的、绝对的、完美的形式来崇拜；因此，它们后来就成了不得不打破的束缚。在阶级陷入不断的动荡和迅速发展的情况下，领袖们却停留在特定的阶段，作为特定阶段的代言人，他们的巨大影响力会阻碍运动的发展；行动形式变成了教条，组织本身成为了目的，从而更难以调整方向，难以重新适应变化了的斗争条件。阶级斗争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必须克服以前各阶段的传统，才能清楚地认识自己的任务，并有效地执行这些任务——只不过现在发展的速度要快得多，这一点在现在仍然适用。因此，革命是通过内部斗争的过程发展起来的。正是在无产阶级自身内部形成了它必须克服的阻力；而在克服这些阻力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克服了自身的局限性，走向了共产主义的成熟。

四


　　议会活动和工会运动是第二国际时期的两种主要斗争形式。

　　第一国际对属于前资本主义、小资产阶级时期的原始观念提出了异议，并根据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把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特点界定为：无产阶级为争取生存资料，不断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这种斗争最终将夺取政治权力。这是第二国际斗争策略的基础。当资产阶级革命和武装起义时期结束后，这种政治斗争只能在旧的或新建立的民族国家的框架内进行，工会斗争往往受到更严格的限制。因此，第一国际必然要解体；而探索新战术的斗争，第一国际也无法实行，这使它爆裂开来；同时，旧的斗争观念和方法的传统在无政府主义者中仍然存在。第一国际把新的策略遗留给那些必须将其付诸实践的人，即在各处兴起的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是这些工会和社民党的一个松散联合会，在它刚出现时，它确实还得以无政府主义的形式与传统作斗争；但第一国际的遗产毫无疑问是它的战术基础。今天，每一个共产党人都知道为什么这些斗争方法在当时是必要的和富有成效的：当工人阶级在上升的资本主义内部发展的时候，它还没有能力建立能够使它控制社会的机关，甚至也不能设想这样做的必要性。它必须首先在思想上进行定位，学会理解资本主义及其阶级统治。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社会民主党，必须通过它的宣传揭示这种制度的本质，通过提出阶级要求向群众表明自己的目标。因此，它的发言人有必要进入议会这个资产阶级统治的中心，以便发出自己的声音，参加各政党之间的冲突。

　　当无产阶级的斗争进入革命阶段时，事情就会发生变化。我们在这里并不关心议会制为什么不能作为群众的政府制度，为什么必须让位于苏维埃制度，而是关心无产阶级利用议会作为斗争手段的问题[8]。在议会活动中，只有领袖积极参与，而群众本身在其中起从属作用。个别代表进行主要战斗；这必然会引起群众的幻想，认为别人可以替他们进行战斗。过去人们相信，领袖可以在议会中为工人争取到重要的改革；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议员可以通过议会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现在，议会主义的主张越来越温和，人们听到这样的论调：议会中的代表可以为共产主义的宣传作出重要贡献[9]，但这总是意味着领袖承担主要责任，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专家会决定政策——即使这是在民主的辩论和代表大会的决议的面纱下进行的；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就是一系列诱导其成员自己决定政策的尝试，但是都没有成功。在无产阶级进行议会斗争的时候，在群众还没有建立起自我行动的机关的时候，在革命还没有进行的时候，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而一旦群众开始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干预、行动和决策，议会斗争的弊端就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正如我们在上面所论证的那样，我们的战术问题是如何根除传统的资产阶级心态，这种心态麻痹了无产阶级群众的力量；一切有利于旧思想的东西都是有害的。这种心态中最顽强、最难对付的因素是对领袖的依赖，群众让领袖来决定一般问题，管理本阶级的事务。议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倾向于抑制群众的自主活动，而这种活动是革命所必需的。在议会中可以发表精美的演说，劝告无产阶级采取革命行动；然而，革命的根源并不在于这种言论，而在于没有其他选择的硬性需要。

　　革命不只是推翻一个政府，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这种攻击不能由领袖们召唤出来，而只能从群众的深刻冲动中产生。革命需要进行社会重建，需要作出艰难的决定，需要整个无产阶级参与创造性的行动——一开始只有先锋队，然后是越来越多的人自己动手，知道自己的责任，调查、鼓动、搏斗、奋斗、反思、评估、抓住机会并采取行动，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所有这些都是困难的、费力的；因此，只要工人阶级认为需要别人代表它行动，需要在高台上鼓动，需要领导作出决定，发出行动信号，制定法律，只要他们还认为这是一条比较容易的出路，旧的思想习惯和旧的弱点会使它犹豫不决，保持被动。

　　一方面议会主义具有加强领袖对群众的统治的反革命作用，另一方面它又有腐蚀这些领袖本身的倾向。当一个政治家要弥补群众积极力量的不足时，就会发展出一种小外交；不管党一开始有什么意图，它都要设法获得法律基础，获得议会权力；于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就颠倒了，议会不再是走向共产主义的手段，而是反过来，共产主义成了议会政治的广告语。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本身却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它不是一个为了革命行动而把整个阶级聚集在它身后的先锋队，而是变成了一个与其他政党具有同样法律地位的议会党，加入到他们的争吵中，虽然有着新的激进口号，但只是旧社会民主主义的新版本。在革命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之间不可能有本质上的对立，不可能有内部冲突，因为党代表着无产阶级最明晰的阶级意识，代表着它日益增长的团结，是这两者的一种综合，而议会活动则打破了这种团结，并为冲突埋下祸根：共产主义不是统一了阶级，而是变成了一个新的党，它有自己的党首，这个党与其他党同流合污，从而使阶级的政治分裂永久化。所有这些倾向无疑将被革命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切断；但是即使是在议会活动的早期阶段，也只会抑制清醒的阶级意识的发展，损害革命运动；当经济形势暂时有利于反革命时，这一政策将为革命转入反动铺平道路。

　　俄国革命的伟大之处和真正的共产主义之处，首先是它唤醒了群众自己的活动，点燃了他们建设和维持新社会的精神和体力。唤醒群众对自己力量的认识，是不可能一下子实现的，而只能分阶段实现；在这条通往独立的道路上，其中一个阶段就是拒绝议会制。1918年12月，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决心抵制国民议会，这个决定并不是因为它抱有幻想，认为可以迅速而轻松地取得胜利，而是因为它认识到，无产阶级需要把自己从对议会代表的心理依赖中解放出来——这是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必要反应——因为现在可以看到，自我活动的道路在于建立委员会（苏维埃）制度。然而，当时团结起来的人中，有一半人，即留在德国共产党里的人，随着革命的退潮而重新选择了议会制：其后果如何，尚有待观察，但已经部分地表现出来了。在其他国家，共产党人之间也有意见分歧，许多团体甚至在革命爆发前就想不进行议会活动。因此，国际上关于利用议会作为斗争方法的争论，显然将是第三国际内部今后几年的主要战术问题之一。

　　无论如何，大家都同意，议会活动只是一个附属品。第二国际能够发展到把新战术的精髓提出来，并把它展现出来：无产阶级只有用群众行动这个武器才能征服帝国主义。第二国际本身已无法运用这些武器；当世界大战把革命阶级斗争推上国际舞台时，第二国际势必崩溃。前一个国际的遗产是新国际的自然基础：当无产阶级的群众行动达到总罢工和内战的水平，它就构成了共产党人的共同战术纲领。在议会活动中，无产阶级被划分为各个国家，真正的国际干预是不可能的；在反对国际资本的群众行动中，国家的划分就会消失，每一个运动，无论它扩展到哪个国家或受到限制，都是单一的世界斗争的一部分。

五


　　正如议会活动体现了领导人对工人群众的心理控制一样，工会运动也体现了他们的物质权力。在资本主义下，工会是无产阶级重新组合的自然组织；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强调了工会的重要性。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工会已经成为巨大的联合体，它表现出与早期资产阶级国家相同的发展倾向，在帝国主义时代更是如此。在它们的内部，已经出现了一个官员阶层，一个官僚机构，它控制着组织的一切资源——资金、报刊、官员的任命；他们的权力往往更加强大，因此他们已经从集体的仆人变成了集体的主人，并且把自己等同于组织。而工会也与国家及其官僚机构相似，尽管有民主形式，但会员的意志无法战胜官僚机构；每一次反抗，在动摇等级制度之前，都会被精心构筑的业务秩序和章程所打败。反对派只有经过多年的顽固坚持，才能偶尔取得有限的成功，而通常这只相当于人事变动。因此，在过去几年中，在战争之前和之后，这种情况常常引起英国、德国和美国的会员的反抗；他们主动出击，反对领导层的意志或工会本身的决定。这种情况看起来很自然，并被认为是这样，这就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个组织并不只是会员的集体机关，而好像是与他们格格不入的东西；工人控制不了他们的工会，工会一种成为一种外部力量，凌驾在他们之上，他们需要反抗，尽管他们自己是工会力量的源泉——这就像国家一样。如果叛乱平息了，旧的秩序就又建立起来了；它知道如何不顾群众的仇恨和无能的苦闷而坚持自己的立场，因为它依靠这些群众的冷漠和他们缺乏明确的洞察力和团结一致、坚持不懈的目的，并靠工会组织的内在需要来维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数量上找到对抗资本的力量。

　　工会运动同资本作斗争，同资本的绝对贫困化倾向作斗争，对资本加以限制，使工人阶级的存在成为可能，这是它在资本主义中的作用，这使它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一个肢体。但是，一旦革命的到来，无产阶级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员，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破坏者，工会就会与无产阶级发生冲突。

　　这时工会就会成为国家的公开支持者，并得到后者的承认，它把"革命之前要先扩大经济"作为自己的口号，换句话说，就是维护资本主义。在今天的德国，数以百万计的无产者，直到现在还对统治阶级的恐怖主义怕得不行，他们出于胆怯和初生的好斗心而涌入工会。工会联合会现在几乎囊括了整个工人阶级，它与国家结构正变得更加相似。工会官员与国家官僚机构合作，不仅利用他们的权力代表资本来压制工人阶级，而且他们的'政策'越来越多地用煽动性的手段欺骗群众，并确保他们同意工会与资本家达成的谈判协议。不同地方的工会，采用的方法也有所不同。在德国，工会领导人通过胁迫和狡猾的欺骗手段，使工人获得了计件工作和较长的工作时间；在英国，工会的官僚和政府一样，给人的感觉是不情愿地被工人推着走，而实际上他们却在破坏工人的要求。

　　马克思和列宁坚持认为，国家的组织方式，使它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工具，即使它有民主形式也是如此，这一道理也必然适用于工会组织。它们的反革命潜力不能因为人事的变化，不能因为用激进的或"革命的"领导人代替反动的领导人而被破坏或削弱。是组织的形式使群众完全无能为力，使他们无法使工会代表他们的意志。革命只有摧毁这个组织，也就是说彻底革新它的组织结构，使它成为完全不同的东西，才能取得成功。从内部建构起来的苏维埃制度，不仅能够把国家官僚机构连根拔起，而且能够把工会官僚机构也连根拔起；它不仅会形成取代议会的新的政治机关，而且会形成新的工会的基础。在德国的政党之争中，大家认为重要的是成员的革命心态，而不是组织的形式。但是，如果革命最重要的内容是群众自己掌握自己的事务——社会和生产的管理——的话，那么，任何不允许群众自己控制和指挥的组织形式都是反革命的，都是有害的；因此，应该用另一种形式来代替，这种形式是革命的，因为它使工人能够自己主动地决定一切。这并不是说，这种形式要在一个仍然被动的工人队伍中建立起来，然后等工人具有革命的意愿：这种新的组织形式本身只能在革命的过程中建立起来，只能通过工人进行革命的干预而建立起来。现在已经有工人试图削弱或推翻旧组织形式，但是共产党人对现有组织形式的认识，决定了他们所要采取的态度。

　　尽可能地缩减官僚机构的规模，并期待群众的活动来发挥效力，这在工团主义运动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产业”工会运动中更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共产党人大声疾呼要支持这些组织，反对旧工会（central confederations）。然而，只要资本主义仍然完好无损，这些新的组织就不可能发挥任何全面的作用。美国的世界产联（IWW）是一个例外，它之所以能发展起来，是因为在旧的工会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主要是外国血统的无产阶级。英国的“工长委员会”运动和“工长”运动更接近于苏维埃制度，因为它们是在斗争过程中形成的反对官僚制的群众机关。德国的“统一组织”更是刻意模仿苏维埃的思想，但革命的停滞使它们变得软弱无力。每一个削弱旧工会的新组织，都会消除革命的障碍，削弱工会官僚机构的反革命潜力。让革命的力量打入旧工会内部，最终以多数人的身份接管这些组织，并使之革命化，这种观念当然很诱人。但是，首先，这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希望，就像接管社会民主党的相关主张一样虚无缥缈，因为官僚体系已经知道如何在反对派变得过于危险之前处理它。其次，革命并不是按部就班、四平八稳的，但热情活跃的团体，总是在革命中爆发，发挥特殊的作用，成为推动革命前进的力量。如果共产党人为了暂时的利益，采取机会主义，要保卫旧工会，反对这些体现群众主动性的新组织，他们就会加强工会官僚的反革命作用，而这种抑制作用将成为他们最可怕的障碍。

　　工人组建苏维埃，即自己的权力和行动机关，本身就意味着国家的瓦解。作为一种历史较为短暂的组织形式，而且是由无产阶级自己创造的组织形式，工会将继续存活下去，因为它的根基是更加鲜活的个人经验传统，一旦它摆脱了国家-民主的幻想，就会因此在无产阶级的观念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由于工会是从无产阶级本身产生的，是无产阶级自己的创造性活动的产物，因此，在这个领域里，我们将看到最新的形式是适应新条件的不断尝试；按照革命的进程，新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将以苏维埃的模式为基础，不断改造和发展。

六


　　认为西欧的革命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有秩序地包围资本主义的堡垒，使用经过时间考验的武器，反复进攻，直到敌人投降为止，这是一种新改良主义，当然不符合旧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条件。在这里，可能会发生革命，夺取政权，但很快就会变成失败；资产阶级将能重新确立其统治地位，但这将导致经济上的更大混乱；可能会出现过渡形式，而这些过渡形式由于其不足，只会延长混乱的时间。任何社会都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使社会生产过程和集体的存在成为可能，而这些关系受到自发的习惯和道德规范——责任感、勤奋、纪律——的牢牢控制：首先，革命的过程会使这些旧关系松动。它们的衰败是资本主义解体的必然副产品，而与共产主义相应的新纽带——我们在俄国已经看到了这种纽带的发展——还没有成长得足够强大。因此，社会和政治混乱的过渡时期就会不可避免。在无产阶级能够迅速夺取政权并牢牢掌握政权的地方，如俄国，过渡时期可以很短，可以通过积极的建设迅速结束。但在西欧，破坏的过程将更加漫长。在德国，我们看到工人阶级分裂成不同的团体，在这些团体中，这个过程已经达到了不同的阶段，因此它们还不能在行动上达到统一。最近革命运动的症状表明，整个国家，实际上是整个中欧，正在解体，人民群众正在分裂成不同的阶层和地区，每个阶层和地区都以自己的名义行动。在这里，群众设法武装自己，并或多或少地获得了政治权力；在其他地方，他们在罢工运动中瘫痪了资产阶级的权力；在第三个地方，他们把自己封闭成一个农民共和国，而在其他地方，他们支持白卫兵，或者在原始的土地起义中消灭封建主义的残余——在我们开始思考建设真正的共产主义之前，破坏显然必须是彻底的。共产党的任务不能是在这场动乱中充当校长，并徒劳地试图用传统形式来束缚它；它的任务是支持各地无产阶级运动的力量，把自发的行动联系起来，使它们对彼此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广泛的认识，从而为统一各种不同的行动作准备，从而使自己成为整个运动的领头羊。

　　资本主义解体的第一阶段，在那些资本主义霸权尚未动摇的协约国中可以看到；在生产和货币价值不可抗拒的下降中可以看到，在无产阶级罢工次数的增加和对工作的强烈厌恶中可以看到。第二个阶段，反革命时期，即资产阶级在革命时代的政治霸权，意味着经济上的彻底崩溃；德国和中欧的其他地区最为典型。如果在政治革命之后立即产生了共产主义制度，那么尽管有凡尔赛和圣日耳曼和约，尽管人民贫穷又疲惫，有组织的重建也可以开始。但是，艾伯特-诺斯克政权和伦纳和鲍威尔的政府一样反动；[10]他们给资产阶级以自由的空间，并且认为他们的职责仅仅是镇压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或者说每个资产阶级个人的行动都具有资产阶级的特点；他们每个人只想着尽可能多地捞取利润，把一切可以从大灾难中挽救出来的东西解救出来为自己所用。报纸和宣言中确实有重建经济生活的言论，但这只是供工人们消费的，精美的词句是为了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但他们还是在严格的强迫下，在最紧张的条件下工作。当然，在现实中，没有一个资产阶级关心国家的总体利益，他们只关心个人的利益。起初，贸易成了自我致富的主要手段，就像过去一样；货币贬值刺激了出口，他们把经济发展甚至是群众生存所需的东西全都卖到外国去，比如原料、食品、成品、生产资料，之后是工厂本身和财产。在资产阶级阶层中，在政府肆无忌惮的腐败支持下，到处都充斥着敲诈勒索的行为。于是，他们以前的所有财产和一切不能作为战争赔款上缴的东西，都被“生产领导者”打包运往国外。同样，在生产领域，在个体追求利润的过程中，由于他们完全漠视公共福利，经济生活被破坏了。为了强迫无产者进行计件工作并延长工作时间，或为了驱赶其中的反叛分子，他们被锁在外面，工厂陷入停滞状态，全然不顾因此而导致的整个工业的停滞。此外﹐国营企业的官僚管理阶层无能﹐当缺少了政府的强大手段时﹐国营企业便会变得摇摆不定。限制生产，这种最原始的提价方法，在一个健康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是不可能的，因为存在竞争，但现在它再次变得受人尊敬。在股票市场的报告中，资本主义似乎又开始兴旺起来，但高额的红利正在消耗最后剩余的财产，而这些红利也被挥霍在奢侈品上。去年我们在德国所看到的，并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情，而是资产阶级的本性。他们目的一直是个人的利润，在正常的资本主义中，个人的利润维持着生产，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堕落，却带来了经济的彻底毁灭。而其他国家的情况也会如此，一旦生产失调超过一定程度，货币急剧贬值，那么，如果放任资产阶级追求私利的行为，就会导致经济的彻底崩溃——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霸权，不管它背后隐藏着什么资产阶级政党。

　　在这种情况下，西欧无产阶级面临的重建困难远比俄国要大得多。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对工业生产力的破坏只是小巫见大巫。重建不能等待新的政治秩序的建立，它必须在革命的过程中开始，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地方，由无产阶级接管生产组织，废除资产阶级对物质生活必需品的控制。工会可以监督工厂的商品使用情况；但是，这显然不能阻止资产阶级反社会诈骗行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最坚决地利用武装的政治力量。在暴利者肆意挥霍国家财富而不顾公众利益的地方，在反动武装盲目杀人破坏的地方，无产阶级为了保护公众的利益和人民的生活，必须进行坚决地干预和斗争。

　　一个已经被彻底摧毁的社会，要重新组织起来，困难非常之大，以至于在事件发生之前，这些困难显得难以克服，使我们不可能提前制定重建的方案。但是，必须要克服这些困难，革命能够在无产阶级虚弱的躯体中唤醒的巨大的心理和道德能量，无产阶级将以无限的自我牺牲和奉献精神、灵魂和精神的无穷力量以及来克服这些困难。

　　在这一点上，可以顺便谈几个问题。工业中的技术干部问题，只是暂时的困难：虽然他们的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思想，他们对无产阶级的统治怀有深深的敌意，但他们最终还是会顺从的。让工商业运动起来，首先需要解决原料供应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与粮食-日用品的问题是相吻合的。食品供应问题是西欧革命的中心问题，因为在资本主义之下，高度工业化的人口如果不从国外进口，就不能过日子。然而，对于革命来说，粮食供应问题与整个农业问题紧密相连，即使是在革命期间为解决饥饿问题而采取的措施，也必须服从共产主义调节农业的原则。夺取容克庄园和大规模的土地财产的时机已经成熟，可以进行征用；小农将从一切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国家和合作社会提供各种支持和援助，鼓励他们采用精耕细作的方法；中等规模的农民——例如在德国西部和西南部，这些农民拥有的土地占到一半——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因而具有反共产主义的心态，但他们的经济地位还不可动摇。因此，他们不能被征用，必须通过产品交换和生产力的发展，将他们纳入整个经济过程的范畴，因为只有在共产主义下，农业才能发展出最大的生产力，才能超越资本主义所引入的个体企业。由此可见，地主是工人的敌对阶级，而农村工人和小农则是革命的盟友，工人也没有理由与中农阶层为敌，尽管后者可能对他们抱有敌意。这就是说，在建立产品交换制度之前的第一个混乱时期，对中农的征购只能是一种紧急措施，目的是平衡城市和乡村的饥荒。反饥饿的斗争，将不得不主要通过从国外进口来解决。苏维埃俄国有着丰富的食品和原料储备，可以为西欧的革命所用。因此，保卫和支援苏维埃俄国，是西欧工人阶级最高的、最切身的利益。

　　经济的重建，虽然会无比困难，但这不是共产党的主要问题。当无产阶级群众充分发展他们的思想和道德潜力时，他们会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的首要职责就是唤起和培养这种潜力。它必须根除一切使无产阶级胆怯和不自信的旧思想，反对一切在工人中滋生幻想和限制工人采取最激进措施的东西，有力地反对一切半途而废或妥协的倾向。而这样的倾向还有很多。

七


　　夺取政治权力，实行委员会制度，然后废除私营商业，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不会按照这样简单的流程进行，尽管这代表了发展的大体轮廓。只有在某种空白中进行重建，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一些在资本主义中生长出来的生产和组织形式，在群众的意识中有着牢固的根基，它们本身只有在政治和经济革命的过程中才能被推翻。我们已经提到了农业生产形式，它们将不得不遵循一个特殊的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工人阶级当中也出现了一些这样的组织形式，这些组织形式在细节上因国家而异，它们代表着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不能立即被废除，因此，它们将在革命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这首先适用于政党。社会民主主义在当前资本主义危机中的作用已经人尽皆知，但在中欧，它被实际发挥了出来。即使是它最激进的部分，如德国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也发挥了有害的影响，它不仅分裂了无产阶级，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社会民主主义迷惑了群众，限制了群众的行动，这些政治领袖通过他们的行为和交易来指导人民的命运。而如果共产党把自己变成一个议会党，不是维护阶级专政，而是企图建立党的专政——也就是党的领导，那么它也可能成为发展的障碍。德国共产党在三月革命中宣布，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时机还不成熟，因此它将在“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府”中充当“忠实的反对派”，换句话说就是限制无产阶级对这样的政府进行最激烈的革命斗争，这种态度本身就受到许多方面的批评[11]。

　　在革命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个社会主义政党领导的政府，这将是一种过渡形式；这代表着革命力量和资产阶级力量之间的暂时平衡，它将趋向于冻结和延续这种僵局。它将类似于艾伯特-哈斯-迪特曼政府，只不过是更激进的版本；[12]它的基础使我们可以对其做出预测：看似是敌对阶级的平衡，但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占优势，它混合了议会民主和工人委员会，社会化受到协约国帝国主义的否决，资本的利润得以维持，它将徒劳地尝试防止阶级之间的激烈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挨打的总是工人。这种政权不仅在重建方面不能取得任何成果，甚至连重建的意图都没有，因为它的唯一目的就是让革命半途而废。由于它既企图阻止资本主义的进一步解体，又企图阻止无产阶级的施展其全部政治力量，所以它的效果是直接反革命的。共产党人别无选择，只能以毫不妥协的方式与这种政权进行斗争。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前是无产阶级的领导组织。与此类似的是，在英国，工会运动在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已经在工人阶级中扎下了最深厚的根基。在这里，工人阶级通过工会组织来管理社会，早已成为年轻的激进工会领袖的理想——罗伯特-斯米利（Robert Smillie）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革命工团主义和世界产联（IWW）的发言人，虽然隶属于第三国际，但他们也主要是按照这种思路来想象无产阶级未来的统治。激进的工会主义者认为，苏维埃制度不是最纯粹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建立在工人阶级组织基础上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政权。另一方面，他们把工会运动看成是无产阶级的自然组织，由无产阶级创造，它在无产阶级内部进行自我管理，并将继续管理整个工作过程。一旦实现了“工业民主”的旧理想，工会在工厂中成为主人，它的集体机关——工会代表大会，就会接管指导和管理整个经济的职能。到那时，它将成为真正的“工人议会”，并取代旧的资产阶级政党议会。不过，这些派别往往拒绝片面的、“不公平”的阶级专政，认为这是对民主的侵犯，工人要统治，但别人也不能没有权利。因此，除了管理工作和生活基础的工人议会外，还可以由普选产生第二院，代表全国人民，对公共和文化事务以及普遍关注的政治问题发挥其影响力。

　　这种由工会管理政府的观念，不应该与目前由工联主义者领导的“工人主义”（labourism），即“工党”的政治混为一谈。工党是工会对今天的资产阶级议会的渗透，他们将在与其他政党同样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工人党”，目的是代替他们成为政府的政党。这个党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亨德森和艾伯特没有什么不同。它将使英国资产阶级有机会在更广泛的基础上继续执行它的旧政策，一旦来自下面的压力使它有必要这样做时，它就会把工人的领袖带进政府，从而削弱和迷惑工人。在一年前，群众情绪倾向革命，革命似乎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但工人政党的领导人自己却压制激进的潮流，把它推到了遥远的未来，就像德国的艾伯特政权一样，只不过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府。但是，狡猾的英国资产阶级是否相信这些工人阶级官僚比自己还能压制群众，还有待观察。

　　激进派所设想的真正的工会政府，与这种工人政党政治、这种“工人主义”是不同的，就像革命与改革不同一样。只有政治关系的真正革命——不管是暴力的还是符合英国旧模式的革命——才能实现它；在广大群众的眼里，它将代表着无产阶级对权力的征服。但它与共产主义的目标还是大不相同的。它的基础是在工会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有限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下，人们并不对抗资本的所有形式——相互交织的金融资本、银行资本、农业资本、殖民资本——而只对抗它的产业形式。它的基础是现在英国工人阶级热衷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它表明生产是一种剥削机制，但却没有更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它承认工人构成了世界的基础，因而希望工人统治世界；但它没有看到政治生活和思想生活的一切抽象领域都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因此它倾向于把这些领域留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要求后者承认工人的首要地位。这样一个工人政权实际上将是一个由工会官僚机构组成的政府，并由旧的国家官僚机构的激进部分加以补充，它将让这些激进部分负责文化、政治等专业领域，理由是他们在这些问题上有特殊的能力。很明显，它的经济方案不会走向共产主义，最多只是征用大资本，而迄今为止被这个大资本敲诈的小企业家的“诚实”利润将被放过。在殖民地问题上，这个英国统治阶级的命脉，他们是否会采取共产主义的纲领——印度完全自由，是值得怀疑的。

　　这种政治形式将以何种方式、何种程度和何种纯度实现，是无法预测的。英国资产阶级一向懂得利用适时的让步来遏制革命；今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延续这种策略，主要取决于经济危机的深度。如果工会的纪律被无法控制的底层工业反叛所侵蚀，而共产主义同时在群众中获得了控制权，那么激进派和改良派的工会分子就会在共同的路线上达成一致；如果斗争急剧地反对领导人的旧改良主义政治，那么激进派的工会分子和共产主义者就会齐头并进。

　　这些倾向并不限于英国。工会在每个国家都是最强大的工人组织；一旦政治冲突推翻了旧的国家政权，它就不可避免地落入组织得最好、最有影响的力量手中。在1918年11月的德国，工会高层是艾伯特身后的反革命卫队；在最近的3月危机中，他们进入政治舞台，企图直接影响政府的组成。他们支持艾伯特政府的唯一目的，就是用“工人组织控制下的政府”的骗局，更巧妙地欺骗无产阶级。但这表明，这里存在着和英国一样的倾向。而且，即使列金和鲍威尔[13]被反革命玷污得太厉害，来自独立社民党的激进的工会分子也会取代他们的位置，正如去年迪斯曼领导的独立派赢得了伟大的金属工人联合会的领导权一样。如果一场革命运动推翻了艾伯特政权，这个七百万人的严密组织无疑将准备好夺取政权，与共产党联合或反对它。

　　工会按照这种方针建立的“工人阶级政府”是不可能稳定的；虽然在经济缓慢衰退的过程中，它也许能够长期保持自己的地位，但在严重的革命危机中，它只能是一种飘忽不定的过渡现象。正如我们在上面所概述的那样，它的纲领不可能是激进的。但是，共产主义最多把这些措施作为一种暂时的过渡形式，为建立共产主义组织而刻意利用，但是这些旧工会则是把这些措施当作纲领，这必然与群众发生冲突和对立。首先，因为它并没有使资产阶级分子完全失去权力，而是在官僚机构中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力地位，也许是在议会中。他们可以从这里继续发动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将努力巩固这些实力地位，而无产阶级由于在这种条件下不能消灭敌对阶级，所以必然试图建立一个直接的苏维埃制度作为它的专政机关；在这两个强大对手之间的战斗中，经济重建将是不可能的。[14]其次，这种由工会领袖组成的政府不能解决社会所提出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只能通过无产阶级自己的主动性和活动来解决，这种主动性和活动是在自我牺牲和无限热情的推动下进行的，而这种热情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激发出来，因为共产主义赋予人们自由，提升人们的智力和道德。试图废除物质贫困和剥削，但又故意把自己局限于这个目标，使资产阶级上层建筑保持不变，同时又不对无产阶级的精神面貌和思想观念进行革命，是不能无法释放群众的巨大能量的；因此，它将无法解决启动经济扩张和结束混乱的物质问题。

　　工会政府将像“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府一样，试图巩固和稳定革命进程的现有水平——只不过，它将在一个更发达的阶段这样做，即当资产阶级的主导地位已经被摧毁，阶级力量出现了一定的平衡，无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当资本的全部利润已经无法保存，而只能保存不那么令人厌恶的小资本主义形式的时候；当试图进行的不再是资产阶级的扩张，而是社会主义的扩张，尽管资源不足。因此，它意味着资产阶级的最后立场：当资产阶级再也经不起群众对谢德曼-亨德森-雷纳德尔（Renaudel）防线的攻击时，它就会退回到它的最后一道防线——斯米利-迪斯曼-梅尔海姆（Merrheim）防线。[15]当它再也无法用资产阶级或社会主义政权中的“工人”来欺骗无产阶级的时候，它只能企图用一个“工人组织的政府”来阻止无产阶级实现它的最终目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它的特权地位。这样的政府在本质上是反革命的，因为它企图阻止革命彻底毁灭资产阶级世界，阻止彻底的共产主义实现其最伟大和最明确的目标。共产党人的斗争目前可能经常与激进的工联主义并行不悖；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不明确原则和目标的差异，那将是危险的策略。而这些考虑也影响到共产党人对今天的工会联合会的态度；凡是能巩固这些工会的东西，终有一天会成为阻碍革命前进的力量。

　　当共产主义对这种过渡性政治形式进行强有力的、有原则的斗争时，它代表着无产阶级中鲜活的革命倾向。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粉碎了资产阶级权力机器，为工人官僚制的统治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推动群众继续组建自己的机关——委员会，从而立即破坏官僚工会机器的基础。苏维埃制度的发展，同时也是无产阶级用完整的专政取代不完整专政的斗争。但是，由于一切“重组”经济的尝试都将要求进行密集的劳动，领导官僚机构将能长期保持巨大的权力，而群众摆脱它的能力只能缓慢发展。而且，发展过程中的这些不同形式和阶段，虽然成熟程度不同，但并不是按照我们规定的那样，依照抽象的、逻辑上的先后顺序进行：它们都是同时发生的，在各种倾向的混沌中纠缠和共存，它们相互补充、相互斗争、相互消解，革命的总体发展就是通过这种斗争来进行的。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的那样。

　　无产阶级革命不断地批判自己，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中断自己，回到看似完整的地方以便重新开始，用残酷的蔑视对待自己第一次尝试的不足，似乎只是为了打倒自己的对手，他们从大地上汲取新的力量，重新站起来，并面对更加巨大的对手。

　　无产阶级的软弱之处，必须加以克服，这样它才能充分发展自己的力量；而这一发展过程是由冲突产生的，它是在斗争的推动下从危机走向危机的。在开始的时候是行为，但这只是开始。推翻一个统治阶级之需要短暂的统一目标，但只有明确的洞察力所赋予的持久的统一，才能牢牢把握住胜利。否则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这不是回到旧的统治者，而是以新的形式，以新的人事和新的幻想来建立新的霸权。革命的每一个新阶段，都会有一层新的尚未被使用的领导人作为特定组织形式的代表浮出水面，而每一个领导人的倒台，又代表着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更高阶段。无产阶级的力量不仅仅是用暴力行动把敌人打倒，而且是精神力量的成长，要打破旧的精神依赖，从而成功地紧紧抓住被风暴夺取的东西。这种力量在革命的潮起潮落中的成长，就是无产阶级自由的成长。

八


　　在西欧，资本主义处于逐步崩溃的状态；然而在俄国，尽管困难重重，生产却在新的秩序下建立起来。共产主义的霸权并不意味着生产完全建立在共产主义秩序的基础上——后者只有在经过一个比较漫长的发展过程之后才有可能——而是意味着工人阶级正在自觉地让生产体系向共产主义发展.[16]这种发展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超出当时的技术基础和社会基础所允许的范围，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表现为一种过渡形式，在这种过渡形式中，出现了资产阶级旧世界的残余。根据我们在西欧这里听到的俄国的情况，这种残余在那里确实存在。

　　俄国是一个巨大的农民国度；那里的工业并没有像西欧那样发展到“世界工场”的不自然的程度，出口和扩张不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而只是足以形成一个能够接管社会管理的工人阶级。农业是人民群众的职业，现代化、规模化的农场是少数，虽然它们在共产主义的发展中发挥了宝贵的作用。大多数是小单位：不是西欧那些可怜的、被剥削的小地产，而是保障农民福利的农场，苏维埃政权正试图通过额外设备、工具等物质援助，以及密集的文化教育和专家教育，把这些农场越来越紧密地纳入整个体系。不过，这种形式的企业自然会产生某种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主义精神，在"富农"中，这种精神已经成为一种敌对的、坚决反共的心态。协约国在提出与合作社进行贸易的建议时，无疑已经推测到了这一点，它打算把这些阶层拉到资产阶级追求利润的行列中去，从而发起资产阶级的反运动。但是，由于害怕封建反动，使他们把维持现政权作为主要利益，所以这种努力一定会落空，当西欧帝国主义崩溃时，这种危险将完全消失。

　　工业主要是一种集中组织的、无剥削的生产体系；它是新秩序的核心，国家的领导权是以工业无产阶级为基础的。但是，即使是这种生产制度也处于过渡阶段；工厂和国家机器中的技术和行政干部行使着与发达的共产主义不相称的权力。迅速增加生产的需要，以及建立一支高效的军队来抵御反动的迫切需要，使得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弥补可靠领导人的不足；饥荒的威胁和敌人的进攻，不允许把所有的资源都用于提高一般的能力水平，并把所有人的发展作为共产主义集体制度的基础。因此，新的官僚机构不可避免地从新的领导人和职能部门中产生出来，把旧的官僚机构吸收进来。有些人忧心忡忡地认为是对新秩序的一种危险，只有通过广泛发展群众才能消除这种危险。虽然后者正在以最大的精力进行，但只有共产主义的剩余，使人不再是劳动的奴隶，才能为共产主义打下持久的基础。只有剩余才能为自由和平等创造物质条件；只要反对自然和反对资本势力的斗争仍然激烈，就仍然需要过度的专业化。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们的分析预测，西欧的发展将与俄国的发展采取不同的方向，但两者都表现出同样的政治经济结构：工业按照共产主义原则经营，工人委员会在工人官僚制的技术指导和政治霸权下构成自我管理的要素，而农业则在占主导地位的中小部门中保留着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性质。但是，这种巧合并不是那么非同寻常，因为这种社会结构不是由以前的政治历史决定的，而是由基本的技术经济条件——工农业技术所达到的发展水平和无产阶级群众的形成——决定的，这两种情况下的技术经济条件是相同的。[17]但是，尽管有这种巧合，在意义和目标上却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欧，这种政治经济结构形成了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资产阶级最终能够阻止自己的衰落，而在俄国，则是有意识地试图进一步向共产主义方向发展。在西欧，它形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阶段，在俄国则形成了新的经济扩张阶段。在同样的外部形式下，西欧走的是衰落文化的下坡路，俄国则是新文化的上升运动。

　　俄国革命还很年轻、很弱小，它指望欧洲即将爆发的革命来拯救它，但是关于西欧革命对俄国革命的意义，有着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俄国只是革命的前哨，在那里有利的环境使无产阶级能够如此早地夺取政权；但这个无产阶级是软弱无力的，不成熟的，几乎被吞没在无穷无尽的农民群众中。经济落后的俄国的无产阶级只能取得暂时的进步；一旦西欧完全成熟的无产阶级在最发达的工业国家中掌权，他们有了所有的技术和组织经验，有了古老的文化财富，共产主义就会蓬勃发展，这样的话，俄国的贡献尽管是可喜的，但与之相比却显得软弱无力。新的共产主义世界的核心和力量，在于资本主义已经达到其顶峰的地方，在英国、德国、美国，并为新的生产方式奠定了基础。

　　这种观念没有考虑到西欧革命所面临的困难。在这里，无产阶级是缓慢地获得牢固的控制权，而资产阶级偶尔能够部分或全部夺回政权，经济重建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的扩张是不可能的；每当资产阶级获得自由时，它就会制造新的混乱，破坏本可用于建设共产主义生产的基础。它一次又一次地以血腥的反动和破坏来阻止无产阶级新秩序的巩固。这种情况甚至在俄国也发生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大肆破坏乌拉尔和顿涅茨盆地的工业，革命还需要用最优秀的工人和大部分生产力来对付他们，这对经济是一个严重的打击，破坏和延缓了共产主义的扩张——即使与美国和西方的贸易关系可能大大有利于新的好转，但要想从这种破坏中完全恢复，还需要俄国群众付出极大的努力和自我牺牲。但是——这就是区别所在——苏维埃共和国在俄国仍然完整地保持着共产主义权力的有组织的中心，它的内部已经非常稳定。在西欧，同样会有大量的破坏和谋杀，西欧无产阶级最优秀的力量在斗争过程中也会被消灭，但在这里，我们缺乏一个已经巩固的、有组织的苏维埃国家，可以作为力量的源泉。各阶级在毁灭性的内战中互相消耗，只要建设没有结果，混乱和痛苦就会继续下去。这将是那些没有立刻团结起来认识到自己任务的无产阶级的命运，也就是那些资产阶级传统削弱和分裂工人，使他们的眼睛黯淡无光，使他们的心灵屈服的国家。要克服资产阶级文化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感染性、麻痹性影响，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而与此同时，生产处于废墟之中，国家沦为经济沙漠。

　　经济停滞不前的西欧不得不与资产阶级的过去进行痛苦斗争，而在东方的俄国，经济却在共产主义秩序下蓬勃发展。过去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与落后的东方国家的区别，在于发达国家的物质和精神生产工具非常先进——密集的铁路、工厂、轮船网络，以及密集的技术熟练人口。但在资本主义崩溃的过程中，在长期的内战中，在生产量太少的停滞时期，这种遗产正在被消解、被耗尽或被破坏。坚不可摧的生产力量、科学、技术能力，并没有被这些国家所束缚，它们的承载者将在俄罗斯找到新的家园，贸易也将为欧洲的部分物质和技术财富提供庇护。苏俄与西欧和美国的贸易协定，如果认真对待并用心操作，将趋向于突出这一矛盾，因为它在延缓西欧崩溃的同时，促进了俄国的经济扩张，从而给资本主义以喘息的空间，麻痹了群众的革命潜力——至于能维持多久，达到什么程度，还有待观察。在政治上，这将表现为资产阶级政权或上面所讨论的其他类型之一的明显稳定，以及共产主义内部的机会主义倾向同时上台，也就是承认旧的斗争方法，并在旧的工会内部从事议会活动，充当忠诚的反对派，西欧的共产党将像之前的社会民主党一样，获得合法地位，面对这种情况，激进的、革命的潮流将看到自己被迫成为少数。但是，资本主义完全不可能享受到真正的新繁荣；与俄国进行贸易的资本家的私人利益不会服从于整个经济，为了利润，他们会把必要的基本生产要素运到俄国去；也不能使无产阶级再次陷入依赖状态。这样，危机就会拖下去；持久的改良是不可能的，而且会不断地被打断；革命和内战的进程会被拖延和拉长，共产主义的完全统治和新的增长会被推迟到遥远的将来。与此同时，在东方，经济将在强大的上升势头中不受束缚地发展，新的道路将在最先进的自然科学——西方无力利用的自然科学——和新的社会科学——人类新赢得的对自己社会力量的控制的基础上开辟出来。而这些力量，由于自由和平等所产生的新能量而增加了一百倍，将使俄国成为新的共产主义世界秩序的中心。

　　在世界历史上，在向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或其某一阶段过渡时，文明世界的中心会发生转移，而且不止一次。在古代，它从中东转移到了南欧，在中世纪，它从南欧转移到了西欧；随着殖民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兴起，先是西班牙，然后是荷兰，最后是英国成为主导国家，随着工业的兴起，英国保持了主导国家的地位。这些转变的原因其实可以体现在一个普遍的历史原则中：在早期的经济形态发展到最高程度的地方，保护其存在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政治法制机构，以及它的全面发展所必需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新形态的发展面临着几乎无法克服的阻力。因此，奴隶制抑制了封建主义的发展；因此，中世纪富裕城市中适用的行会法，使后来的资本主义制造业只能在其他不起眼的中心发展；因此，在十八世纪末，在柯尔贝尔的领导下促进工业发展的法国专制主义政治秩序，阻碍了大规模工业的引进，而英国却与此相反，最终成为了工业国。在有机自然界中甚至存在着一个相应的规律，即达尔文“适者生存”的必然结果，被称为"不适应者生存"的规律：当一个动物物种已经专业化，分化成丰富的形态，都完全适应了那个时期的特定生活条件——就像中生代的蜥蜴类动物一样——它就无法进化成一个新的物种；各种适应和发展的选择都已经失去了，无法再找回来。新物种的发展是从原始形态开始的，原始形态因为一直没有分化，所以保留了所有的发展潜力，而无法进一步适应的旧物种就会消亡。在人类历史上，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领导权不断地从一个民族或国家转移到另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现象——资产阶级科学用一个民族或种族已经"耗尽其生命力"的幻想来解释——就是这种有机规则的一个特殊的实例。

　　我们现在看到，为什么西欧和美国的领先地位——资产阶级乐于把它归结为他们的种族在智力和道德上的优越性——会蒸发，而且我们可以预见它将转移到哪里去。在新的国家，那里的群众没有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熏陶，工业发展的开始使人们的思想从以前的沉睡中苏醒过来，共产主义的团结意识已经觉醒，那里有原料可以利用，再加上从资本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最先进的技术，传统的生产形式可以得到更新，那里的压迫引起了斗争，培养了斗争品质，但没有任何过于强大的资产阶级能够阻碍这种再生的过程——正是这样的国家将成为新的共产主义世界的中心。俄国本身就是半个大陆，已经站在了第一线。但这些条件在东方其他国家、印度、中国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虽然可能还有其他不成熟的根源，但在考虑共产主义世界革命时，决不能忽视这些亚洲国家。

　　如果仅从西欧的角度考虑，我们就看不到这场世界革命的全部普遍意义。俄国不仅构成欧洲的东部，它更是亚洲的西部，不仅在地理上，在政治经济意义上也是如此。旧俄国与欧洲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它是马克思所说的“东方专制强国”中最西端的一个，它包括了古代和现代亚洲的所有大帝国。在大体上同质的农民村社主义的基础上，在这些国家中发展出了王公贵族的绝对统治，这些国家也从规模相对较小但却很重要的手工业产品贸易中获得支持。西欧资本从四面八方渗透到这种生产方式中，通过贸易、直接征服和掠夺、开采自然财富、修建铁路和工厂、国家对王公的贷款、出口粮食和原料——总而言之就是殖民政策——来溶解、发酵、破坏、剥削这些国家。印度拥有巨大的财富，很早就被征服、掠夺，然后实现了无产阶级化和工业化，而其他国家则是后来通过现代殖民政策才沦为发达资本的牺牲品。虽然从表面上看，俄国从1700年起就扮演了欧洲大国的角色，但它也成了欧洲资本的殖民地；由于与欧洲的直接军事接触，它更早、更快地走上了波斯和中国后来的道路。在上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俄国70%的钢铁工业、大部分的铁路、90%的铂金生产和75%的石油工业都掌握在欧洲资本家手中，沙皇还欠着西欧资本家巨额国债，这把俄国农民剥削到了饥饿的地步。俄国工人阶级在与西欧相同的条件下工作，结果形成了一套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但俄国的整个经济状况却使它成为亚洲帝国中最西端的帝国。

　　俄国革命是亚洲对集中在英国的西欧资本进行伟大反抗的开始。通常，我们西欧人只考虑俄国革命在这里所产生的影响，在这里，俄国革命者的先进理论发展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走向共产主义的老师。但是它在东方的工作更加重要；因此，亚洲问题对苏维埃共和国政策的影响几乎超过了欧洲问题。在整个亚洲，要求自由、要求各民族自决和反对欧洲资本的斗争的呼声正从莫斯科发出，亚洲各部落的代表团正陆续到达莫斯科[18]，这条线从苏维埃共和国的图兰（Turan）通向印度和穆斯林国家；在中国南方，革命者试图效仿苏维埃政府；在土耳其领导下在中东发展的泛伊斯兰运动正试图同俄国联系起来。这就是俄国和英国作为两种社会制度的阐释者的世界性斗争的意义所在；因此，这场斗争尽管暂时停顿，但不可能在真正的和平中结束，因为亚洲的发酵过程还在继续。比小资产阶级的煽动家劳合-乔治看得更远一些的英国政治家们清楚地看到，这里的危险威胁着英国对世界的统治，威胁着整个资本主义的统治；他们正确地说，俄国比德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他们不能采取有力的行动，因为英国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开端，除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权外，不允许有任何其他政权。

　　亚洲的利益实质上就是人类的利益。俄国、中国和印度生活着八亿人生活在，他们生活在西伯利亚平原、恒河、长江等肥沃的河谷中，他们的人口超过地球人口的一半，几乎是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欧洲部分人口的三倍。而革命的种子，除了俄国以外，到处都出现了；一方面，在工业无产者挤在一起的地方，如孟买和汉口，爆发了强大的罢工运动；另一方面，在崛起的民族知识分子领导下，出现了民族主义运动。从沉默寡言的英国报刊可以判断，世界大战对民族运动是一种有力的刺激，但随后民族运动又遭到了有力的压制，而工业则是如此汹涌澎湃，黄金如流水般从美国流向东亚。当经济危机的浪潮冲击这些国家时——似乎已经超过了日本——新的斗争是可以预期的。人们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应该支持在亚洲寻求国家资本主义秩序的纯粹民族主义运动，因为它们将敌视本国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但发展显然不会采取这种方式。诚然，直到现在，新兴的知识分子还以欧洲民族主义为方向，作为发展中的本土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主张按照西方的路线建立一个民族资产阶级政府；但是这种思想随着欧洲的衰落而变得苍白无力，他们无疑会强烈地受到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影响，并从中找到与无产阶级罢工运动和起义融合的途径。因此，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工人和农民阶级反对世界资本野蛮压迫的坚定物质基础上，也许与表象相反，会比我们所想的更早地采取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的纲领。

　　这些民族以农业为主的事实并不必然像俄国那样成为障碍：共产主义社区将不会由工厂城镇的密集人口组成，因为工业国家和农业国家这种资本主义划分将不复存在；农业将不得不在这些社区中占据大量的空间。不过，农业占主导地位的特点将使革命更加困难，因为在这种条件下，人们的精神倾向就不那么有利了。无疑，在这些国家里，还需要一个长期的思想和政治动荡的时期。这里的困难与欧洲的困难不同，它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它们的问题不在于抵抗的力量，而在于活动觉醒的速度缓慢，不在于克服内部的混乱，而在于发展团结起来赶走外国剥削者。我们在这里不谈这些困难的具体情况——印度的宗教和民族分裂，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性质。无论政治经济形式如何继续发展，首先必须克服的中心问题是摧毁欧美资本的霸权。

　　为消灭资本主义而进行的艰苦斗争，是西欧和美国的工人与亚洲广大人民群众必须携手完成的共同任务。我们目前只是处于这一进程的开端。当德国革命发生决定性的转折并与俄国联系起来的时候，当英国和美国爆发革命的群众斗争的时候，当印度爆发叛乱的时候，当共产主义把它的疆域推进到莱茵河和印度洋的时候，那么，世界革命将进入下一个强大的阶段。英国资产阶级在国际联盟中的附庸和美国、日本的盟友，受到内外夹击，其世界权力受到殖民地叛乱和解放战争的威胁，其内部因罢工和内战而瘫痪，它将不得不发挥全部力量，举起雇佣军来对付这两个敌人。当英国工人阶级在欧洲其他无产阶级的支持下，向其资产阶级进攻时，它将加倍地为共产主义而战，为共产主义在英国扫清道路，帮助解放亚洲。而反过来说，当资产阶级的武装雇佣兵企图进行血腥屠杀时，英国无产阶级将能够依靠共产主义主力军的支持——因为西欧及其沿海岛屿只是欧亚大陆上凸出的一个半岛。反对资本的共同斗争将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群众团结起来。当艰苦的斗争最终结束时，深感疲惫的欧洲工人站在自由的清晨曙光中，他们将在新人类的首都莫斯科迎接获得解放的人民，并与他们握手。

后记


　　上述论文是在四月份写的，并送到俄国去，供执行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在作出战术决定时考虑。与此同时，情况发生了变化，莫斯科的执行委员会和俄国的领导同志已经完全站到了机会主义的一边，结果这种倾向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占了上风。

　　有关政策首先在德国出现，当时拉狄克利用他和德共领导层所能调动的一切思想和物质影响，企图把他的议会主义和支持总工会的策略强加给德国共产党人，从而分裂和削弱了共产主义运动。自从拉狄克被任命为执委会书记后，这一政策就成了整个执委会的政策。莫斯科开始加倍努力地争取德国独立社民党，而且无法否认的是，属于共产国际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KAPD）却受到了冷遇：他们在每一个重要问题上都反对第三国际，第三国际坚持认为，只有在特殊条件下才能接纳它。曾经接纳他们并平等对待他们的阿姆斯特丹辅助局被关闭了。列宁告诉英国共产党人，他们不仅应该参加议会选举，甚至应该加入工党，工党是一个主要由反动的工会领袖组成的政治组织，而且是第二国际的一名成员。所有这些立场都体现了俄国领导希望与西欧尚未转为共产主义的大工人组织建立联系的愿望。当激进的共产主义者试图同一切资产阶级、爱国社会主义和空想的倾向进行严格的、有原则的斗争，以此来推动工人群众的革命时，第三国际的领导同志却企图在抛弃旧观点的情况下，使工人群众纷纷拥护莫斯科。

　　布尔什维克过去的行为使他们成为激进策略的执行者，他们对西欧的激进共产主义者所采取的对立立场，在列宁最近出版的小册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翼幼稚病》中表现得很清楚。它的意义不在于它的内容，而在于作者本人，因为它的论点几乎没有什么新意，而且大部分已经被别人用过了。新颖的是，现在是列宁在采用这些论点。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同它们进行斗争——它们的谬误主要在于把西欧的条件、政党、组织和议会实践同俄国等同起来——并提出相反的论点，而在于把握具体政策的事实。

　　这些政策的基础很容易从苏维埃共和国的需要中找到。反动的叛乱分子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摧毁了俄国钢铁工业的基础，战争阻止了生产的有力上升。俄国迫切需要机器、机车和工具来进行经济重建，而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未被破坏的工业才能提供这些东西。因此，它需要同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同协约国进行和平贸易；而协约国又需要俄国的原料和食品，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崩溃。因此，西欧革命发展的迟缓步伐迫使苏维埃共和国寻求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共存，代价是交出一部分自然财富，并放弃对其他国家革命的直接支持。这种安排本身是不会遭到反对的，双方都承认这种安排是必要的；但是，约束和与资产阶级世界的妥协，会促进人们在思想上倾向于更温和的观点，这不足为奇。第三国际作为各国准备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共产党的联合体，在形式上不受俄国政府政策的约束，它应该完全独立于后者而执行自己的任务。但是，实际上，这种独立并不存在；正如共产党是苏维埃共和国的骨干一样，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与苏维埃共和国的常务委员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第三国际的执委会成了苏俄干预西欧政治的工具。我们现在可以看出，为什么大会规定的第三国际的策略要统一适用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并由中央指挥，这不仅是为了在这些国家鼓动共产主义鼓动，也是出于苏维埃俄国的政治需要。

　　现在，英国和俄国这两个分别代表资本和工人的世界强国，确实都需要和平贸易来发展自己的经济。但是，决定它们政策的不仅是眼前的经济需要，还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更深层次的经济对立，即未来的问题，这表现为强大的资本主义集团理所当然地敌视苏维埃共和国，并试图将其作为原则问题，不进行任何妥协。苏维埃政府知道，它不能依靠劳合-乔治的洞察力和英国对和平的需要；他们一方面不得不屈服于红军不可战胜的威力，另一方面不得不屈服于英国工人和士兵对其政府施加的压力。苏维埃政府知道，协约国无产阶级的威胁是它瘫痪帝国主义政府和迫使它们谈判的最重要武器之一。因此，它必须使这个武器尽可能地强大起来。这需要的不是一个激进的共产党，为未来准备一场根本性的革命，而是一个庞大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力量，它将采取俄国的方式，迫使各国的政府注意它。苏维埃政府现在需要群众，即使他们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者。如果它能为自己争取到他们，他们对莫斯科的拥护将是向世界资本发出的一个信号，即对俄国进行歼灭战已经不可能了，因此除了和平和贸易关系之外，别无选择。

　　因此，莫斯科在西欧推行的共产主义策略，不会与大型工人组织的传统观点和方法发生激烈冲突，大型工人组织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同样，必须努力用一个面向东方的政权来取代德国的艾伯特政权，因为它已经显示出自己是协约国反对俄国的工具；由于共产党本身太弱，只有独立社民党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德国的革命将会大大加强苏俄相对于协约国的地位。然而，与协约国的和平和妥协政策，最终可能与革命的发展非常不适应，因为一场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将撕毁凡尔赛条约，重新发动战争——汉堡共产党人希望提前为这场战争做积极的准备。俄国本身就会被卷入这场战争，即使在这一过程中俄国的实力会得到加强，但经济重建和消除贫困的工作仍会进一步推迟。如果德意志革命能够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样的话，虽然与协约国资本联盟的工人政府的力量大大增加﹐但却不会令苏俄陷入战争的境地，这样便可以避免这些后果。这就要求不采取共工党的激进策略，而是由独立民主党、德共和工会执行俄国提倡的议会组织形式。

　　这个政策的目标不单是为了在与协约国的谈判中取得更有利的地位，而是为了世界革命。然而，很明显，这些政治的特殊性中必须隐含着一种特殊的世界革命概念。目前正在世界范围内推进的革命，不久就会超越中欧，然后超越西欧，它是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崩溃所推动的；如果资本不能使生产出现好转，群众就会被迫转向革命，否则就只能坐以待毙。但是，虽然被迫转向革命，但群众的精神大体上仍被旧观点、旧组织和旧领袖所奴役，而首先获得权力的是这些旧事物。因此，必须区分破坏资产阶级霸权的外部革命、使资本主义成为不可能、共产主义革命，共产主义革命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从一切束缚中解放出来，把共产主义的建设牢牢地抓在手里。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找出那些会使革命半途而废的力量和倾向，给群众指明前进的道路，并要为最遥远的目标、为完全的权力、为反对这些倾向，而进行最艰苦的斗争，唤醒无产阶级推动革命前进的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它只能现在就开始与反革命的领导进行斗争。机会主义力图与这些领导结盟，分享新的霸权；它相信自己能够影响他们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他们将会妥协。第三国际宣布这是共产主义的官方策略，就是给旧组织及其领导人夺取政权盖上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印章，巩固了这些领导人的霸权，阻碍了革命的进一步发展。

　　从保卫苏维埃俄国的观点来看，不能反对这种世界革命的设想。如果在欧洲其他国家存在着类似于俄国的政治制度——以委员会制度为基础，但受工人官僚机构控制——世界帝国主义的力量就会被打破和遏制，至少在欧洲是这样。这样，走向共产主义的经济建设就可以继续进行，而不必担心反动的干涉俄国的战争，因为这时它将被友好的工人共和国所包围。因此，可以理解，我们认为是暂时的、不充分的、要全力打击的过渡形式，对莫斯科来说却是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即共产主义政策的目标。

　　这就使我们从共产主义的观点出发，对这些政策提出批评。首先是它对俄国自身的意识形态影响。如果俄国的当权阶层与西欧的工人官僚结成兄弟，并采取后者的态度，而后者的立场、对群众的敌意和对资产阶级世界的适应性又使之腐化，那么，推动俄国在共产主义道路上进一步前进的动力就会被消解。如果它以有地农民为基础，而不是以工人为基础，那么就不能排除向资产阶级农业形式发展的倒退，这将导致世界革命的停滞。还有一个可能，俄国的政治制度，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一种过渡形式，一种权宜之计——它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僵化为官僚制——从一开始就会成为西欧革命的反动障碍。我们已经指出，这种“工人政府”无法发动建设共产主义力量；由于在这次革命之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连同农民，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的情况不同，仍将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因此重建的失败只会使反动重新抬头，而无产阶级群众将不得不重新努力废除这种制度。

　　这种被削弱的世界革命政策能否达到目的，而不是像其他机会主义政治那样加强资产阶级的力量，需要打一个问号。最激进的反对派事先与温和派结成联盟，以期分享权力，而不是以不妥协的斗争来推动革命，这不是前进的方向；它削弱了群众的整体战斗力，以至于推迟了推翻现行制度的时间，增加了难度。

　　革命的真正力量不在于政党的策略和政府的政策，而在于其他地方。就所有的谈判而言，帝国主义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当克拉辛在伦敦谈判的时候，红军正在粉碎波兰的军队，并到达德国和匈牙利的边境。这就把战争带到了中欧；而这里的阶级矛盾已经达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内部经济的全面崩溃使革命不可避免，群众的痛苦，反动武装的愤怒，都将使内战在这些国家爆发。但是，当群众在这里被发动起来的时候，他们的革命将突破聪明的领导人的机会主义政治；它必须比俄国更彻底，更深刻，因为它要克服的阻力要大得多。莫斯科代表大会的决定不如狂热的、混乱的、基本的力量来得重要，这些力量将从三个被蹂躏的民族的心中涌起，为世界革命提供新的动力。



[1] 荷兰的左翼社民党罗格斯（S.J.Rutgers）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于1919年底返回阿姆斯特丹，在那里建立第三国际西欧辅助局。他很可能是该局唯一一期《公报》中关于议会和工会战术的左倾文章的作者，这篇文章导致该局的经费被莫斯科突然冻结。[英译者注]

[2] 潘涅库克在这里混淆了拉狄克在狱中写的两篇文章的标题。《德国革命的发展和共产党的任务》（The Development of the German Revolution and the Tasks of the Communist Party），写于海德堡会议之前；《世界革命的发展和共产党在争取无产阶级专政斗争中的策略》（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Revolution and the Tactics of the Communist Parties in the Struggle for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写于会议之后。这里是指后者。[英译者注]。

[3] 下面这段话，高尔特在《给列宁同志的公开信》中提到“村社共产主义”引用了。[英译者注]。

[4] 这次会议是为了成立辅助局。[英译者注]。

[5] 1873-1887年罗马天主教会和德国政府之间围绕教育和教职任命权进行的文化斗争——中译者注

[6] 19世纪60年代末，鲁尔区的第一个工会组织是天主教神父建立起来的。但是，在七十年代后期，俾斯麦为了建立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战线，放弃了反对天主教及其政治代表 "中央党"（Zentrum）（基民盟的前身）的运动。[英译者注]。

[7] 这种说法曾被用来为在匈牙利公社中与社会党的合作辩护，而控制着共产国际的前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则把匈牙利公社在1919年8月的崩溃归咎于社会党。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翼幼稚病中》，列宁敦促英国共产党人在没有自己的候选人的地方为工党竞选，他们将因此“像绳子支持一个上吊的人一样支持亨德森”，而即将成立的亨德森政府将加速后者的政治灭亡。[英译者注]。

[8] 高尔特在《公开信》中引用了本段的其余部分和以下两段。[英译者注]。

[9] 最近德国有人认为，共产党人必须进入议会，让工人们相信议会斗争是没有用的——但你的目标不是让别人知道这是错误的，而是从一开始就走正确的路!——原注

[10] 卡尔-伦纳（Karl Renner）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派的领袖；奥托-鲍威尔于1918年11月至1919年7月任奥地利外交大臣。[英译者注]。

[11] 例如，请看维也纳《共产主义》周刊对科洛什瓦里同志的深刻批评。

[12] 英国资产阶级手中没有明显的、令人生畏的强制方法，这也激发了和平主义者的幻想，认为那里不需要暴力革命，可以和平地从下而上建设，如行会运动和车间委员会，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当然，到目前为止，英国资产阶级最有力的武器是微妙的欺骗，而不是武装力量；但是，如果让这个统治世界的阶级去做，它就会拿出可怕的手段来实行它的统治。

[13] 卡尔-列金从1890年起担任德国工会总委员会主席，从1919年起担任德国总工会（ADGB，Allgemeiner 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的主席；另一位工会领导人古斯塔夫-鲍威尔于1919年担任劳动部长，随后担任总理。[英译者注]。

[14] 艾伯特、哈阿兹和迪特曼是十一月革命后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民全权苏维埃的成员。[英译者注]。

[15] 第一组是社民党领袖，第二组是工会领袖。[英译者注]

[16] 这种生产方式逐步转变的观念，与社会民主主义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力图通过缓慢的改革过程逐步废除资本主义和剥削。胜利的无产阶级直接废除资本的一切利润和一切剥削，是生产方式能够走向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原注

[17] 在古代末期和中世纪初期的社会结构中可以找到类似发展的突出例子；参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8章。

[18] 这就是列宁在1916年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对代表西欧共产党人观点的拉狄克所采取的立场的基础。后者坚持认为，社会爱国主义者和威尔逊一起提出的各民族享有自决权的口号只是一种欺骗，因为这种权利在帝国主义下永远只能是一种表象和幻想，因此我们应该反对这种口号。列宁从这一立场上看到了西欧社会主义者拒绝亚洲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倾向，从而不对其政府的殖民政策进行激进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