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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实用”艺术的意义
卢那察尔斯基
1923年
录入者说明：摘自《艺术及其最新形式：卢那察尔斯基美学论文选》，郭家申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部分标点有修正。
有人认为“实用艺术”一词相当别扭。我深有同感。的确，这个词产生于对纯艺术和手工艺世界的看法。按照唯心主义美学的观点，纯艺术体现纯思想，而艺术进入手工艺世界为的是想“紧贴上去”，即所谓从表面上对生活的某些对象装饰一番。凡此种种，无不散发出唯心主义的腐臭。
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来自缺乏自知之明的结构主义者营垒的“粗鲁人”还更接近于现实一些。当然，艺术是一项建设任务。艺术是全人类建设的一部分，而且是至关重要乃至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把改造世界的过程当作是我们整个世界观的基础；这个过程，最初是零散的，不系统的，后来逐渐变得连贯起来，人们对土地的合理经营组织得也更和谐一些，也许还能超出土地的实际范围。在我们看来，这个经济过程即是一种劳动流程，通过它，自然的一部分——社会——在改变着自然，反过来，它在与自然的接触中又改变着自己。长期以来，这个过程是不自觉地进行的，其结果超越和改变着这一过程个别参与者对自身提出的理智目标。这个过程有时候会被打断或被拉向后退，但是就一般和整体而言，它一直是前进向上的，直到随着社会主义纲领的产生，这个过程该向哪里发展才变得十分明朗，那就是，而且首先是向严整的和合理的组织劳动力的方向发展。
资本主义为无产者的出现及其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创造了前提条件。
这个流程一直沿着两条道路发展：一条是本来意义上的物质文化道路，即对生活和环境的改造；另一条是为合理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的道路。两条道路都很曲折，要看社会的阶级构成而定。
在这一历史过程的，更确切地说，在这一历史行动的两个方面中，艺术所发挥的作用都是很大的。
在改变物质世界的过程中，艺术的作用要视其为生活对象和环境因素所提供的最终形式而定。只要工业产品符合自身的功利使命，那么这种工业就是所谓的纯工业。不过就我们所见，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人不会仅仅停留在功利这一点上（住所、衣服、工具、武器、器具等等）。这些东西本身无不带有一定的形式特点，它们并非直接出于这些东西原来的功利目的。这些特点有时仿佛是外部的（图案装饰），有时它们又和人类双手造物的内在结构、合理本质紧密相关。尽管如此，从分析中我们仍不难相信这气点，可以设想有同样一种东西，对于自己的使命而言，它既合理，又适用，但就是风格不同，或者是不具备某些形式上的特点，这些特点根本不是仅仅由该东西使命的内在合理形象性所预先决定的。
人们认为周围美的东西都是有益的。他们一下子就能说出人类产品的这些特点。究竟什么才能称其为美呢？我们确信，这个概念是极其主观的。这里我们能够找到的唯一有点确切的说法，那就是人们希望这些东西能为他们所喜欢，也就是说，这些东西能够引起他们某种正面的、欢快的感情。这种感情（审美感情），正如心理学所告诉我们的，和我们所体验过的其它任何感情都不一样。通过心理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领悟和判断主体在哪里能够得到他所能得到的最大限度的有组织的印象，哪里就有他所能接受的这种感情。人总是希望把事物弄得比它的自然状态复杂一些，有意思一些，目的在于加大自己生活的紧张度，但是他也希望将它们搞得有条理一些，简单一些，以便能够通过自己的关注尽可能多地获取一些印象。他无时不在使自己的环境多样化和简单化，以便在最大统一的情况下求得最大的多样化。一旦他达到了这样的多样化，而且解决了统一的问题，那么这本身就意味着找到了该民族、该时代或该个人的风格。
审美因素、纯韵味、色彩、旋律等等，正如实际分析所显示的那样，恰恰是有组织的统一体，在这里，一定的多样化最终会显示出它的整体性。
人们可以谈制鞋艺术，也可以谈烹饪艺术，但是每当话题深入到鞋子或馅饼的纯实用方面时，“艺术”一词用在这里就显得有些滑稽可笑了。而当上面提到的那些无具体所指的欣喜之情由于组织得当、花样纷呈而压倒一切时，“艺术”一词用在这里就比较合适一些。
例如，谈论制鞋艺术，就未必会那么严肃认真，即使谈论的是缝制手艺非常高超的鞋。因为很明显，它属于制鞋工业，是一种职业，一种手艺。但是，对于我在农展会上布哈拉州展品部看到的那种做工精细的山羊皮皮靴，[1]用“艺术”一词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了，即便这些布哈拉皮靴的颜色有些单调划一，穿起来和目前那种花样翻新的皮靴一样舒服。艳丽的花色并不追求实用的目的。它具有深刻的艺术性，充满着灵气和生动感，音乐的“斑斓色彩”是要从组织良好的视觉印象中求得更高的生活乐趣。
艺术工业或工业艺术的极限是什么？如果工业的极限一般地说是把自然改造成有益于人的环境的话，那么工业的艺术部分的目的则是使这种自然既适应于人的接受器官，也适应于人的审美判断。工业希望使自然成为某种人为的天堂，那里的一切都很完美，处处符合人的利益，而艺术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这人为的天堂应该如此的完美，以致直接的感觉——视觉的、听觉的等等——能够为我们提供最大限度的乐趣。
如果我们把世界变成某种纯艺术的画，那么，也许我们会由于这个世界缺乏诸多实际必须的东西而毁于豪华与精美之中。
如果我们把世界变成绝对工业性的和理性的世界，我们也许会变成尼采所惊呼的那种只会眨巴眼睛的小市民。[2]然而，人毕竟是人，他在追求实际利益的同时，认为生活乐趣也是一种最大实用效益。而且任何人都明白，缺少这样的乐趣，生活实际上是没有价值的。如果人为自己建造起一个工程上尽善尽美的世界，那么也许整个的进步仍然等于零。与此同时，如果我们再补充一句，说这个世界非常美妙，令人欣喜若狂，以前从未遇到过，那么，这样我们对于是否值得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否值得为它而斗争的问题，作了最后的回答。
艺术工业跨出的任何一步都是朝这一理想方向的迈进。任何一个做工精细、彩画优美的杯子，任何一间明亮舒适、赏心悦目的房间，任何一束令人赞叹不已的园中花丛，等等，每一种细小的事物——仿佛都是这样一个伟大、宏伟世界的先期实现，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人希望能够把所赋予他的宇宙改造成这个样子——因为它在很多方面现在还不能满足人的要求，还有很多不足。
这就是人类历史为艺术工业基础所奠定的所谓一般哲学原则。
在俄国，具体地说，艺术工业的任务是巨大的……
再说了，毫无疑问，对俄国自身经济组织至为重要的种种挑战对象中，我国人民的物质情趣，是最有利、最独特的对象之一，它表现在一切方面——从手工制品到我国每一位风格各异的艺术家的产品，无不包括在内。
要使艺术，即情趣、技能显露出事物的欢快面目，使它和工业贴近，这个任务非常之好，也能够达到，尽管它并非一蹴而就之事。让工业用其强有力的钢铁手臂紧紧抓住艺术家，激发他们为工业服务的热情，帮助毫无乐趣的工程设计人员兴高采烈地设计构思，这也是一项非常美好的任务。[3]当然，简单地盲目仿照工程技术人员，搞出一些既不美观又不实用的我称之为“猴子机器”的东西，那是很愚蠢的。同样，如果工程设计人员为了追求美，而把机车油漆得花里胡哨，像印花布那样，那也是非常愚蠢的。这种愚蠢的东西会风行一时，成为时髦，但它们终究会过去的，不值得人们注意。
最后我还要提一下关于艺术在人类生活中所起的第二种作用，即我称之为艺术史的第二个层面的作用——社会斗争的作用。
在社会斗争中，各阶级不仅以肉体相搏，而且还运用思想武器。它们以自己的亲眼所见增强信心，了解敌人；它们常常矮化对手，用愤怒、蔑视、嘲弄的武器打击对方。它们尽量用鲜明的方式分析自己，分析自己所追求的未来或自己过去所获得的殊荣；它们努力把自己的追随者的思想感情组织起来，使有关的阶级团结一致，无坚不摧。所谓的纯艺术，并不是别的什么，它就是这样一种思想感情的组织工作。只有十足的白痴或没有任何文化知识的人，再不然就是自己这方面腹中空空，需要遮掩，即本身缺乏思想感情的人，才会对这一工作就像对待“封建主义”那样不屑一顾。在这里，说这同样是物品生产或别的诸如此类的话，就像最蹩脚的结构主义者丘扎克所说的那样，[4]只能说是在愚蠢地玩弄辞藻。实际上事情很明白，我们在工业艺术中的直接任务是创造人们喜欢的物品，改造日常生活对象和环境因素这是纯经济进步的一个部分，是经济活动的艺术部分。我们从纯艺术形式中看到的是一连串外部符号的复合体（单词、声响、色彩等），它们本身表现出用以打动周围人的思想感情世界的特定观念和情感。凡此种种，不管自觉与否，它们都是阶级斗争的因素，是历史的社会-政治的、文化的和道德的方面。
两种艺术都极其重要。要求一首赞歌或一座雕塑像机器设计出来的那样，这是绝对愚蠢的；对陶盘上的某个图案装饰一再追问究竟意味着什么，同样也是愚蠢的。在前一种艺术中，一切都应该具有含义。一切都具有自己巨大的社会-心理价值。在后一种艺术中，即在艺术工业的艺术中，无论是它的某些因素还是它的综合体，都没有什么含义，它们只不过是给人以快乐，就像糖的甜味一样，没有什么含义。
这就是总的前提；它们应当成为研究艺术问题的一切方法的牢固基础，特别是应当成为研究所谓“实用”艺术问题的方法的牢固基础。
这些思想我早就讲过。它们完全不是我的思想。实质上，一切未受资产阶级偏见毒害，也未受时髦风气毒害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支持这些思想。
非常可笑的是，比如，丘扎克，他绕了个大圈子，得出的还是这些思想，可是他现在把这些思想据为己有，并认为要得出这些思想非沿着他这条道走不可，而且还要和那些一贯主张这种思想的人争论不休。
我倒希望《艺术劳动》杂志尽量少去注意当前那些瞎了眼的和视力不佳的“美学家”的无稽之谈，而要脚踏实地地做些认真实在的工作，来说明各类艺术的社会-心理实质和社会-文化价值。
[1] 指1923年8月在莫斯科（现在的高尔基文化休息公园）举办的全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展览会。
[2] 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见他的忏语式的格言著作《扎拉图什特拉如是说》（1883-1885）
[3] 见卢那察尔斯基的《工业与艺术》（1923）一文，《卢那察尔斯基文集》第7卷第328页。
[4] 尼·丘扎克（尼古拉·费多罗维奇·纳西莫维奇的笔名，1876-1937），文学批评家、记者，“列夫”的理论家之一。
感谢 桨果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