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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
在这篇短短的回忆文章中，我想谈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为一个普通人和革命者在性格上的几个最突出的特点。
首先我要谈一谈，使他形成这些特点的条件是什么。
除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先天具有卓越的才能和非凡的资质外，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他还有着一个十分有利于成长的环境。
我们的父母亲是有文化、有思想的人，他们以身作则，这对孩子们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父亲出身于市民阶层，主要靠自己的坚强毅力和巨大的劳动能力，他才得以出人头地（那时人们是这样说的），或者说，受到了中等和髙等教育。虽然教师们认为他“天资聪颖”，可是他由于出身市民阶层而领不到助学金，因为那时纳税阶层出身的孩子是没有享受助学金的权利的；助学金只发给官吏和贵族的子女。国民教育工作是他热爱的事业，也是他终生从事的事业。他毫不吝惜自己的精力，满腔热情地工作，无限忠诚于这一事业。他受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先进思想的鼓舞，决心去为平民百姓，为那些最难受到教育（他对此深有体会）的人们工作，去为昨天的奴隶的子女筹办学校。这在当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资金缺乏，政府给国民教育事业设置了重重障碍，农民愚昧无知，他们对学校既害怕又不信任，因为除了多付捐税和使家庭失去劳动力之外，他们看不到学校有任何好处。总之，那时学校是非常糟糕的。谢德林曾一针见血地描写过这段时期的情况，他说：“教育、粮食、国民道德、霍乱、西伯利亚的瘟疫，还有天花，都一古脑儿集中在一起了。”要克服这重重障碍，保持朝气蓬勃的精神和对事业的充分信心，是要花费很大气力，要有百折不回、无视困难的勇气的。不论是暴风雪的天气或是春秋泥泞的季节，他都得在全省奔走，去视察学校，在农村公社大会上苦口婆心地进行劝说，关心新办学校的校舍建设，坚持要地方自治局拨款办学等等。他的努力收到了效果，农民对学校的不信任感逐渐减少了，在他的领导下培养了许多有新思想的教师，他们废除体罚，反对死记硬背，而是把知识带到农村，并象他们的领导人一样，满腔热情地决心为人民的福利贡献自己的力量。父亲在辛比尔斯克省工作的那一段时间，被他的同时代人称为“乌里扬诺夫”时期而留在他们的记忆里，那些由父亲培养出来的教师则被称为“乌里扬诺夫式”的教师。父亲对工作勤勤恳恳，积极肯干，这种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不仅如此，他还十分关心子女的成长，把自己工余之暇的时间全都献给了他们。他努力使孩子们成为有象他那样强烈责任感的人，成为有坚强性格和劳动能力的人。他关心孩子们的学业，提高他们对当代作家优秀作品的欣赏力，同他们一起做游戏，一起散步，因此孩子们都热爱自己的父亲。父亲是个地道的民主主义者，待人诚恳，平易近人，生活简朴，这都使孩子们受到良好的影响。在我们家里，母亲对培养孩子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她是一个杰出的、有才能的妇女，她掌握教育学的技巧，意志坚强，有一颗火热而勇敢的心。
除了父母亲之外，大哥亚历山大·伊里奇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也是一个才能出众的青年人，性格坚强，有巨大的劳动能力（一天能工作十四到十六小时）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爱自己的哥哥，事事都学哥哥的样，比如说，亚历山大说这本书好，他就去读这本书，等等。大哥的死（他因谋刺亚历山大三世而被处死），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受到很大的震动。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形成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整个一生和他整个活动各个阶段的最突出的一个特点，这就是坚定的目的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青少年时代就把革命工作作为生活的目的，他始终不渝地奔向这一目标，在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背弃过这个目标，没有偏离过这个目标一步。你们总还记得，有一次他写道，要紧张地生活，把全部精力献给革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共戴天的敌人，孟什维克唐恩[1]于1910年在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对他的攻击是很典型的。在这次大会上，俄国支部各个派别的代表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满腔怒火和全部仇恨都充分发泄出来了。他很孤立，尽管他的对手在发言中意见相当一致，但他并不想跟他们作丝毫的妥协。这就更使他们暴跳如雷。“一个人反对大家，实在太不象话……”，“他毁灭党……”，“假使他失踪，溜走，死掉，那对党来说将是多么幸运……”这就是在俄国支部会议上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辩论时所说的话。
有一个老党员[2]对说这些话的唐恩说：“一个人能毁灭整个党，而他们大家却对他无可奈何，只好请出死神来帮忙，怎么会这样的呢？”唐恩咬牙切齿一字一句地说了下面这番话：“那是因为没有另外一个人，会在一昼夜二十四小时里都去干革命，除了想到革命之外，他再没有别的念头，甚至连做梦也只梦到革命。您倒去试试对付这样一个人看。”
当然，问题不仅在于他把全部精力都献给了革命工作，而且还在于他的路线是正确的，工人群众都是跟着他走的。不管怎么样，对证实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具有坚定的目的性来说，这番话倒是很有典型意义的。
再举一个例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患病之后，医生们想方设法要限制他的工作，我们也努力劝他必须减少工作。有一次，他回答我的劝告说：“我没有任何别的事情要考虑。”“没有任何别的事情要考虑”——这是千真万确的。他把整个身心都投入了革命和革命工作，离开了革命工作，他感到自己就象是一条离开了水的鱼儿一样。晚些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不能起床，医生看到他心情很郁闷，决定对他放松一些限制，建议他跟同志们见见面，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们见面时不谈政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决不同意这个条件。“这些怪人”，医生离开后他对我们说，“他们竟以为政治活动家在久别之后可以不谈政治，而去谈别的东西。”[3]再晚些时候，他想口授自己的一些笔记，即最后的几篇著作，可是医生不同意，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宣布，要是他们不同意这样做，那末他就干脆不再接受治疗。
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渴望从事革命工作这一点来说，哥哥的死无疑是对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的。不管他多么爱戴并尊重亚历山大·伊里奇，但他很早就懂得，不应当走这条路，搞个人恐怖不能达到目的，它只会使许多革命者的优秀代表脱离群众，不能对群众产生影响。然而他毕生深深敬仰民意党人的英雄气概和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他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和革命锻炼的经历。后来，他在侨居国外的时候还说过，我们应该向哈尔土林[4]学习，向民意党人学习。但我要再说一遍，民意党人的道路并不是他的道路。他很早就懂得：“思想一掌握了群众，就变成力量。”[5]同时，他也懂得，为了到群众中去，并号召群众跟随着自己走，本身必需在理论上狠下功夫。他顽强地学习，进行自我教育，有系统地，按照一定的计划进行学习。后来，有一次他写信给当时正在坐牢的最小的哥哥说，一般地读书，没有多大好处，应该选择一个题目，有系统地进行研究。他一贯是这样进行学习的。他充分掌握了马克思学说的革命实质，并把这一学说运用于自己的整个革命实践。他认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不仅在于解释世界，而且在于改造世界。
我还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事后曾经用揶揄的口吻谈到他在彼得堡时同一个“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是公开活动重要呢，还是秘密活动重要。这位身为教授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所进行的合法写作活动最为重要，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则毫不犹豫地把秘密的地下工作放在首位。
刻苦学习理论并没有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成为一个书呆子。他满腔热情地工作，也兴致勃勃地休息，如举行郊游，等等。他喜爱丰富多采的生活；他爱人们。他为人们的苦难，为他们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感到痛苦。
高尔基写道，他没有遇见过，也不知道有什么人“象列宁那样，对人们的不幸、痛苦和苦难会如此深刻而强烈地感到憎恨、厌恶和无所畏惧。”[6]他说得对。
正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自己的工作中倾注了满腔的热情，他也就在工作中表现出这样热烈的气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青年时代因参加大学生风潮而第一次被捕，警察分局长问他：“小伙子，您干吗要造反啊？要知道，您的前面是一堵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说：“是一堵墙，不过是一堵朽墙，只要一推就会倒的！”
住在喀山、萨马拉以及后来住在西伯利亚农村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观察、研究了农民的生活，因此对农民的生活非常熟悉。与此同时，在喀山和萨马拉时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革命青年建立了联系，向他们作专题报告。有些专题报告后来编入了他的早期著作，其中最有名的一部著作就是《什么是“人民之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写这部理论著作花了几年工夫，但过了不久，他就离开萨马拉到更为活跃的工业中心去了，正如他对大姐所说的那样，他在萨马拉感到自己就象在契诃夫笔下的六号病室一样。[7]他到彼得堡去，是为了直接参加革命运动，同工人群众建立联系，在工人中间进行宣传和鼓动。
那是1893年秋天的事。从此以后，不管命运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抛向那里，他都把整个身心投入革命斗争。他同工人群众建立联系，在会议上和报刊上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进行战斗，他去国外跟“劳动解放社”建立联系，并从那里运回来秘密书刊。即使身陷囹圄，他也没有放下革命工作。除了写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部书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俄国的胜利有重大意义）外，他还在狱中写了党纲草案，并为工人起草秘密传单。这些传单送到狱外后由“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印发。为了瞒过宪兵的耳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想出了多少点子啊。当他流放到远离文化中心四千多俄里的偏僻的西伯利亚农村之后，他仍然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不仅他的公开出版的著作起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同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斗争的作用，他在流放期间还写了许多秘密著作，如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为党的机关报《工人报》（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被缺席选为该报编辑）撰写的文章等。那时，他在党内已经享有很高的威信。他在流放地还写了反对“经济派”即穿上俄国服装的伯恩施坦主义者的有名的《反信条》[8]，在一些亲密的同志参加的会议上通过了这一文件，并同其他流放者就这一文件进行通信。
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系密切的同志，看到他在流放地也精力充沛、锲而不舍地工作，都感到非常惊讶。在这里，坚定的目的性仍是他的基本特点。然而“流放生活的万恶的泥潭”又曾淹没过多少人啊。当时在土鲁汉斯克专区服流刑的马尔托夫曾写过一首诗说到这一点，诗中的一节写道：“在俄罗斯，人们奔放热情，英雄的服饰对他们十分相称；但那长年累月的流刑，很快使他们蒙上了灰尘。瞧，英勇的壮士，精神不振，象斗败的公鸡，回转家门。”但在流放期快结束时，就连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开始感到忐忑不安，他生怕会延长期限，因为过去是有过这种情况的。他拟订了好多未来的计划，拟订了创办党的机关报的计划，就象搭在建筑物旁边的脚手架一样，党将以这份机关报为脚手架建立起来；因此，他生怕流放期会延长。结果期限并没有延长，他可以回俄国了。他不断跟同志们通信、商量，组织“普斯科夫会议”[9]，到彼得堡跟同志们会面，只是在那里因偶然被捕而损失了三个星期时间。[10]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待人接物的态度是由他的基本思想，即革命斗争和事业的利益决定的。他写道：“没有辩论、争论和斗争，就不可能有任何运动，工人运动也包括在内。”[11]尽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争论时对论敌是尖锐激烈、绝不妥协的，但他毫不计较个人恩怨。这就是他的力量所在。只要翻阅一下已经公布的和尚未公布的他给同志们的信件，就能看出，由于某些同志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或者执行不正确的路线，他是怎样毫不留情地批评他们，似乎叫人无地容身。而结果呢，错误纠正了，路线端正了，大家又同心协力地干工作，同志不感到委屈，也不存什么芥蒂，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事业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当然，如果事情不是涉及到一时的错误，而是涉及到原则性的重大分歧，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态度就不同了。不管他同这些人（如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过去如何亲密，他也同他们断绝关系。象普列汉诺夫那样得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高度尊敬和喜爱的人是寥寥可数的，象马尔托夫那样受到他亲切关怀的人也是寥寥可数的，——然而事业的利益是第一位的。不过，这种分歧和任何分裂都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万分痛心。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及大会分裂后，他曾生过一场重病。
他曾采取措施，以便一次又一次地把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拉到自己这边来，因为这是符合革命利益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待群众的态度是他的另一个最突出的基本特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善于摸到群众的脉搏，他接近群众，同群众保持着经常的密切的联系。我在上面说过，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研究工农群众了。住在喀山、萨马拉的农村以及后来住在西伯利亚时，他了解农民群众的情况。在彼得堡工人中间进行工作时，他采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去接近他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描绘工人习俗和生活的每个细节都有兴趣，他努力根据某些典型事例概括出工人生活的全貌，努力发现可以抓住的东西，以便更好地接近群众，向他们进行革命宣传。理论联系实际，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小组工作中的特点。他跟工人交谈或者为他们写作的时候，都力求说得和写得通俗易懂。当“劳动解放社”成员收到列宁的小册子《……罚款法的解释》之后，他们写信给他，夸奖这本小册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信说，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德对他的习作（为工人写的）的评价，使他受到“很大的鼓舞”。他说：“我最大的希望和幻想得最多的就是能够给工人写作。”[12]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克拉拉·蔡特金[13]说，他作演说时始终想着，他的听众是工农。“我希望他们听懂我的话。一个共产党员不论在什么地方讲话，他都应该想到群众，应该为他们讲话。”[14]在侨居国外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脱离群众而感到万分苦恼。他在这一时期写给同志们的信中，经常要求在俄国国内工作的同志让工人们多多为国外的机关报写稿，[15]不仅是为报刊写稿，而且是为了使脱离工人群众的国外著作家们不致于同他们失去联系，使这些著作家们能直接从工人群众那里了解他们的要求、生活和斗争情况。他在信中写道：“……即使有时提供一些和工人谈话的素材（小组里在谈论什么？有哪些怨言？有哪些疑虑和要求？话题是什么？以及其他等等）也是好的”[16]每当地方工作人员中，特别是工人中有人来到国外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全神贯注地倾听他们讲话，向他们提出一系列启发性的问题，详细询问国内工人的情绪，从而了解到很多情况。他无限信任工人群众，信任他们的创造力。
革命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获得很多机会去直接影响群众。他和革命群众休戚与共、息息相关，什么也不能使他们分离。对千百万起义的工人和农民来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革命思想的实验所，他是天才的领袖，他既能理解工人和农民内心深处的思想，也能理解最高深的科学知识。他致力于解决当前每一个重要的问题，通过实验并亲自同某些工作人员，通常是普通工作人员谈话，以此来检查每一步工作。他认为，向广大人民群众解释每一个措施，了解普通工人和农民对政府某些法令的反映，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根据他的建议，当时担任粮食人民委员的亚·德·瞿鲁巴请来了几个普通农民，同他们“促膝谈心”，实事求是地了解农民群众的想法和愿望。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亲自同来访的工人和农民进行谈话。他们可以优先受到他的接见。曾经多次受到列宁接见的农民切尔诺夫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列宁的伟大表现在哪里？”他说：“表现在：他当然不是把我当作一个不平常的人物来听我讲话，而是通过我在听取全体农民的意见，同时也通过我掌握了基层的全部复杂的情况。”[17]
同志们，我在这里仅仅举出了几个例子，来说明我在文章开头谈到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些最突出的特点是怎样表现出来的。不用说，这些例子还能举出很多，你们可以在列宁遗留下来的大量著作中找到。我们要学习和研究列宁的著作，在今后长时期内，这些著作仍将是我们工作和斗争的指南。很明显，问题不在于引用片言只语，而在于理解、掌握和贯彻列宁学说的精神实质。
最初载于玛·伊·乌里扬诺娃：《忆列宁》，1964年莫斯科政洽书籍出版社版第95—104页
按玛·伊·乌里扬诺娃：《忆列宁》1966年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第2版第94—103页刊印，根据手稿作过校订
[1] 费奥多尔·伊里奇·唐恩（Фёдор Ильич Дан，1871年10月19日——1947年1月22日），原姓古尔维奇（Гурвич），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出身于圣彼得堡一个犹太人家庭，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6年被捕，被流放到奥廖尔，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再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后逃脱，流亡西欧。1903年在伦敦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之一。1912年回国，1914年再次被捕，1915年获释后参军。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到彼得格勒，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副主席。反对十月革命。1921年被捕，1922年被驱逐出国后，长期领导孟什维克流亡分子的活动。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纽约逝世。
[2] 季·巴·克尔日札诺夫斯卡娅。——编者注
[3] 在玛·伊·乌里扬诺娃的另一份手稿中接下去写着：“1922年夏已经禁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做任何工作。他说：‘如果我不能搞政治，那就搞农业吧。’当时他住在哥尔克，在这方面有过不少考虑，多次谈到从美国订购种子，并推荐大家阅读《土壤的改良》这本书。但是搞农业的兴致没有延续多久，他的健康状况有了好转。他已能阅读和写字，10月前夕就回莫斯科工作了。可惜的是好转的时间实在太短了，不久他又再度离职。这时，虽然他还能说话，但已经瘫痪在床，而就在这个时候，他最后一次以极大的毅力留下了也许是他一生中最优秀的著作。他把这些文章口授给女速记员，然后要她把速记下来的东西念给他听，他再进行修改。医生并没有立即同意他做这个工作，但他们很快就不得不作出让步，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决表示，要是他们不允许他哪怕每天只用半小时来做这个工作，那他就拒绝接受任何治疗。”——编者注
[4] 斯捷潘·尼古拉耶维奇·哈尔土林（Степан Николаевич Халтурин，1856年12月21日——1882年3月22日），1875年起参加民粹派活动。1878年发起成立“北俄工人同盟”。1880年2月5日在冬宫策划并实施了对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刺杀行动，行动失败后逃往莫斯科。1881年当选为民意党中央委员。1882年3月18日参加了刺杀敖德萨军事检察官斯特列利尼科夫（Стрельников）的行动，当场被捕，3月22日英勇就义。
[5] 《列宁全集》第26卷第112页。——编者注
[6] 《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1卷第435页。——编者注
[7] 见本卷第30—31页。——编者注
[8] 见本卷第37页脚注①。——编者注
[9] 指1900年3月底4月初，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徒卢威、米·伊·杜冈一巴拉诺夫斯基）就后者协助出版《火星报》和《曙光》杂志问题举行的会议。会上讨论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起草的《〈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声明草案》。——编者注
[10] 参见本卷第68页脚注①。——编者注
[11] 《列宁全集》第19卷第493页。——编者注
[12] 《列宁全集》第34卷第6页。——编者注
[13] 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1857年7月5日——1933年6月20日），出身于教师家庭，在丈夫奥西普·蔡特金（Ossip Zetkin）的影响下倾向马克思主义。1880年至1890年之间流亡西欧，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人》的编辑工作，在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做了有关妇女工作的报告，任第二国际妇女书记处书记，创立了《平等报》（Gleichheit），并任其主编。她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德国左派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从1914年8月起是国际主义者核心成员，在伯尔尼代表大会之后立刻被捕，1916年被免去《平等报》编辑职务。1917年参加独立党和斯巴达克同盟，宣称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她没有出席德共（斯）成立大会，但在几个月后参加了德共（斯）。1920年起当选为国会议员，德共中央委员，1921年支持列维，1924年支持布兰德勒。德共出于保持威望的考虑，将她留在党内，尽管她明显对此不同意。她在莫斯科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同情布哈林的右翼反对派。1932年8月在国会发表公开演说，激烈抨击纳粹主义。1933年逝世于莫斯科。
[14] 《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2卷，1957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658页。——编者注
[15] 参见《列宁全集》第7卷第515页。——编者注
[16] 《列宁全集》第34卷第126页。——编者注
[17] 《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2卷第721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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