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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尔克谒见列宁
奥·阿·皮亚特尼茨基
1923年10月底，我在哥尔克谒见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个星期六，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打电话给我说，可以在星期天去见伊里奇。
我焦急地等着汽车来接我。最后，汽车终于来了，里面已经坐着伊万·伊万诺维奇·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1]，他也是到伊里奇那儿去的。
我们顺路去接了安娜·伊里尼奇娜[2]和魏斯布罗德[3]医生，然后同车前往哥尔克。
在一个树木成林的宽阔的花园里有一座两层楼房子的老庄园。屋子里陈设着陈旧的家具，墙上挂着古老的写生画和画像——显然是哥尔克庄园最后几位主人的祖先的肖像。
我焦灼地等待着可以上楼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时刻。最后，我和斯克沃尔佐夫同志被叫上楼去。我们走进一间灯光暗淡的宽敞的房间，安娜·乌里扬诺娃和玛丽亚·乌里扬诺娃[4]两位同志都在那里。
我们刚走进眉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在门口出现了，他左手拄看拐杖，边看坚定的步伐向我们走来。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5]跟着他走进了房间。
伊里奇非常热情地用左手同我们握手问好，脸上带着微笑，他向来是带着这样的笑容欢迎老朋友和熟人的。
在国外出版的白卫分子的报刊上以及在小市民中间流传着谣言，说伊里奇憔悴不堪，已经完全不象过去的伊里奇了。
当我看到伊里奇时，我感到惊奇的是，伊里奇的脸容和他那一双颖慧、出色的眼睛依然如故。他的眼神，他的笑容，仍旧和过去二十年来我因党的工作成百次见到伊里奇时所看到的一模一样。
起先，我们也没完全觉察到伊里奇不能说话。伊里奇在接见人们时，通常很少讲话。他要求来访的同志讲。他听着同志们的话，一般只提一些意见和问题。熟悉伊里奇的同志，可以根据他的脸部表情以及他在听汇报时的注意程度，看出他对谈话所涉及的问题的态度如何。我和斯克沃尔佐夫同志在他那儿时，也是这样。
斯克沃尔佐夫同志开始向伊里奇讲述莫斯科苏维埃的选举经过情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注意听。斯克沃尔佐夫同志汇报时，他一面望着说话的人，一面浏览着放在我们围坐着的桌子上的几本书的书名。可是，当斯克沃尔佐夫同志讲到各个工厂的工人对莫斯科市委的指令提出修正意见，要求改善工人和城市贫民居住区的照明设施、把电车线路延长至工人和农民居住的郊区、关闭啤酒馆等等的时候，伊里奇注意地听着，并且用唯一还能清晰发出的声音“噢，噢”表示自己的意见。他的声调仍旧象过去未生病时一样，使我们清楚地懂得，这些修正意见是正确的，是切实可行的，应该采取一切措施付诸实施。
斯克沃尔佐夫同总讲完以后，我不免有些激动地开始向伊里奇汇报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里的工作情况和共产国际某些支部的状况。我向伊里奇讲了意大利波尔迪加[6]案件的情况和意大利共产党的状况；谈到了英国即将举行的竞选运动，告诉他英国共产党除在某几个选区提出独立的候选人以外，将支持英国工党。
他对我的这一切报道听得不很仔细。然而，当我的话题转到德国问题，谈及社会民主党的解体、德国工人悲惨的经济状况、千百万男女工人大规模失业和陷于贫困、工人大量退出工会、工厂委员会的作用和德国共产党在德国工人中影响增长等问题时，伊里奇活跃起来，非常仔细地倾听着。在我叙述德国情况的时候，他的眼睛一直没有从我身上移开。他点着头，发出“噢，噢”的声音，表示对德国的事件有着莫大的兴趣。
我忘了我是在同生着病的伊里侖说话，不能让他激动。我仿佛觉得我是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正在听取关于德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报告，他的脸部表情、他的插话、他的专心致志的神情使谈话的人感觉到，他，伊里奇，对报告的内容很感兴趣。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问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列维[7]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态度如何。他们当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个有组织的派别。
我回答说，左派社会民主党人被看作比右派社会民主党人更坏的工人阶级的叛徒，因为他们用左的词句在工人中间散布幻想，实际上他们奉行的是反对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噢，噢”的声音清楚地告诉我们，恰恰应该这样看待左派社会民主党人，而且他早已对列维之流的作用作过预言。
我们离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满怀着信心：伊里奇很快将回来工作。
从哥尔克回家的路上，我们还在谈论着，等伊里奇恢复工作以后，必须坚决要求他不要象患病前那样工作得那么多。
三个月以后，新的一次脑溢血从我们苏联以及全世界无产阶级身边夺走了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群众最伟大的领袖的生命。
载于《列宁与国际工人运动。回忆录》第1卷1934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155—157页
（顾柏林 译 张草纫 校）
[1] 伊万·伊万诺维奇·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Скворцо́в-Степа́нов，1870年2月4日——1928年10月8日），苏联历史学家、经济学家。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7—1909年期间参与了将《资本论》翻译为俄文的工作。1911年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委员兼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任财政人民委员。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1918—1924年任《真理报》编委会委员。1920年参加了苏波战争。1921—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25—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8年逝世。
[2] 安娜·伊里尼契娜·叶利札罗娃—乌里扬诺娃（А́нна Ильи́нична Елиза́рова-Улья́нова，1864年8月14日——1935年10月19日），列宁的姐姐。1886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87年被捕，被判处5年徒刑并被流放到喀山。1893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4年加入莫斯科工人工会。1896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7年流亡国外，加入了劳动解放社。189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后来参加了1905年革命。此后曾四次被捕。二月革命后任《真理报》书记。1918—1921年任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此后曾担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研究员、《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书记。1935年逝世。
[3] 鲍里斯·所罗门诺维奇·魏斯布罗德（Борис Соломонович Вейсброд，1874年10月22日——1942年8月6日），苏联医学家。1902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03年流亡国外。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年回国在医院工作。1918年列宁遇刺后，参与诊治。此后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工作。1939—1940年期间参加苏芬战争。1942年在鄂木斯克逝世。
[4] 玛丽亚·伊里尼契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 Ильинична 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列宁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193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
[5]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6] 阿马迪奥·波尔迪加（Amadeo Bordiga，1889年6月13日——1970年7月23日），高中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0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十月革命后转入共产主义运动，1920年出席了共产国际二大，1921年与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一起主持成立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 Comunista d’Italia）。1923年2月被墨索里尼政府逮捕；1926年年底再次被捕，被判处三年徒刑；1930年被开除出意共。1944年后将极左派组织为“国际共产党”（International Communist Party），继续领导“左”派共产主义运动。
[7] 保尔·列维（Paul Levi，1883年3月11日——1930年2月9日），生于黑辛根（Hechingen）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1906年参加社民党，同年开始当律师。1915年3月参与成立国际派，1915年4月被强征入伍，经绝食抗议后于1916年退役，随后他前往瑞士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活动。十月革命后返回德国，从1918年3月起担任《斯巴达克斯通信》编辑。1918年底参与创立德共，并当选为中央局委员。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牺牲后，列维担任德共中央领导，并在1919年10月的德共二大上将极左派开除出党。1920年率领德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二大。1921年三月行动失败后，因批判盲动主义而被开除出党。随后成立了共产主义社（Kommunistische Arbeitsgemeinschaft），1922年春季随共产主义社参加独立党，同年随独立党返回社民党。1930年在病中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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