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四卷）
忆弗·伊·列宁[1]
在市立赫尔姆霍茨眼科医院职工、病人、参观者大会上的讲话
米·约·阿维尔巴赫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的地方委员会要我在今天向你们讲一讲我个人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印象和回忆，因为我作为一个医生，曾经见到过他几次。做这样的报告我感到特别高兴，当我再一次谈到这个卓越的人物时，我感到异常的愉快。另一方面，我想，我能告诉你们的事情，你们是无论从什么地方都听不到，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你们到处都能听到作为一个英雄、战士、无产阶级群众的领袖、劳资斗争的伟大思想的代表者和体现者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你们中间有些人对此也许还有亲身的感受。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你们从我这里是听不到的。我要给你们讲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自己家里的情形，当他从事一天繁重的工作后回到家里，解开领口，脱下很紧的鞋了，与家人团聚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人；当他害了比任何一种思想、任何一种事理都要厉害的疾病的时候，当他为自然的力量所迫必须停止考虑外界的一切，而去考虑自己身体的时候，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你们或许会对我说：“我们干吗要知道这些呢？他的私人生活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他的社会活动必然会在全世界人民的生活中留下永不磨灭的痕迹。”在一定的程度上你们是对的。生活经验和対伟人生平的研究工作告诉我们，他们的私人生活在多数情况下不需要知道。但在讲台上和在家里，到处都表现得一样的人，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构成一个统一体的人，是不常有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那些卓越人物的私人生活看来也并不是十分有趣的，或者与其所起的社会作用截然不同。广大的群众，特别是那些眼界狭小，具有小市民庸俗心理的人们，不善于把人和思想区分开来，不善于原谅大人物也有一般人都具有的普通的弱点。因此，他们确实不应该知道那些起着社会作用的人们的私人生活。但在这里，对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要重复说一遍，我敢于和乐于给你们讲他的私人生活。我十分放心，你们从我这里听到的东西，不仅不会在你们眼里贬低他的伟大，而恰恰相反，会使你们更加崇敬他，并且还会给你们心目中已经塑造好的崇高的、完美的形象增添某些动人的和美丽的色彩。
我第一次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在1922年4月1日。这还是在他得了致命的疾病的初期，那时他还在继续工作，作演说，但常常说头痛，睡眠不好，容易疲劳，不能想工作就工作，要做多少工作就做多少工作。那么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想法，需要做多少工作呢？关于这一点你们大概连想象都想象不到的。既不是脑力工作者的六小时工作日，也不是体力劳动者的八小时工作日。不，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艰难时期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只希望能这样工作：在工作时间打个盹又继续工作。不过，这样的要求他只是对自己提出的，对别人则建议要多多休息，保重身体。
象前几次一样，这次请我去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检查眼睛，并不是他自己提出的要求（他对自己的眼睛十分满意），而是给他治病的那几个医生的意思。他们预料，我作的检查会得出如下的某一个结果：或者眼晴里偶尔发生一种会引起头痛的病变，或者通过眼睛，正如通常所说的那样，通过这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观察到人脑的小窗，获得解释人脑病变过程的线索，因为在最初阶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病还完全是个谜。
在双方约定的时间，我被带领到列宁的住所。在第一间房间里迎接我的是与他同呼吸共命运，一分钟也不离开他、直到他永久安息的他的两位无限忠诚的朋友和卫士：他的妻子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天娜·乌里扬诺娃[2]和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3]。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时已经住进了原司法机关大楼内一所简朴的住宅里。我说“已经住进”，因为据说，这所简朴的住宅是他在住过各种设备简陋，条件很差的房间后给自己找到的最好的住宅……他对住宅很满意，房间不多不少，刚好够他自己和他的亲人们居住（他的亲人也担任着很重要的社会工作）。至于这所住宅的摆设，只要你一打开门，你马上就会感到，你走进了一个不爱讲究，但真正有文化的人的住所——一切都显得简朴整洁，东西都放得井井有条，毫不华丽，不摆阔气，没有任何奢侈品，没有任何用不着的东西，但却有着一个专门从事脑力劳动、勤奋工作的家庭所需要的一切东西。这种摆设的简单、朴实和合理并不给人以一种人为的，设想出来的，故意做样子给人看的印象。完全不是。弗拉星米尔·伊里奇生长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里，完全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宁愿将来不当杰出的学者或教授，而去为建立新世界从事地下活动，几乎一生不得不在艰难困苦中度过，因此他学会了过简单朴素的生活，而且感到称心满意……总之，这不是故意的节制，而是一种对不需要的东西无所要求的自然表现。
我还来不及向亲切殷勤的女主人们问好，弗拉某米尔·伊里奇已经从隔壁房间里走了出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从外表看上去他是个中年人，中等个子，身体结实，脸上流露出刚毅的表情，有着一双灵活的，同时却又是聚精会神的眼睛。眼晴里明显地闪耀着智慧和隐藏得很深的内在力量。虽然我由于自己的职业关系习惯于细看眼睛，注意它们的表情，但我必竟不是个相面家，而且也认为相面术毫无意义……经过短短的交谈以后，我感到这是一个具有卓越的、独特的智慧和坚强的潜在意志的人。不仅如此，我感到这种敏锐的智慧能用无形的眼睛洞察你的为人，猜透你的思想。凡是和列宁接触过的人都讲到他的智慧。费尔斯特[4]教授也有同样的看法，他由于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耽过一个很长时期，有可能进行仔细的了解……的确，无怪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些最亲近的朋友和老战友几乎把他看成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人。但是，把列宁的智慧仅仅说成是伟大，那是远远不够的。在他的智慧里，就象在他的眼神里一样，还可以察觉到某种别的东西，也许，我可以把它称之为调皮，机灵。在谈话中间你会感觉到，他想知道什么，而且最终或许还会促使你说出来，但自己却不说一句多余的话。至少是我，作为一个医生，在我和他见面时明显地感觉到他想从我这里了解到他认为其他医生没有对他完全说出来的话，但他了解的方式，并不使我怀疑他有这样的意图。
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特征，我再补充一个特别动人的特点。一个医生不可能不考虑到纯粹是个人的各种细小的生活问题。可是这个具有巨人智慧和灵活头脑的人在处理这种问题时却表现出某种完全是孩子般的稚气，异常的腼腆和特别的不知所措。但这并不是一个耽于幻想，不懂得眼前所发生的事情的德国老学究所表现出来的幼稚无知和惘然若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完全没有这种情况。这是一个工作认真的人对于生活琐事和他自身，从深刻的哲学观点来看，采取轻视和漫不经心的态度。但这仅仅是对他本人的态度。只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了解到他亲近的人或者同志和朋友有什么困难，他就表现出一种非常的毅力、注意、关心、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善于排难解纷的木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我的心目中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如果我不再多讲几句，说明他是用怎样的方式对待偶然到他住所来的人的话，那么在家庭生活中的他的个性特写是不完整的。我认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时候，共产党掌握世界上最大国家的命运已经有四年了……但是从隔壁房间里走出来的，并不是一个给一亿三千万人民制定法令和人们必须倾听他的声音（有的人兴高采烈和满怀期望，有的人则怀着愤怒，但不管怎样全世界都在倾听）的政府首脑。不，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普通的，衣着朴素的人；他脸上帯着亲切的笑容，没有丝毫高傲的神情；讲话简练、化动，充满着幽默；说话时打着有力的手势，略微有一点分不清“р”和“л”，但声调悦耳动听；在待人接物时令人感到，他是个殷勤好客的主人，一心想使客人和他在一起不感到寂寞。很快我就觉得很随便，不受拘束了。如果说毕竟还觉得有点担心的话，那么这仅仅是因为你感觉到同你谈话的人智力大大地超过你，所以老是感到有点紧张。他的亲切殷勤和盛情周到真是没法说的。当我们分别时，他从不忽视礼节，对于这种礼节甚至连最讲究繁文缠节的客人也会原谅任何一个主人（特别是病人）的，不管主人的社会地位如何，都是如此。尽管你们大家都知道我的脾气是很固执和倔强的，但我却无法推却主人给我递大衣，把我送到一条很长很长的走廊的尽头。
现在我回过来讲我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检查眼睛的结果。在列宁的眼睛里并没有神经病医师们侦料我会发现的那些病变。从神经学的观点来看眼睛完全正常，既没有给弄清人脑病变提供任何线索，也不能作为头病以及其他神经失调的依据。纯粹从眼科方面来看，眼睛所提供的某些现象，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说是意想不到的消息，并使他作为一个对医学并不在行的人得到不少的愉快。事情是这样的：小时候他被带到一个很好的俄国眼科医生那里去，这是当时在整个伏尔加河流域名噪一时的喀山教授阿达缪克[5]（老阿达缪克）。显然由于不可能给孩子作准确的检查，而且看到他的左眼眼底有某些变化，主要是先天性的（视神经先天性裂孔和后圆锥），阿达缪克教授认为这只眼是先天性视力不足（即先天性弱视）。这只眼睛确实看不清远的东西。医生对孩子的母亲说，左眼生来就不好，没法治。就这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认为他的左眼看不见东西，只剩下一只右眼。只是在最近几年他感到有点儿奇怪，所有同他年纪差不多大的人看书时开始将书放得远一些，而他则相反，要比平时拿得近些。很多象他那样年纪的人看书要戴眼镜，而他则根本不需要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般很少关心自己的身体，因此没有去考虑这件事，也没有去想法弄清原因。事实也是如此，为什么一个重要的忙人要去作检查呢，既然他的视力能满足一切需要，甚至可以去打猎，看书可以随便看多少。经我检查后发现，那只原先认为没有用处的眼睛只不过是近视（屈光度4—4.5），并且在二十至二十五厘米距离之内看得很清楚，这对他来说是多么的惊奇啊。列宁是用这只眼睛看书的，而看远的东西很清楚的右眼，到我给他检查的时候已经老花了，看近的看不清。但只要给这只眼睛配上适当的镜片（这种镜片是一些上了年纪还能看得很清楚的人常戴的），这只眼睛也能清楚地看书。这个完全意想不到的消息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感兴趣，也很高兴，但他对自己关心得这样少，以至在我们下一次见面时他已经把我给他的眼睛所做的“玩意儿”忘记了。
我们的分别同样能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特点。有一次他用一种别扭的、不自然的动作，不好意思地把诊疗费塞到我的手中，我不肯接受，他就开始说服我，说我在医院以外没有义务对任何人给予私人的效劳，并且在当前生活条件困难的情况下，没有理由为任何人免费出诊。他见我执意不肯收下，有点儿不知所措，好象无故得罪了我似的。后来我才知道，我坚决不肯收出诊费这件事使他久久感到不安，他不止一次地打听我有什么需要，以便能够关心我。我不能不强调指出，他对那些他认为给他个人多少花费了劳动或时间的人，特别客气和有礼貌。我在自己的一生中见过不少病人，他们的社会地位要低得多，我给他们做出了一些实际效果，恢复了他们的视力和工作能力，他们生的病并没那么严重，但他们认为对医生的工作给予应有的评价是有损于自己的尊严的。
我们第二次见面是在大约一个半月或两个月以后，这是他病情更为严重的时候。这是在离莫斯科大约三十五——四十公里的一座庄园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送到那里去休息。在这之前一、二天发生了第一次（虽然是轻度的）脑中风。正在给他治病的原生们又把我叫了去，希望在他的眼睛里找到某种脑病的症状。在一座陈设得很好的大别墅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自然又住在屋角上最小的一间房间里。这里要僻静些，不大受干扰，不太引人注目。要说服列宁作为一个病人搬到宽大而明亮一些的房间里去，对他周围的人来说是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见到我已经把我为作老相识了。他的记忆力很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异常和气，关怀备至，但显然有点激动，在寻找一切机会想和我单独在一起。我预感到会有一次对他说来是痛苦的、激动不安的谈话，所以千方百计想避免同他两人单独在一起，但这样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弗拉基来尔·伊里奇抓住了我的手，非常激动地突然对我说：“大家都说你是个好人，请你说实话——这是不是瘫痪，会不会进一步发展？要知道，我瘫痪了还有什么用？谁还需要？”幸而下面的话给走进来的护士打断了。我离开时心中感到沉甸甸的，不由得又想起了这个伟大人物对我的一切琐事关怀备至：他由于开始察觉到自己生命的终结，怀着难以忍受的痛苦明显地感觉到不可能看到自己一生饱经风霜而开创的伟大事业将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但同时又表现出他的伟大的心灵，甚至关心象我这样一个他仅仅知道姓名的人是否有茶喝，是否穿得暖和。
这一次我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眼睛里也没有找到任何能使神经病理学家们感兴趣的东西。我们后来的一次见面又在城里，这是几个月后的事。这次见面仅仅是为了检查眼睛。这些神经病理学家依然想得到某种结果。这里，我要声明，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眼睛里有关神经病理学方面的症状始终没有找到。神经病理学家们不太相信这一点，因为后来要给列宁作检查是困难的，而且神经病理学家们对我所得到的结果的正确性可能有怀疑。然而，我的结论是正确的。检验脑髓的结果证明，虽然发现大范围的疾患，但整个视觉系统——视中枢和视径以及运动视径都没有损伤。
这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殷勤态度也使我非常感动。他的健康情况已经坏到了这般地步，如果他多考虑一些自己的身体，少关心一些别人，对他来说也完全是自然的。他很不满意地诉说，他们不让他工作，而且遗憾的是还要他遵守规定的制度。“他们劝我不要工作，要我用一两个钟点和好册友聊聊天。他们不懂得，我同外国代表谈上两个钟点并不比同刖友作短时间的交谈更累，而且得益也比较大。”
在这里又一次显出他的高大的形象，他除了工作以外，不能想象怎样来消磨时光。
我们后来又一次见面是过了几个月，在一次较为严重的发病以后。这次发病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条腿和一只手不能活动了，还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但神志还是清醒的。他躺在床上，旁边围着从整个欧洲请来的名医。情况是令人十分痛心的。一个能用自己的言语引人入胜的人，能说服那些能言善辩的战士和领导人的人，一个使全世界都要对他的话作出某种反应的人，这个人现在不能表达最简单的思想，但他却什么都清楚。这是多么可怕呀！他的脸上流露出痛苦以及一种似乎是羞愧的表情。每当你理解了他的不用语言表达的每一个意思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就闪射出一种愉快和感激的目光。有一次我偶然猜对了周围的人们未能理解的一个愿望，我自己也领受了这种令人痛心的表示感激的目光。
在这以后，我有好几个月没有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到非常不幸的结局的前夜。他又被送到城外。我得悉他的健康情况在慢慢地好转，他稍稍摆脱了最近一次发病所造成的某些失调现象。但同时我意识到，在好转的同时也出现了更为缓慢的，然而却是不治之症所带来的根本性的、不可避免的恶化。我并不否认，我很想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但我对他没有用处，由于我不知道，对我的这种无用的拜访他是否会感到愉快，我不敢向医生们以及他周围的人们提出自己的愿望。
因此，当1月20日，星期日，有人打电话到医院，要我到列宁居住的庄园去时，我感到非常高兴。这一天的早上，一个护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医学院学生觉得列宁似乎在表示眼睛不舒服。有人向列宁建议把我找去，他高兴地同意了。这一情况使大家都感到很突然，因为最近一个时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回避医生，对于给他作检查和进行任何治疗他都极不乐意。我想，他轻易就同意让我去，只不过是由于我是一个最没有什么害处的医生，既不折磨他，也不进行治疗，最多也只不过用自己的那些玻璃片给他解解闷。为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不愿见医生，最近已发展到一种病态的固执，对此曾有过很多推测。我想最可能的解释是这样的（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述能随意地清楚表达思想的时候，他曾多次作过这样的暗示，这一点也是他的一个特征）：他总认为医生不应该，也没有权利在一个病人身上花过多的时间，而在这些时间内他可以造福于很多人。过了相当一段时候，他确信自己的病已无法医治，他就坚决认为这些卓越的医生在他身边所耗费的时间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从那些经过医生努力可能获得更多的效果的人那里剥夺时间是一种罪过。因此，在他长期经受使人丧失自主能力的神经性疾病的折磨，不可避免地变得敏感和激动之后，终于对给他医治的医生产生了某种似乎是不友好的感情。我认为这样的一个伟人不可能对科学，甚至对医学采取否定的态度，他当然不会使用对生活感到失望的曼夫雷德的话：“知识就是苦难”。[6]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处强调指出，知识之树即生活之树[7]，反之也然。
我到达时已经很晚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马上叫我到他那里去。从外表看上去他的身体很不差。至于担心他会怎样对待医生的来到，那么一下子就很清楚，他对我这个眼科医生的到来是很满意的。作检查是困难的，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难于用言语来回答我对他的要求。但检查进行得很愉快，很活跃，显然相互都满意。在列宁的眼睛里我又没有发现什么。我提出假设，早上的变化大概是轻度的头晕和脑充血所引起的。第二天发生的事证明这个假说是正确的。离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后，我就坐在另一间房间里，和他的亲人在一起。即使是现在列宁的作风还是始终不渝。他两次由那个大学生搀扶着走到我们坐着的食堂里来，很明显的是想来检查一下，是否好好地招待我了。
亲爱的同志们！对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样一位政治家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态度……但凡是和他亲身接触过的人，不管政治信仰如何，都认为他具有巨大的智慧、取之不尽的力量和最高尚的心灵。
当我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老师给我出了一个比较抽象的作文题“谁是我们心目中的真正的好人？”……说真的，那时我要写好这篇作文很困难。但要是现在给我做这样的作业，我会完成得很容易、很顺当。我只要描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生活，只要用几根线条把他的精神上的、道德上的形象刻划出来就行了。
我感到很幸福，在我的晚年，在我度过我一生的最后几个年头的时候，我会见了这样一个人。这一会见不可能不对我的余生产生影响。不过，在我接近了共产主义的一些领导人后，我早已深信，一切敌视他们的人，以及即使在政治上采取旁观态度的人，对他们的描绘完全是不正确的。
载于1924年3月1日《真理报》第50号第2版
（金宗美 译 张草纫 校）
[1] 收入本卷时作了一些删节。——编者注
[2]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3] 玛丽亚·伊里尼契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 Ильинична 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列宁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193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
[4] 奥特弗里德·费尔斯特（Otfrid Foerster，1873年11月9日——1941年6月15日），德国神经学家。1897年起开始行医。1922—1924年期间为列宁诊病。1924—1932年任德国神经病理学家学会主席。1938年退休。
[5] 艾米利安·瓦伦蒂耶维奇·阿达缪克（Эмилиа́н Валентиевич Адамю́к，1839年6月11日——1906年9月5日），俄国眼科医生。
[6] 指拜伦的诗剧《曼夫雷德》（1817年）中主人公曼夫雷德的话。——编者注
[7] 指弗·伊·列宁经常引用的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梅菲斯托菲尔的话：“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列宁全集》第10卷第19页；第20第534页等）。——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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