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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战争时期铁路的破坏和修复

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


铁路交通人民委员部


  国内战争时期,主要的铁路干线经常得而复失,数易其手。白卫军和外国干涉者遭到红军的打击而溃退时,总要破坏铁路,他们拆毁路轨,有时长达数公里,炸毁道岔、水塔、车站、转车盘、桥梁和其他铁路设施。
  运输部门的工人竭尽全力抢修铁路干线,他们扶起被推翻了的机车、车厢,修复桥梁。
  例如,我记得他们发挥了巨大的干劲修复了伏尔加河上的塞兹兰大桥。那已是深秋季节,初寒的降临将使全部工程停顿下来。但是为了加速完成这一艰巨的工程,一个由青年交通工程师组成的工作队宣告成立。
  我们把经过挑选的工人集中到莫斯科,用特别快车把他们送到现场。修复线路所需的一切物资都随即运去。我作为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密切关注着这些列车通过各交通枢纽的情况,并每入两次向弗拉基氷尔·伊里奇作汇报。
  那时,由于早寒,伏尔加河已经冰封,施工十分困难,然而工程依然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工人们十分清楚地懂得修复这座桥梁的巨大政治意义,因为它能把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同中央各省的枢纽连接。政府给这项工程的工人发放高标准的口粮。铆接桥架必须在高空、烈风和零下十八度的严寒中进行,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样艰辛的条件下坚持一小时以上。
  那时,酒是完全禁止出售的。我们接到电报说,必须向工人供应少量的酒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反对实行这项措施,他说酒精并不能暖和身子,只会使人感到寒冷,他还说,在瑞士山中登山时是完全禁止携带酒精饮料的,因为酒精会降低人的体温,从而使人冻僵。
  “有人喝了酒会醉,爬到怕人的高空,万一失手摔下来,会摔伤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那我们可怎么办呢?如果发生这种不幸,那是由于我们决定分发酒精而引起的。”
  经过长久的讨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才同意给铆工和钳工发少量酒精,但必须在他们从高空下来之后发给,绝対不允许在他们登高之前发。同时下达了十分严格的指令,要求各部门的负责人作出书面保证,不违反供应酒精的规定。钏接工作一结束,酒精就停止供应。不久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碰见一位参加过修复塞兹兰大桥的工程师,便问他:酒精是否坏过事?工人有没有发生过不幸事故?
  “你们是怎样向工人分发酒精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
  “在工作之后,”工程师回答说。
  “每人给多少?”
  “每人半杯。”
  “他们喝吗?”
  “很乐意喝。”
  “没有烧坏吗?”
  “没有,没有烧坏过……他们用面包下酒。”
  “喝醉过没有?”
  “几乎没人喝醉过……工人说是为了‘暖和身子……’”
  “‘暖和身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摇了摇头,沉思似地重复着这几个字……
  “不过最好还是喝些热的肉汤,喝点稀粥或者茶……这些东西可以饱肚子,也能暖身子……而那种东西总是个不良嗜好,是偏见。”
  他们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抢修铁路干线、桥梁、车站,交通运输稍微正常了些。这就有可能调运粮食和货物。可是恢复交通运输的工作还持续了很久。被毀坏的车厢要送进工厂修理。一直到1924年,我在矿水车站附近还看到有几十辆被烧坏的车头翻倒在地上,几百节被捣毁的车厢和车皮壅塞在好几公里长的备用线上。
  几百节装载汽油、石油、火油和矿油的大油罐车,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象这样的铁路废物堆,当时就有好几百个。伏尔加河、奥卡河、卡马河、楚索河、第聂伯河、顿河等河流的情况全都如此,整个河湾塞满了被烧毁沉没的货轮、客轮、拖船、驳船、各种油船和其他船舶。遭受的损失实在无法统计。要把这一切全部修复是闲难的,因为既缺乏劳力和衣著,又缺少后勤服务人员。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复兴交通运输事业付出了许多精力和时间,在他的领导下,运输工作在他生前就已经有了很大的恢复。

铁路交通人民委员部


  尽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全力支持、百般关怀,尽管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召开过不少会议,作出了不少决议,但交通运输状况还是时好时坏,问题依然不少。要使运输完全恢复正常,必须采取某些非常措施。需要一个意志刚强、行政工作经验丰富、在工人群众中享有威信、采取措施果断有力、贯彻决议坚定不渝的人,在与当时铁路线上经常发生的怠工、破坏和赤裸裸的流氓行为作斗争时,他还必须富有经验。把交通人民委员部的特别权力托付给谁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考虑了很久。原有的四个人民委员他一个也不满意,按照他的说法,他们在需要“施行权力而绝对不说空话”[1]时总是优柔寡断。
  有一次,铁路上又出了事,没有完成政府下达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得知这件事以后说:“立即请捷尔任斯基[2]到我这里来。”
  这种情况显然不能继续容忍下去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决心采取果断的行动。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很快就从全俄肃反委员会里赶来了。
  “您必须把交通人民委员部管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象往常一样对他所器重和尊敬的捷尔任斯基和悦而友好地打过招呼后说。
  “发生了什么事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什么要我当铁路人民委员?”
  他们马上就谈了起来。
  捷尔任斯基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掌握的情况又补充了一些新的、刚刚收到并经过核实的材料:铁路上发生了怠工事件,铁路界的旧人员结成了集团,企图阻挠和百般破坏整顿交通运输的工作。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无须说服捷尔任斯基。只简短地交谈了几句,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就清楚地懂得非常需要他去抓运输工作。他当即提出了改组铁路管理局的几个关键性步骤和一开始就应采取的措施,他说三天以后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必要的情况汇报。
  “最主要是物色负责的优秀专家,”他说。“不必苛求他们的政治观点如何,只要认认真真地工作就行。”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表示赞同,他说:“说得对,交通运输部门跟其他所有的部门一样,没有精通业务的专家是不成的……”
  “请您起草一份任命捷尔任斯基为交通人民委员的法令,”他对我说,“征询意见后马上签发。有关交通运输的全部文件马上送交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
  这一决定是在克里姆林宫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办公室里作出的。
  费·埃·捷尔任斯基被任命为交通人民委员。这一法令的公布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三天以后,第四天上午十一时,费·埃·捷尔任斯基受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接见。他呈交了报告以后,用平稳而镇定的语气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
  “当然,我们要把我们的人员调去支援交通运输。我相信,怠工、破坏活动、流氓行为很快就会消失。最最重要的是要把运输搞好。要选派专家,在物质方面给以良好的保证。要千方百计地设法使他们免受落后分子和无政府主义分子的影响。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3]所进行的完全不可理解的活动的纵容下,那里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潮十分猖獗。这伙人将反对吸收老专家,但我们要扭转这种情绪,广泛进行解释工作,使觉悟不高的人懂得这一新措施对我们整个运输事业,对我们整个国家是极端必要的。”
  “您打算物色谁?”
  “我很想让著名的专家、交通工程师伊·尼·波里索夫[4]当我的副手。”
  “可是您了解他吗?”
  “关于他的情况,我们掌握有最最详细和准确的材料。他当然是个旧人员,有些抵触情绪,他看到运输部门无所事事、秩序混乱而骂遍所有的人,但他本人是个杰出的专家,而且最主要的是他热爱幽运输事业,很懂行。”
  “可是,他会来工作吗?”
  “这就需婆您同他谈一谈……您的话对他将起十分重要的作用。”
  “什么时候谈呢?”
  “马上就谈……如果您同意的话,我马上派汽车去接。”
  捷尔任斯基立即同全俄肃反委员会通了电话,他对听电话的人说:
  “您到波里索夫那儿去,要非常有礼貌地请他同您一起到克里姆林宫来。对,对……您就这样对他说:去克里姆林宫,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的妻子在生病,可别让她受惊吓……”
  “他的妻子在生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去打扰他是否妥当?”
  “我想没有关系,他会来的;是否可以马上让办公厅去关心一下他的家:派个医生去,把他的住所收拾一下,送点劈柴去,他家里没有生火……”
  “这么说来,他的境况很不好罗!……可是,我们至今一点也没有给予帮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安地说。
  “是的,这方面的工作我们没有做好……”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回答说。
  “是否可以立即安排一下,给波里索夫工程师及其家属提供一些帮助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说。
  “当然可以……”
  我走出办公室,给我们的医院挂了个电话,要他们马上派一名主任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到波里索夫家去给他生病的妻子看病。另外,我还找来了一个后勤部门的职员,给他开了一张必需品的单子,其中包括烧茶炊用的煤和劈柴,吩咐他带上几个清洁工,立即去指定地点把住所全部打扫干净,把炉子生起来,并派一名女清洁工去照料波里索夫工程师及其家属。
  “如果他冲着你们大家发牢骚,你们要忍耐,”我対他说,“要把各自的工作做好,回话要非常有礼貌,要说‘我们是遵命而来’。事情办完后,要问一下,是否还需要做别的什么事。每天要去那里看一看,一切情况都要汇报上来。”
  我把这一切托付给来自“季安”号军舰的一个十分守职的水兵,我深信他会出色地完成任务的。
  我刚把这一切安排停当,特罗伊茨基大门的门卫就给我打来电话说,波里索夫工程师到人民委员会来了。我就随即转告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捷尔任斯基,然后亲自出去把波里索夫迎进会客室。不用说,出入证是事先就为他准备好的。
  我十分有礼貌地向波里索夫工程师表示欢迎。他迷惑不解地微笑着。我请他随我进去。
  “您要把我带到哪里去?”他犹犹豫豫地问。
  “去见人民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他找我干吗?”他一边以急促的步伐同我并肩走着,一边嘟哝着说。他上身穿着铁路制服,全身的衣着简朴陈旧,但很整洁。
  穿过办公厅的内室以后,我带着他从人民委员会旧礼堂的边门走进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办公室。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起身向他迎去。波里索夫环视了一下房间的各个角落,没找到圣像,便安详地画了个十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微笑着向他伸过手去。
  “您好!是波里索夫工程师吗?”
  “是的,是波里索夫工程师……”
  “认识一下,这是捷尔任斯基同志,交通人民委员。”
  波里索夫用眼睛瞟了一下捷尔任斯基同志,同他握了握手。
  “请坐,就坐在这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着软皮圈椅说,同时他绕过自己的办公桌,在一张有藤垫子的木质硬圈椅上坐了下来。
  “我刚刚听说,您的妻子病了,是吗?”
  “是的,”波里索夫皱着眉头,断断续续地说,“快要死了……是斑疹伤寒……排队时给传染上的……”
  “我们刚才给您派去了医生、护士和其他一些人……”
  “谢谢,真没有想到。不过,我们大家都在受冻挨饿……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的处境:或者被关在他的监狱里(他用手指指了一下捷尔任斯基),或者在挨饿,在死亡线上挣扎……”
  “您属于哪一个党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突然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是十月党[5]人……”
  “十月党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惊讶地说。“什么样的‘十月党人’?”
  “怎么什么样的?……真正的十月党人……您记得霍米亚科夫[6]、罗将柯[7]吗?我们是同一个党……”
  “记得,但据我所知,他们已经不起作用了……”
  “这没有关系……他们不在这里……但他们的思想还在……”
  “思想还在……真奇怪……真有趣……太有趣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
  “但是您这位老十月党人可愿意干您的专业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眯缝着眼睛,盯着他问。
  “当然……没有工作是无聊的……但是我不知道能否创造性地工作……因为现在一切都遭到破坏、捣毁……包括铁路在内……”
  “哪儿话!我们现在可是在全力恢复铁路运输……”
  波里索夫的眼睛盯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情况怎么样呢?”
  “没见效……”
  “没见效……应该见效,怎么会不见效呢?……”波里索夫固执地说。“需要人……”
  “那末您有人吗?”
  “当然有……”
  “他们在哪里呢?”
  “这我可说不上……我可以提出名单……但他们现在在哪里,我可不知道……很可能在他的监牢里……”他用温和的眼光看了看捷尔任斯基,笑着说。
  “请把他们的名字告诉我,”捷尔任斯基小声说。“我们马上把他们找来……”
  波里索夫说出了四个人的名字。
  “这些都是年轻人!……出色的年轻人……有知识,热爱工作。”
  捷尔任斯基走进隔壁一间装有电话和交换台的房间。
  “好极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那末您同意工作了?……”
  “你们要我干什么?”
  “我们任命您为副交通人民委员。您将同捷尔任斯基一起工作……他会在各方面帮助您……要使全部铁路线畅通,越快越好……”
  “你们想从哪一条铁路抓起?”
  “先抓十月铁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
  “这是哪一条铁路?”
  “尼古拉铁路,”捷尔任斯基笑着逛进办公室,插了一句。
  “先抓尼古拉铁路!……这是正确的。然后就该抓梁赞铁路和北方铁路……”
  “您的那几位工程师马上就到这里来……”捷尔任斯基说。“他们都健康地活着,都在自已的家里。”
  “奇怪,”波里索夫喃喃地说,“真是少有的事。我的家已经被搜查过三遍了……”
  “怎么样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
  “没什么……他们来了东找西寻,翻箱倒柜,接着就走了……”
  “为了帮您迈开第一步,我们该做些什么?”
  “把我的小车厢找来……”
  “这是怎样的车厢?”
  “以前在尼古拉铁路上总停着一节归我使用的车厢,里面装着各种装置,能把线路上的情况反映在图表上:哪儿枕木腐烂了,哪儿钢轨脱开了,螺钉坏了,等等。我和我的助手们总是乘这辆车巡视……这样,我们对铁路的情况就一直了如指掌……没有这个车厢就相当困难,而更重要的是工作进度会很慢……”
  “得马上把它找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了一下捷尔任斯基,很快地说。捷尔任斯基随即走出办公室,去下达相应的指令。
  “您还需要些什么?”
  “给我权力,使我能召见各车站的负责人,要他们汇报他们所管辖的区段、机车库、车库、修理车间等等的情况。”
  “当然,您完全有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说。
  “我要求有权解除、调整不称职的干部,任用新人,尤其要把扳道工、路警、修理工调离同他们的知识、经验不相称的站长、运输主任、工务段段长、修理车间主任这一类决定铁路全部命运的极端重要的负责岗位,让他们去做原来的工作。”
  “去做原来的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若有所思地重复着这句话。“说得好……”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捷尔任斯基交换了一下眼色。
  “您同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就这一特别重要的问题详细商量一下,”他说,“他一定会给您调配几个助手,尽力协助您进行这一十分困难的工作。”
  “那太好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您相信,”波里索夫说,“对我来说,只有一件事最重要:务使大家都精通业务,务使大家真正对自己的事业负责……至于个人的名誉、地位,我完全不感兴趣……”
  “说得对!……太好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我相信,对于这个使您如此激动的问题,您同捷尔任斯基也会协商好的。”
  这时我得到通知说,四位工程师到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吩咐把他们请进办公室。
  身穿铁路制服的四位年轻工程师走了进来。他们迷惑不解地向四周张望。
  “我来介绍一下,”波里索夫把他们的姓名说了一遍。“都是优秀的工作人员……”
  波里索夫向他们说明了事情的原委,要他们做好准备,明天就出发。
  “我真想今天就动身,”他似乎带着歉意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但我的妻子却……”他低下了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他不必着忙,并对他说,我们将尽力为他生病的妻子作出一切安排,要他不必客气,他个人需要什么,可直接告诉人民委员会。
  “谢啦,不过得赶紧。”
  他同捷尔任斯基约定了会面的时间和地点后,就向我们告辞,同被召集来的工程师一起,坐上拨给他的汽车回自己的住所去了。
  “这个‘十月党人’很特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他不隐瞒自己右的信念,但他会很好地工作的。”
  “我也相信这一点,”捷尔任斯基说。“关于领导干部的问题他说得很对……关于这些干部,全俄肃反委员会得到的情报真是骇人听闻。奇怪的是,我们的铁路怎么还在运行,火车还在奔驰,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完全停顿下来……”
  “是啊,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坚决给予支持,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在那里进行全面的清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
  捷尔任斯基到他新接任的人民委员部去了。
  医生来到波里索夫家里,目睹了他家异常糟糕的境况。隔壁的老太婆为他们开了门,宅内寒气袭人,既龌龊,又潮湿,真不堪入目。他们走到昏迷着的病人跟前,只见她的身上堆着被子、大衣和皮袄。要给她检查是困难的。她的病情显然十分严重……
  没过十分钟,劈柴和食品就送来了。幸好,住所里有个荷兰式的取暖炉子,派来的淸洁工先把炉子生好,接着就开始人扫除。
  根据医生的吩咐护士叫来了消毒人员,把室内所有的衣物都装进口袋,连同被褥、枕头、被单、垫子一起送去消毒,因为病人无疑是得了斑疹伤寒,必须保护新上任的副人民委员免受死亡的威胁。
  病人苏醒过来了,她用惊奇的目光望着一切。
  护士忙着给病人擦洗,整理床铺,给病人喂食……忠于职守的克里姆林宫医护人员用熟练的双手很快就做完了该做的事。但病人不久又昏迷过去了。
  “季安”舰的水兵照料着一切,样样都办到了,他象惯于在自己的军舰上所做的那样,把什么都弄得干干净净。茶炊擦得亮亮的,里面的水已经烧开,摆在饭桌上,看来就只等住所的主人回来了。
  房间还没有收拾完毕,一辆小轿车突然开来了,愁眉不展的主人在四位工程师的陪同下走进了自己的住所,他猝然停下步子。
  “这是些什么人?”工程师用低沉的嗓音问。
  “我们是执行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的命令,”水兵按军人的习惯报告说。
  医生走到波里索夫跟前告诉他说,他妻子的病情十分危险。
  “怎么办呢?”波里索夫问。
  “我们已经采取,而且将继续采取医学上已知的治疗斑疹伤寒的一切措施,但是您自己当然也很清楚,这是一种可怕的疾病,而且她的心脏又不好,处于衰竭状态……”
  “是的,是的,这我清楚,很清楚!……”波里索夫几乎叫喊着说,他的身子沉重地倒在圈椅里。
  那几位工程师站在一旁,忧郁地望着自己的老师。
  波里索夫站了起来,踮起脚尖,轻轻地向妻子的房间走去,在那里见到了护士。
  他看到妻子的房间里既整齐又清洁,简直惊呆了。妻子被梳洗得整整齐齐,穿着干净的衣服,躺在整洁的床上,盖着新的暖和的被子。
  这时,他才发觉房间里已经不冷,炉子烧得暖洋洋的……他说:“我们这里也暖和了……”
  看来,这一切使这位心情沉重的波里索夫工程师深受感动,原先他认为一切都完了,文化被消灭了,“荒凉野蛮”的时期到来了。可是,你瞧这里的一切都变了:原来布尔什维克也一心想着工作,想到必须修复铁路,这儿有文化,有对人的关怀,有科学,有一切,—切……这是怎么一回事?……这真是真正的“世界末日”……于是他虔诚地吻了一下妻子的手。他的妻子迷迷糊糊地用感激的目光看了他一眼,又昏了过去……
  尽管医生悉心治疗,但斑疹伤寒在继续危害已经遭到损害的机体。
  四天以后,波里索夫的妻子去世了。
  办完丧事以后,他立即带领他的小小的班子,同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一名代表出发去巡视了,他们先从十月铁路开始,在各条铁路线上整顿纪律和秩序。他对铁路上的情况非常熟悉,他把沿线所有的负责人都召到自己的座车里来,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他发现了一些不能容忍的混乱现象和赤裸裸的非法行为,便把许多有关人员撤职,换上别的人。
  他就这样对一条条线路进行检查。客车正常运行以后,货车也在全国正点开行了。注意力首先集中在那些枢纽站上,不少枢纽站的铁路业务受到严重的破坏,那里交通阻塞,而且在不少地方这种状况是有人故意制造的,影响了列车的正常运行,特别是货车的正常运行。紧急待运的物资躺在仓库里好几个月,等着装车运出,几千节车皮停在备用线上,任遭盗窃。费·埃·捷尔任斯基立即使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整个机构都行动起来,派出了专门姿员会对各铁路枢纽进行调查。初步的调查结果是令人震惊的。现实超出了一切预料,超出了一切最离奇的想象。白卫军、破坏分子、匪徒和盗贼抢劫车站、仓库和装载货物的车皮。在莫斯科查获了专门收购盗窃物资的秘密商业机构。这里买卖仓库提货单,凭这些提货单仓库里的货物整车整车地彼运走。那里还伪造不受贿赂的人的签名和受理贵重物品的机关的签字和印鉴。后来查明,在大多数情况下,交通部门和其他许多机关的某些负责工作人员,在接受一定的贿赂以后,不但自愿提供自己的签字,而且还加盖需要的印章。根据这一线索,在莫斯科破获了几所刻制各种橡皮、金属和铜质印章的秘密工厂。那出能制作所有最高负责同志,包括列宁、斯维尔德洛夫[8]和捷尔任斯基在内的签名的印鉴。在那里还查获了许多机关的公文用纸,包括伪造的仓库视察证、仓库检查证、搜查证以及查抄文件和贵重物品的证件。在富尔卡索夫斯基巷破获了一家办事处,它伪装成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合作社的管理委员会,大量倒卖各种盗窃物资,特别是用不注明货主的提货单提取物资,其中包括好几节车皮的青鱼和其他鱼类。这个办事处从私人企业主那里廉价买进几万普特的鱼,从阿斯特拉罕运来。他们想方设法不把套购来的鲜鱼交售给国营企业,把这些货物分藏在遥远的里海沿岸的仓库里,伺机卖给莫斯科的投机商。然后这些投机商转手以高出几倍的价格在私营市场上出售。
  这一切都是在检查铁路时查获的。捷尔任斯基以铁的手腕坚决取缔了违法乱纪、厚颜无耻的资产阶级的这种猖狂的活动。

1943年于莫斯科


载于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著《回忆列宁》1965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版第248—259页
(张坚 译 顾柏林 校)





[1] 伊·阿·克雷洛夫的寓言《猫和厨子》的最后一句。——编者注

[2]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

[3] 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即铁路和水路运输联合工会中央委员会。——编者注

[4] 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波里索夫(Иван Николаевич Борисов,1858—1928),苏联铁路工程师。1884年起参加铁路工作,先后负责多条重要铁路的工作。1905年10月因参加全俄政治罢工而被解职。此后参加了十月党。1910年起任国务委员,并担任中亚铁路负责人。1914年任铁道部铁路局局长。1915年起任枢密院委员。1916—1917年任新铁路网络发展计划部际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后进入铁路人民委员会工作。1920—1923年任交通人民委员会总管理局局长兼最高运输委员会委员。1923—1928年任副交通人民委员。1928年逝世。

[5] 十月党是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政党,成立于1905年。它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内外政策。从1906年秋天起成为执政党。二月革命后,十月党人参加临时政府,积极反对俄国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后,疯狂反对苏维埃政权。——译者注

[6]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霍米亚科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Хомяков,1850年1月19日——1925年6月28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77—1878年期间参加了俄土战争。1895年任国务委员1906年发起成立十月党。1906—1917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07—1910年任第三届国家杜马主席。1918年加入白军。1920年流亡塞尔维亚。1925年死于塞尔维亚。

[7] 米哈伊尔·弗拉基米洛维奇·罗将柯(Михаил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Родзянко,1859年2月21日——1924年1月24日),生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1877年参加陆军,1885年退役后,回乡从政。1905年参与创立十月党,1906年当选为省自治机构执委会委员。1907年当选为第三届杜马代表,1909年担任杜马副主席,1911年3月担任杜马主席,这个职位他一直担任到1917年10月6日。二月革命后曾担任临时政府总理。十月革命后逃到顿河流域,大力支持白军。1920年白军被消灭后流亡塞尔维亚。在贫困中死去。

[8]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Яков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вердлов,1885年5月23日——1919年3月16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0年任《真理报》编辑。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积极领导了十月革命。1918—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年因感染西班牙流感而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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