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四卷）
一个从西伯利亚来的非党农民见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奥·伊·切尔诺夫
我好不容易从西伯利亚来找他。一个普通的农民要从西伯利亚到他那儿去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从家里动身，路上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在这两个月中，我一直在寻找到列宁那儿去的道路。
在去见列宁的路上我闹了不少笑话。可是，在1921年2月的一个早晨我终于得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将在下午一点钟接见我。十二点刚过我去人民委员会：得打电话给秘书格利亚塞尔同志。我不会打电话，请值班的小姐代我说话；大家都笑我，但是值班的姑娘很客气地代我通了电话。她转告我说：一定要在十二点半到那儿。但是我知道，我还得弄到通行证，因此感到局促不安。好，进克里姆林宫大门的通行证有了，然后进大厦的通行证也弄到了。可是还要办各种各样别的通行证，所以我穿着又大又长的皮袄，象个疯子似的到处奔走。幸亏我的证件到处赢得人们对我的关心，我终于到了三楼。
迎接我的是一位秘书，他问我：“您是切尔诺夫吗？”“是的，是我。”“请坐。”
我这时才有些放心了，定了定神，集中思想考虑起问题来。我坐了大约十五分钟，这对我很有好处。
最后又出来了一位秘书，要我跟她走，我就来到一个地方，看来离列宁已很近很近的了。终于有人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儿出来；让我进去。那时我心里完全平静了，现在我还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站起来迎接我，仿佛迎接一位高贵的要人似的。他客气地打了招呼，问我：“您从西伯利亚带来了什么消息啊？”
我对他说：
“我把自己的想法写在纸上了，请允许我念一念。”
“您念吧，请坐。”
我和他坐了下来，不是面对面坐下，我处在桌子边上；他侧着身子瞧着我。
我在念的时候，不知怎的禁不住观察着他，注视着他的脸色。起先他的脸上好象显出淡漠、疲乏的神情，似乎在说，您的报告叫我讨厌。但是随着我往下念，他的脸色非常明显地起了变化，他不时眯起左眼，有些突然地向我转过身来，看看我，又眯起了眼睛。等到我快念完的时候，我看到，他的头脑里正在决定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时间只持续了几分钟；我看到在这几分钟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高瞻远瞩，毫不犹豫地作出了决断。
我的报告谈的是要在我们西伯利亚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问题。
念完后，他问我：
“您是什么人？”
我说我是一个被流放的苦役犯，由于参加了社会革命党被判服苦役，但现在我认为自己是个非党人士，在西伯利亚有自己的产业。
“您对累进税有什么看法？”
我讲了我的看法。他沉默了一下，仿佛在思索，然后转向我说：“您同意不同意把您的信登在《真理报》上？”我说：“同意。”他还问，如果要找我的话，怎么去找。我说，可以通过谢列布里亚科夫[1]。
“请您在自己的报告中补充一下，谈谈您对累进税的看法，以及您是怎样的一个人。”[2]
我们站了起来，他带我到办公室，吩咐给我钢笔和墨水。我说我钢笔不会使，于是他就笑着叫人给我一支化学铅笔，这样我们就分手了。
列宁的伟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他的伟大就在于：他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才听取我的意见，而是要通过我，听取全体农民的意见，通过我看到下层社会的全部复杂性。
在我到他那儿去之前，我和许多人谈过，他们是这样跟我说的：“你虽正确，但要按照你的意思去做终究是不可能的，”何况，在我之前已经有人带着跟我一样的意见去找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其中包括西伯利亚的弗·姆·索柯洛夫（我和他的观点完全一致）。
这一切仿佛说明，轮子还不到转向的时候。
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与众不同，理论是束缚不住他的，他抓住生活、事件、革命中的问题，引导理论向前发展。
他犹如长者那样地实现群众的愿望，他是闪烁着一切智慧的群众的灵魂。
这就说明，为什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逝世对人民来说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损失[3]，为什么不仅仅是党员，就是我们非党员，也都为这一损失痛心不止。
然而，他的卓越的经验对我们来说是不会白白地消逝的。
在没有人奴役人的条件下进行集体劳动的遗训，我们一定要实现。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2卷1957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720—722页
（竺一鸣 译 顾柏林 校）
[1] 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谢列布里亚科夫（Леонид Петрович Серебряков，1888年5月30日——1937年2月1日），出生在萨马拉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曾在多地领导地下工作。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19—1920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书记兼南方阵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19年3—11月任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兼红军政治局局长。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兼组织局委员。1922—1924年任副铁路人民委员。1923年起是左翼反对派领导人，参与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到塞米巴拉金斯克。1929年投降，1930年1月恢复党籍。1936年8月再度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7年1月30日被判处死刑，2月1日遇害。1986年平反。1987年恢复党籍。
[2] 农民奥·伊·切尔诺夫的报告刊登在1921年2月11日《真理报》上，标题是《对西伯利亚农民这一社会因素的看法》。——编者注
[3] 本文写于1924年。——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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