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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欢迎的客人

库·瓦·美沙尔金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1]来我们卡希诺村的那一天,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
  这是在1920年11月14日。从早晨起飘着轻柔的雪花。横穿我们镇上街道的沃洛科拉姆斯克公路坎坷不平,与乡间土路区别不大。在离这条公路不远的地方我们匆匆忙忙搭了个台。就在那儿埋了根柱子挂上了电灯。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来参加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兴建起来的电站落成典礼的。老实说,当时在群众大会上决定向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发一份请帖给列宁时,许多人摇摇头说:
  “这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他可忙着呢,”有一些人说。
  “这是什么时候啊:战争,破坏,饥饿……”
  “离我们可不近哪,整整有一百五十俄里。”另一些人说。
  我们选定了村里最好的一座房——那是玛丽娅·尼基季奇娜·卡什奇娜的家。大家都希望把客人请到自己家里去,但是玛丽娅·尼基季奇娜的房子毕竞有两个房间,窗孑很多,屋面镶着薄板,房檐还雕了花纹。
  当时我们还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可是我们想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吃饭。大伙儿选巴维尔·叶哥罗维奇·叶哥罗夫当厨师,派我给他当助手。
  “库兹玛,你收下!”巴维尔·叶哥罗维奇不时对我叫着。
  我们的妇女们送东西来了,有的拿来一只鸡,有的端来一盆黄瓜,有的捧来白菜、油、蛋。女主人玛丽娅·尼基季奇娜,还有瓦西莉萨·玛拉费耶娃,两个人熬了家酿啤酒。
  这样,大约到了中午十二点钟以后,大家耐不住了,每个人都想第一个见到受欢迎的客人。邻近各村子里的人得知我们在恭候伊里奇,都涌到我们这儿来了。首先见到列宁的还是我们的孩子们。他们沿着公路走到离村子很远的地方等待着。
  弗·伊·列宁乘坐的汽车后面还跟着一辆汽车,这是我们沃洛科拉姆斯克县的汽车,里面坐着县的领导同志。所有的人都冲出屋子向汽车那儿奔去。
  “公民们,你们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道。
  我们挽着列宁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手臂走进屋子。屋子里摆着几张铺上白色粗麻布的桌子。
  弦乐队奏起了《国际歌》。关于乐队的事我们早上就想到了。这些业余音乐家是从沃洛科拉姆斯克请来的。我们在挂衣处也安排了人。但是我们的安排是多余的。当我们的小伙子走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他客气地推开小伙子,自己脱下了大衣。他把大衣挂在角落出的衣钩上,然后亲自给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脱长毛绒短大衣。
  我们大伙儿都仔细端详着他。他有一双异常灵活的眼睛,时常用手掌擦擦凸出的前额和鬓角。他结实,强壮,脸上堆着笑容,他的健康使我们很高兴。
  有人给他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每人端来了一杯家酿啤酒。
  “不凶吧?”他问。
  瓦西莉萨·玛拉费耶娃和玛丽娅·卡什基娜马上说,酒里没有放啤酒花。他喝了酒,擦擦浅色的胡子。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也把酒喝了。
  我们在他俩面前摆上了肉冻和切成块的而包。
  “块儿可真大,”他说着用刀子切起肉冻来。
  他跟我们讲话很随便,好象他是农民的儿子一样。我们最初的拘束的感觉很快就消失了。
  吃饭的时候,我们电站最积极的建设者们讲述了我们由于没有油点灯想到安装电灯的事儿。电线从一家家小木房和篱笆通过。伊里奇和我们大家一起为这件事高兴。后来,大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问了前线的情况以及印花布、火柴、粮食等等的问题。我们村里的一个农民站起来说:
  “对我们庄稼人来说,最糟的是不清楚……”
  “不清楚什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
  “我说的是余粮收集制问题。农民种田,但不知道到了秋天会向他们拿走多少粮食。种得多,向他们也拿得多。可是种得少,对国家就不利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希望向所有的人回答这些问题,让那些没进屋子、穿着皮袄戴着帽子站在过道里或台阶上、往窗子里张望的农民都能听到他的讲话。
  来了—位摄影师。他说是奉命来给客人们照相的。外面很快就要黑了。弗拉基米尔希望和我们一起照,于是所有的人都走到外面来。
  在讲台上他脱下帽子,敞开大衣,讲话有力而清晰。刚才在吃饭的时候,他一面回答问题,一面微笑着,时常用手摸摸下颏。可在这儿,他挥动手臂,显得很严肃。他的讲话回答了我们所提出的问题。
  他说,战争即将结束,情况将会好转。到那时候,苏维埃政权将得到巩固、经济状况将会好转、工厂将恢复生产。将会有布匹、粮食,还会有让庄稼人用机器耕地、让庄稼获得丰收的东西(当然,他指的是拖拉机)。他说,国家从农民那儿拿走的东西,到了和平时期将成百倍地偿还。
  “说得真够味儿,”我们中间有人说……
  他要我们跟工人阶级保持牢固的联系,并同他们齐步前进。
  我们听着他的话,每个人的心里都好象给太阳照亮了。后来他离开我们到亚罗波列茨村去了。


载于1939年1月21日《社会主义农业报》第17号第3版
(竺一鸣 译 顾柏林 校)





[1]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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