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四卷）
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
安·安·安德烈耶夫
谁在一生中哪怕只见过一次列宁或听过一回他的讲话，他就会永远记住列宁的光辉形象，因为列宁给人留下的印象无比深刻，永不磨灭。当然，那时的详细情节可能已经淡忘，很难确切地加以描述，但是，人们见到过的列宁的形象是不可能被遗忘的。
在1917—1922年期间，我有幸在群众大会、代表大会和其他各种会议上多次见到列宁，听到他讲话，并且多次和他直接交谈。有些事情以及事情发生的前后情况，至今依然历历在目。现在我想简要地谈几件事……
列宁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
1920年3月，代表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莫斯科参加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国内战争已进行了两年半。在这期间，年青的苏维埃共和国必须战胜从四面八方向它进逼的资产阶级、地主和富农的反革命联合势力，击退外国武装干涉者的进攻。
世界资本主义已武装起来反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企图镇压已经推翻了资本家政权的我国工人阶级。局势确实很严重。只要看一看1918—1919年各条战线的形势图，就足以想象局势的严重性。煤、石油、金属的产地——顿巴斯、乌拉尔和高加索粮食产地——乌克兰、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河流域地区都被切断。敌人包围了中部地区，并已逼近莫斯科。而在国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正在策划各种阴谋和暴动。但是，工人阶级在农民的支持下粉碎了他们的进攻，到1920年初，东方的高尔察克[2]，南方的邓尼金[3]，西方和北方的尤登尼奇[4]和其他敌人都已被击溃。外国武装干涉者从苏维埃国土上被清除出去了，他们可耻地滚回去了。诚然，弗兰格尔[5]还在克里木，英国人和在他们卵翼下的孟什维克还在外高加索，但这些家伙到了1920年底也彻底完蛋了。
在我们被迫进行的国内战争中，国家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如今，它终于初次获得了喘息的机会，有可能整顿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建设了。党在国内战争中受到了锻炼，壮大了力量，党员人数增加了（她已拥有六十多万党员）。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召开的。
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来自全国各地，来自党的各个工作部门。列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不知怎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大会期间，我又见到了列宁，听到了他的讲话。我已好久没见到他了——1917年底我被派往乌拉尔搞党和工会的工作；在1920年初以前，我仅在两次工会代表大会上见过列宁，听过他的讲话。
列宁在致开幕词时说，本届党代表大会是在极具重要的时刻召开的。我国革命的内部发展已经使我们在国内战争中对敌人取得了极其重大的、迅速的胜利，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这些胜利正是苏维埃革命対联合起来的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在国际方面，我们的地位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有利。我们可以大胆放心地执行和平经济建设的任务。我们一定能善于用已经获得的经验教训来解决更加困难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
在选举大会主席团和确定议事日程以后，列宁在代表们的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开始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说实在的，这位伟大的人物，每当受到人们欢迎的时候，总感到局促不安。在这种时候，他在讲台上简直茫然不知所措了。他时而指指自己的表，向代表们示意：时间在过去，但掌声反而更响了；时而掏出手帕来，尽管他根本用不到它；时而在背心口袋里找什么东西……这种窘态是列宁所特有的，显得很自然。这一切表明，他既是一位天才，又是一位非常质朴和谦虚的人。
列宁的报告是从分析苏维埃共和国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原因开始的。
列宁说：在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们看来，我们是无法完成国内战争任务的，俄国落后，又被削弱了，既然西欧革命迟迟未发，那么俄国就不可能取胜。所以那时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且以十分坚定的态度，保持绝对的信心说，我们一定能胜利，必须实行“一切为了胜利！”“一切为了战争！”的口号。这样，我们终于在国内战争的各条战线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一个被削弱了的贫穷落后国家为什么竟能战胜世界上几个最强的国家？发生这一历史奇迹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呢？他回答说：我们看到，根本原因就在于集中制、纪律和空前的自我牺牲精神。资本主义私有制使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发生分裂，而我们则把全世界千百万劳动者越来越多地团结起来。各国资本家，尽管拥有军事实力，创立了“国际联盟”，但他们是分裂的。他们的统一是彻头彻尾的虚构和骗局。
列宁接着说道，尽管在我们面前有着许多困难和障碍，但是，全世界千百万劳动群众将会加入到我们的行列里来。根据这一点，我们确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深信十月革命必然胜利。我们知道，我们有同盟者，我们必须善于在这一个负有历史所赋于的光荣、艰巨任务的国家中表现出自我牺牲的精神，使这些空前的牺牲获得百倍的补偿。
所有我们的敌人，不管他们在形式上是如何统一，实际上却是分裂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腐蚀他们，使他们互相敌视，把他们从同盟者变成野兽。然而，我们却锻炼得更加坚强了。我们有全世界的基础，有比以前任何一次革命都广泛得多的基础。我们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它是任何地方都没有记载下来、没有任何手续的，从“国家法”观点来看，它是毫无意义的，而实际上，在腐朽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却有无所不包的含义。归根到底，就是这个基本的和最深刻的原因使我们获得了最可靠的胜利；这个原因今后仍旧是我们力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最主要泉源。
资本主义列强的领袖们向全世界高喊过：“我们永远不会同布尔什维克这些篡权者、强盗、夺取政权和反对民主的人停战！”他们也曾同俄国各种白卫分子订过几十次条约，但结果他们却落得个一场空。我们的敌人原来深信自己是一种力量，现在他们完全崩溃的情形却表明他们丝毫没有力量，只不过是一小群互相争吵、根本没有力量奈何我们的资本主义野兽。被当作海外奇谈的布尔什维主义成了世界现象。苏维埃制度已经成了全世界的历史现象。
列宁继续说，只因为党时刻警戒，因为党纪律严明，因为党的威信统一了一切，使几十、几百、几千以至几百万的人都遵照中央提出的口号一致行动，只因为有这一切，才使目前的奇迹能够发生。只因为有这一切，我们才能在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和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多次的进攻面前获得了胜利。从这一方面得出的教训是：没有纪律，没有集中制，我们决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当我们在向另一个战争不流血的经济战线上的战争过渡的时候，我们应该时刻记住关于我们为什么能获得胜利的分析和教训。
列宁在评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地位时说：现在我们所处的国际地位比任何时候都更巩固，但是我们対待国际危机应当非常小心，应当准备随时应付任何突然事件。我们的政策首先要求审慎小心，因为我们的敌人自己也不知道他今后究竟怎么办。列宁在谈到苏维埃政权的和平政策时指出，我们应该双手抓紧媾和建议，和平是可能的，但是在走向和平的同时，我们必须进行军事准备。
列宁在讲到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经济建设的任务时说：现在的任务是要把无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的绝对统一所能集中的一切力量都投到经济建设的和平任务上去。
众所周知，在大会前和大会期间，反党集团企图以实行集体领导制为幌子来反对工业管理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个集团的提议实际上会导致不负责任和无人负责的现象。托姆斯基[6]、李可夫[7]等人支持这种提议。他们认为，这是实行工人群众参加生产管理的形式，是实行工人阶级统治的形式。列宁在他的报告和闭幕词中把这种理论上混乱的、极端无知的有害论调批驳得体无完肤。他说，如果我们在国内战争军事工作的基本问题上哪怕只有十分之一这种理论上的混乱，那我们就早被人打垮了，而且被打垮也是咎由自取。
在这一方面列宁指出，我国革命和以往的历次革命及其宪法有着深刻的区别。他说，我国革命和以往的历次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它没有空想成分。资产阶级宪法明文规定了自由、平等。这是谎言。只要还存在着劳动者和私有者，就无平等可言。在饱食者和挨饿者之间无平等，在投机商和劳动者之间也无平等。以往的一切宪法，乃至最讲共和、民主的宪法的基本内容都归结在一个私有制上。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废除了、并彻底破坏了生产工具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工人阶级的统治就体现在这里。谁要是把阶级统治问题同民主集中制问题联系起来，那他就会造成混乱，从而使任何工作都不能顺利进行。
列宁说：我们正在向社会主义过渡，基本经济计划是我们注意的中心。我们应当记住，这个计划是预定用很多年来实现的。斗争将比在军事战线上更加困难，它要求最大限度地发挥一切力童，要求意志统一。
代表大会一致同意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并通过了以全国电气化任务为基本内容的经济建设的决议。
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对经济建设、合作社等议题也发表了讲话。
在代表大会期间，我个人第一次有机会和列宁认识，并同他交谈。
代表大会即将结束。已经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我第一次被选为中央委员。而且事先已决定让我参加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工作。在休会的时候，好象是在通过大会决议以前，在彼得格勒就认识我的米·伊·加里宁[8]来找我。
“列宁想见见你，”他说。
可以想象得到，我这个二十四岁的党的年轻的工作人员那时是多么的激动。当我们进入主席台后面一间房间的时候，列宁正在和一位同志谈话。加里宁向他介绍说：“列宁同志，这就是我们新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安德烈耶夫[9]同志。”
列宁立即转过身来：“这太好了，让我们认识一下吧。”他先是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然后亲切地，慈父般地，仿佛早已熟识我似地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开始在堆满了椅子、长凳和布景的房间里来回走动（这座楼的大厅当时是红军的俱乐部）。
“您大概是从乌拉尔来的吧？”列宁问。接着马上向我提出了一大堆问题：乌拉尔的工厂都开工吗？高尔察克被击溃以后，农民的情绪怎么样？给不给我们粮食？还问了其他许多问题。开始时，我很激动，这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后来一切又是那么自然，我毫无拘束地向列宁谈了乌拉尔的情况。只有列宁才能做到使初次和他见面的人对他产生亲切之感。列宁在详细询问了乌拉尔的情况之后（他从来不满足于一般的回答，而总是要听详细的情况和事实），对我说：
“这样吧，现在您得留在莫斯科，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
就在这时，有人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并提醍说：会议开始了。
初次和列宁会见的情景铭刻在我的记忆里，使我终生难忘。在和这个伟大而又非常普通的、善于关心别人、使我们每个人都感到亲切的人初次接触时，我感到了那么巨大的吸引力和同志间的温暖！
尽管所谓的民主集中派集团起来反对，代表大会仍然一致通过了全部决议。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闭幕时，列宁指出，这种一致对完成当前的重大任务来说是一个良好的征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关心的是党内的情况。他一直十分重视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列宁在闭幕词中讲到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时指出，党的队伍在迅速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并不是始终和党内的教育工作水平相适应的。这在当时是一种现实的危险。他说，我们工作的基础应该是党员的高度的独立思考、自觉性和对党的忠诚。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实行一种比其他国家的纪律高得多的纪律。因此，我们应当记住，我们当前的任务与其说是扩大党，不如说是从改善我们党的成分方面来加强内部工作。应当使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能够胜任党所肩负的任务，胜任意义重大的国际和国内的任务。
列宁说，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执行代表大会所赞同的经济建设计划。这个任务是每个农民都理解的。我们应当记住，我们在军事上之所以取得了胜利，创造了奇迹，就是由于我们总是集中力量来解决主要的、基本的问题。靠着党的教育，我们一定要运用代表大会的决议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全部力量、纪律性和精力集中起来恢复我国的经济。我们完成了军事任务，现在各国工人都看着我们，都期待着我们，看我们能不能解决经济建设的困难任务。列宁说，我相信，只要我们全党象一个人一样地工作，密切联系群众、密切联系工会组织和经济机关，我们一定能够象完成军事任务那样顺利地完成这一任务。
列宁的讲话和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总结了国内战争的经验，规定了向社会主义建设过渡的任务。这对党的工作有重大的意义。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
我是我们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团的成员，因此，有机会见到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组织者和领袖、国际工人运动的领袖——列宁。
列宁是个热忱的爱国主义者，他无限热爱自己的人民，热爱我国的工人阶级。我国的工人阶级在短时期内卓有成效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和西欧无产阶级的革命经验，并在三次革命的实践中把这个经验同俄国革命的伟大气魄相结合，举起了起义的大旗，反对—切形式的阶级压迫，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胜利。列宁热爱俄罗斯民族的文化、语言和文学，并引以自豪。与此同时，列宁又是一个最彻底的、始终不渝的国际主义者；他一贯把我国革命的任务，布尔什维克党的任务，同国际工人运动的利益联系起来。
卡尔·马克思不遗余力地创建了第一国际，列宁和马克思一样，深知工人阶级国际团结的重大意义。早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他就提出了建立新的国际，以代替破产了的，实际上已经瓦解了的第二国际的问题。当时，他已经在努力聚集革命力量，这一点可以从他积极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代表会议，从他的许多发言和信件中看出来。
列宁在1917年4月回到俄国以后，认为我们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创建新的共产国际。虽然内战、经济封锁、外国武装干涉造成了重重困难，但是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大会）终于在1919年3月召开了。
然而这仅仅是开始。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只是树起了共产主义的旗子，革命无产者的力量应该聚集在它的周围。由于共产党力量薄弱和遭到经济封锁，仅有几个国家的少数代表能够出席这次大会。过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建立共产党的运动规模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在充满革命情绪的工人群众的压力下，一些国家（法国、德国等）的社会主义政党被迫退出第二国际。战后，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革命运动高涨起来，而资本主义各国却处在危机之中。
为了帮助各国年青的共产党认清自己的错误，并尽快地纠正这些错误，列宁早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就已经写了著名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列宁的这部著作成了各国共产党人的必读书籍，成了他们的行动指南。
列宁在这部篇幅不大的著作里，根据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三次革命的经验，根据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并注意到各国的具体特点，天才地阐明了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的基本问题。当然，他并不谋求提供某种一劳永逸的药方，规定共产党人应当在什么地方行动，如何行动。在这一方面，列宁一贯指出，必须认真考虑具体情况；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列宁在这本书中所提出的基本原理即使在今天仍然有着巨大的意义。
列宁在这本书里最关心的问题，是要建立联系群众的、有战斗力的共产党。不这样做，社会主义就不可能胜利。列宁教育共产党员要到有群众的地方去，要到处做群众工作。他告诫党要特别注意宗派主义和学理主义的危险。
这本书的另一个突出之处是，列宁提供了应该如何在政策和策略方面理论联系实际的天才的范例和方法。他书中的每一个论点都用引自现实生活的大量事例加以说明，有的则直接来自实践和历史经验。列宁的这部著作对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在1920年7月召开的。三十七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的开幕式是在彼得格勒举行的。列宁和代表们一起到达那里。
彼得格勒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摇篮。那里的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来迎接自己的领袖和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冬宫广场上召开了群众大会。列宁讲了话。我现在还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胸前佩带着红色花结，钮孔上插着一朵石竹花，兴奋、愉快地和代表们一起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看来他非常满意，因为他的理想——建立工人阶级的新的、革命的国际联合组织——终于实现了。走在他旁边的是马·高尔基。
代表大会是在塔夫利达宫召开的。会场气氛非常热烈。当时在场的苏联优秀画家勃罗茨基用自己的画笔出色地反映了当时的气氛。各国代表团分组坐在大厅里，他们中间有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黑人、阿拉伯人……人们用各种语吉交谈。有些代表（尤其是意大利人和法国人）还唱起了本国的歌曲。
好象是在选举主席团（列宁也被选入主席团）以后，在确定议事日程和会议规则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注视着大厅，突然从主席台上站起来，就在大会庄严的气氛中，匆忙穿过大厅，向后面走去。原来，他看到了坐在远处的一位老朋友。我现在已记不清是谁了，好象是列宁的老朋友和老同志舍尔古诺夫[10]。列宁向他奔过去，紧紧地拥抱他，吻他。全场代表都站了起来，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谁也不觉得奇怪。要是别人这样做了，那一定会引起大家的惊奇。但对列宁这样一位质朴、热情的人来说，这只是一个典型的、自然的事例。
在米·伊·加里宁代表苏维埃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向大会致贺词以后，就由弗·伊·列宁做国际形势报告。会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用各种语言发出的“列宁万岁！”的欢呼声。掌声和欢呼声经久不息，尽管列宁一再要求大家静下来，但他仍然良久不能开始讲话。
报告一开始，列宁就分析国际形势。他对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以及战后帝国主义矛盾的急剧尖锐化作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列宁根据这一分析得出了结论，并向加入共产国际的无产阶级政党提出了任务。
弗·伊·列宁说，目前整个国际形势的基础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的这个新的、最高的和最后的阶段在二十世纪已经完全确定了。帝国主义最突出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资本的数额十分巨大，大规模的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少数垄断资本家不仅在个别国家内，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控制了整批的工业部门。在这个基础上就形成了少数大银行、财政大王、财政寡头的空前未有的统治。
世界已经被瓜分完毕，不仅各种原料产地和生产资料已被最大的资本家瓜分了，就是殖民地也已经初步分割完毕。
列宁说，由于世界已经被瓜分完毕，由于资本主义垄断统治的建立以及少数大银行（每个国家只有两三家，最多不过四、五家）左右一切，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这次战争是为了重新分割世界，为了决定哪一个大国集团有可能和有权利来掠夺、扼杀和剥削全世界。这次战争的结果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空前尖锐化了。我们可以看到殖民压迫和军事压迫又重新抬头，而且变本加厉了。不但殖民地、战败国陷于从属地位，就是在战胜国里，矛盾也尖锐化了。工资和物价的严重失调也说明了这一点。工人们根据经验认识到，资本家靠战争发了横财，而一切经费和债务却要由工人来负担。一小撮人大发其财，穷奢极欲，而工人阶级则日益贫困。
列宁为了证实自己的论点，援引了英国外交家凯恩斯[11]的话。凯恩斯虽然极端仇视布尔什维主义，却不得不承认，在战后和凡尔赛和谈以后，欧洲和资本主义世界正在走向破产。他们在每个问题上都互相拆台。为了瓜分领土和市场，他们之间进行着激烈的争吵。这个危机的经济根源就是共产国际之所以取得辉煌成就的主要原因。
列宁接着说：现在我们来谈谈作为我们革命行动的基础的革命危机问题。这里首先必须指出两种常见的错误。一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这种危机描绘成单纯的“不安宁”。另一种是革命者有时力图证明危机是绝对没有出路的。这是错误的。绝对没有出路的情形是没有的。资产阶级活象一只野兽，既不讲廉耻，又丧失了理智，接连不断地干着蠢事，使情况尖锐化，加速着自己的灭亡。所有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决不能由此证明，资产阶级绝对不可能用微小的让步来麻醉一小部分被剥削者，绝对不可能来镇压某一部分彼压迫被剥削群众的某种运动或起义。企图预先证明绝对没有出路，就是无谓的学究行径，或者是玩弄概念和字眼。在这种问题上，只有实践才是真正的证明。
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制度正在经受危机。现在各国的革命政党都应该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他们有足够的觉悟和组织性，他们与被剥削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足够的决心和本领利用这个危机来进行成功的、胜利的革命。列宁在报告中揭露了英国独立工党的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12]的资产阶级妥协主义立场，辛辣地嘲笑了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之一——奥托·鲍威尔[13]，并对帝国主义国家里机会主义势力活跃的原因提出了深邃的理论根据。他说：资本主义国家靠剥削十亿被压迫的人民来生活，它们过去和现在都是利用这种条件来创造自己的文化的。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从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那里掠夺来的东西大大超过了掠夺本国工人而得的利润。从这几十亿超额利润里，资本家拿出一部分来收买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这几十亿超额利润就是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列宁说，工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工人要不是由他们来领导，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无法维持了。
列宁在报告中继续说，有不少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开始，但重要的是已经开始了。这次代表大会，已经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同那些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的革命群众，同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群众联合起来了。一旦各国被剥削、被压迫的工人击败了市侩分子的反抗，肃清了一小撮工人贵族上层分子的影响，同迄今还站在历史外面、只被看作历史客体的亿万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发动革命攻势，世界帝国主义就一定会灭亡。列宁在结束报告时表示深信，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他的结束语淹没在经久不息的欢呼声和《国际歌》的歌声中。
列宁的报告使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列宁讲话以后，法国工人代表罗斯默[14]同志、波兰工人代衣马尔赫列夫斯基[15]同志和其他国家的许多代表在大会上致贺词或作简短发言。
代表大会后来在莫斯科继续举行。列宁在大会上就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作了非常重要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特别强调指出，我们的提纲中最基本的思想应该是，指明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的区别。列宁说，第二国际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有意识地掩盖这种区别，而我们却和他们相反，是强调这种区别。
他说，全世界的政治事件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展开，这个中心就是世界资产阶级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苏维埃共和国理所当然地应该把各国先进工人的运动以及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都聚集在自己周围。
列宁在报告和提纲中明确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什么条件下共产党能够而且应该支持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同时，他还发展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在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而过渡到共产主义。
在代表大会上德国独立党和意大利社会党人的代表发了言，他们企图为自己的机会主义观点辩护。列宁无情地抨击了他们的立场，指出他们的观点和我们的任务丝毫没有共同之处。在这一场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列宁提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原理，指出共产党人和机会主义者在对待诸如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问题、土地问题、在不具备革命形势的情况下进行革命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问题上有着根本的区别，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其他重要原理。
机会主义者在大会上表演了一番，受到了列宁的严厉驳斥。他们要求加入共产国际的申请被拒绝，只能一无所得地滚回老家去了。列宁对他们的评价是正确的。克里斯平[16]、迪特曼[17]先生和他们的同伙很快就站到了营垒的另一边，开始同共产主义作斗争。
列宁极其关心无产阶级的行动一致。他批评了在代表大会上发言的“左派分子”，批评了他们在工会工作和参加资产阶级议会问题上的错误立场以及宗派主义和疏远群众的倾向。
列宁关于共产党的作用问题的发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在自己的发言和提纲中指出，我们不需要第二国际类型的党，我们需要新型的党，始终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党，善于领导群众的党。只有共产党真正成为革命阶级的先锋队，吸收了这个阶级的一切优秀代表，集中了经过顽强的革命斗争的教育和锻炼的、完全觉悟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善于把自己跟本阶级的全部生活密切联系起来，然后通过本阶级而跟被剥削阶级的全体群众密切联系起来，取得这个阶级和这些群众的完全信任，——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在反对资本主义一切势力的最无情、最坚决的最后斗争中领导无产阶级。
另一方面，只有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才能发挥自己进行革命冲击的全部威力，才能使被资本主义腐蚀的极少数工人贵族必然采取的冷淡态度和部分抵抗不起一点作用；只有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这种力量要比无产阶级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大得不可估量。
列宁说，一切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必须竭力实现“更深入群众”和“更密切地联系群众”的口号，这里讲的群众，就是指受资本剥削的全体劳动人民，特别是那些最无组织的、最没有受过教育和最受压迫的劳动群众。列宁说，必须学会特别耐心地、特别慎重地对待群众，以便能够了解每个阶层、每个行业等等的群众的心理特点。共产党人的责任不是隐讳自己运动的弱点，而是公开地批评这些弱点，以便更迅速更彻底地克服它们。
列宁关于政党的各个原理，对各国共产党，也包括对我们党的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
列宁的不同寻常的积极性和对各个国家和政党内部情况的深刻了解，使大家惊奇不已。列宁几乎就议事日程上的全部问题作了发言，并参加了代表大会许多委员会的工作。他仔细倾听别人的发言，间或插上一两句话，回答提出的问题。人们可以看到，他随随便便地坐在主席台的台阶上，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他掌握好几种外语，有些发言他是用德语或法语做的。
列宁在开始主要报告时就说，他不打算重复自己提出的提纲，因为提纲已印发给了代表们。但应该说，这份关于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提纲是一份具有特殊意义的文件。
列宁还写了关于民族问题和土地问题的提纲、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提纲。这些提纲和基本任务的提纲构成了一部完整的文献。这些提纲明确而有力地阐明了共产党的任务和策略。从这一点上讲，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些提纲就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共产党宣言》。
很难对这些提纲作简略的叙述。为了正确估价这些提纲的巨大的历史意义，必须全面地去阅读和研究它们。这些提纲对帝国主义作了透彻的评论，对无产阶级专政下了精辟的定义，对阶级力量和无产阶级可能的同盟者作了估计，指出了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的必要性，明确地制定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战略和策略。
列宁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和提纲，对各国共产党和整个工人运动有着巨大的意义。可以坦率地说：如果不了解或不反复阅读列宁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提纲和发言以及他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那就不能很好地认清和理解当前国际形势中的许多问题。
列宁在讲台上
我觉得有必要再讲讲列宁是怎样的一位演说家，讲讲他演说的风格和特点。
就拿他在党的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以及在党的代表会议和共产国际的几次会议上的报告来说吧。他一般只讲一个小时左右，很少有超过的。他的演说言简意赅，每次都使人感到他已畅所欲言。而那些他只是顺便提到或者根本没有谈到的问题，则都是些次要的问题。这是因为他讲话一贯能把握要点，抓住应该集中注意力的基本环节。他的讲话犹如天生的巨石、熔铸的金属，结构严整，浑然一体。在提出基本问题时，他也触及其他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都和主要话题紧密相连，有着直接的关系。论点之间有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他发言时通常不用讲稿，或者手里只拿着一张小纸片，上面扼要地写着发言提纲、要点或想要讲的问题。列宁走出来做报告了；他随身带着简短的提纲，可是，他在讲话时却很少看它。尽管如此，从各方面来看，他的报告不是即兴发言，而是预先大量思索的结果。对所有的基本论点他事先都经过深思熟虑，至于他的论证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在讲台上产生的。列宁具有惊人的记忆力，他知识渊博，是一位杰出的辩证法专家。因此，他演说流畅，有严密的逻辑性，善于全面概括各个事件，并预见到它们的发展。这一切都令人惊叹。
他讲话的格调不是提纲式的。他的语言十分生动，尖锐，击中要害，始终具有很强的原则性。理论上的阐述同具体的设想和论据揉和在一起。他在讲话中大量引用实例、对比，很少用数字。他在论证自己的理由时，经常使用恰到好处的字眼和流行的民间俗语。在这一方面，看来，准也不会象列宁这样善于运用丰富的俄罗斯语言。
在论战时，如果有人成了他“讥讽的对象”，他就特别活跃。对于机会主义者、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等思想上的敌人他用富于逻辑性的论据和讽刺了以毁灭性的打击，并且用尖锐的、一针见面的词句来嘲笑他们。同时，在论战时，他经常能信手拈来似的提出深刻的、独创的见解。如果列宁认为某一个问题极其重要，他就不嫌重复，在整个发言中利用各种场合多次问到这个问题上来。
我想，每个人在阅读列宁著作时都会体验到莫大的享受。那么，能够想象，在听列宁讲话的时候，人们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在讲演时，他精神饱满，不时定动。他通常离开讲台讲话，因为讲台限制了他的行动。他走到讲台前作报告，但讲了开头几句话以后就离开了讲台。他整个身子倾向前方，来回走动着，一边讲，一边生动地打手势，随着思路的发展，时而俯身，时而后仰，尽力把自己的论据扎扎实实地灌输到听众的头脑中去。他浑身充满毅力和巨大的内在力量。
不论列宁在哪儿演说——在代表大会上还是在群众大会上——他一开头就能把听众完全吸引住；大家的视线和全部注意力自始至终都集中在列宁身上。这是因为他开头的几句话就说明了问题的重要性和他的率直，同时也使人们感到了真理的力量、深刻的说服力和洋溢的热情；何况这一切是同列宁本人的巨大魅力和人们对他的信赖结合在一起的。
他的极其惊人的真理的力童使敌人害怕。直到现在，列宁的话还使社会主义的形形色色的敌人胆战心惊。但是，对全世界普通人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异常亲切和慈祥的人。他的讲话在形式上都很简朴，然而在内容上却很深刻，并和实际情况，和亿万人所关心的问题密切相联。因此，他的讲话立即会被最普通的人所接受。
没有一个人能象列宁那样深刻研究并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全部著作，但是，一般地说，他在他的报告和发言以及大部分著名的文章中，几乎从来不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录。只有在某些理论性的箸作中，当他必须同马克思主义的叛徒进行辩论和揭露他们的时候，才构成例外。
列宁反对死啃书本。他不止一次地说，要成为一个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决不意味着必须死记碾背和逐字逐句地重复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原理，而必须汲取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深刻涵义，经过自己头脑的加工，以便把这一伟大的学说运用到实际环境和生活中去。
在他的讲话中，如同在他的文章中一样，找不到抽象的推理和议论。列宁所提出的理论总是和生活相联系的。他总是用生动的事例来阐明这些原理。在他的每一次讲话和每一篇文章中都含有某种新的、独特的见解，即使是先前提到过的观点也会以新的形式或在另外的情况下再现。
他在发言时能不看提纲，但不会忘记经常看表，他总是把表拿在手里，看看自己的发言是否太长，如果他觉得时间已过，就明显地开始加快速度。
他的讲话抑扬顿挫，缓急有致：有时候他在呼吁，有时候他只是随便谈话和发表议论。当他谈到我们在十月革命期间或在国内战争中战胜了世界资本主义，谈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任务的时候，他的语调高亢热烈，充满激情。但这种激情不是演说家所特有的激情，其中没有丝毫的夸张。列宁不能容忍虚伪、堆砌空泛词藻的习气和矫饰的激情。他演说中的激情是无产阶级革命伟大胜利的真实反映。同时，他总是直率地说出我们在完成某项任务时应该克服的缺点和困难。
很难给列宁的演说找一个确切的评语。他的演说热情洋溢，富于号召力。不论他讲成就，讲缺点还是讲任务，他总能激励人们前进。每次听了列宁的演说以后，人们总感到一种不同寻常的满足，心里顿觉敞亮舒畅，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列宁在会议上
最后，我还要谈谈1920—1922年间我在日常工作中，在列宁主持的党中央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上所看到的列宁。
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不多，只有十九名委员。中央委员会经常开会。除此以外，我还时常出席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劳动国防委员会每周至少举行一次会议，由列宁担任会议主席。委员会由主管经济事务的几个主要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十至十二名组成。我有--段时间（1920—1921年）曾经作为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参加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工作。
在那个时期，开会迟到是一大祸害。列宁很准时。他总是在规定的时间来到会议厅或在会场隔壁自己的办公室里边工作、边等待法定人数到齐。
列宁掌握会议是很严格的：说实在的，这并不特别需要，因为人们对列宁的无限崇敬就足以保证会议开得井井有条。中央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规则规疋发言和汇报的时间为三——五分钟；列宁首先以身作则，自己严格遵守这一规定。他面前总放着一只有秒针的表，如果有人超过了规定的时间，列宁马上把表拿给他看。他严格禁止抽烟。有时候，会议桌旁的同志要比壁炉通风口前的少，因为吸烟的人很多，为了遵守列宁的规定，都聚集到炉子前抽烟去了。在这种场合，列宁深表不满，要求吸烟的人回到座位上来。他很关心大家，尽量不使大家在会上过于疲倦。记得有一段时间，根据列宁的吩咐，会议厅里安装过一种净化空气的设备。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棵绿色的大棕櫚树，几乎占了办公室三分之一的地方。
会上尽管要求严格，秩序井然，但应该说，开会时大家丝毫不觉得拘束，会场上充满了舒畅的同志式的气氛。列宁对人要求严格，但是他对别人从不轻易发怒或侮辱人格。毎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不用担心会受到粗暴的阻止。可以同列宁就任何一个问题进行自由的辩论，这是常有的事情。他从不认为自己的意见是不容置辩的，总是仔细听取别人的理由。
列宁从不使出席会议的人有任何一种拘束的感觉；甚至可以说，他提出的启发性问题能促使大家发挥主动精神和畅谈自己思想。当别人讲到任何一件有趣的事情时，他总是仔细倾听。然而，他却不放过任何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当事情触及到原则性问题时，他对任何一个企图放弃我们的立场、破坏布尔什维克原则的人都是无情的。在这种时候，他不管这些人的地位有多高，也不考虑他们在工作中有多么密切的关系。
列宁具有强烈的幽默感，他笑起来很有感染力。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米·伊·加里宁（别看加里宁虽然外表朴实，他可是党和国家最聪明能干的活动家之一，很少有人能象他那样集高度的文化修养、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实际生活的智慧于一身，）在发表意见的时候，总喜欢插入一些别出心裁、耐人寻味的话，使得人家，特别是列宁，哈哈大笑起来。列宁常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一再重复说：“怎么，您怎么讲的，加里宁同志？”随着又是一阵感人的笑声。这一切往往是间杂在讨论国内外政策的重要问题时发生的。
在开会时，列宁有时靠在藤椅背上沉思着，有时低着头迅速写着什么，或打些记号。看来，他的思想已经离开了眼前的事务而集中到其他什么问题上去了。
在中央委员会会议开始之前，列宁有时喜欢怀看坚定的信心和希望，同已经到会的中央委员们畅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发展方向和革命的最后胜利。他经常手里拿着铅笔走近世界地图，指着中国和印度以及苴他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说，在这些国家里蕴藏着将同资本主义进行决战的巨大的社会主义力量，在这里帝国主义将再一次遭到致命的失败。
现在，弗·伊·列宁的这些理想，或更确切些说，他的科学预见已经实现了。殖民地体系正在崩溃。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争取独立的声势浩大的运动中，帝国主义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基础之一正在瓦解。帝国主义殖民地里的极大部分人民已经为自己争得了自由，并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殖民主义者将要从其他一些目前还在帝国主义压迫下受苦的国家里被赶出去。波澜壮阔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已经，而且将更紧密地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一起组成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
弗·伊·列宁很节约时间，不喜欢把时间花在高谈阔论上。他自己讲话简洁，有时只限于口头提出建议，要不就在开会过程中把这些建议匆匆地写在小纸条上。
如果他在别人的发言中听到了正确的结论，他从来不象一般会议主席那样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而是马上对发言人说：“请把您的建议口述一遍。”作为会议主席，他向来不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最后的定论。在中央委员会或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上，只要意见或建议稍有分歧，照例就得进行表决。列宁要达到的主要目的，始终是想使大家都懂得并相信，得出的结论或提出的任务是正确的。这一点永远应该作为正确的决定的基础。
无论形势有多么困难，无论列宁的健康情况如何，我从来没有在会上看到他愁眉苦脸或现出严峻的神色。这就是列宁乐观豁达的天性。但是，当他得知有人没有执行决定，对待工作敷衍塞责或破坏党和国家的纪律时，那他就会怒形于色。对这样的工作人员，他严加斥责，并要求给予严厉的处分。
那个时候，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工作范围涉及粮食、燃料、工业、运输、供应、部队和其他许多方面的问题。那是一个艰难的岁月。要关心每一车皮粮食的运行，要分配每一节车皮的粮食、燃料和原料。在经由劳动国防委员会审核的项目单中，除了建设第一批苏联发电站——伏尔霍夫电站和卡施拉电站的问题以外，还包括象供应红军树皮鞋这样一类的问题。
列宁一贯要求呈报的材料准确无误，要求无条件地执行通过的决定。因此，有时候会议一开始就先检查执行决定的情况，汇报粮食征集和供应工作以及火车运行等方面的实际情况。那时的统计工作做得不好，因此，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粮食人民委员部和运输部门的工作人员，经常由于没检查执行情况或呈报不准确的材料而受到列宁申斥。列宁对办事拖沓或疏于检查的现象经常严词斥责，使与会者心里感到火辣辣的。
列宁在听取汇报或利别人交谈时，最讨厌空洞的漂亮话和不着边际的议论。他喜欢认真、准确，对他来说，最主要的是要有事实。他首先要求的就是这一点。坦白地说，我白己有一次也陷入了非常难堪的窘境。1921年，在列宁主持下召开的一次党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上，我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汇报工会的工作和任务。当我讲到工会在参与组织生产和推选工厂厂长方面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工作时，列宁插问说：“请您讲一下，工会推选了多少厂长？您有哪些材料？”当然，我没法提供这样的材料，因为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没有做这一方面的统计工作，于是，我这个汇报人就陷入了尴尬的处境中，尽管工会当时在这一方面是做了大量的工作。谁也不能象列宁那样，甚至在对问题已经有了一定的看法以后，还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他微微眯起一只眼睛，俏皮地看着对方，脸上露出微笑。
大家都知道他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的每一句话或毎一个建议部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当然，他自己也知道这种情况。但是，在做出最后的结论之前，他总要仔细听取别人的意见。不通过中央委员会，不经过中央委员会的讨论，对于重要的问题，他从不擅自作出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中，列宁一贯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
我还应该补充的是，不论在会议上或报刊上，列宁都不允许对他个人或他的功绩作任何颂扬或夸张，他反对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个人迷信，只要稍有这样的苗头出现，他就非常气愤。在评价历史事件和解决当前的任务的时候，列宁一贯把党和群众放在首位。列宁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都表现出极其谦虚的羌德。不言而喻，他丝毫没有虚荣心；他超脱于这个人类的弱点。
和列宁一起工作的人不敢对他说类似颂扬的话，因为，不然的话立即就会遭到列宁的反对。甚至当列宁很熟悉的同志和朋友完全有理由、出自内心地想讲讲列宁所从事的活动的意义时，他也表示愤懑。我现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列宁如何由衷地不喜欢人们谈论他对党、对工人阶级所作出的贡献。
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闭幕前的一次会议上，许多代表一开始就提出要把这次会议用来庆祝过几天即将到来的弗·伊·列宁五十岁生日。这个建议博得了全体代表的热烈掌声。列宁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他表示不同意，站起来提议说：“同志们，还是让我们一起来唱《国际歌》吧！”据我回忆，代表们齐声唱起了《国际歌》。但是，大会接着仍然转入了关于弗·伊·列宁的生平和活动的发言。尽管大家要求列宁留下来，但他马上站起身来，退出了会场，并从办公室里不断写条子，打电话催促大会主席团尽快结束这一类发言。这次会议通过了出版弗·伊·列宁全集的决定。
再举一个例子：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莫斯科市委于1920年4月23日举行布尔什维克会议庆祝弗·伊·列宁五十诞辰。会上有几位同志发了言。列宁请求不要让他在致贺词时出席会议，直到会议临近结束时才来到会场。他在发言时，一开始就希望改变这种庆祝会的性质，接着谈了党的任务。他着重讲到了我国革命的辉煌成就和胜利，同时也指出了骄傲自大的危险。对这种危险全体布尔什维克，无论就个人或整个政党来说，都应加倍地估计到。列宁说，我们面临着极其繁重的工作，要求我们比以往作出更大的努力。在发言结束时，列宁希望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使我们党落到骄傲自大的党的地步。这就是他在庆祝会上的发言，这个发言充满着对党的关切。
为了说明列宁是多么不能容忍各种形式的歌功颂德和个人迷信，还可以举下面一个例子。我记得，列宁为了马·高尔基写的一篇文章曾有过一次严肃的谈话。这是在1920年发生的事。《共产国际》杂志发表了高尔基关于列宁的一篇文章。高尔基以赤诚的感情，怀着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深切的爱戴写了这篇文章。然而，文章是用高尔基特有的风格写成的，富于艺术、哲理的手法。列宁在读了这篇文章以后，立即要求把这篇文章从杂志上去掉，或是没收这一期杂志。由于杂志已经发行，没收的问题当然就谈不上了。但是，列宁要求了中央委员会作出严格的决定，指出登载这类文章是极不妥当的，今后不得在杂志上刊登[18]。根据列宁的提议，中央委员会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列宁不喜欢讲排场。他十分平易近人，但是经常回避各种大型宴会和晚会。尽管这种宴会和晚会很少举行，也很简单，只是为了欢迎出席代表大会和其他会议的同志或由于其他缘故偶而为之。他通常是在自己的人数不多的家里或老朋友中间度过工作之后的余暇。但列宁不是一个严峻的隐士。他喜爱艺术，也到剧院去看好的剧目，喜欢听优美的音乐。但是，当他休息的时候，他更喜爱大自然。根据曾旅居国外的同志的叙述，列宁喜欢旅行，独自一个人或由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19]陪同，在山上长时间的散步。他在莫斯科的时候，只要身休还健康，有时也外出打猎。据和他一起打过猎的同志说，列宁虽然不是一个热心的猎人，但是他能很守纪律地在严寒中守候在自己的位置上打野兔和狐狸。对列宁来说，出去打猎主要是想到大自然中去走走。
一说起列宁的惊人的工作能力，就可以说个没完没了。中央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大部分重要决定和指导性文件通常都是他亲笔拟就的。
1921年4月，列宁亲自草拟了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这个指令后来得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批准。这份缜密制订的文件的中心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发挥地方工作的主动性问题。
在党中央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整个工作中，弗·伊·列宁特别注意发挥和鼓励地方在各方面的主动性。他反复说：“我们这个国家幅员辽阔，我们在中央不能看到一切，了解一切，不能估计到经济和文化建设的一切对能性。”他高度赞扬地方主动性的任何表现，关心来信和各种刊物，向人们了解地方上的首创精神，并询问他们对解决某些问题的意见。
我记得有这么一件事。1920年夏天，奉劳动国防委员会之命，我和刚被任命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彼·阿·波格丹诺夫[20]一起前往图拉，因为那里的工厂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困难。当时，图拉是红军武器的主要供应基地。在我们出发前，弗·伊·列宁向我们说明了这次出差的目的，他叮嘱说，我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去代替地方组织，不是到地方上去发号施令，而是要帮助发动和组织地方上工人、党、苏维埃和工会组织改进企业工作的积极性，并为此发掘地方上的潜力。
列宁解决问题、起草文件都很快，也从不拖拉。举一个例子来说吧。1921年底，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和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结束以后（在这次争论中，我因过于看重工会在生产方面的作用而采取了错误的立场，这件事虽已过去多年了，而且我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立即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但迄今回想起来仍不免感到沉痛），中央全会又一次讨论了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工会的任务问题。全会推选列宁、鲁祖塔克[21]和我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来起草决议。我们等着列宁召集委员会开会并就制订提案的问题作出指示。大概只过了两、三天，我们就收到了他在全会以后马上拟好的篇幅很大的决议草案；他在电话里要求我们把修改意见通知他。我们看了草案以后，认为文件写得非常全面，根本不需要作任何修改。列宁的提纲经过党中央委员会的批准，后来得到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赞同和通过，成为大会的决议。这个决议成为今后整个工会工作的基础。
为什么列宁不委托别人而亲自动手写了关于工会问题的提纲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他一直很重视工会的工作，把工会看作群众的组织，真正的共产主义学校。列宁在全俄工会历次代表大会上，在各行业工会的许多次代表大会及其他会议上都讲了话。谁要是反复阅读列宁所写的提纲，谁就会深信，提纲中有关工会工作的许多基本原则在目前的条件下仍然极其重要。
列宁非常关心青年，可以说，他对青年有一种特别的爱。这首先表现在他经常关心学校和教师的情况这一点上。这些问题不止一次地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作过专门的讨论。我记得，在1921年初的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列宁指出，必须认真抓好改善儿童生活的工作，并提议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这一问题。列宁建议由费·埃·捷尔任斯基[22]负责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以便使肃反委员会的干部也参加到关心流浪儿童的工作中去。以后他在开会前碰到费·埃·捷尔任斯基时，经常问他委员会的工作进行得怎样，为改善儿童生活做了哪些工作。
在1920年10月召开的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作了精彩的报告。这报告表明，他十分重视共青团的工作，非常关心青年的共产主义教育。在报告中，列宁简单明了地回答了这样一些问题：应该如何理解共产主义教育和怎样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什么叫共产主义者，他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在这次讲话中，他通过简单的事例勾划了共青团工作的具体纲领，阐明了苏维埃学校工作的安排问题。
还应该讲一讲列宁的另一个特点：他富有同情心。人们随时可以同他本人商谈问题，或请他在各种会议上讲话。他在人民委员会和小人民委员会的事情已经是够多的了，而且他还忙于理论问题的研究，但他几乎从不拒绝人家这方面的请求。1920年，我曾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参加全俄矿工工会成立大会。在会议过程中，代表们对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人选问题产生了意见分歧。我们决定去找列宁同志商量，我打电话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见我们——代表大会派出的代表团，他立即同意了。
列宁在接见代表团的时候，和每个代表紧紧握手问好。大家在桌子旁边坐定以后，列宁对我们说：“好吧，同志们，请你们谈谈，代表大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能帮你们什么忙？”我们简要地向他汇报了大会的情况和产生的分歧。我们在他那里大约谈了三个小时左右。他听完了有关领导成员人选问题的各种意见，就谈了自己的看法。后来代表大会一致同意了他的意见。
这次谈话的大部分时间列宁用来向来自产煤区的同志了解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他从办公桌那边探出身子，专心地倾听着代表们讲述地方工作的情况。他感兴趣的问题是多方面的：采煤的情况，人们的生活情况，人们的思想状况；还详细询问了经济和其他部门的工作情况。起初，代表们回答得很笼统，也很简单。但是，代表们看到列宁对最简单的问题也很感兴趣，他们就讲开了，主动把各种情况详细地告诉他。谈话结束时，代表们请列宁到大会上去讲话。他一口答应，并且去大会讲了话（我已记不清是当天还是在第二天）。
总之，列宁经常在各种各样的会议上、在各个工厂企业里发表演说：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迫切的需要。通过在大会上、在座谈会上和群众的接触，他不断吸取综合问题所需要的材料。
人们不禁要问：列宁何以能从容自如地领导党中央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工作，从事理论问题的研究，关心国际事务，注意经济、科学、技术领域中所发生的一切，同时又经常在各种会议上发表演说呢？这个问题答案只有一个：列宁一直全力以赴地工作，从不怜惜自己的身体和力量，除此以外，他是一个善于合理安排工作的人。
明睿的思想，迅速判明一切问题的洞察力，原则性，严格遵守同志间和集体工作准则的精神，非凡的敏感，迅速分辩是非的能力，处理问题的胆略和魄力，善于统筹全局、权衡各种情况、把注意力引向最主要方面的特殊的才能——概括地说，这就是在会议上和在日常生活中的列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深邃的理论才智和处理各种实际问题的非凡能力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善于概括过去和现在的历史性大事，善于正确预见未来历史演变的基本趋势。他既有始终能正确估计具体情况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冷静、审慎，又具有革命家的伟大的胆略和坚定性。这可以从如下一些事实中得到证明：1917年列宁制订了从二月革命过渡到十月革命的卓越的策略，在战后国家为破坏和饥饿所困的情况下提出了全国电气化的大胆的计划，1921年他筹划了从军事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急剧转折。
列宁既是一个善于吸引住听众全部注意力的热情的鼓动家和宣传家，同时又是一个为了实现既定任务而能够预先考虑到一切细节的组织者。
在列宁身上体现了领袖的无可比拟的英勇无畏、坚信工人阶级的力量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钢铁般的意志。我们不能想象列宁有什么安闲的时候。他无时无刻不在同劳动人民的阶级敌人作斗争，同偏见、缺点作斗争。他跟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毫不妥协，他憎恨无产阶级的敌人和各种形式的奴役，但与此同时他对人民却关怀备至，表现出罕见的人道主义。
这就是列宁。
※ ※ ※
我尽了一切力量来重现列宁的形象，追溯我见到他并听他讲话时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当时的情景。他讲话的有些要点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所以只能借助于他的著作简略地加以叙述。
我们有许多描绘列宁形象的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其中有的犁造得很成功，有的不太成功，也有根本失败的。可以这样说：要想知道列宁是一个怎样的人，要想了解他的活动和伟大的功绩，就应该阅读列宁的著作——他的文章、书籍和言论。在这些著作里他的形象得到了完整的反映。阅读他的著作时要注意他的思想的实质和发展，注意他叙述问题的方法，注意他的思维的严密逻辑性和惊人的辩证的思维方法。他的形象就存在于他的著作中。热情的天性、革命家一往无前的气概、非凡的精神力量——这一切他全都倾注在自己的作品里。
在我的一生中，我极其幸福地多次见到过伟大的列宁并聆听他的讲话。我经常反复阅读他的著作，每次总能对当前的许多问题找到答案。列宁的著作是思想和生活的取之不尽、永不枯竭的源泉。
列宁对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对我们整个运动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关于这一点每一个工人和农民——而且不仅是我国的工人和农民——都知道得很清楚。
卡尔·马克思逝世以后，他的朋友弗·恩格斯写道：“这个人在理论方面，而且在一切紧要关头也在实践方面，对我们究竞有多么大的意义……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23]
我们同样可以把这样的话献给列宁。诚然，在形成了一定的原因以后，历史的必然性一定会为自己开辟道路。历史是群众，而不是个别人创造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在党的领导下由工人阶级实现的。但是，正是由于有列宁领导着运动，我国人民、工人阶级和他的先锋队共产党，经历了准备十月革命的全部过程，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国内战争，随后又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毫无疑问，这一切要比在没有列宁的情况下进行得更为顺利，错误犯得更少一些，牺牲也更少一些。这是可以肯定的。
列宁对我们来说，对整个人类、对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历史发展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列宁不仅正确指出了工人阶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任务，而且以天才的侦见科学地制定了包括向共产主义过渡在内的很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任务。因此，对我们的党、我国人民和国际无产阶级来说，手中有了列宁主义这一武器，要取得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彻底胜利就容易得多了。
资本主义形形色色的吹鼓手屡次图谋埋葬列宁主义。为了阻止列宁主义思想的传播，资产阶级及其走狗——机会主义者们用尽了各种手法。但是，任何东西都阻挡不住，也不可能阻挡住列宁的伟大思想在全世界胜利传播。
列宁主义存在于我们共产党的事业中，并不断取得胜利。我们的党已变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全世界，任何一次历史事件都受到我们党的影响。我们的党密切联系群众，为共产主义事业忘我地进行斗争，因而获得了群众的信任，在群众中享有威望，这使它有可能组织群众、带领群众，在短时期内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困难的任务。
列宁主义体现在我们党的队伍的坚定的统一和团结之中，体现在中央委员会的列宁的政策之中。
列宁主义明显地体现在我们党的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文件中，体现在1957年和1960年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宣言和声明中。
列宁主义是反对任何停滞不前的学说，它日益成为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并不断用群众的革命经验丰富自己，用我们的党和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丰富自己。
列宁的鲜明的形象，他为人类摆脱一切奴役而战斗的一生，他的不朽的思想，现在依然活着，并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将永远鼓舞我国人民和整个进步人类为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为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而斗争。
载于安·安·安德烈耶夫著《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2版（增订版）1965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3、26—61页
（瞿璋译 顾柏林 校）
[1] 收入本集时作了一些删节。——编者注
[2]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лчак，1874年11月16日——1920年2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94年毕业于海军武备学校，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任波罗的海舰队作战部长和黑海舰队司令，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在乌拉尔纠集反革命势力，自立“全俄临时政府”，自任“最高执政”。1919年11月，红军攻占鄂木斯克后，“全俄临时政府”作鸟兽散，高尔察克企图逃窜至太平洋沿岸，寻求日本的支持，1920年1月在伊尔库茨克被红军抓获，1920年2月被枪毙。
[3] 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Антон Иванович Деникин，1872年12月16日——1947年8月8日），1892年和1899年先后毕业于基辅步兵士官学校和总参学院。1905年参与日俄战争。1914年晋升为基辅地区驻军司令，后前往加里西亚指挥作战。1916年指挥第八集团军发动了对罗马尼亚的进攻。二月革命后出任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最高统帅参谋长、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司令，辅佐三任总司令。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受到牵连，于1917年9月同科尔尼洛夫一同被捕。十月革命后越狱逃往俄国南部，与科尔尼洛夫等在北高加索组织了一支由一部分黑海舰队、“士官生”、顿河哥萨克、高加索各地区、乌克兰军区白军组成的“志愿军”进行反对俄共（布）的军事行动。1918年4月任“志愿军”司令。同年秋，在协约国扶持下担任“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在其盘踞地区建立地主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统治。他率领白卫军从顿河出发由南方北上，大举进犯莫斯科，并几乎攻占莫斯科，但10—11月被红军击溃。进攻莫斯科失败和北高加索白卫军被粉碎后，率部退入克里米亚半岛，领导地位也被迫交给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1920年开始先后流亡到英国，比利时，法国等地。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美国去世。
[4]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尤登尼奇（Никола Николаевич Юденич，1862年7月30日——1933年10月5日），俄国步兵上将，苏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白卫军首领之一。生于莫斯科。1881年和1887年先后毕业于亚历山大军事学校和总参学院。1902年起任团长、旅长，参加过日俄战争。1907年起历任军务总监、喀山军区和高加索军区参谋长等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任高加索集团军参谋长，1915年1月任高加索集团军司令。同年晋上将。1916年参与指挥埃尔祖鲁姆战役和特拉布宗战役。1917年3月升任高加索方面军总司令，5月退役。1918年侨居芬兰，后迁居爱沙尼亚。1919年7月任白卫军西北集团军司令，两次率部进犯彼得格勒。同年11月被红军击溃，其残部退到爱沙尼亚后被解除武装。1920年流亡英国。1933年死于法国。
[5]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Врангель，1878年8月27日——1928年4月25日），苏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白匪军头目之一，曾是沙皇俄国的陆军中将，参加过日俄战争，十月革命后投靠白军，1920年初因与邓尼金不合，被排挤出白军，同年4月初在协约国支持下接任克里木白军总司令一职，当年年底，白军被彻底击溃后，弗兰格尔即逃窜国外。
[6] 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托姆斯基（Томский Михаил Павлович，1880年10月31日——1936年8月22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在彼得堡、莫斯科等地积极开展地下工作。参加过党的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曾多次被捕流放，直至1917年二月革命后才被释放，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继续从事工会工作，鼓动武装起义。十月革命胜利后任莫斯科省工会主席、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主席、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0年参与创立国际工会委员会的工作并担任总书记。同年起还先后当选为全俄中央执委会、苏联中央执委会委员；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国家联合出版社社长等职。1919—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年起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9年4月被撤销全苏工会理事会主席的职务。1930年在联共（布）“十六大”上被开除出政治局。1932—1936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6年8月22日自杀身亡。1988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7]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Рыков，1881年2月25日——1938年3月15日），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投身于俄国1905年革命。1907年主张与孟什维克等党内机会主义派别妥协。1911年回国，多次被捕流放。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后，历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当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年任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年被解除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1931年改任交通人民委员。1936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88年平反。
[8]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Калинин，1875年11月19日——1946年6月3日），1891年参与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苏联成立后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最高苏维埃改组之后，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到1946年过世为止都保有这个地位。1925年开始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9]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安德烈耶夫（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Андреев，1895年10月30日——1971年12月5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1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成员，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是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二大代表。1919—1920年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成员。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0—1922年担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工会讨论”期间支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1922—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22—1927年任铁路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4—192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8—1930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30—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兼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31—1935年任铁路人民委员。1935—1946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央农业部门负责人，1937—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46年任苏联最高委员会联盟委员会主席。1939—1952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43—1946年任农业人民委员。1946—1953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3—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57—1962年任中苏友好协会主席。1962—197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顾问。1971年逝世。
[10] 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舍尔古诺夫（Василий Андреевич Шелгунов，1867年8月8日——1939年4月2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894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加入老布尔什维克协会。1924年退休。
[11]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年6月5日——1946年4月21日），英国经济学家、逻辑学家。
[12] 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1866年10月12日——1937年11月9日），出身于苏格兰一个农场工人家庭，1885年参加社会民主同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1893年参加独立工党（Indenpendent Labour Party），1900年任工人代表委员会（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书记，1906年工人代表委员会改称工党，同年麦克唐纳被选为下院议员，并任工党议会党团主席。一战爆发后因反对英国参战而辞去党主席职务。1922年重任党主席，1924年组织了首届工党内阁，出任首相，1929年至1931年再次出任工党内阁的首相，1931年因同自由党、保守党组织联合内阁，被工党开除，此后担任联合内阁首相至1935年。
[13] 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1881年9月5日——1938年7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奥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的主要理论家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出身于犹太富商家庭，大学期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一战爆发后应征入伍，1914年11月在东线被俘，1917年二月革命后获释，9月返回维也纳。奥地利革命后任外交部长，1919年2月起兼任社会化委员会主席，在任外交部长期间参加了扼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罪恶勾当，1920年至1934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21年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等几个中派主义政党一起成立了第二半国际。1934年2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后死于巴黎。
[14] 阿尔弗雷德·罗斯默（Alfred Rosmer，1877年8月23日——1964年5月6日），本名阿尔弗雷德·格里奥（Alfred Griot），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4年因反对斯大林而被开除出党，后接近托洛茨基，虽未参加第四国际，但为国际托派运动做过不少工作，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就是在他家里召开的。
[15] 尤里安·巴尔塔扎·马尔赫列夫斯基（Julian Baltazar Marchlewski，1866年5月17日——1925年3月22日），出生于波兰，当过染料工人。1888年成为地下活动家，同卢森堡一起创建了波兰社会民主党，1893年移居德国，继续同卢森堡合作。他参加了斯巴达克派，1916年至1918年间被监禁，后来作为俄国公民被释放给苏俄政府，成为苏俄政府的客人。1919年2月返回德国，后来又逃回俄国，然后去了波兰，在那里成为了共产党领袖。1921年拒绝了担任德共领导的邀请。后来定居于莫斯科，担任国际工人救援总会的领导。
[16] 阿图尔·克里斯平（Arthur Crispien，1875年11月4日——1946年11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当过油漆工、装修工，后来当了记者。“国际派”成立时即参加了这个集团；1915年被捕并被征召入伍。中派反对派成立时即参加该派，独立党成立时即参加，并成为党内右派的领袖。1918年11月至12月间任人民委员。1922年回到社民党。1933年流亡瑞士，最后在瑞士逝世。
[17] 威廉·迪特曼（Wilhelm Dittmann，1874年11月13日——1954年8月7日），家具木匠，1898年参加社民党，1899年当上记者，1912年当选为议员。反对一战，特别反对书报检查制度。独立党创始人之一，曾与水兵莱希皮奇有联系。在1918年1月罢工之后，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五年。1918年10月获赦免，11月和12月间任人民委员。在独立党内是右派领袖，1922年返回社民党。1933年流亡瑞士，1951年回国。
[18] 见《列宁文稿》第10卷第435页。——译者注
[19]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20]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波格丹诺夫（Пё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Богданов，1882年5月20日——1938年3月15日），1901年起参加学生运动。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6—190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一战期间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任戈梅利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戈梅利市杜马主席兼赤卫队司令。十月革命后任戈梅利革命委员会主席。1919—1925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军事工业理事会主席。1921—192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1929年任北高加索执行委员会主席。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30—1934年任苏美贸易公司（Амто́рг）董事会主席。1935—1937年任俄罗斯联邦第一副地方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21] 扬·厄尔涅斯托维奇·鲁祖塔克（Ян Эрнестович Рудзутак，1887年8月3日——1938年7月29日），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7年被捕。1909年被判处15年徒刑。二月革命后获释，并担任全俄纺织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内战期间任莫斯科经济委员会主席、全俄运输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俄共（布）土耳其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工会讨论”期间支持列宁。1920—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24年任俄共（布）中亚局书记。1924—1930年任铁路人民委员。1926—1932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5年平反。
[22]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55，457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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