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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里奇第三次被捕。
乌法之行和启程出国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为伊里奇从西伯利亚回来高兴上一阵子，他在莫斯科家里住了几天，很快就到普斯科夫去了。突然在5月间又传来十分令人不安的消息：他在彼得堡被捕了。记得这个消息使我们，当然特别是使母亲感到震惊万分。母亲简直陷于绝望的境地。尽管她曾不止一次地表现出坚强的性格，但已经被接二连三的逮捕折磨够了：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流放期间，最小的弟弟德米特里（当时已是五年级的大学生）被捕，因一桩制造者无法了结的旷日持久的案子坐了九个月的牢。实际材料是没有的，从普通的自学小组中找不到任何罪证，而他在古容工厂辅导工人学习的事则没有被发现。弟弟忍受不了在莫斯科坐牢的恶劣条件，母亲也终于完全病倒了。就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流放回来前不久，连任何清白无辜的“社团”都没有加入的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也被捕了，这使她中断了在布鲁塞尔大学的学习，并被放逐到下新城。于是母亲只好有时到图拉去探望德米特里，有时到下新城去探望玛丽亚。刚刚才设法把玛尼亚弄回家来，并使米嘉能到莫斯科省波多尔斯克居住（夏天我们还打算到那里去呢），突然发生了后果更为严重的灾祸：沃洛佳又被捕了。他在当时已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革命家，弟弟和妹妹就因为是他的亲属而被捕的。沃洛佳在他无权进入的彼得堡被捕了，被捕时身上还带着出国护照。
这就是说，他不能出国了！不是吗，既然他们甚至没收了玛丽亚的出国护照，不准她去继续求学，那当然更不会让沃洛佳出国了。
而我们是多么希望他出国啊！我们知道，象他这样满怀革命热情的人，在俄国是难免要遭殃的。事情难道仅止于此吗？……要是再发生一个大的案件呢……我们丝毫也不知道，他是由于什么原因，在什么情况下被捕的，而对于经过宪兵检查的他信中几句宽慰的话，那当然是不能信以为真的。我记得是他亲笔来信告诉我们的。刚被捕的时候总是宽慰亲人说，过两个星期或一个月就能出来，我们根据痛苦的经历知道，这两个星期或一个月会拖到什么时候啊。但这一次却出乎意料之外，结果完全相反。过了两三个星期，沃洛佳就获释回到波多尔斯克家里来了，[1]口袋里还装着出国护照呢。原来是没有査获罪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策杰尔包姆一起被捕，他们的罪名只是未经批准就到彼得堡去。
弟弟向我们讲了事情的经过。他们两人带着一筐书刊到彼得堡去。要不是行动过于保密的话，也许就顺利地到达了。这就是说，他们为了不被跟踪，决定中途换乘另一条路线的火车，却没有注意这条路线要经过沙皇居住的皇村，所以监视更加严密得多。保安机关曾揶揄过他们的这种保密行动。但他们还是没有立即被抓起来。到达之后，他们还来得及把一筐书刊给处理了，并去看了个把两个熟人，并没有受到跟踪。他们在哥萨克巷某个地方宿夜，住在一个同志[2]的母亲叶卡特林娜·瓦西里耶夫娜·马尔琴科那里。这个同志是工程师，因一桩共同的案子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去了。但第二天早上他们刚一出门，便在街上被暗探抓住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给我们听：两只胳膊肘一下子被抓住了，以致根本无法从口袋里扔掉任何东西。在马车上，一路也有两个人抓住他的胳膊肘不放。策杰尔包姆也是这样被抓住并用另一辆马车送走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担心的，主要是一封用化学墨水写给普列汉诺夫的信，它是写在记着几笔帐目的一张信笺上的。在这封信里谈到了出版全俄报纸的计划，因此可能会泄露他的秘密。整整三个星期他都不知道这封信是否显影出来了。他最担心的是，时间一长化学墨水有时会自动显影出来。结果总算平安无事：他们没有注意这张信笺，原封不动地退还给弟弟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容光焕发地来到波多尔斯克家里。他们俩出国的事没有落空，因而全俄报纸的计划也就能实现了。
那年我们在早春时分就搬到了波多尔斯克，在克德罗娃住宅租了一套寓所作为别墅，地点靠近郊区，在帕赫拉河旁边。沃洛佳在家里住了个把星期，也许更久一些。[3]他同我们一起在风景如画的波多尔斯克近郊散步、划船，兴致勃勃地在院子里打槌球。勒柏辛斯基曾到这里来看过他，舍斯帖尔宁和他的妻子索菲娅·巴甫洛夫娜也来过。舍斯帖尔宁夫妇曾在我们家里过夜。我还记得，沃洛佳激烈地抨击了他们所拥护的国外“工人事业社”的立场。还有别的人也来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所有来过的人商谈了有关密码的问题，说明为即将出版的全俄报纸经常撰稿的必要性，他只同最亲近的人才谈起这个报纸的事情。
沃洛佳在出国之前还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到乌法去探望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她还得在那里受公开监视，到1901年3月才满期。[4]
母亲为这件事赶到彼得堡奔走了一番。使我们感到惊奇的是事情居然成功了。母亲在警察司说，她要同儿子一起去。于是我们三个人先乘火车到下新城，以便乘轮船前往乌法。
这次旅行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时届6月，河水充盈，乘轮船沿伏尔加河，然后沿卡马河，最后沿白河航行，真是心旷神怡啊！白天我们都在甲板上度过的，沃洛佳的心境乐观而又愉快，他舒畅地呼吸着河面上和沿河两岸森林里散发出来的奇妙的空气。我还记得，当这艘小轮船沿卡马河和白河行驶时，我同他在空荡荡的上层甲板上久久地谈话，一直继续到深夜。母亲疲倦了，就回到船舱里去。为数不多的旅客早就离开了。那时，甲板上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河上一片寂静，两岸已进入梦乡，在这个时候进行秘密谈话是非常合适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我详细介绍了那要对建党起脚手架作用的全俄报纸的出版计划。他指出，由于不断遭到失败，在俄国国内召开代表大会是不可能的。就在这一年的4月，整个南方的严重失败，几乎使包括叶卡捷林诺斯拉夫《南方工人报》编辑部在内的一些组织遭到彻底破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萨马拉认识的一个熟人伊·克·拉拉扬茨也在那里被捕了。还在2月间，当弟弟去普斯科夫途中在莫斯科家里逗留几天时，拉拉扬茨曾特地来找他商谈有关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问题。
“既然仅仅是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就招致了这样严重的失败和牺牲，可见要在国内举行代表大会是极不明智的。只有在国外出版的报纸，才能长期地同诸如‘经济主义’之类的派别作斗争，才能使党按照正确理解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团结起来。否则，即使代表大会召开了，也象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的情况一样，仍然会全部瓦解的。”
经过这么多年，我当然不能把我们的谈话原原本本地回想起来，但谈话的大致内容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关于“劳动解放社”和“工人事业社”的立场，关于它们之间的冲突，我们谈得很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劳动解放社”和普列汉诺夫大抱不平，他对所有指责普列汉诺夫持盛气凌人的非同志式态度，指责整个“劳动解放社”消极怠工的话一一加以驳斥。我也同舍斯帖尔宁及其他实际工作者一样，向他指出，我们不能同《工人事业》杂志断绝关系，因为只有它给我们提供通俗读物，刊登我们的稿件，完成我们的定货。例如莫斯科委员会曾把1900年五一节传单寄给它去印，而从“劳动解放社”那里却一无所获，甚至连回信也收不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当然，他们都是年老有病的人，很难完成实际工作的任务，青年人应当在这方面帮助他们，但不能独树一帜，而要完完全全接受他们经过考验的正确理论指导。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是这样考虑在国外跟同志们一起工作的。
我同他谈到了《信条》和《反信条》，谈到了伯恩施坦和考茨基，谈到了当时所有迫切的问题。沃洛佳情绪十分高涨，分外具有吸引力，我同他的这次旅行成了我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在乌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见了当地的一些同志。记得其中有克罗赫马尔，弟弟同他规定了使用的密码。记得还有几个流放者从各县赶来看他。过了三天，我和母亲就离开了，他在那里住的时间比较长，[5]然后乘火车回来，并在萨马拉稍作逗留。他在各个地方都商谈了撰稿和密码的问题。回到波多尔斯克后，他很快就收拾行装启程出国了。他走后约两个星期，我也就出国了。
最初载于安·伊·乌里扬诺娃一叶利札罗娃：《回忆伊里奇》，1926年莫斯科新莫斯科出版社版，第62页
按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札罗娃：《回忆伊里奇》（收入由玛·伊·乌里扬诺娃作序的《文集》，1934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13—130页）刊印，根据手稿作过校订
[1] 列宁是在1900年5月21日至31日（6月3日至13日）被拘留的。——编者注
[2] 指亚·列·马尔琴科。——编者注
[3] 列宁于1900年6月1至7日（14至20日）住在波多尔斯克家里。——编者注
[4] 列宁于1900年4月20日（5月3日）给警察司长写了一份申请书，说因妻子有病要求批准他到乌法去，为期一个半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个要求遭到拒绝，后来经过玛·亚·乌里扬诺娃的申请才获准。
1900年5月13日（26日）警察司就此事通知普斯科夫省长：兹同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现住普斯科夫阿尔汉格尔斯克街切尔诺夫住宅）去乌法，为期一个半月（见《红色文献》杂志，1934年第1期［总第62期］第134页）。——编者注
[5] 列宁于1900年6月15日（28日）抵达乌法，在那里住了约三个星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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